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2月16日，新华通讯社发出“广州十六日电”：“原蒋介石集团“国防部”情报局澳门组少将组长程一鸣，于13日起义，回到广州。”“程一鸣参加蒋帮特务组织达三十一年，解放前，历任蒋帮军统局黔阳、兰州等特务训练班敎官、总敎官，军统局西北区区长，军统局本部第一处处长，伪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伪广州卫戍司令部保防处处长。广州解放前夕，程一鸣随蒋帮特务机关逃往港澳后，又历任蒋帮广东反共救国军粤中指挥部第十六路军司令，国民党中委会第二组澳门派遣组组长，蒋帮国防部情报局澳门站站长、澳门组组长等职。” 翌日，这则电讯被海内外众多华文报纸刊用，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甚至震惊。 自新中国成立至上世纪60年代中期，程一鸣是从台湾国民党政权内部起义回到大陆的最高级别官员，作为一个掌握重大机密的国民党特务头目，程一鸣的立场是如何转变的呢？<strong>被王明“逼”出革命队伍</strong> 程一鸣，1907年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第四区（现中山市南朗镇）亨美村一个华侨家庭。8岁入私塾读书，10岁入村小学，毕业后进入云衢中学就读。不久，因母亲病死，父亲续娶，因继母让他停学做家务引发争拗，其父于1924年送他赴上海学徒。 程一鸣抵上海后，经堂兄介绍进入虬江路广东汽车公司当学徒，后又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英美烟草公司和永安纱厂等处做机器修理工人，目睹了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勾结镇压工人的狰狞面目。1926年夏，他曾到汉口，由姨父介绍到大智门附近一家机器厂做工，看到了北伐后工人群众运动的兴起。 1926年10月，程一鸣返回上海，在闸北青云桥光明电厂做机器修理工，并住在青云路的一间民房的亭子间，从而认识了同楼居住的上海大学学生马异。马异经常找程一鸣谈心，经过不断启发和开导，程一鸣产生了参加共产党的强烈愿望，写下申请书和履历表，很快被批准成为一名共产党员。随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在马异的具体指导下，他发动全厂工人举行了一场罢工，最终迫使资本家接受了改善工人待遇的要求。 1927年2月，北伐军逼近上海市，军阀孙传芳退守上海闸北区。这时中国共产党提出支援北伐军的口号，领导上海工人起来罢工，把这次总罢工变为第二次武装起义。程一鸣参加了这次武装起义。但这次武装起义遭受到孙传芳勾结帝主义的镇压，当时有一百多工人被枪杀，几百工人被捕。3月21日，上海工人在中共党的领导下再次发动总罢工，爆发了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并暂时取得了上海市的政权。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和上海租界的帝国主义者、买办资产阶级、黑社会势力勾结，策划了“四·一二”大屠杀，三天之内杀害了三百多人，五百多人被捕，五千多人失踪。“四·一二”大屠杀后，程一鸣还到各工厂区和一些工人联系，在反革命白色恐怖下继续和敌人展开斗争。8月，敌人对他加紧了缉捕。党为了他安全，决定让他去苏联学习，接受马列主义的教育。 1927年10月中旬，程一鸣按照党组织的通知，乘船到海参崴再坐西伯利亚火车前往莫斯科，被安排进入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即中山大学）学习。在此期间由于苏共和中共党内的斗争影响，在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清党中，程一鸣受到打击报复，给他定了阶级异己分子、对苏联不满并进行攻击、不学俄文、无心学习革命理论等三条罪名。1930年5月毕业后，他和同学王人璇被送到莫斯科“铁锤镰刀”钢铁厂劳动改造。因表现积极，由工厂党支部建议送回中国工作。 1930年秋，程一鸣返回上海，和中共闸北区委取得联系，被委任为五金机器工会党委书记。他一面在美昌洋行做工，一面由堂兄程保基掩护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地下活动，到各工厂和工人联系，组织秘密工会。 