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五零后的特殊记忆

于潭(闫驱)

　　现在，纪念章收藏已经成为收藏品的大项之一。网络上，常有藏家展示林林总总的纪念章品种，不禁想起当年的纪念章收藏经历。

对那十年的各种纪念章十分熟悉，包括材质，产地，风格，年代和工艺如数家珍。偶尔看到有假冒同时期纪念章出现在网络拍卖时，便会嗤之以鼻。其实，所谓的“那十年”落实到纪念章生产，只有两年多一些时间。到一九六九年春天，大范围的纪念章生产戛然而止。

鉴别纪念章的新老十分简单。凡粗制滥造的纪念章一定是赝品。“那十年”的纪念章自始至终是精益求精的工艺典范，凝聚着人们对伟人的热爱和社会严苛的政治要求。对此，当代年轻人是无法理解的。

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份开始，全国学生们大串联的浪潮日益高涨。各地生产的红色圣地纪念章和伟人像章，也随串联的学生们流动起来。北京出现多处自发形成的纪念章交换场所，从早到晚人山人海。

　 南城孩子们的收藏之路

六六年初秋。前门廊坊三条东口，一座临街的半圆形二层灰砖楼。楼房门口挂着块木牌，写着：北京红旗证章厂。

清晨，廊坊三条的居民刚刚起床。居民们忙着倒尿盆，辟劈柴，点燃煤球炉子。浓浓的尿骚味，木柴的清香味裹着青色煤烟，滚动在窄窄的胡同里。

证章厂门口，排了一夜队的人们也都开始活动筋骨。油饼，豆浆是没有的。大家把随身带的干粮，干巴巴地塞进嘴里。

这天是红旗证章厂第一次对外发行伟人像章。南城孩子们得信儿早，头天晚上便结伴来到这里。我们一伙儿四个人，没有吃的东西，只好饿肚子。

工厂门口挂出小黑板：每人限购十枚。

八月，带着袖章的红卫兵从全国各地涌入北京。北京的学生也争先恐后地走向外地。学生们一进一出，北京城里就多了很多新鲜玩意儿。江西的翘屁股公共汽车；云南的草鞋；成堆的柿子皮散落在街上。（南城胡同的孩子们第一次知道吃柿子削皮）

最吸引孩子们的，还是各地学生胸前戴的像章和红色地名章：韶山，延安，井冈山，遵义，瑞金，雨花台，英雄塔山等等。形态各异，五颜六色的纪念章是当时人们的最爱。为得到一枚韶山纪念章，我甚至给湖南的红卫兵倒过尿盆。

但是，他们可以送给我们柿子和草鞋，唯独不送纪念章。外地学生们最喜欢北京红旗证章厂出产的红色头像章。他们说：可以用北京的像章交换韶山纪念章。为此，我们饿着肚子在证章厂门口苦守一夜。

三分钱一枚的像章，十枚三角。钱是四个孩子集资凑的。每人平均拥有两枚半像章。在以后的半年时间里，四个人终日出没在京城的几处纪念章交换场所。

很快，我们发财了。一枚小像章换五枚地名纪念章；五枚小像章换一枚稀有的纪念章；一枚稀有的纪念章换五十枚北京小像章。不久，我们已经有了近百枚各色各样，眼花缭乱的纪念章。

三个月后的一天下午，四个孩子坐在一起，平分家底，分灶单干。

由大串联传播开的革命圣地纪念章是那个时期的珍品。六六年八月到六七年底。大串联催生北京街头的纪念章交换市场。前门楼子东南角；西单南口；北京火车站站前西北角等地方是主要交换场所。

那年，我十三岁，在交换市场算跟屁虫一类。至今还记得，当年北京纪念章交换场所的著名人物：前门的小日本，北京站的坛子，西单的大龙。

纪念章交换有严格的计算规则，以北京小红像章为标准。一面天津的红旗纪念章换五个小红像章。一枚北京模具厂产的东方红纪念章，换三十枚小红像章。一枚菱形遵义纪念章换五十枚小红像章。

除红色纪念章之外，还有更稀有的纪念章被当时的人们寻找：第一届亚非拉大会纪念章和六五年世界物理大会纪念章。这两枚纪念章分别以二百枚和三百枚小红像章为交换值。 只可惜，两枚纪念章从未露面。直到现在，我还充满好奇，想见识它们的真容。

