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三百年祭(郭沫若)

小叶聊旅游

　　李岩本人虽然有“好施尚义”的性格，但他并不甘心造反，倒也是同样明了的事实。

你看，红娘子那样爱他，“强委身焉”了，而他终竟脱逃了，不是他在初还不肯甘心放下他举人公子的身份的证据吗？他在指斥官吏，责骂豪家，要求县令暂停征比，开仓赈饥，比起上述的江南武生李琎上书搜括助饷的主张要温和得多。

崇祯御宇已经十三年了，天天都说在励精图治，而征比勒索仍然加在小民身上，竟有那样糊涂的县令，那样糊涂的巡按，袒庇豪家，把一位认真在“公忠体国”的好人和无数残喘仅存的饥民都逼成了“匪贼”。

这还不够说明崇祯究竟是怎样励精图治的吗？这不过是整个明末社会的一个局部的反映而已。明朝统治之当得颠覆，崇祯帝实在不能说毫无责任。

但李岩终竟被逼上了梁山。有了他的入伙，明末的农民革命运动才走上了正轨。这儿是有历史的必然性。因为既有大批饥饿农民参加了，作风自然不能不改变，但也有点所谓云龙风虎的作用在里面，是不能否认的。

当时的“流寇”领袖并不只自成一人，李岩不投奔张献忠、罗汝才之流，而却归服自成，倒不一定如《剿闯小史》托辞于李岩所说的“今闯王强盛，现在本省邻府”的原故。《北略》卷二十三叙有一段《李岩归自成》时的对话，虽然有点像旧戏中的科白，想亦不尽子虚。

岩初见自成，自成礼之。

岩日：“久钦帐下宏猷，岩恨谒见之晚。”

自成日：“草莽无知，自惭菲德，乃承不远千里而至，益增孤陋兢惕之衷。”

岩日：“将军恩德在人，莫不欣然鼓舞。是以谨率众数千，愿效前驱。”

自成曰：“足下龙虎鸿韬，英雄伟略，必能与孤共图义举，创业开基者也。”

遂相得甚欢。

二李相见，写得大有英雄识英雄，惺惺惜惺惺之概。虽然在辞句间一定不免加了些粉饰，而两人都有知人之明，在岩要算是明珠并非暗投，在自成却真乃如鱼得水，倒也并非违背事实。

在李岩入伙之后，接着便有牛金星、宋献策、刘宗敏、顾君恩等的参加，这几位都是闯王部下的要角。从此设官分治，守土不流，气象便迥然不同了。

全部策划自不会都出于李岩，但，李岩总不失为一个触媒，一个引线，一个黄金台上的郭隗吧。

《北略》卷二十三记《李岩劝自成假行仁义》，比《明史》及其他更为详细。自成既定伪官，即令谷大成、祖有光等率众十万攻取河南。

李岩进日：“欲图大事，必先尊贤礼士，除暴恤民。今朝廷失政，然先世恩泽在民已久，近缘岁饥赋重，官贪吏猾，是以百姓如陷汤火，所在思乱。

我等欲收民心，须托仁义。扬言大兵到处，开门纳降者秋毫无犯。在任好官，仍前任事。若酷虐人民者，即行斩首。一应钱粮，比原额只征一半，则百姓自乐归矣。”

自成悉从之。

岩密遣党作商贾，四出传言：“闯王仁义之师，不杀不掠。”又编口号使小儿歌曰：“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

又云：“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求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

时比年饥旱，官府复严刑厚敛。

一闻童谣，咸望李公子至矣……其父精白尚书也，故人呼岩为“李公子”。巡抚尚书李精白，其名见《明史·崔呈秀传》，乃崇祯初年所定逆案中“交结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赎为民者”一百二十九人中之一。

他和客、魏“交结”的详细情形不明。明末门户之见甚深，而崇祯自己也就是自立门户的好手。除去客、魏和他们的心腹爪牙固然是应该的，但政治不从根本上去澄清，一定要罗致内外臣工数百人而尽纳诸“逆”中，而自己却仍然倚仗近侍，分明是不合道理的事。

而李岩在《芝龛记》中即因父属“逆案”乃更蒙曲笔，这诛戮可谓罪及九族了。李岩既与自成合伙，可注意的是：他虽然是举人，而所任的却是武职。

他被任为“制将军”。史家说他“有文武才”，倒似乎确是事实。他究竟立过些什么军功，打过些什么得意的硬战，史籍上没有记载。但他对于宣传工作做得特别高妙，把军事与人民打成了一片，却是有笔共书的。