直至1931年5月，因陈绍禹（王明）篡夺了白区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大搞宗派主义，程一鸣被通知，停止同闸北区委和全国总工会的联系，从此脱离了中国共产党，自此以后，程一鸣在黑暗中徘徊。 1931年6月，程一鸣和亲戚卢吉珊都因为脱党后感到苦闷，希望能到西北去搞军运，便一起到了河南省陕县拜访国民党17路军杨虎城部陕西警备师师长马青苑。后因卢回上海照料学校，程一鸣接受卢的建议，留在陕西警备师政治部,搞宣传革命工作。“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正在奋起抗日。程一鸣认定留在马青苑部革命没有希望，便留下一封信说要回上海搞抗日工作。程一鸣回到上海后，有时做工维持生活，有时去国本小学教书，还出版几期名叫《聊斋》的杂志。<strong>被留苏同学“劝”入歧途</strong> 1932年冬，正当程一鸣彷徨无计之际，一位名叫吴景中的留苏同学找上门来，要他去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留俄学生招待所报到。他当即表示：“你知道我已经脱离中共了，没有到南京去的必要。”但吴景中对他说，南京的老同学认为他在工厂做工，又到小学教书，还出版了一份杂志，怀疑他已恢复了中共的组织关系；如果与中共没有关系，为了自己更应该到南京去一趟。 这时，有些过去的同学投靠国民党干起了特务工作，也把程一鸣作为争取的对象。他考虑下来，眼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逃到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但王明一派已把他排挤出党；另一条是遁往汉口，但那里也在国民党统治下。他又想，既然自己与中共已经没有关系，为什么要逃离上海？ 转眼到了第二年春节，吴景中上门拜年，又对程一鸣提起到南京去的事情，还恐吓道：“你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应该作出决定了。再拖延下去，在南京的同学可能拘捕你，迫你自首。你既然与中共没有关系，何必吃这样的苦头？”在这种胁迫下，他过完年终于去了南京留俄学生招待所。先是有个老同学问他是否学过修理汽车，然后带他到另一个同学兼同乡家里，要他代拟一份开办汽车修理厂的计划，原来这个同学已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交通研究院副主任，想请他出任汽车系研究委员。接着，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干事张冲找他谈话，认为他到交通研究院工作很好，大家都是为了效忠“领袖”。张冲让留俄学生招待所所长发给他一张“自新证”，以示与过去一刀两断。从这一点看，程一鸣是被中共党组织除名后举目茫然，才经留苏同学劝导投靠国民党。他当时没有出卖中共组织或同志，实际上被迫中断联系后也已无可出卖，至多只能算是政治上变节，而非一般意义的“叛徒”。 不久，因交通研究院正、副主任之间内斗，程一鸣受到波及，只好辞职离去。他正准备回沪，在大街上遇见两个留苏老同学。由他们引领，去拜会到南京参加黄埔军校纪念活动的另一个同学邓文仪。邓此时已任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兼南昌行营调查课课长，还记得程一鸣在大学里出墙报绘画的旧事，提出要他去南昌帮忙绘制统计图表。他起先推托自己不懂军事，但经不起陪同的同学在一旁劝说，便答应下来。他带着邓文仪一纸介绍信去了南昌，当上南昌行营调查课军事股少校股员，正式踏进了国民党军事特务机关的大门。 7月1日，南昌机场发生火灾，一架正在维修的战斗机被烧毁，旁边一长排航空署办公用房也化为灰烬。蒋介石震怒之下，派邓文仪前去调查。由于行营调查课事先未能防范，事后又没及时破案，随后遭裁撤，并入南京复兴社特务处。程一鸣作为首批人员，调进特务处第一科统计股任股员。在同学照应下，不久升任华南股副股长、中校股长和华东股中校股长。1934年，他一度兼任宪兵司令部特高班教官，学员大都是宪兵团的反动军官和中共叛徒。委任他当教官，应是借重他对中共有较多了解。这些官职虽说都不高，但奠定了他在特务机构稳步升迁的根基。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3日“淞沪战役”打响前，程一鸣出任复兴社特务处苏州特别组中校组长，负责搜集苏州、无锡、常州、常熟和昆山有关日军及汉奸的情报。