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蕴初创办天厨味精厂始末

黄振炳

“味精大王”吴蕴初 ( 1891—1953 )

　　吴蕴初 ( 1891—1953 )，名葆元，又名宝源，以字行，上海嘉定人。其出生于嘉定一个穷苦的塾师家庭，祖父吴鼎侯、父亲吴萧舫都是教书匠。父亲1899年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做过中文老师。吴蕴初为家里老大，下有弟妹六个。1906年离开嘉定来到上海，进广方言馆习外语，只读了1年多，因家贫人多，需要他赚钱养家，只好辍学，回到嘉定第一小学谋得英文老师一职。后得知陆军部上海兵工学堂招生，可以半工半读，品学兼优者还有奖学金助读。于是便入该学堂化学科就读。在校期间，其非常刻苦好学，以门门结业考试优秀完成学业，深得德籍教师窦伯烈 ( L.W.Dupre ) 的赏识。1911年毕业后，去上海制造局实习了一年，再返母校担任助教。同时在德籍教师办的上海化验室做兼职化验工作。此时的他已成家，他用兼职赚到的100元月薪，维持家庭的日常生活。

上海炽昌新牛皮胶股份有限公司证章

1913年兵工学堂停办，他独自出外打拼，在汉口、天津等地谋职，先后担任汉阳铁工厂化验师、厂长，汉阳兵工厂制药课长等。时巧，汉口燮昌火柴厂的宋伟臣筹办硝碱公司，聘吴蕴初为工程师兼厂长，通过吴利用兵工厂的废液生产氯酸钾，来解决制造火柴的原料来源。后又试制火柴原料牛皮胶，因业务不见起色，便告停歇。1920年吴回到上海，经原上海兵工厂枪厂厂长施耕尹的引荐，与刘鸿生合办牛皮胶厂，吴任厂长。20年代初，上海、天津、青岛等沿海大城市，繁华的商业大街与拥挤的车站码头，日本美女牌 “ 味の素 ” 广告和霓虹灯入目皆是。这种白色粉末的 “ 味の素 ”，行销我国，获利颇巨。面对 “ 味の素 ” 的倾销，吴立志试制国产味精，以挽回利权。经过一年多辛劳，1921年春终于试制出几十克成品，经过品尝，质量丝毫不逊色于日本的 “ 味の素 ”，并找到了廉价批量的生产办法。

日本“ 味の素 ”经销的搪瓷招牌

令他发愁的是，样品试制成功了，但找谁来投资办厂批量生产呢？也许是天道酬勤，老天眷顾他。一次偶然的机遇，他结识了上海张崇新酱园的跑街先生王东园。此人与上海大丰化工原料行的金主林涤庵稔熟。就这样，吴蕴初通过王东园、林涤涤两位贵人的引荐，找到上海宁波籍酱园巨商、张崇新酱园的主人张逸云。张听了吴蕴初欲制造味精的创业打算，觉得可行，便欣然接受了吴的建议。由张逸云出资5000银元，与吴蕴初合伙，于1922年在唐家湾蓝维蔼路 ( 今肇周路 ) 福源里试办味精工场。他们将产品取名 “ 味精 ”，取糖精最甜，香精最香，味精就是味道最鲜美的意思；因味精是素的，吃素的人都笃信佛，佛在天上，而珍奇美味自然界也只有天上拥有，天上庖厨，就是 “ 天厨 ”。这是就天厨味精，佛手商标的由来。第一批试制 “ 味精 ” 出品后，先放在福建路张崇新这爿酱园里进行试销。同时，他们开始大张旗鼓地搞起了宣传促销活动。王东园在张崇新酱园门前张贴海报，写上 “ 天厨味精，佛手商标，质料素净，滋养丰富，鲜美绝伦，无上妙品。” 还让店中伙计推着一辆彩车，走街穿巷，鼓乐齐鸣，一路高喊：“ 天厨味精，鲜美无比 ”，“ 完全国货，庖厨必备 ” 之类的促销语。这样一来，好奇的不少市民，纷纷光顾，一看价格便宜，试过味道也觉得不错，使得购买的人陆续增多，销路也逐渐打开。

