抗战时期中共对黄帝的认知与符号构建。

太行人

“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转发。

摘要：全面抗战初期，中共未能注意黄帝符号的独立阐释对政权合法性论证上的意义，在黄帝宣传上多次遭受挫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在黄帝陵资源上的排斥举动凸显了中共自身文化资源与黄帝作为民族国家始祖所需要求上的差距。在多次尝试运用黄帝陵符号未果后，中共开始寻求黄帝符号新的阐释路径。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理念的指导下，中共同知识分子积极合作，通过将黄帝文化资源的地域范围扩大至陕北边区，以黄河为纽带，尝试发现黄帝与延安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研究对黄帝时代意义的抽象提炼，证明了黄帝与中共的精神传承关系。中共黄帝符号构建的形成，表明团结各方力量，充分利用因时制宜的各项策略与机构的外部形塑作用，是中共在战争特殊时期改造传统文化符号的有效模式。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黄帝;文化构建;新民主主义文化1937年7月21日，谢觉哉前往陕西中部县桥山拜谒黄帝陵，此行他如愿看到了桥山古柏和各类古迹。就在参观汉武帝求仙台之前，谢觉哉追念黄帝与汉武帝的“武功”，再联想到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有亡国灭种之危，随即赋词一首，词末颇见心迹：“民族惧沦夷，扫墓何为？玄黄涿鹿尚余威。不是人穷才念祖，祖武依稀。”谢觉哉否认，黄帝子孙并非因为处于绝境才思念祖先，并坚称黄帝在涿鹿战胜蚩尤的精神至今尚存。身兼黄帝子孙与中共党员两种身份，谢觉哉自然也意在表示中共对待黄帝也并非急病乱投医。事实是否真如谢觉哉所说，抗战时期中共对于黄帝符号的构建又经历了怎样的过程？这些问题实有研究的必要。中共对于黄帝符号的运用，至红军到达陕北后开始恢复。受空间仪式是符号构建的主要内容的理论影响，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将重点放在了中共祭祀黄帝陵的行动本身，多数成果主要以黄陵祭祀作为切入点来对中共的黄帝宣传进行分析；抗战时期中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方面，也鲜少有具体论述中共对黄帝符号构建的学术成果问世。实际上，中共对黄帝符号的探索过程并非一种静态的历史，同时也似乎不能单纯同一些既有研究成果所追求的那样，将国共两党对黄帝的认识固化并杂糅在一起，从而未能明辨在中共文化策略实行下国共双方文化关系上的变化，而囿于表象上的“统一”。本文拟爬梳抗战时期中共对黄帝符号认知的整体过程，剖析不同时段中共对黄帝符号的运用与探索，进而分析中共黄帝符号新构建的特点与逻辑，探索中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乃至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过程的这一历史面相。一、审时度势：抗战初期中共对黄帝符号的宣传就起源而言，早期先进知识分子认识黄帝的途径可以追溯到清末革命派的宣传。据王若飞回忆，其最早接触黄帝要归功于学校秘密组织阅读《黄帝魂》等图书。这一时期的陈独秀作为与革命派关系密切的办报人，还成为了黄帝符号宣传的发起者。早在1904年，陈独秀主办《安徽俗话报》并感慨道：“我们黄帝老祖宗丢下来几千年的好江山，到了今日子孙们无用，糊里糊涂的让了外人。”五四运动时期，恽代英出于“外争主权”的目的,高呼“吾等同为轩辕黄帝之子孙，邦交固不可不顾，然亦未可只顾邦交”。由于中共在成立后的十余年时间内将主要精力放在与北洋军阀乃至国民党的斗争上，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共对于黄帝符号并不热心，甚至还存在一些抵触情绪。1932年，参与领导左翼文学运动的瞿秋白列举社会上为“巩固奴婢制度”而出现的七批灵魂之一便是考古学家“掘出所谓黄帝的精魂”，并讽刺“这位‘炎黄胄裔’的民族，真不愧为五千年的老寿星”。也就是说，中共在早期尚未具有构建黄帝阐释的强烈意识。黄帝符号重新引起中共的高度重视，是在长征胜利之后。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中共中央分析全国形势，对下一步新战略的制定展开讨论。同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正式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立为全党的策略路线。时任中共党内总负责人的张闻天旋即加以落实，对各级党部强调对待不愿成为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派别等区别，均应联合起来。在明确路线的基础上，1936年1月，毛泽东与20多位红军将领发表了《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以下简称《将士书》），痛斥所谓“中国无力抗日”的说法是蒋介石等派系欺骗中国人民、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而不是有着数千年历史的黄帝子孙的口号”。《将士书》是自长征结束以后中共最早论及黄帝的宣言，之所以将东北军作为第一个统战对象，除中共中央认识到自身在陕北立足未稳，需要东北军的同情和支持外，更是看出了可以利用“黄帝子孙”的共识激化张学良与蒋介石矛盾的可能。