到年底，几乎每天盈利都在二十个小红像章以上。短短几个月后，我拥有的各类纪念章已经别满两块毛巾。由于换纪念章而在胡同闻名，经常有人参观我的藏品。

北京，上海，武汉是全国纪念章的生产中心。只要有新品纪念章露面，几天后便出现在我手里。那时的火车司机群体是纪念章异地传播的新秀。

发现商机后，我翻墙进入北京火车站，登上火车头。曾经一次出手两百枚小红像章，换回一百枚湖北火炬纪念章。仅此一次，获得两百枚小红像章净利润。很长一段时间里，乱哄哄的北京火车站候车大厅和出气冒烟的火车头驾驶室，成为我的主战场。

每天从早到晚，总有上千人聚集在交换场所。人们以章换章，各寻所爱。

交换市场最活跃的人群是既无课可上，又无事可做的在校老三届人群。这些人不参加运动，终日待在家里。闲在家中的老三届们出于对红色信仰的追求，把参与街头交换纪念章作为唯一可为的事情。自六七年底开始，老三届开始陆续奔赴广阔天地。街头自发的纪念章交换场所逐渐消失。

　　不断变化的内容，材质和尺寸

66年夏天到68年底是像章制作的高峰期，像章造型变化最为活跃，几乎几个月发生一次变化。1969年春天（大会以后），像章由指定工厂按统一模式和材料生产，当时称之为套章在市场公开售卖。现在收藏市场见到的像章大多是这种套章。

1966年初夏，上海证章厂首先推出以细头发丝（九根）为代表的 小红色圆形像章。其发出不足两个月，北京证章厂（红旗证章厂）生产出以石膏像为模本的圆形小红像章，尺寸一样，人头大小相同，只是发式造型不同。当时称之为南方像章和北方像章。

1967年初的“夺权”风潮起于上海，像章造型随之出现变化。首先是像章花边由窄到宽，甚至出现三层边廓。边廓的变化缘自派别斗争。两派人员的像章设计也出现较量。双边像章为一方代表，无边像章为一方代表。最后，所谓光焰无限的无边廓像章统一了圆型章生产。

67年中期，像章开始章面大小的竞争。到八九月份出现碗口大小的像章。无限放大的像章尺寸竞争，一直贯穿68年全程。

各个革命圣地的纪念章，如延安、韶山、井岗山、遵义、瑞金、雨花台等被串联的学生传播到全国各地。这些纪念章的设计小、巧、美、活具有很强的艺术性，也是目前像章和纪念章收藏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同时，这阶段领衔纪念章市场的代表，是65年举办的国际物理年会和世界亚非拉大会纪念章。

在那个年代，众多收藏像章和纪念章的群体中，总有人悄悄询问这两枚像章的交换。可以说，在人们懵懵懂懂的认知之外，还有一丝真情在里面。

67年初，以单位为代表的像章纷纷入市。在单位像章里，军队推出的作品最为突出。军人配发的“为人民服务”军星套章，背面必须刻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才是真品。

这期间的像章质量和设计水平最好，如：通信兵的万寿无疆像章，北模（北京模具厂）的东方红像章，北京证章厂地球像章，棱型“遵义”纪念章等，是当时代表性作品。社会新产生的权利者，十分注意把企业精神标注在像章上，铁道部门在像章上隽刻题词；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军队像章往往隽刻“人民军队忠于党”等字样。

材质也是多种多样。瓷制像章，塑料像章，聚脂像章，木胎像章，带发条的旋转光芒像章，比比皆是。

就像语言和生活方式不同一样，南北方生产出的像章也大相径庭。北方以大红为主，多是方型或圆型。南方像章设计绚丽，千姿百态，外形多样。

到68年初，以军科院的“去安源”像章为代表，引起人们一片欢呼。过后不久，上海生产出彩釉的天安门招手大型像章，更是博得喝彩声。这两种像章的出现，使南北像章均向圆型靠拢，异型像章渐渐消失。

这里选择几枚有代表性的纪念章（五十多年过去，统称为纪念章为好）供收藏者借鉴。现在市场仿品的制作工艺十分粗糙，尤其面部细节表现的差强人意。

遵义纪念章是到遵义学生们的最爱。为得到一枚纪念章，有些学生等候在驻地很长时间。

“菱形遵义”是那时遵义当地发行纪念章的珍品，数量稀少，各地串联学生是得不到的。

瑞金地处闽西南偏僻山区，各地学生到访瑞金需要几换交通工具，甚至是徒步行走。因此，瑞金纪念章在当年是凤毛麟角。

“南京旗子”是江苏省的代表之作。

“北模东方红”是北京模具厂独家产品，生产数量有限。六六年冬天，一枚“北模东方红”换三十枚小红像章。当时，一枚北京证章厂的小红像章售价三分钱。1.5元在那个时期，不是小数目。