自十三年以后至自成人北京，三四年间虽然也有过几次大战，如围开封、破潼关几役，但大抵都是“所至风靡”。可知李岩的收揽民意，瓦解官兵的宣传，千真万确地是收了很大的效果。

不过另外有一件事情也值得注意，便是李岩在牛金星加入了以后似乎已不被十分重视。牛本李岩所荐引，被拜为“天祐阁大学士”，官居丞相之职，金星所荐引的宋献策被倚为“开国大军师”，又所荐引的刘宗敏任一品的权将军，而李岩的制将军，只是二品（此品秩系据《北略》，《甲申传信录》则谓“二品为副权将军，三品为制将军，四品为果毅将军”云云）。

看这待遇显然是有亲有疏的。关于刘宗敏的来历有种种说法，据上引《北略》认为是牛金星的“故知”，他的加入是由牛金星的引荐，并以为山西人（见卷二十三《宋献策及众贼归自成》条下）。《甲申传信录》则谓“攻荆楚，得伪将刘宗敏”（见《疆场裹革李闯纠众》条下）。而《明史·李自成传》却以为：“刘宗敏者蓝田锻工也”，其归附在牛、李之前。自成被围于巴西鱼腹山中时，二人曾共患难，竟至杀妻相从。

但《明史》恐怕是错误了的。《北略》卷五《李自成起》条下引：一云：自成多力善射，少与衙卒李固，铁冶刘敏政结好，暴于乡里。后随众作贼，其兵尝云：我王原是个打铁的。以刘宗敏为锻工，恐怕就是由于有这位“铁冶刘敏政”而致误（假如《北略》不是讹字）。因为姓既相同，名同一字，是很容易引起误会的。

刘宗敏是自成部下的第一员骁将，位阶既崇，兵权最重，由入京以后事迹看来，自成对于他的依赖是不亚于牛金星的。文臣以牛金星为首，武臣以刘宗敏为首，他们可以说是自成的左右二膀。但终竟误了大事的，主要的也就是这两位巨头。

自成善骑射，既百发百中，他自己在十多年的实地经验中也获得了相当优秀的战术。《明史》称赞他“善攻”，当然不会是阿谀了。他的军法也很严。例如：“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兴悉用单布幕绵……军止，即出校骑射。日站队，夜四鼓蓐食以听令。”甚至“马腾入田苗者斩之”（《明史·李自成传》）。真可以说是极端的纪律之师。别的书上也说：“军令有犯淫劫者立时枭磔，或割掌，或割势”（《甲申传信录》），严格的程度的确是很可观的。自成自己更很能够身体力行。

他不好色，不饮酒，不贪财利，而且十分朴素。当他进北京的时候，是“毡笠缥衣，乘乌驳马”（《本传》）；在京殿上朝见百官的时候，“戴尖顶白毡帽，蓝布上马衣，蹑靴”（《北略》卷二十）。他亲自领兵去抵御吴三桂和满洲兵的时候，是“绒帽蓝布箭衣”（《甲申传信录》）；而在他已经称帝，退出北京的时候，“仍穿箭衣，但多一黄盖”（《北略》）。

这虽然仅是四十天以内的事，而是天翻地覆的四十天。客观上的变化尽管是怎样剧烈，而他的服装却丝毫也没有变化。

史称他“与其下共甘苦”，可见也并不是不实在的情形。最有趣的当他在崇祯九年还没有十分得势的时候，“西掠米脂，呼知县边大绶曰：‘此吾故乡也，勿虐我父老。’遗之金，令修文庙”（《李自成传》）。

十六年占领了西安，他自己还是“每三日亲赴教场校射”（同上）。这作风也实在非同小可。他之所以能够得到民心，得到不少的人才归附，可见也决不是偶然的了。在这样的人物和作风之下，势力自然会日见增加，而实现到天下无敌的地步。

在十四、十五两年间把河南、湖北几乎全部收入掌中之后，自成听从了顾君恩的划策，进窥关中，终于在十六年十月攻破潼关，使孙传庭阵亡了。转瞬之间，全陕披靡。

十七年二月出兵山西，不到两个月便打到北京，没三天工夫便把北京城打下了。这军事，真如有摧枯拉朽的急风暴雨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