2月21日，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以中共中央及军委名义致电负责与张学良沟通工作的李克农，强调中共的策略是“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不久后毛泽东以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身份发表《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利用黄帝符号重申反蒋抗日的主张。除表明蒋介石等国民党领导人媚外成性外，作为其对立面，“凡属食毛践土之伦，炎黄华胄之族，均应一致奋起，团结为国。”哪怕反对共产党，“本军均愿与之进行协商、协定或谅解。”由于抵达陕北时日不久，中共在国内的报刊机构尚未恢复与整合，作为海外刊物的《救国时报》在1935年12月创刊后涉及了一些包含黄帝符号的文章与社论。承担领导工作的陈云与吴玉章积极利用《救国时报》位于巴黎的交通之便，努力对东北抗日力量产生影响。1936年2月，一位东北义军领导表达了对中共统战主张的拥护，认为“红胡子，国民党，共产党，皆吾黄帝之子孙，他们若是反日反满救国，我们不但不能歧视，更当联合他们。”据吴玉章日后回忆，《救国时报》仅国外发行就遍及43个国家，中共的统战主张在华侨中颇受欢迎。在《救国时报》还在为“反蒋抗日”奔走之时，身处东征前线的中共中央已经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否应该包含蒋介石这一重大问题展开了讨论。考虑到国民党当局一方面策划对陕甘根据地的进攻，另一方面还在阻挠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中共中央在1936年3月的晋西会议中对“反蒋抗日”的策略未做调整。4月15日，针对宋哲元日前对日妥协思想的讲话，《救国时报》表示其只配与蒋介石等人称“咱们”，“因为宋哲元的‘咱们’，是卖国贼的‘咱们’，中国民众的‘咱们’，是抗日救国的黄帝的子孙，其间有严密的界限。”随着日本对华北的进一步蚕食以及两广事变的发生，蒋介石对日态度逐渐明朗，中共遂在8月1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开始明确其统战策略由“抗日反蒋”转变为“逼蒋抗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于11月在山城堡取得对国民党军队的胜利。与以往宣传不同的是，此次中共报刊的宣传并未彻底排斥蒋介石，而是宣称蒋介石若还自认为黄帝子孙,“我们仍不胜欢迎”。1937年2月，国民党决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经历了西安事变的蒋介石正式调整对日政策。中共中央对这一会议表示欢迎，在致电中强调“我辈同为黄帝子孙，同为中华民族儿女，国难当前，唯有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解放之伟大前程。”象征符号总是体现于仪式之中，民族国家也时常通过挖掘传统、创制仪式来达到强化国家认同的目的。1937年4月5日国共同祭黄帝陵，是中共运用黄帝符号的一大界碑。在此之前，中共仅将黄帝符号的运用集中于“黄帝子孙”身份认同的口号宣传，而从未有过对黄帝的仪式政治。为此盛典，毛泽东亲自撰写祭文。祭文由毛泽东、朱德代表苏维埃政府和抗日红军发出，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党部祭文不同的是，中共祭文未谈及黄帝的建国功绩，而是强调“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时代目标，文末更是直接点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的主张。毛泽东此时不纠缠黄帝“建国”事迹，是考虑到这一表述不利于中共彰显民主革命的领导地位。早在3月23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共中央就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展开讨论，张闻天在总结中强调必须争取今后民主运动的领导权，为达成这一目的，就要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此时就黄帝“建国”所代表的国家政权合法性上做文章，中共既缺乏客观条件，又不合时宜。相反，毛泽东采取强化抗日任务的叙述策略，除兼顾大局外，也为日后中共挖掘黄帝符号留有了余地。因为祭文不涉及对黄帝历史的阐释，且明确表示中共之所以能与国民党合作，主要原因在于要完成共同的时代任务。这一祭文在中共党内评价很高，任弼时就将其当做中共抗日的《出师表》，政治意义不言而喻。国共第二次合作成为大势所趋，中共得以抽调精力整合发展宣传工作。1937年4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发表符合中共政治主张的时局宣言。24日，中共中央机关理论刊物《解放》周刊在延安创刊，张闻天兼任主编，并在创刊号上发表《迎接对日直接抗战伟大时期的到来》一文，进一步对毛泽东指出的时代任务进行延伸：“中华民族的解放，是每一个黄帝子孙、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责任，也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责任。”