上海张崇新酱园“佛手”牌味精酱油商标

　　张逸云 ( 1871—1933年 )，名汝桂，字彝年，祖上浙江镇海，出生于上海酱业世家。祖父张梓林，被无后的上海江万兴酱园老板相中，偶得其家业，成为江万兴酱园新掌柜，上海开埠后，又在南市老城厢开设了老同兴、张鼎新两座酱园。到父亲张梅仙手上，于1875年又在租界福建路、新闸路分别开设了张崇新、张振新两座酱园。咸丰年间 ( 1851—1861年 ) 张梅仙得贡生头衔，从此读书之风在张家勃兴，成沪南著名书香门第。长子张昌年于同治六年 ( 1867年 ) 乡试中举。到光绪十九年 ( 1893年 ) 张逸云也成功中举。张逸云生于这样的坤商人家，既稔熟酱园业经营之道，又深受书香门风之熏陶，对他从事酱园业而言，驾轻就熟。自张逸云继承家业后，张氏酱园业更加发达。拥有张鼎新、张振新、万源新、万康成等九大酱园，分支店数十家，代销点近百处，职工近千人，张逸云本人成为上海宁波籍酱园三大巨商之一，与沪上海盐帮酱园业平分秋色。

　　味精工场诞生后，虽说只是一个小作坊，分工也具体明确。张逸云总负责，吴蕴初专管生产技术，王东园则负责销售。1923年5月21日，吴蕴初获得他向北洋政府农商部申请发明专利的奖励褒状，政府的首肯，促成了张、吴俩人对正式办厂扩大生产的兑现。经商定，将公司定为合伙组织形式，性质为无限公司，资本总额为5万元，共分10股，每股为5000元。张逸云占八股，其本人4股及亲友李云书、陈甄甫、郑赞臣、王东园各1股，林涤庵、吴蕴初各占一股。吴蕴初的一股，实际上是干股。其中2000元是付给他的味精发明费，另3000元是他收张逸云三子张祖安为徒弟的拜师费。以上所有安排都是在筹厂股东会上一致通过的。公司成立后，张逸云任总经理，吴蕴初任经理兼技师。是年8月，张、吴俩人以天厨公司经纪人之名义，正式向北洋政府农商部呈请注册登记，于11月获得批准。而后，产品名称 “ 味精 ” 、商标 “ 佛手 ” 牌号，也于1924年1月进行了注册。

　　在组建公司的同时，选择厂基地也在有序进行。公司租下上海台州公所新桥路 ( 今蒙自路 ) 26间平房和1亩余空地，建了5只油灶，作为生产味精的粗制部工场，于是年底正式开工。同时又在租下承康地产公司在莱市路 ( 今顺昌路 ) 的7至8幢弄堂房屋及3亩余空地作为公司的精制部工场。粗制部主要负责面精水化、过滤、蒸发、干燥、溶解、中和等，完成味精结晶体生产工序；而精制部则负责磨碎、装瓶、打箱等，直至成品出厂。这种企业结构模式，至50年代还在延用。1924年，外国洋货大量倾销国内市场，民族企业大都苦苦挣扎。而第二次直奉军阀内战，又严重危及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原料、产品运输受阻，各地市场萎靡不振。在众多民族企业愁眉紧锁之际，唯独天厨味精厂一枝独秀，不但没让汹涌而至的洋货冲垮，相反稳扎稳打，打得日本 “ 味の素 ” 在上海市场站立不稳，节节败退。是年，天厨厂的“佛手”牌味精，由创办第一年的3000公斤上升到9000公斤。到1925年，借助声势浩大的 “ 五卅 ” 运动，天厨厂更是高奏凯歌，迈上新台阶，年产量达到15000公斤。

吴蕴初先生监制的“佛手”牌味精包装罐

　　1925年，曾任实业总长的末代状元张謇，发起筹办全国地方物品展览会，天厨厂参加了此届展会。经过展会评委会评审，初出茅庐的 “ 佛手 ” 味精就捧得了一个大奖。这更激发了张、吴俩人的合作，发愤将品牌做大做强。恰逢吴的老乡，时任农商部商标局长的吴匡时来天厨访问，告知明年美国费城要举办世界博览会，并说上届旧金山世博会是1915年，国货参赛且获奖颇丰，但真正的工业品无几，这届希望 “ 天厨 ” 要参与，如 “ 佛手 ” 牌味精能在世界上得个奖，把名扬出去，那牌子和身价就不同凡响了。曾参加过世博会的友人，也向他传授经验，说欲要世博会上获奖，徐了产品质地优良之外，胜负之教训全在包装和装潢上。对此，吴蕴初决定对 “ 佛手 ” 味精的包装设计下一番功夫。当时上海美专正巧在顺昌路上，与天厨厂相邻，校长刘海栗又是吴的好友。他让刘校长设计味精小瓶形象造型彩稿，外包装盒上的 “ 佛手 ” 图案请海上名画家王一亭精心绘就，以配合天厨味精的“佛手”商标，另一面印上佛学大师太虚手书的赞扬味精的诗句。整个设计，简洁美观，高雅脱俗，令人赞叹。1926年美国费城世博会上，纯正的中国制造和典雅的东方艺术色彩的包装，赢得大会的青睐，“ 佛手 ” 牌味精荣获甲等大奖。从1926至1928年，天厨在英、美、法三国办理了天厨味精制造技术的专利权，开我国轻化产品在国际上获专利之先河。

