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忌胶柱鼓瑟【诗词欣赏与创作之一】

孙秋克

诗词鉴赏难在不胶柱鼓瑟，不强做解人。明代诗人谢榛有一语足戒：“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镜花，勿泥其迹可也。”（《四溟诗话》卷一）诗词创作亦如此，都不可胶柱鼓瑟，故鉴赏往往可以启发创作思维，创作思维又往往可以辅助鉴赏，二者具有双向关系，缺一不可。

南唐李煜的《虞美人》这样抒写愁怀：“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宋代的贺铸则说：“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青玉案》）“几多”、“几许”究竟是多少？显然不能以衡器去称量，以理性去分析。因为这些生动鲜明的意象，可以在瞬间拨动人们的心弦，在思绪微茫中，让人感受到绵绵不尽，飘渺无垠，却又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的凄迷和伤感。诗词品读要的就是这审美感受，它出于作品，却已超越了作品本身，渗入了读者平日积累的人生的、审美的种种体验。倘若斤斤计较于尺寸，硬要以理性来对待文学形象的模糊性，其鉴赏就只能堕入谬误和隔膜了。

可惜自古“解人”不少，却往往把只可涵泳的诗词碾干水分，非让其味同嚼蜡而后已。例如杜甫的《古柏行》中有这样一联：“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这联诗引来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批评。宋代范缜的《东斋笔谈》说他亲眼所见，这棵树到宋朝才有十丈高，杜甫“其言盖过”。沈括的《梦溪笔谈》则推测四十围是直径七尺，则高却二千尺，“无乃太细长”。这两位先生一个核对实物，一个以精确的计算指责文学家的夸张，当然不可能寻绎到文学之美。也不乏矫正这种弊端的批评，如李白《秋浦歌》中的名句“白发三千丈”，也曾招来嘲笑。在《艺苑雌黄》中，严有翼即以“理”责之于李白的文学夸张。清代的马位驳得好：“太白‘白发三千丈’，下即接云‘缘愁似个长’，并非实咏。严有翼云‘其句可谓豪矣，奈无此理’。诗正不得如此讲也。”(《秋窗随笔》)我再附加一句：诗也不得弃形象而纯以理性思维来创作！

如果说上述例子中的解诗人多属门外文谈，其误解尚情有可原的话，那么，著名诗人和文学批评家在鉴赏中表现出来的胶柱鼓瑟，就更可见“知音实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明代创作了【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这首名作的杨慎，对杜牧《江南春》所发的议论：唐诗绝句，今本多误字，试举一二，如杜牧之《江南春》之“十里莺啼绿映红”，今本误作“千里”。若依俗本，“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树郭楼台，僧寺洒旗，皆在其中矣。(《升庵诗话》卷八)

杨慎的所谓今本之误，实为他自己胶柱鼓瑟造成。他拘泥于现实中的耳闻目见，忘记了文学言近旨远，超越耳目之表的特性，陷于“俗鉴之迷”：看不到诗人正是以“千里”之泛指来表现江南春色无边，暗寓无限的历史感慨。清代何文焕说： 升庵（杨慎）“千”应作“十”，盖千里已听不着看不见矣，何所云“莺啼绿映红”耶？余谓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日《江南春》。诗家善立题者也。(《历代诗话考索》)

的确，若论是否听得到，是否看得见，“千里”、“十里”又有何别？杨升庵尚有此失误，一般人就更难免了。清代王渔洋曾述一例：萧山毛奇龄大可，不喜苏诗。一日复于座中訾警之。汪蛟门（懋麟）起曰：“‘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如此诗，亦可道不佳耶？”毛怫然日：“鹅也先知，怎只说鸭？”(《渔洋诗话》)如此谈论，诚所谓“不失之固，即失之妄”（清代方玉润《诗经原始》）。

综上所述，诗词鉴赏和创作均须重意境、重形象，而不能胶柱鼓瑟，拘泥较真于某字某词的字面含义。

本文节选于孙秋克著《中国古代文学原理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