10月2日，中共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有关黄帝子孙的内容基本符合张闻天先前的表述。中共中央将民族的时代任务进一步锁定在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并号召每一个黄帝子孙都应为之努力奋斗。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伊始，中共的当务之急是整编军队奔赴抗日前线。7月14日，中共中央电令各军十日内准备完毕。同日，朱德为红军将士题词：“我辈皆黄帝子孙，华族胄裔，生当其时，身负干戈，不能驱逐日本出中国，何以为人！”8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国工农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主要军政干部均在这一时期利用黄帝符号加强军队建设。朱德指示，要将军队对黄帝的认同与对共产党的拥护联系起来，每一个抗日军人，每一个有民族觉悟的黄帝子孙，都要注意贯彻政治上的坚定信仰。针对抗战初期日军的迅猛攻势，彭德怀在演讲中表示军队要有模范的纪律，因为身为黄帝子孙，拥有五千年的历史，不能忍受日军的凌辱。时任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时则直接表明抗战“是一切黄帝子孙所应走的道路，是蒋委员长今天所采取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所抱定的主张”。在此基础上，抗日的中国人是真正的黄帝子孙这一观念被贯彻到军队基层，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黄帝子孙的身份认同，与中共党员的政治信仰并无龃龉，抗战时期对黄帝子孙身份的肯定，贯穿每一位共产党员的生死。8月22至25日，洛川会议召开，张闻天指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国民政府一面抗战，而另一面压制群众运动，并强调“指出胜利道路的问题是争取领导权的基础，而新的抗日十大纲领，就是争取胜利的具体道路。”为贯彻洛川会议精神，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共干部集体游览黄帝陵的现象。黄陵所在的中部县位于延安与西安的交通要道上，1937年4月国共合祭黄陵后，中共党政军领导人便不时借地利之便前往桥山。除上文提到的谢觉哉外，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彪、左权等人均有相关记录。这种观光更多被描述为一种自发行动，且常以碑文为中心。以记载最为详细的1937年9月朱德谒陵纪行为例：洛川会议结束后，朱德与彭德怀一行人乘卡车前往八路军云阳总部，途经中部县拜谒黄陵。最为关键的是，朱德在游览即将结束之际提醒大家观看中共送给黄帝的祭文。中共在同年国共合祭上宣读的祭文，已被刻成石碑安置在轩辕庙前，也是黄帝陵这一空间内唯一带有中共色彩的实物。以后中共领导人的黄陵旅行，在具体环节上大同小异。也就是说，中共从参与黄陵祭祀伊始就已经注意到黄帝陵作为构建黄帝符号空间载体的重要意义。一次次流程甚至人员的重复，是试图在黄陵祭祀已获得“陪祭”地位的基础上，通过日常谒陵展现的对祭祀仪式的模拟，延展中共对黄帝符号的占有程度。综观全面抗战初期中共有关黄帝的宣传表述，其文本位置大多在文章或段落的开头与结尾。意即黄帝并不是中共着力分析的对象，而是阐发方针与思想的前提和引子。这种偏于表面的宣传方式，实则增加了中共应对突发事件面临的压力。张国焘的叛党行动，造成了中共于全面抗战初期在黄帝符号运用上的最大顿挫。1938年4月4日，作为边区政府代表的张国焘前往中部县祭祀黄帝陵，之后脱离中共。祭祀黄帝只是张国焘偶然利用的机会，但造成的恶劣影响远非中共党内斗争所能涵盖。对此，张国焘心知肚明：“黄帝被视为中华民族的祖宗……在抗战后的第一年，这种祭礼显有奋发民族意识的作用，我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中共,虽是巧合,也富有政治意义。”张国焘所说的“政治意义”，是指中共失去了承继黄帝符号，乃至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资格。据知情人回忆，毛泽东当时并不同意身为边区政府主席的张国焘率队谒陵，认为黄帝既不是共产党员，张国焘的身份又过高，与国民政府代表不对等。事件发生后，中共与张国焘迅速进行切割，强调其祭祀黄陵只是一个偶然事件，并不能表明中共在黄帝符号运用上的失败。张国焘叛党引发的在黄帝符号运用上的震荡，揭示了中共中央虽然明白黄陵祭祀蕴含的重要政治意义，但此时尚未意识到既有黄帝宣传在独立性方面的缺陷。出于对统战原则的坚持，中共在抗战初期不注重对黄帝符号的深层次挖掘，不公开对国民党的黄帝阐述表示异议。同时还希望利用国民党实际控制的文化资源，在其容忍乃至认可的范围内使中共的黄帝符号运用生根发芽。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有别于国民党黄帝阐释的内容，从结果上均成为了对统一战线的伤害，而这种未处理好统一战线与党的独立性关系的做法，实际违反了自瓦窑堡会议以来逐步确立的统一战争的基本方针。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共终于意识到黄帝符号独立阐释的重要性，中共的黄帝符号运用由此进入新的阶段。二、黄帝·黄河·延安：中共对黄帝符号新阐释路径的探索正当中共还在全力消弭张国焘事件影响之时，1938年6月，武汉会战爆发。