中国参加芝加哥世博会筹委员1933年颁予吴蕴初为本会审查委员聘书

　　天厨公司一问世，开局如此之顺，且产销两旺，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个中原因，概是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当时国内订单纷纷而至，内地西南、东北三省，甚至南洋诸地都来电来函索购天厨产品。为打开南洋市场，天厨在香港设立首个经销处，委托香港南华公司经理郑鲁卿独家代理经销。大批的批趸者纷纷等侯于上海营业所的大门外，有货物一出厂门，半路上就被商店拦住购去。形势如此喜人，张逸云、吴蕴初便决定加速扩厂，增加产量，满足社会需求。1926年，经沪上工商界闻人王一亭牵线，天厨租到上海济生会贫儿院在新桥路斜土路 ( 今斜土路 ) 的一块地皮，有20余亩，即刻动手建成六幢砖木结构的二层楼厂房，准备建成月产能力达8000磅味精的生产企业。该厂从日本进口了蒸发、中和等化工器皿和设备，先建油灶6只，于年底开工投产，味精产量即达25000公斤。以后每年按新建6只油灶递增，至1928年新厂完全落成。至此，莱市路 “ 作为总管理处及第二厂，同时又将新桥路之老厂改为第三厂，并将蓝维霭路之厂屋退租，迁至瞿真人路，作为第一厂，内又附设上海淀粉厂。” ( 吴毅堂《中国股票年鉴》，中国股票年鉴社1947年1月版，页 220 ) 三箭齐发，一下子天厨的产量猛翻了6倍，达到51000公斤。至1929年，天厨将菜市路地产全部买下，翻建三层楼钢筋混凝土厂房。同时在斜土路新厂附近的瞿真人路 ( 今瞿溪路 ) 20余亩土地上，创办了淀粉厂。短短几年，天厨发展迅猛，从建厂初仅6名职工，到二厂发展为40多人，至淀粉厂开工，整个天厨的职工已达70多人，年产量64500公斤。

邵修善上海大明柴厂、刘鸿生上海大中华火柴公司分别为上海天厨味精厂监制的广告火柴

　　1930年，莱市路二厂开始扩建，新的三层大楼厂房，装有全套电气和消防卫生设备，楼两侧置有大小电梯各一部，楼顶建有自来水塔，这样的硬件实施，在当时的国内企业中是完全属于一流的。是年，味精年产量继续上升，达88500公斤。1932年，新桥路和斜土路的两处粗制部工场全部建成投产，油灶总数达到42只，成为天厨战前的历史水平新高。同时，在菜市路精制工场三层楼厂房西侧增建一座更高大的五层楼厂房，并用天桥将东、西两幢大楼连接相通，成一环堡式工业建筑。“ 新楼落成，生产规模扩大，职工人数增加到200余人，月产味精2.4万公斤，年产量达到近3万箱15.9万公斤。营业总额为150万元以上，利润超出50万元。” (《吴蕴初企业史料·天厨味精厂卷》附录，陈正卿： “ 天厨味精厂的六十五年 ”，档案出版社1992年4月版，页 392 ) 随着天厨的增资和各厂的相继建成，天厨的产量节节上升，质量步步稳定，但吴蕴初还是居安思危，不满足于现状，他十分清楚知道，就天厨整体的生产能力看，还未摆脱手工作业水平。想要改变现状，必须放眼世界，吸收世界发达国家的更先进的科技管理和机械化生产程度。

吴蕴初曾为厂务三度出国赴欧美考察和取经。1932年7月，吴蕴初由公司董事会派遗赴美考察，行前他与张逸云商定，打算以产品出口筹集资金引进先进设备。当他得知美国因没有味精生产无这方面先进设备可供引进时，却意外获悉了一个信息，即美国政府为庆祝芝加哥建市100周年，将于1933年举办芝加哥世界博览会，这对吴蕴初而言，无疑又是一次天赐良机。他回国即和张逸云商量准备参展。特地印制中英文宣纸线装的《百年中调味之进步》企业宣传册，打算在美国广为赠阅。吴蕴初本人还被国内推选为中国参加芝加哥世博会筹备委员会委员。继上届世博会以后的七年间，“ 天厨 ” 实力也今非昔比。味精展品柜、说明书、铁听、包装瓶、外盒等都设计得十分中国气派，古朴典雅。展品用的展柜均用红木精工制作，款样是明代书柜式。说明书一律按中国古籍式样线装而成，并配上中英文对照。此届世博会以天厨味精独具民族风格的精美包装和产品质量优异，荣获世博会甲等荣誉奖，使 “ 佛手 ” 味精在世博会上梅开二度。消息传来，黄炎培、范旭东等各界精英纷纷致贺。天厨味精在国际舞台名声大振，推动了天厨味精在国内外的产品销售。