第二年春，他担任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书记（相当于秘书）。1938年3月，复兴社特务处停止活动，随后改组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这年10月，他奉调前往湖南省临沣县，担任军统在那里开办的特别训练班情报教官。 抗战时期，由于国民党对外抵御日本侵略，对内防止中共坐大，急需大批情报人员，在后方各地办了好几个特务训练班。程一鸣多次担任训练班的教官，对学员传授特工的理念和技能，还编著《情报学》一书，作为这些训练班的基本教材之一，为培训和壮大特务队伍立下了汗马功劳。<strong>成为备受信任的国民党特务头目</strong> 1940年4月1日，程一鸣到甘肃省兰州市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官训练班担任情报系主任教官、总教官。几个月后被任命为军统局西北区区长。该区本部于1939年从西安迁到兰州后，以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调查室的名义为掩护，所以他另有两个公开身份：第八战区司令部调查室少将主任，兼第八战区执法总监部调查室上校主任。西北区是军统局派出机构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工作范围涵盖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等五个省区，一是搜集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的各方面情报，同时破坏中共在西北国统区的地下组织；二是控制公路、航空、邮电的检查，监视和镇压群众和少数民族的反抗；三是监控和防范西北的地方割据势力；四是监视当地所驻军队的政治状况；五是搜集西北军政、党派、财经、文教和社会以及外国人在西藏和新疆活动的情报。程一鸣主持军统西北区四年期间，在上述几方面均有建树，做过有害于中共和普通民众的事情，是毋庸置疑的。 1945年5月，临近抗战胜利，程一鸣调任军统局第三处处长，显示他获得进一步信任和重用。日本宣布投降后，9月9日他即随戴笠飞抵上海，在戴兼主任的军统局上海办事处兼行动组组长，参与对全市敌伪财产的接收和对大小汉奸的处置。同时，他还兼任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蒋介石特别指定这个职位由军统局主管，无需经警备总司令部批准就可逮捕各类汉奸及其他嫌疑分子，根据需要还可以警备总司令部名义调动驻军、宪兵和警察，参与对任何事件的弹压和人员的搜捕。实际上，往往是军统上海办事处决定要逮捕的人犯，通过稽查处实施抓捕，再交上海办事处司法组处理。稽查处内设稽查、情报、司法、外事、电讯监察和总务六个科，外有沪东、沪西等六个稽查所，外加一个侦防大队。除了编制内的三百名稽查员，还在各街区遍布义务稽查员，织成一张白色恐怖的大网笼罩上海。程一鸣作为特务头目，率众多如狼似虎的下属，既出力逮捕和惩治各类汉奸，也镇压共产党人以及学生、工人的进步活动。不消说，他手上也沾有革命志士和无辜民众的鲜血。 1946年6月1日，程一鸣调任交通部粤汉铁路管理局警务处长。他还未上任，即奉蒋介石来自江西庐山的电话命令飞赴昆明，协助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唐纵侦破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教授遇刺案。此后，他从粤汉铁路管理局警务处处长，调任陇海铁路管理局警务处处长。因国民党在与共产党的军事较量中不断失利，四处告急，保护运送兵源和后勤物资的铁路动脉十分重要，他先后担任的这两个职务也很吃重。但不久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他已身处特务机构核心之外。<strong>就任台“国防部”情报局澳门站站长</strong> 到1948年，程一鸣看出国民党大势已去，败象纷呈，开始消极倦勤，10月辞去陇海铁路管理局警务处处长一职；11月，从西安返抵广川，经常跑到香港，打算离开特务机构。不过，特务这个行当是“上船容易下船难”。 1949年1月，蒋介石在南京宣布“下野”后，退居奉化溪口故里，部署残余力量作困兽之斗。