20日，张闻天以中共党内总负责人的身份发表《读了〈张国焘敬告国人书〉之后》一文，希望“全国抗日的朋友们，不要上张国焘挑拨离间的当，中他花言巧语的奸计。”之所以有此行动，是为了回答全国各界人士因张国焘之行为而对中共产生的顾虑。此时武汉会战正酣，蒋介石还需中共力量稳固防线，故在此事上未作太多纠缠。事件平息后，中共领导人深感加强文化与宣传工作的必要。此前为解决延安政工干部缺乏的情况，中共中央已在各地陆续抽调陈伯达、艾思奇等人。而对过去的宣传工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并不十分满意。在1937年9月10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针对中央宣传部长何凯丰的报告，张闻天指出当前宣传教育工作的主要问题是“不适合于情况与具体需要”，强调“理论一定要与实际联系，要中国化”。尽管意识到思想文化宣传的重要性，也点明了改进的方向，但工作的展开并不容易。一是仍有不少党员对于“拥蒋抗日”的方针持怀疑态度。二是王明的路线问题还未解决。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实行集体领导并有分工，王明负责统战工作，他认为强调独立自主，就是与统一战线相对立。早在同年5月，王明在《救中国的关键》一文中一再淡化党派之争，将国共第二次合作表述为黄帝子孙用来打击汪精卫等亲日派的有效手段。至1938年3月，王明未经中共中央同意，以个人名义公开发表《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认为国民党在军队和政府中均处于领导地位，陕甘宁边区政府要服从于国民政府。随着事态愈发严重，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直接将会议的一大主题确定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并在《论新阶段》谈到“中国气派”的概念，得出了“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一结论。共产国际也对毛泽东表示支持，王明右倾思想问题至此得到初步解决。如何将独立自主方针落实到黄帝符号运用上，中共已经认识到群策群力的必要。早在1938年7月，张闻天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指出：“对外来的人和气，要诚恳，要敬重别人，使人民相信共产党人是中国最好的、历史上文化道德最优秀的黄帝子孙。”也就是说，无论是黄帝符号的阐释还是统一战线的推行，中共明确不搞一言堂，必须在文化建设上走出去。武汉会战前，中共与社会文艺界人士的沟通与合作，主要通过边区的文艺组织、学校以及各种中共报刊。例如组织边区文化运动的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文协），下辖20个团体，自1937年11月成立伊始，就由艾思奇、柯仲平负责。作为综合性艺术学院的鲁迅艺术文学院，吴玉章担任院长，副院长周扬主持日常工作，表明中共中央对这些组织与机构的重视。武汉会战结束后，张闻天考虑到必须加强自身与社会文化人士之间的联系，指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建设欢迎非党同志的参与，以期建立密切的合作。在此背景下，中共文艺干部与各界知识分子的集体合作，成为这一时期中共黄帝符号运用的特点。作为传统色彩浓重的政治文化符号，对黄帝加以阐释，仅文化资源一项就成为中共必须面对的客观短板。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一隅，文化上的落后与匮乏是许多人来到延安后的第一印象。除与国民党合祭黄帝陵外，边区政府并无任何以黄帝为中心的纪念活动，不仅最具影响力的黄帝桥陵不在其管辖范围内，而且中共领导人游览桥山还不时受到国民党限制。有鉴于此，张闻天指明吸收中外之长，改造落后的中国文化，是成为一个合格黄帝子孙的重要依据。表明中共此时已下定决心，在黄帝符号阐释上开辟一条新路。比起黄帝陵，中共对黄河与黄帝的关系更感兴趣。因为黄河与黄帝之间存在联系，是国内民众乃至海外华侨一致认同的基本判断。臧克家在诗中写道：“泰岱锁起了眉峰，大河板起了黄脸，一把复仇的火苗追起东风，燃烧在原野，燃烧在黄帝子孙的心间”，表示黄河与黄帝子孙一道渴望对日复仇。冼星海、光未然于1939年完成的《黄河大合唱》，其中的《黄河颂》更是直接赞颂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五千年的古国文化，从你这儿发源，多少英雄的故事，在你的身边扮演。”作为民族祖先的黄帝，与作为母亲河的黄河在此完成衔接。政治文化符号的阐释往往会落实到主体与对象间关系的梳理，成仿吾认为，作为抗战时期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拿出全部的力量书写黄帝子孙的要求、痛苦与斗争。要描写民族英雄与为国牺牲的烈士。而将黄帝符号的意蕴扩大到黄河上，有效缓解了中共在黄帝文化资源的占有上处于弱势地位的问题，因为中共中央、边区政府与八路军临近黄河，无论是边区后方还是抗战前线，产生出来的黄河故事数不胜数，对黄帝符号的阐释就自然能借由黄河传递到中共党员、根据地百姓乃至军队将士。作为边区文协的领导人，柯仲平的笔下就曾描绘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史诗：有着“不到黄河心不甘”性格的李姓排长，面对日军进逼，毅然东渡黄河抗日，投身于保卫边区与华北的伟大事业。当这种基层英雄被塑造出来之时，也是在说明中共作为黄帝子孙的优秀代表正确继承了黄帝与黄河的共同意志。