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大学的第一课

潘作成

农村劳动大学的第一课

潘作成

那是上世纪70年代中叶。适值暮春时节，小兴安岭的浅山区，山梨树、山丁子正开得一片雪白。各种鸟雀不知从什么地方越冬归来，在树丛和田间飞来飞去，口里传出各种动听的歌声；其中有一种叫做布谷的鸟，叫声非常奇特，很像在叫“布谷”。一声声“布谷”“布谷”，似乎是在催促人们抓紧播种。

　　我就是在那样一个明媚的春天，离开了干馏厂子弟中学（距高中毕业还差多半个学期），回到从小生长的那个小山村，进入了农村的劳动大学。在那，我所上的第一课，就是下农田跟着学薅谷子。

谷子，在关内叫粟，古代亦称稷或粱，属禾本科植物，果实是很小的黄色颗粒，去壳后通称小米。原产于黄河流域，约7 000—8 000年前，在辽河流域也有种植，是我国北方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过去常说陕北的小米养活了共产党、八路军，还有一句叫做“小米加步枪”，其小米指的就是这种粮食。那时候的农村，每个村都种很多谷子，收获后，谷粒被磨成小米，谷草被用来喂马、喂牛，谷糠也作为饲料被用来喂猪或喂鸡。

春天种谷子的时间是在谷雨之后，种苞米、黄豆之前。

　　播种谷子，农民的行话叫“耲”（音怀）。前面两匹马拉一副耲耙（一个高腿爬犁，中间安装小型犁铧），由一人赶着，将上年种过庄稼的旧垄破开，后面紧跟一人拿棍子敲打着“点葫芦”（里面装着谷种）撒种，后面一人赶着一个一匹马拉的“拉子”（用两块木板和两根木方钉成的方形农具），刮起土来把撒下的种子盖上，再后面还要跟上三、四个人，都穿着冬天的棉鞋（棉鞋踩的面积大），一个紧跟一个地“踩格子”，把播完谷种的垄台踩得结结实实。之所以要用好几个人踩格子，是因为谷的种子颗粒非常小，如果不把垄台踩实，风就会把土壤包括种子里的水分抽干，导致种子不能发芽出苗。应该说，耲谷子是一种很费事的农活，每个劳动小组都是一副耲耙、一个拉子、一个“点葫芦”，还有三匹马、七八个人。这些人中，用“点葫芦”撒籽特别重要，因为这关系到将来谷苗的疏密，都是由上了一些年纪、具有一定经验的老庄稼把式来做。

　　谷子种下去要10多天才拱土，小苗儿长到一寸多高的时候就要薅头遍了。头遍谷子最难薅，而且是细致活儿。细嫩的小苗儿之间常常生满了杂草和野菜，有节箍草、赖地草、蓼吊子、稗子、苣荬菜、猫耳菜、谷莠子等等，一棵棵拥挤在一起，有时草多得几乎看不见苗。这时候，作为薅谷子的人，你必须千方百计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收拾掉，为那些还显得又瘦又小的谷苗清理出生长的空间。杂草中节箍草、蓼吊子、苣荬菜、苦麻子，都不太好薅，因为它们的根扎得比较深，而且极容易断，如果不能贴根掐住，常常是一薅就折，而再薅就更难。稗子和谷莠子的可恨之处，是它们长得跟谷子差不多，要很细心才能将二者区分开。比较而言，稗子还算好认些，因为它的身体是扁扁的，而且在根部就分叉儿，手摸上去的感觉也跟谷子完全不一样，所以不容易被漏掉。谷莠子和谷子的差别则非常细微，刚干农活儿的新手，很难将其区分开来。一般都要经过老庄稼把式的指点，才能掌握区分二者的窍门儿。那么，怎样才能将这两种植物区别开呢？一是谷莠子的根是浑圆的，而谷子的根部则略扁；再就是谷莠子的叶片上长满密密的长毛儿，用手顺着一摸很光滑，而谷子的叶面则没有毛儿，用手摸着发涩。当然，说是容易，真干这活儿，要一下子准确地把谷苗和谷莠子区分开，还真不是容易事儿，尤其是薅头一遍的时候，谷莠子和谷子都很小，二者的区别也还不明显，需要认真细心地加以分辨。而且即便是有经验的老手，在薅头两遍的时候，也难免会有一半棵谷莠子从眼前漏过去。

不过话说回来，我那时不论是学薅谷子还是其他农活儿，还真没费多大劲儿，比那些城市里来的知识青年轻松多了。现在想起来，许是因为农村孩子成天在田野中跑，对农活有那么一种天生的悟性，和海边的孩子天生会玩水一样。