宣纸线装本《百年中国调味料之进步》(中英文对照)

“ 佛手 ” 味精两届 “ 世博 ” 获奖，在国内外声誉斐然。不仅将日本 “ 味の素 ” 赶出中国市场，还畅销国际市场。1933年，天厨产量3.2万余箱18万公斤，营业额160余万元，利润60万元。1934年全年产量3.6万箱20.2万公斤，营业额175万无，利润近70万元。可以说，天厨厂自创办以来，一路畅通，其佛手味精问市后不久，便进入属于它的黄金十年。与此同时，天厨还不适时宜，抓住机遇，开发与投资了一系列化工原料企业，如1929年创建我国第一家氯碱企业天原化工厂；1934年发起成立天盛陶器厂；同年又创建天利淡气厂。虽然这些企业都是因天厨的发展需要而创设，但在解决天厨自身生存发展所需原料的同时，这些吴氏 “ 天 ” 字号企业，最终也奠定了中国化工原料工业的基础，其功德无量。

　　上海天厨味精厂味精创制广告 28.5Ⅹ33.7mm

　　1933年11月，天厨创始人张逸云不幸逝世。这对天厨的影响是极其严重的。时总经理一职由其三子张祖安顶替，而张崇新酱国总经理一职由其长子张祖康接任。问题出在子长张祖康身上，他是天厨的大股东，长期从事投机行业，热衷于房地产、证券交易。因投机失败，张祖康只得以 “ 张余记 ” 户头向天厨抽资金，结果越抽越多，到1935年春已有借款70万元拖欠未还，而天厨股权又基本掌握在张家，他人无法监督，如长此下去，天厨必然被其拖跨。鉴于此，吴蕴初与上海金融界要人吴蕴斋、竹淼生等人商议，达成共识，即改组公司，将无限公司改成有限公司。随着天厨危机的不断加剧，吴与张氏的矛盾亦公开明显。总经理张祖安虽然知道吴蕴初要有意削弱张氏家族的股份占优，但不得已还是同意了清理和改组这一要求。随之，由公司张祖安、吴蕴初、李祖恩、高伯浚组成改组筹备委员会，聘会计师唐在章为顾问。张家也委托上海名律师程尚丰为代理人，处理借款拖欠纠纷。

　　当时，放在张氏后人面前也是一个两难选择：要么 “ 天厨破产、关门，或者清理改组、保全天厨。”(《近代中国工商人物志》第四册，吴志超：“ 吴蕴初与天厨味精厂、天原电化厂”，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1月版，页22页‘) 最终张逸云大公子张祖康的宕欠款，是通过张家的房地产抵押偿清的。如后来成为天厨总发行所延安东路的这幢大楼即是张家抵债物资。1935年8月，上海天厨味精厂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张祖安为董事长，吴蕴初为总经理，李祖恩为营业经理。作为此次改组策划人之一的吴蕴斋也获得天厨相当股权，当选为公司常董。“ 在新公司中，吴蕴初的股权从1万元上升到50万元，成为公司的大股东之一。而同时，他又以味精发明人的身份和公司签订协议：一、总经理职务永远由他担任；二、发明权报酬不再以每磅一角计算，而是与公司年度公积金基本相等。” (《吴蕴初企业史料·天厨味精厂卷》附录，陈正卿：“ 天厨味精厂的六十五年 ”，档案出版社1992年4月版，页 3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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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组后的新公司，资本总额达220万元，营业所移至爱多亚路 ( 今延安东路 ) 123号。接下来的三年，天厨高唱凯歌，效益也有增无减。1935年味精销售额达3，8万箱21.3万公斤，营业额180万元，利润74万元。1936年销售额4万箱22.1万公斤，营业额190万元，利润近80万元。是年也是天厨历史上股东股息红利多高之年。1937年，销售额4.2万余箱23万公斤，营业额200万元，利润因受战争影响稍有下降，约70万元。裁至抗战全面爆发为止，天厨的产销量、营业额和利润，都是每年以10%以上至20%的速度递增，这种现象在近代民族工商企业中是罕见的，这也是属于天厨在旧中国的 “ 黄金时代 ”。