4月里，蒋介石通过广东省政府主席宋子文，通知程一鸣到溪口，召见时痛责保密局有关共军的情报还不如中央社记者报道快，要他提出整顿该局的建议，并组织一个特务监察网。但程一鸣无心接受这个任务，借口要与宋子文商量工作，住了几天，便返回广州。 一个月后，薛岳继任广东省主席，委任程一鸣为省保安司令部视导室主任；8月，改任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处长。 不到两个月时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宣告成立，解放军开始向广州进发。10月13日，广州解放前夕，程一鸣和广州卫戍总司令李及兰辗转前往香港。听说程一鸣人在香港，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从台湾派人找他，但他避而不见。毛人凤大为不满，说程有意向共产党靠拢，在他的人事卡上注明“叛变”字样。 进入1951年冬，因特务机构内部的派系关系，“国防部”大陆工作处却发布任命：程一鸣担任反共救国军第十六路司令。第二年初，“国防部”次长兼大陆工作处处长郑介民还通知程一鸣去台湾。郑和程原是留苏同学，郑知道他在莫斯科学过“游击战术”，要他撰写一本《反共的游击战术》。 朝鲜战争结束后，“国防部”大陆工作处撤销，郑介民调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组（以下简称“中二组”）主任，专责搜集大陆情报并派遣特务。“中二组”在香港设有国民党南方执行部，内设分管港澳地区的几个单位，程一鸣获任澳门派遣组组长。1955年3月，“国防部”保密局改为情报局后，程一鸣又出任该局澳门站站长。 <strong>毅然起义回到大陆</strong> 按程一鸣后来回忆所言，他长期居住香港或澳门，经常看到新中国出版的报刊，听到新中国的广播，有时看到新中国的电影，还读到各国媒体对新中国的报道，逐渐了解到大陆的真情实况。这些都促使他转变立场，做出了起义回到广州的决定。 为及时了解大陆的形势，程一鸣在澳门的星光书店订阅了《人民日报》和《人民画报》。1963年6月，他从《人民日报》读到国民党空军上尉飞行员徐廷泽驾机起义的消息，又读到该报社论中的一段话：“我们一再重申：对于一切爱国的人们，不论他们参加爱国行列的先后，也不论他们职位的高低，过去犯了多大的罪过，都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采取既往不咎的态度，欢迎他们弃暗投明，起义归来，并按照他们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和适当的安置。” 1964年秋，他在星光书店购到《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其中《论政策》里有一段话：“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条件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在这些话语的感召下，他解除了思想包袱，认定返回大陆向中共投诚才是光明的出路、人生的归宿。 经过精心准备，程一鸣于当年12月13日毅然携带武器和特务人员名单，从澳门回到广州，掀开了人生新的一页。 据新华通讯社报道：“他同时带来电台一部、密码一批、文件一批、无声手枪五支、各式手枪四支、子弹二百一十四发、手榴弹四个、钟表式定时引信七个、电器钟表引信十三个、磁性水雷一个、炸药三十磅、雷管三十六支、暗杀用的毒针两支。”而与这些特务工具相比，他脑子里积存多年的国民党特务系统的各种内情，可供大陆安全部门验证、研究和参考，有些更可能成为掌握敌情并调查破案的线索，无疑具有更大的价值。 不仅如此，程一鸣在回广州起义之前一个时期，很有可能已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担当了大陆情报机构的重要内线。这并非空穴来风的猜测，而是基于事实的推断。 原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芳晚年在其回忆录披载：1963年4月20日，国民党“情报局”副局长兼“中二组”副主任沈之岳潜至澳门，部署对大陆的行动破坏。他这里说得比较笼统，这个特务头目到澳门，其实是坐镇遥控指挥刺杀将于5月初到柬埔寨访问的国家主席刘少奇。 值得注意的是王芳的如下表述：这一回，沈之岳化名孙子超，在澳门新新酒店、同盟酒店各开一个房间，而实际住在“中二组”澳门特一组的驻地。