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得仙游话“三蔡”

郑州张世科

　　如果你想全面而深刻的了解北宋，就不应该忽略仙游的“三蔡”。你如果想了解北宋时期的莆田，就更不应该忽略仙游的“三蔡”。所谓北宋“三蔡”者，即指北宋时期仙游走出的三大名臣，蔡襄、蔡京和蔡卞是也。史书上常说这一时期的仙游是人才荟萃，而“三蔡”无疑则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的历史，可谓个个都极为出彩，是值得大书而特书的所在。

　　据史料记载，诞生于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的蔡襄，于北宋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先后任漳州军曹判官、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以秘书丞集贤校理的身份知谏院，兼修起居注；先后知开封府、知福州、知泉州、知杭州；最后迁礼部侍郎，为南京留守。北宋治平三年（1066），因丁母忧返闽。第二年，病逝于家中。南宋乾道年间，朝廷谥“忠惠”。蔡襄勤奋好学，兴趣广泛，书艺卓然，自成一派。自撰《茶录》，著《荔枝谱》；诗风清遒粹美，独具一格；书法“独步当世”，被后人誉为“宋四家”之一。

蔡京则诞生于北宋庆历七年（1047），虽是蔡襄的堂弟，却比其晚35年出生，于北宋熙宁三年（1070）中甲科进士第九名。他先后在舒州、钱塘、真定、成都、江宁、开封等地任职。曾“三进四出”朝廷，“七上八下”为官。于宋徽宗一朝，四次出任宰相，权倾朝野，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出任宰相次数最多的官吏。

　　蔡京年轻时便考取进士，没有很深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的他，不靠裙带关系，全凭自己的能力与才干，从地方官干起，逐步升迁。在其主政期间，不仅政治上勇于担当，敢作敢为；主张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建立社会救济制度，大力推行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园建设，使社会救济活动规模化、制度化；兴办学校，发展教育；而且知识渊博，多才多艺，其诗文和书法都有很高的造诣。其散文集《保和殿曲宴记》《太清楼侍宴记》《延福宫曲宴记》等，均被收录于《说郛》。不仅著有《宣和书谱》二十卷，而且主持了《宣和画谱》和《宣和印谱》的编纂。

　　蔡卞则出生于1058，字元度，书法家，精通经学。少聪颖敏悟，才思敏捷，学识渊博，满腹经纶，才华出众，名闻乡里。宋熙宁三年（1070）与胞兄蔡京同登叶祖洽榜进士。翌年，任苏州江阴县主簿，有政声。被王安石招为女婿。元丰中，张璪荐为国子直讲，加集贤校理、崇政殿说书。元丰五年（1082），升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侍御史。居职不久，以王安石执政亲嫌辞，改中书舍人兼侍讲，进门下给事中。元丰八年，哲宗即位，改任礼部侍郎，出使辽国，受厚礼接待。回国后，以龙图阁待制知宣州（今属安徽），迁知江宁府、历知扬州、广州、越州、润州（今属江苏）、陈州等5州。时广州乃进出口宝货最集中之港口，蔡卞于任上一无所取。调任越州知州时，外商感激，用蔷薇洒其衣欢送之。

绍圣元年（1094），蔡卞复为中书舍人，兼国史修撰，受命参与重修《神宗实录》。书成，迁翰林学士。绍圣四年（1097），拜尚书左丞。建中靖国元年（1101），徽宗即位，蔡卞为谏官所劾，以资政殿学士知江宁府，连续贬官为少府少监，分管池州（今安徽省贵池）。翌年又起知大名府，徙扬州。时蔡京为相，召蔡卞为中太乙宫使兼侍读。寻知枢密院事，掌握军机大权。蔡卞因兄当政，以避亲辞，徽宗不许。徽宗想建功立业，欲收复被西夏所占边郡，鄯、湟二州（今青海省西宁、乐都一带），蔡卞举荐王厚、高永平为将。次年，收复湟州，蔡卞因功升两级。崇宁三年（1104），又收复鄯州和廊州（今青海贵德），蔡卞再升三级，加金紫光禄大夫。蔡卞认为自己荣达比蔡京早，因蔡京在位，以使自己不得相位，二人不合。蔡京在徽宗面前诋毁蔡卞，卞请求外任，遂授以天章阁学士衔，出知河南府。方士张怀素曾与蔡卞交游，蔡卞替张怀素吹嘘，谓之道术通神，称张怀素为“大士”。张怀素骗术败露后，蔡卞因受牵连而降职，但不久又被重用，加封观文殿学士、昭庆军节度使，入朝为侍读，进检校太保、开府仪同三司，改镇东军节度使。政和七年（1117），告假回乡祭祖，病故于途中。赠太傅，谥文正。