黄河作为另一种中华民族的标志同样具备普适性，中共还需进一步将黄帝与黄河引导到足以代表中共的政治象征当中。而这一进程的发展，不可忽视来自外部环境的刺激。武汉会战结束后，日本企图以政治诱降的方式瓦解中国的抵抗。军事压力的减轻，使得蒋介石把目光又转向限制共产党发展上。1939年4月，国共双方约定同祭黄帝陵。祭典当天，国民党在没有通知中共代表的情况下抢先进行仪式，这实际是逼迫中共承认国民党在黄帝符号的正统传承。对黄帝符号的需求程度，取决于中共试图借黄帝符号达成何种目标。同年2月8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中，张闻天认为在过去，中共在国共关系中主要处于防御地位，今后的目标是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地位，“说明共产党是真正三民主义的发起者、继承者”，得到毛泽东在内中共领导人的支持。在这一方针指引下，时任文协领导人的艾思奇于4月为中共撰写的黄帝祭文，经毛泽东修改，大量增加了中共有关三民主义的政治主张：“民族主义,抗战到底,妥协中途,实所不取。民权主义,政治自由,唤起民众,必由之途。民生主义,经济平等,既富且教,经国之本。凡此方针,贵在实行,说而不做,实贼乎人。”就黄帝符号而言，若做到与国民党相对等，运用黄帝陵仍是最便捷的方案。尽管为国民党所排斥，中共仍未放弃尝试和努力。1939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简称“总政电影团”），该团承担的首个工作便是拍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毛泽东对此事十分重视，曾专门接见制片负责人。该片10月1日于中部县开拍，1940年春完成拍摄，序幕即选取黄帝陵。受限于技术条件，影片的后期制作要到苏联才能完成。冼星海等人到达苏联后不久便被苏德战争波及，底本也在转移过程中遗失。《延安与八路军》并未补拍，此后也未能出现将黄帝陵与延安直接联系的文艺作品。影片遗失虽是偶然，但揭示了凭借中共的客观条件，难以支持黄帝与延安直接联系的路径探索。在这种情况下，越过黄陵，利用黄河将延安打造为黄帝精神的依托成为中共时下的新选择。随着武汉、广州等重要城市的失守，延安已然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艾思奇在总结延安文艺工作时，开篇即点明延安是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中心，是“抗战文艺的集团”，并认为如果没有中国民族自己的新文艺，就不能发动广大中国人民的力量。中共也及时号召边区各县向延安学习，力图扩大延安的影响力。实际上，中共早已强化各界人士对延安情感上的依归。朱德曾经对作家丁玲说：“我们的母亲是延安，我是你的大舅子”。武汉会战前后，日军见速胜不成，于黄河北岸陆续集结部队，一度有威胁延安的迹象。为保卫党中央与根据地，边区政府发表公告，号召“边区是我们黄帝子孙发祥的圣地，至今边区还留有黄帝的圣墓。在中华民族史上，边区富有无数可歌可泣的民族战斗史迹，边区曾不断的成为保国卫民的民族战场”。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边区政府首次就边区与黄帝的地域关系做出的最高规格的政治表述。内容中已含有将延安当作黄帝符号价值集结地的意向。为此，中共大力宣传“责任”这一概念。国共两党在论及黄帝时经常谈到责任，相较而言，中共论述下的“责任”带有鲜明的层次感：首先贯彻抗战时期中共作为黄帝子孙的最高责任，是谋求人类解放与民族复兴，从而建设新中国；其次，为实现这一蓝图，就必须积极担负抗战救国的责任，在军事上打败日本侵略者；再次，根据战争形势制定更为具体的责任。由初期的“保卫华北、收复东北”，到进入相持阶段的“巩固河防、保卫大西北”，此类“保卫”式口号贯穿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同时中共没有舍弃保卫华北与黄河的重大责任，“不让鬼子过黄河一步”是当时经常使用的宣传话语。八路军的抗战从单纯的军事决策，通过“责任”递进式传导，成为地处西北一隅的中共突破黄帝资源地域限制的重要途径。中共所在地即为“祖宗圣地”，便自然成为了全体黄帝子孙的代表。当延安传唱出“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歌声的那一刻，便已然形成了黄帝、黄河与延安勾勒出文化上亲缘关系的轮廓。抗战相持阶段逐渐形成的中共黄帝符号新阐释路径，是在中共直接运用黄帝陵资源失败后，通过扩大黄帝资源的空间范围，以黄河为纽带，通过情感赋予、责任概念的递进，将黄帝符号的价值聚集于延安，从而论证出中共在精神上足以代表全体黄帝子孙的尝试。路径的高明之处，首先在于有效规避了中共在传统文化资源上的匮乏，在认识到黄帝精神的核心在于其时代赋予的进步性与革命性后，中共取得的种种成就，也均可以被解读为对黄帝精神的贯彻。其次，通过对“责任”的积极承担，尤其是将中共理解的责任引申到黄帝符号的精神内核，能更好地展现中共作为参政党心系天下的气魄与担当。但实际情况是，中共从未在公开场合强调黄帝符号新阐释的具体细节，表明该路径在此时仍呈现出不完全的状态。中共还未解决黄帝符号运用的一个重大问题，即黄帝符号价值的具体内容。新路径的主题，是精神的继承才是正确理解并运用黄帝符号的方式。中共若想完成对黄帝符号的新阐释，就必须对黄帝的历史乃至文本加以研究，这也成为日后中共努力的方向。三、精神的传承：唯物史观指导下中共对黄帝价值的提炼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尤其是毛泽东《论新阶段》提出的“中国气派”的说法，已经展现出中共中央对中国历史的注意。