此枚像章简称“通讯兵”，是部队最早生产的像章。

“北证工代会”纪念章是企业派系推出的首枚作品。那时的企事业单位都分为对立两派，双方面对行政管理权而剑拔弩张。

此枚像章被称为“披肩”，是一九六七年被追捧的神品。

六七年夏天，由总政治部颁发的军人套章只为现役军人佩戴，犹如领章帽徽一般。老百姓望尘莫及。

从六七年秋天，军科院的这枚制作精巧，体型硕大的“安源”像章开始，像章直径越来越来，也越来越多。

六七年夏天，上海推出大型彩漆章。

六七年春天出现的“毛列”像章，在当时十分稀少。

　　从纪念章交换场所转向王府井家具店

如果正常上学，这年我应该读初一。

一九六八年的秋风很凉。王府井东安市场南门附近，有个家具店，门脸不大，里面的场地下凹，四周黑黢黢的。店里的家具稀稀落落：几张三屉桌，几把靠背椅，几个呆若木鸡的售货员。

倒是家具店门口，顺墙角一溜站着七，八个人。我排在第一个，是昨天晚上站在这里的。家具店门栏上的小黑板写着：明日售碗柜，单价29元。碗柜是一九六七年市场上的俏货。大凡有不常出现的家具供货，家具店都要在门口的小黑板上公布出来，并讲明供应几件和单件价格。

家具店对面是人民日报社。报社门口是自发的纪念章交换场所。虽然到一九六八年下半年，人们参与交换纪念章的热情已大不如前。但是交换场所里上百人还是有的。

经过两年的摸爬滚打，我对纪念章的熟悉程度在当时的交换圈里有些名气，一堆纪念章放在眼前，能分辨出前后三个月的时间差别。（现在，有些网友在网上晒自己的纪念章收藏，把许多“九大”后的批量纪念章奉为珍品，实在小儿科。）

母亲说：“换纪念章时，顺便看看王府井家具店有没有碗柜。”

自我记事起，家里吃饭的盘碗，一直放在屋内西墙上的壁柜中。壁柜里很潮，尤其夏天会长出绿毛。有次，父亲还从壁柜夹缝捉出一只油光泛亮的土鳖。

最初，父亲用白蜡纸在壁柜里，贴了一圈隔层。后来有了塑料布，他把塑料布剪裁合适后，用图钉钉在壁柜里。无论是白蜡纸还是塑料布，父亲都换的很勤，很细心。一次，我听见父亲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你妈妈最想有个碗柜。

家里的家具都是建国初期单位配给的，后来象征性地收些钱。一只单位用的双开门文件柜被当做大衣柜用，一直到一九七六年夏天。它给我的印象极深：浅棕色的对开门，拦腰木带，通膛无格。还有一只两米高的红木柜式梳妆台。牙板和柜面满是雕工。文革开始时，梳妆台的花雕都被掰掉，再后来又被锯成两截。

那时，北京家具店很少。家具店出售的家具更少。（一九七四年，东华门家具店开天辟地预告要卖一批大衣柜。门口排队的人，等了几天几夜。）

按母亲的要求，上午便来到王府井。已经很长时间不参与交换纪念章，几张熟面孔和我打着招呼。人群中有人说：“对面家具店挂牌子说，明天有碗柜。”

我不禁“哎呦”一声，撒腿跑向马路对面。

那一夜，在家具店门口度过。白天的王府井大街人就不多，深夜晚更是悄无人迹。我裹着从家里拿来的棉袄坐在家具店门口，挨到天亮。

直到现在，我始终回忆不起，那一夜脑子里想的什么。只记得排在我后面的第二个人来时，摇摇晃晃的奶车刚好经过。一排排瓶装鲜奶装在竹筐里，随着三轮车吱扭扭地行进，发出的“哗啦，哗啦”的响声灌满街筒子。

大约上午十点多钟，五只碗柜装在中型嘎斯-51卡车上，出现在家具店门口。前五个以后的排队人议论纷纷。他们羡慕嫉妒，极力贬低这些橱柜样式纯笨，价格太高。

售货员大声地讲：“别瞎评论了。前面那个小孩，昨天晚上就来排队了。你们想买？下次也早来。”

　　五十多年前收藏的二百枚纪念章中，还有三十几枚前苏联纪念章。

九二年前苏联解体，有驻华使馆人员在潘家园旧货市场的僻静处，摆摊卖旧货。我把其 中三十几枚列宁纪念章，以一元一枚的价格全部收下。 此期间，也见到过前民主德国驻华使馆人员摆摊卖旧货。

前苏联生产的纪念章工艺精巧，配色舒服，材质细腻，足以证明其工业基础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