当然，薅谷子也不能仅凭着两只手。庄稼人有句俗话，叫做“手巧不如家什妙”。薅谷子常用的工具是“扒锄子”，就是一个缩小版的锄头，刃面约有10厘米长，把（bà）儿长一般四五十厘米。还有一种就是用钢筋打制的“苣荬菜刀”。这两种农具不论哪一种，你必须得有一把，不然，成片的杂草你根本对付不了。那时候各生产队都有铁匠炉。自己找一根七八十厘米长的钢筋，到铁匠炉去找铁匠师傅，把钢筋一头插进炉膛烧红，铁匠师傅抡起大锤，三五下就砸出个扁头儿，再揻出个弯儿，在砂轮上磨出个刃儿来；另一头再揻个弯把儿，一把“苣荬菜刀”就成了。不管是用“扒锄子”，还是用“苣荬菜刀”，都要尽量磨得快些。遇到连片的杂草，“嚓嚓”几下就解决问题。清除掉那些杂草和野菜，就为幼苗的生长开辟出了宽松的环境。看着刚才还是一片混乱让人发愁的垄台，在自己的手下变得清爽干净，只剩下一棵棵可爱的谷苗儿，那感觉，就像干了一项很神圣的事业一样，很有成就感。

　　薅谷子是慢性子活儿，不能太性急。尤其是薅头一遍的时候。有时垄长了，再荒一点儿，一天都薅不完一条垄。这活儿虽说不用耗费太大的体力，但很累腰，又不出活儿，费了半天劲，回头看看，还没有几步远。所以如果不是地太荒，怕一时侍弄不出来，青壮劳力是不薅谷子的。他们那时候的任务是铲地，谷子，苞米，黄豆，都要铲。薅谷子的通常都是些老头儿、老太太和拖孩儿带仔儿的妇女，还有就是像我这样刚出校门没干过农活儿的小青年。岁数大的差不多都带个小板凳，坐在那薅；也有的不带板凳，干脆坐在地上。像我这样的小青年，干这样的活儿不会感觉怎么累，常常是弯着腰，也有时候蹲着薅。手上那么忙活着，脚下一点儿一点儿地往前挪，嘴里还和同伴说着闲话儿。

这活儿，看上去还是比较轻松的，其实却和当时的其他农活一样，也有非常辛苦的一面。谷子一般要薅三遍，其中头一遍最荒，也最难薅；第三遍时已经长到一尺来高，比一般杂草要高出许多，而且杂草已经非常少，就比较好薅了，可天气却开始热起来。因为，那正是入伏前最热的那几天，气候又比较干燥。头上大太阳晒着，身下热土地烤着，没风时盼着来阵风凉快凉快，来了风又常常是一股热浪，倒烘得人难受，弄不好带起些沙土来，还会迷了眼睛。古语说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看上去是在说铲地，不过用来描述这薅谷子，感觉也很合适。初学干活的人心急，总怕被人落下，常常是汗水流进了眼里，渍得眼睛都睁不开了，才直起腰来擦上一把。那时候的人们，下地干活儿看不见有带毛巾的，年轻姑娘们或许会带块手绢；年龄大的或者年轻小伙子们，一般都是直接用手背去抹。稍不注意，两只沾满泥土的黑手，就会把脸抹得黑一道儿、白一道儿，再叫汗水一冲，就成了三花脸儿。累急了，人们就盼着早点儿收工。那时农村戴手表的多是青年男女，在薅谷子这个群体里很少有戴的。没有戴表的，收工就都是看火车，中午看10点半大客车，晚上看6点半小客车。看火车来了，领头儿的招呼一声，人们就收工回家。因为这些人中有些回家是要做饭的，所以收工时间略早。而铲地的青壮劳力，收工要晚好大一会儿。

薅谷子这活儿，我大约只干了半个月左右。有一天上午，我正在一边干活儿，一边有一搭儿没一搭儿地和身边的人说着闲话，忽见大队的副书记李成方（他在家族中排行老六，我们都叫他“六叔”），穿着横垄地走了过来。他直接走到我身边对我说：“你下午就不用来了。学校徐老师要休产假，你去给代两个月课。徐老师是长临（长期临时工），休产假开两份工资，一份给你。”我在农村劳动大学的第一课，就这样结束了。

从上世纪80年代，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自那时起，在我所生活的小兴安岭林区，谷子由于产量不高（当时亩产只有一百多斤）而且费工、费力，所以就不再有人种了（生产队必须种谷子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需要谷草喂牛马）。据说整个黑龙江省内，现在只有很少几个县还有种的，相信产量一定已经大大提高（网上说能达到五百以上甚至八九百斤），耕作方法也已经有了较大改变，不再需要投入那么多人力，更不可能再那样累了。如今的农业生产，无论是春种还是秋收，因为实现了机械化，除草普遍使用农药，高强度的体力活儿已经没有了。

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十年，在农村劳动大学这第一课，在我头脑中的印象，依然十分深刻。

（本文已在黑龙江网络平台“陈年往事的记忆”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