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是中共文化建设的一大节点，毛泽东撰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张闻天的报告《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对新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方向作了系统论述。毛泽东则承袭其《论新阶段》的表述，明确表示中国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就对中国历史的态度而言，张闻天表示必须进一步研究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历史、中国文化的各方面，求得在思想上正确地解决抗战建国中的各种重要问题。周恩来提出加强党对文化运动的领导，首先就要认识延安的重要性，而这就必须重视毛泽东的《论新阶段》。也就是说，中共文化建设的整体战略与中共建立延安与黄帝关系的策略重叠在一起，中共黄帝新阐释路径完善的过程，成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一部分。1938年7月，陈伯达对中共过去的文化建设进行评价，认为最大的问题仍是对民族传统文化发挥不足。身为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就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其认识也大致符合过去中共党员的黄帝认知事实。五四运动至建党初期，中共党员认可黄帝却并不敢大力推崇。恽代英出于维护国家统一的立场，反驳日本学者提出的中国南方上古无文明的观点，承认黄帝是三皇中成就最高者，但不同意黄帝战蚩尤是文明与非文明的斗争。李大钊早在1917年就已意识到，黄帝杀五龙的传说表明人类社会存在与野兽战斗的发展阶段，至1920年又提出“原人社会”这一概念，认为中国古代农民看重土地，始祖称黄帝，“亦是农业经济时代的反映”。李大钊对将黄帝作为提振民族情怀的旗帜表示尊重，同时又警惕黄帝受到保守势力利用，进而危害革命。表示黄帝“古代有无其人，尚不敢必，但是世人尊敬他的心，比他本人值得我们尊敬他的分量，高的多多。”这一顾虑在早期中共内部一直存在影响，1926年，陈独秀针对吴佩孚将蚩尤解释为“赤化”之祖，污蔑共产党的言论进行了驳斥，可见李大钊的担忧自有来由。尽管有所局限，李大钊等人还是为中共日后对黄帝历史的阐释完成了两个铺垫：一是认定黄帝价值不在于其个人，而是千百年来凝结在黄帝符号上的价值认同；二是要警惕黄帝符号运用的历史惰性，避免落入一种“循环的、神权的、伟人的历史观”。1936年，吴玉章认为古书所记中国历史的起源本不一致，黄帝成为起点只是《史记》的一家之言，由于考古研究成果未能发现早于商代的文物，可以判定从商代起中国才有了真正可考的历史，黄帝做甲兵、造指南车、发明文字等功绩并不可靠。即便如此，根据黄帝创造的甲子纪年，能推断中国自伏羲到黄帝直至民国已有五千年的历史，仰韶文化的发现可为佐证。吴玉章的观点虽在总体上较过去并无明显突破，但其重要性在于利用当时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印证了李大钊的判断，中共既有的黄帝历史认知在此得以承接与延续。抗战初期的中共，在对黄帝历史意义的认识上尽量与国民党保持一致。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历年的黄帝祭文，无一不是标榜黄帝的建国功绩。国民政府作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有意将黄帝打造为持有三民主义真意的建国始祖。在1934年发表的《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一文中，蒋介石不仅称黄帝子孙为“神明华胄”，同时说明中国自黄帝建国已四千年，多次消灭敌人，强调“我们人人都是黄帝的子孙、中华民族的同胞，哪一个不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哪一个不愿忠于救国救民的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提出，表明国共双方对三民主义内容的分歧。而此时的日本在沦陷区以尊孔读经为手段，力图通过中国传统文化推行奴化教育。在这种形势下，形成中共特有的黄帝历史阐释，明确中共与传统文化间关系显得愈发必要。翦伯赞所著的《历史哲学教程》直接戳破了上古所谓“王道盛世”的历史构建，指出以往历史学家是将自己所处时代的诸多观念强加于原始氏族社会，从而构建起向上延伸的封建社会史。盛世的出现，是因为氏族社会不存在私有和阶级，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出现王的概念，“王道”又从何说起？翦伯赞的用意，是论证三皇五帝时代是原始氏族社会时代，后世的附会和幻想均不符合历史真相。抗战时期中共对于学术研究的要求，就是要集中解决实现抗战建国目标所面临的问题。当揭下了几千年来的包装后，如何看待黄帝“建国”，国民党的黄帝阐述难免要受到质疑，进而影响其对三民主义的发挥。翦伯赞适时引申道：当下不少人拒绝研究中国古代史，是不愿意承认无阶级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一旦承认“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存在，便意味着黄帝所建之国与中共存在无法分割的联系，黄帝“建国”认同就不得不经历向共产主义认同的转变，这无疑会动摇国民党政权合法性的文化根基。