　　说到三个人的相同之处，首先是同祖同宗，而且三个人还是叔伯弟兄。尤其是后二者，竟然是亲兄弟。再者他们不仅都供职于同一个朝代，且学识渊博，政治手腕老辣，无论是内政外交，对后世的影响都可以用“彪炳千古”而存在。

　　他们不仅文采飞扬，而且书艺非凡，多自成一派。以自己特有的书风，在中国书法史上，深深的刷了一把存在。

　　蔡襄擅长书法，其楷书上承颜真卿，端庄谨严，体格恢宏，点画无丝毫苟且；行书潇洒简逸，信手拈来，触处成妙，大得晋人韵致。他力去时俗流弊，另辟蹊径，下开苏轼、黄庭坚、米芾等新风，连接唐、宋两朝书风嬗递，身兼尚法和尚意两种艺术追求，在中国书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蔡襄的书法理论重神、气、韵，尚古法而不炫奇斗巧，对宋代书坛的志趣有一定的影响。

　　蔡京书法初受蔡襄、范仲淹影响，后取法于晋唐五代诸家，如王羲之、欧阳询、柳公权、杨凝式等人。其字兼具雄健与姿媚两种状态，将晋人飘逸流美的用笔，与唐代法度严谨、气格雄强的体势结合。就连《宣和书谱》都对蔡京的书法推崇备至，认为蔡京“行书如贵胄公子，意气赫奕，光彩射人……其书为本朝第一”。

蔡卞以自己的笔法和创新精神在宋代“尚意”的书风中脱颖而出。他注重作品的精神内涵和审美意境，力图表现出自己作品标新立异的姿态，给人一种精神自由的审美感受。蔡卞的书法作品不仅注重笔画的技术和美感，更加强调作品所表现的精神内涵和审美意境。他运用得笔技法，注重线条的质量和变化，笔画之间的联系和协调，创造出富有韵律感和节奏感的作品。米芾曾说：“得笔则细如髭发亦圆，不得笔虽精如椽亦扁。”蔡卞正是通过掌握得笔技法，将线条笔画表现得圆润细腻，显示出真正的水平和风格。

　　可后世对其三人的评判，却有霄壤之别。在于前者，是正人君子，是封建官吏的“楷模”；在于后二者，则被视为“奸臣”，千百年来，一直作为反面教材来批判。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巨大的反差？现有的结论，对后二人是否有失公允呢？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要深究其中，自然离不开那个特定的时代。北宋的灭亡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党争”无疑是最最重要的一面。所谓“党争”，顾名思义，就是官员结成帮派，为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展开的互相攻讦。通观中国封建史，“党争”一直是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驱之不散的阴霾，是导致中国封建政治失序的毒瘤。“党争”不一定会直接导致改朝换代，但朝代的更替，多和激烈的“党争”有关。北宋的灭亡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历史的来看，蔡襄时期的北宋“党争”，无论是其惨度和烈度，都是和后二者不可同日而语的。当其时，虽说“党争”的局面初显，但朝廷尚能左右局面。加之，蔡襄参与的有限，不过是其中的某一点，因而，树敌有限。而蔡京和蔡卞则不然。他们一方面受政敌的迫害，另一方面一旦得势，对政敌的打击，自然是霹雳手段。一通《元祐党箱碑》，蔡京就几乎把自己置于封建文人推崇的所有“正人君子”的对立面。待时局有变，后二人，尤其是蔡京自然就被打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其次，对北宋王朝的覆灭，蔡京虽说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其主要的责任人则是宋徽宗赵佶无疑。本着为“长者、尊者、贤者讳”的原则，宋钦宗及其后来者，则把北宋覆灭的责任，一股脑的推给蔡京。由于舆论掌握在统治者手里，蔡京百口莫辩。由此，作为“六贼”之首的蔡京，作为北宋王朝的罪人，自然责无旁贷。

　　至于蔡卞的结论，无疑受到两个人的牵连。一个是他的哥哥蔡京，一个则是他的岳父王安石。蔡京自然不说，对于王安石可能有些人不服。如今的人们想到王安石多是其正面。殊不知，王安石从奸臣走向忠臣，从反派走向正派才不过区区几十年。史传，南宋建立后，已经逝世了的蔡卞受到胞兄蔡京的牵连，宋高宗赵构为了洗刷其父的罪名，竟然采纳谏议大夫任伯雨的谏章，追贬蔡卞为单州团练副使。如此抹黑的手段，由此可见一斑。须知历史是真实的，而史书则是修出来的。并不一定能让历史得到完全而准确的再现。否则，一部24史中，就不可能有这么多的人在喊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