沈特离台前夕，我们就搞到沈到澳门住的饭店房间、证件、照片和进澳门的轮船班次、时间等详细信息，以及入澳后活动任务、接见人员、与台湾联络的信件和电报等情报，经我华南办事处直送北京。 沈之岳这次“离台前夕”，大陆已掌握详细信息，可见提供这些情报的人一定身在澳门，且是安排并配合沈的当地负责人。依常理推知，此人非程一鸣莫属，因唯有他才可能知悉沈赴澳行程的所有细节。当然，老谋深算的沈之岳被澳葡警方突然驱逐出境，回台后稍作分析就知道遭人出卖，最可疑者即接待自己的这位少将组长。因而，程一鸣若不迅速回归大陆，必有性命之虞。<strong>荣获优渥待遇</strong> 从1960年代前半期国民党特务与澳门沾边的行动接连失败看，程一鸣早已成为大陆情报机构在敌方“卧底”的可能性很大。那么，他这一转折是何时又是怎样开始的呢？澳门坊间有本回忆录提及，是被毛泽东称为“澳门王”的何贤对程一鸣做了工作，但此说缺乏事实陈述。另有一种说法，是早年领导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周恩来对程一鸣有所了解，亲自部署了对他的策反工作，此说也无具体情节。有位曾在澳门一家左派报纸工作的老报人告诉笔者，当年报导程一鸣起义返穗的新华社电讯一到，轰动整个报馆，总编辑命他立即查找整理有关程的资料。他随后听闻，程一鸣在澳门常以购书为掩护，与大陆来人在星光书店秘密接触。该书店时为南光贸易公司下属单位，而南光是中共组织委派地下党员柯正平于1949年8月底在澳门创办最早的中资企业，在澳葡时代不光是一家商行，还是北京派驻澳门的代表机构，拥有不言而喻的政治地位。不论是程一鸣主动弃暗投明，还是大陆有关部门对他策反成功，目前均无更多的确凿资料佐证，那应是又一段隐秘且惊险的轶事。 据传，程一鸣投向大陆后，主管台湾情治特务系统的“国防部”副部长蒋经国气恼至极，接听叶翔之的报告时摔了电话。特务机关内部也颇震动，因上上下下有不少是程一鸣往昔的学生和下属。为此，台湾方面也祭出应对之策，希图大陆中计放弃程一鸣。 1997年台北出版的《最高机密》一书称，程一鸣叛逃大陆，按道理情报局长叶翔之应该受连带处分，但他显得若无其事，谈笑自如。到下一个月，程一鸣在台家属的眷补如常致送，分文不少。当时不免有人窃窃私议，叶翔之对程一鸣未免宽厚过分，甚至有位职司督察的少将还将这事向蒋经国密奏一本。中共对于程一鸣往投，当然要查证真伪，遂透过潜台人员探知程的在台眷补未断。这一事实，使中共判定程一鸣是假投降、真渗透，在广州整得他日子很不好过。不久之后，“文革”发生，广州红卫兵出的一种小报上刊出文章《夜审程一鸣》，说把他过去反共的罪恶追得很深很透，还用严刑拷问要他招认假投降的过程。后来，根据程一鸣会轻功的特点，发配他到白云山上的佛寺，擦拭悬在空中多年未洁净过的大钟。该书号称“高阶谍报员首度公开国民党情报史”，但作者对大陆明显不了解，不仅“在广州整得他日子很不好过”仅有虚语而无具体事实，还将“文革”那个特殊时期发生的荒唐之事，如红卫兵批斗程一鸣，当作大陆有关部门判定他“假投降”的后续证据，纯属牵强附会。 事实上，程一鸣“终于冲破了地狱之门”，从澳门回到广州后，受到当地和中央有关领导人亲切接见和热情关心，获委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主任等职，并被选为广东省政协委员、常委和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对这一切心怀感激，积极履职，写下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史料，对同类回忆文章作出补充和纠正，还于1979年7月由公安部所辖群众出版社出版了《程一鸣回忆录》，因有些内容特殊和敏感而“内部发行”。 1985年3月，程一鸣抱恙赴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继续关心国家统一大业。程患病期间，政府、政协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多次前往医院看望，终因病情严重医治无效，于1986年6月29日去世，享年79岁。 程一鸣逝世后，广东省政协和广东省国家安全厅联合为程一鸣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对他那先红后黑继而又红的变幻人生，作出了准确和公正的评价。 原文标题《台湾情报局澳门站站长的变幻人生》（作者贺越明，原载《文史春秋》），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