随着对黄帝的认识深入到历史层面，中共也尝试在黄帝宣传中加入新的内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除认定中国拥有五千年文明史外，还表明中华民族是一个酷爱自由与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这里的五千年说法，按毛泽东的说法，是“从黄帝纪元算起到辛亥革命”“再加上辛亥革命后的三十四年”。为了进一步从历史角度彰显中华民族的革命精神，中共表示中国对外族最大的战斗一为黄帝对蚩尤之战，二则为此次抗日战争。对外战争胜利的历史，这一时期常见于报刊，但发挥并不稳定。《八路军军政杂志》作为八路军总政治部创办的刊物，曾经通过宣传淝水之战来鼓舞军民斗志，认为东晋战胜前秦的重要原因，是苻坚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质。实际上，前秦征讨东晋正是以黄帝为标榜。在进行决策时，苻坚称：“轩辕大圣也，其仁若大,其智若神，犹隨不顺者从而征之，居无常所，以兵为卫，故其能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率从”66。但结果是试图比肩黄帝的前秦失败了，弱小的东晋反而获得了成功，这样的实际与中共运用黄帝符号巩固统一战线的目的相悖。《八路军军政杂志》的宣传未能注意此处，说明中共对黄帝历史，尤其是对古代对黄帝符号运用史掌握不足。中共对淝水之战的认识，证明其在黄帝历史认识上仍有发展的空间。1941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调查研究局，毛泽东担任主任，专门对涉及中国社会、文化、历史等重大问题进行论证，表明中共领导人已有集中力量对历史问题加深认识的意向。同月，中共中央研究院成立，院长张闻天，副院长范文澜，下设中国历史研究室，范文澜兼任研究室主任一职。9月，中国历史问题讨论会成立，由范文澜、吕振羽主持。中共中央规定，中央研究院的性质是培养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可以看出，范文澜包揽了院内日常领导以及历史研究的工作，也由此成为中共黄帝历史研究的关键人物。除研究机构外，中共对整个政权组织的运作也做出相应调整。1943年3月，宣传委员会与组织委员会成立，毛泽东和刘少奇分别担任书记，而在六届六中全会中为毛泽东提供重要支持的王稼祥担任副书记。原来的调查研究局也改组为中央研究局，由刘少奇担任局长。而随着美国对日宣战，蒋介石抗日立场的坚定，这种形势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中共展开文化行动的顾虑。如何认识黄帝历史与中华民族起源之间的关系，落实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对中华民族的定位，是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范文澜承袭了恽代英的观念，认为黄帝、炎帝、蚩尤部落并无文化上的优劣，古代传说中将蚩尤及其部落描写成非人的怪物，是一种胜利者书写下的民族偏见。翦伯赞则从人种的角度，认为中国人从来就不是一元的，新石器时代初期之所以爆发涿鹿之战，是两大人种开始遭遇的结果。也就是说，黄帝与蚩尤等部落是对等的地位，不存在针对苗族的歧视，因为黄帝跟炎帝两部落也爆发过战争，部落间的战争与同化，是上古时代的常态。黄帝作为中国古史的主干，来源于战争胜利的客观事实，而非先天的地位差异或是后世的道德加赋。战争虽然造成了伤痛，但自此之后，各部落间便因融合而密不可分，按翦伯赞的说法：“在今日的中国，再也找不出一种纯粹的人种来了。”针对如何规避历史惰性，防止对黄帝记载的阐释陷入旧有思路的命题，范文澜、尹达等人加大了对考古发掘材料和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借鉴力度。尹达表示，从已有考古成果来看，可以判定在商代以前中国已出现人类历史痕迹，黄帝传说并非完全没有根据。范文澜强调，除去神话与后世的追叙，至少从仰韶遗址的发掘来看，黄帝以前的传说中仍有相当数量的真实材料。黄帝攻杀蚩尤，本族所居地域与仰韶文化大体符合，仰韶与殷墟小屯又同属一个系统的文化，可见黄帝子孙世系并非完全由后人伪造。中共不纠结于黄帝的真实性问题，而是通过考古发掘，论证中国出现过以黄帝部落为代表的上古文化，并将黄帝传说根据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加以解释。翦伯赞将黄帝建宫室的功绩与齐家遗址中出现村落遗址相联系，而“垂衣裳而天下治”则从一种政治宣传转变为对黄帝时代已出现织物的认识；范文澜从仰韶出土文物中有石镞、骨镞的情况，表示黄帝做弓矢确有依据，这些实物正是上古社会进步的明证。吴玉章从文字的角度得出了结论：上古仓颉依据鸟兽痕迹造字符合文化发展的客观情况，但许慎称黄帝令仓颉“初造书契”的说法却靠不住。即许慎假托仓颉造字，是将古史神秘化的一种手段。中共对黄帝历史的研究重点，在于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构建了一个以三皇五帝为代表的原始氏族社会概念，比起黄帝是否真有其人，论证以黄帝为代表的上古文化的时代价值更为重要。在秉承唯物史观的历史学家眼中，从神农氏到黄帝，就是一个从游猎社会过渡到农业社会的大转型。在历史大趋势下，即便没有黄帝，依旧会有其他人来实现变革时期的丰功伟绩。从这一意义上说，黄帝更像是时代历史使命人格化的具现。把握每一个时代的历史使命，从黄帝时代提炼出革命精神，正是中共迫切需要的。对黄帝历史的再阐释，其目的在于求得作为个体的中国人的权利与希望，重新书写“黄帝子孙”的身份认同。对于这一点，有人喊出，从罗马斯巴达克斯到今天的黄帝子孙，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禁果争夺史”，意即人的解放史。是否“进步”成为历史时代价值的重要依据。郭沫若认为，在春秋战国时代，道家捧出黄帝，“实在是革命的出现”，因为其抛却“小公”而追求“大公”，对氏族社会表示景慕，主要目的在于谋求中国的大一统。此举倾向于要将黄帝时代当作革命精神传承史的起源部分。侯外庐不反对黄帝时代的进步意义，但认为有必要区分革命的基本概念，黄帝尧舜等话语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出现，并非一种革命思想的体现，至少儒家抬出尧舜的主观目的是为了复兴周礼。郭沫若与侯外庐主要是对古代黄帝符号运用在理解上出现了分歧，但在对黄帝的时代价值可以抽象继承的认识上并无二致。黄帝的时代精神，在于自“原始共产社会”以来的进步思想。中共向来反对文化的固化，也不承认今不如古的历史观念。有评论称：正因我们是黄帝子孙，才需要使中国进步为同英美苏一样的先进国家，要学习黄帝战胜蚩尤的精神，不进步、不民主，就不能战胜日寇，就不配做黄帝的子孙，且不能做其他人的子孙。这样一来，黄帝的正统传承不在于拥有形式上复刻黄帝事功的国家权力，而在于谁能秉承黄帝精神实现国家独立、社会进步和群众解放。翦伯赞作为维吾尔族历史学家，不承认与黄帝之间的血缘关系，但仍认定自己是黄帝精神引领下的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正因为对黄帝历史的深入了解，在抗战即将结束之际，中共中央对于黄帝时代有了阶段性结论。毛泽东认为文明社会大致以奴隶社会为起源，中国的奴隶社会“据现有的可靠资料，应从商、周算起”，因此“所谓黄帝那个时代，还不是文明社会”，可以看作是文明社会的起源。黄帝处于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的过渡节点，其被论证出来的革命与进步理念，理应被中共所继承。作为战争年代催生出的历史研究，中共对黄帝时代及历史文本的认识，基本上完成了对黄帝时代精神进行提炼这一主要目标。结语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共对黄帝符号的认识与探索历经多次波折。作为立志建立新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共不能单纯栖身于旧有“黄帝子孙”口号所提供的有限保护，而必须在黄帝符号上提出反映自身权益的主张。国民党从合祭到封堵中共对黄帝陵的运用，从结果上使得中共阐释黄帝符号的主要困难明面化：即中共文化资源与黄帝作为民族国家象征要求之间的不匹配。其来源又在于中共的客观实力与谋求同国民党地位对等目标所产生的明显差距。随着时局发展，中共再次尝试与黄帝陵搭建联系，在进展不大的前提下，通过扩大黄帝符号依凭的空间指涉，运用黄帝与黄河关系的既有认知，探索黄帝与延安在地域与情感层面的联系路径，并通过对黄帝历史的深入研究，论证出中共与黄帝共有的精神价值。结果便是成功勾勒出黄帝作为一个代表民主革命与进步的英雄始祖形象。对任何政治文化符号的阐释，最终都会落实到政权合法性的建构。这就意味着中共对黄帝符号的阐释也注定会成为一种传统，新传统的生成则很大程度取决于构建的路径与手段。鉴于过去在传统符号的构建上缺乏成功案例，抗战时期中共的黄帝符号新阐释最值得称道之处，不在于能够事先构筑起完善的文化框架，而是随时拾取各种文化资源为己用的应急能力。中共黄帝符号新阐释的形成固然得益于实用主义策略，但更关键的原因是其顺应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协调了无产阶级政党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中共不囿于党派之见，积极同文化界知识分子进行紧密合作，尤其在延安与黄帝间的情感认同强化上成就尤多。可以说，黄帝符号的新构建是中共统战政策与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贯彻的范例，其持续时间之久、涉及人数之多、符号认识之深，均是中共历史此前未有的。至抗战胜利，中共的文化构建模式主要是充分利用政治与文化策略以及机构设置对思想的形塑作用，在文化建设上施加外部作用。对于黄帝这样一个内涵丰富、范围广大的政治文化符号而言，这样的非完全控制，反而突出了黄帝符号价值的普适性，更容易获得广大群众的认同。从文化的现代性意义而言，正如抗战时期大多数中国人通过对“黄帝子孙”的自我认同来理解中华民国一样，促进人对自身认同的觉醒，来理解民族国家的价值，才是现代国家政权合法性构建的必由之路。如若做到这一点，文化资源则无新旧之分。1948年3月黄陵县解放后，中共立即恢复了黄帝陵祭祀，成为主角的共产党依旧以继承黄帝精神为口号，抨击国民党有负黄帝。这一阐释模式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渐成为新传统，并不断完善。作者简介：王松，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来源：《党史研究与教学》2023年第6期。注：本平台所转载文章，仅供学术交流使用，作者（版权所有人）如果不希望被转载，请联系后台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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