　　纵观天厨厂的起步与发展，可以说，是幸运的，也是相当不幸。有时幸福来得太早太快也不是好事。天厨的黄金时代也就是十年左右。至1937年 “ 八 · 一三 ” 全面抗战开始，天厨一分为三，开始了八年抗战的颠沛流离，天厨在上海、重庆、香港三地守望相助，再也没有了曾经的辉煌。如果说，“ 九 · 一八 ”、“ 一 · 二八 ” 对天厨厂来说是因祸得福。国内抵制日货风潮迅速掀起，这对天厨发展又是一股强大的推动力。” (《吴蕴初企业史料·天厨味精厂卷》附录，陈正卿：“ 天厨味精厂的六十五年 ”，档案出版社1992年4月版，页392 ) 天厨借势发展，得益可见；那么，“ 八 · 一三 ” 对天厨厂来说是天上跌到地上，开始由盛转衰，且每况愈下，日甚一日。1937年“ 八 · 一三 ” 打响后，当时的吴蕴初正在江西吉安考察液体燃料厂选址事项，其闻讯后迅速赶回上海，先租下贝勒路 ( 今黄陂南路 ) 657号的1亩4分空地，将已停工的南市两厂的存货和器材先藏到法租界内。根据战时国民政府的要求，天原、天利两厂必须内迁，考虑到天厨在商战中打败日本 “ 味の素 ”，日寇不会轻易放过，故决定将天厨与天原、天利一道迁出上海。时间紧急，决定分兵三路，一路沿长江往武汉筹建新厂；一路走海路往香港再经京广线到汉口会合；一路留沪，将原租界外的新桥路和瞿真人路工厂内的器材设备转移到租界坚持生产。

　　1937年11月6日，天厨厂的设备器材随天原、天利厂的内迁船队出发，一路上敌机轰炸、兵匪抢刼连续不断，员工们不畏艰辛，于12月底抵达武汉。但很快南京失守，武汉不保，天厨不得已于次年3月再度溯江西迁，最终天厨、天原、天利三厂抵达重庆安营扎寨，找到歇脚点，选中在嘉陵江北岸猫儿石周边建厂开工。5月，上海方面张祖安因放弃天厨股权，辞去董事长一职，改由吴蕴斋接任，主持总公司内外事务，实际生产经营大权仍由吴蕴初掌控。1940年7月，吴蕴初让其子吴子超由昆赴渝来负责建厂事宜。12月，天厨重庆工厂开工，国民党政要孙科、孔祥熙、程潜等都亲自致函天厨，向贵厂订购或为之推销作宣传。

再说天厨原定经香港转内地一路人马在中途也发生变卦。1937年10月，由吴蕴初夫人吴戴仪 ( 夫人嫁入吴家之前闺名戴仪，嫁入之后称吴戴仪 ) 亲自带队到香港后，就购下九龙葵涌一块地，搭起简易木屋，作为临时车间及办公室，利用从上海带来的一批散装味精，重新装瓶急供南洋爱国华侨之需。1938年2月，天厨上海厂厂长俞伯康抵港，见所购下的山地不宜建厂，并从港英当局公开标售的土地中，中标九龙马头角道一块土地，约有27亩土地，于是年6月动工兴建天厨香港厂，1939年3月竣工开业。因港英政府重视环保，防止环境污染，故天厨香港厂的设备安置比原来上海厂更先进。开工当日，《南华日报》《救亡日报》等港媒纷纷报道宣传。是年产量达到18万公斤，相当于战前上海厂1933年的水平，其产品多数销往南洋。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遭沦陷，天厨香港厂难逃厄运。1942年8月12日，日本东京 “ 味の素 ” 铃木商社无耻霸占天厨厂址，并在门口悬挂上日本总督部香港食品制造公司招牌，搜寻中国业主吴戴仪前去 “ 谈话 ”。在这险象环生之际，吴戴仪悄悄带领天厨香港厂的员工，不顾生命危险化名偷渡返回内地。

刘鸿生大中国火柴厂为香港天厨味精生产的广告火柴

　　至于留守上海坚持生产的这一路人马更是命途多舛。1937年10月26日，淞沪战场国军党军队全线西撤，早有防范的天厨厂就将新桥路粗制工场、瞿真人路淀粉厂的机器设备转移至租界，12月日寇占领上海后，两座厂房损毁殆尽。南市两家厂的直接损失达20万元以上。因法租界顺昌路厂房无法客纳从新桥路、瞿真人路搬进来的机器设备，故在11月就想办法，向上海医事事业董事会等机构租到劳神父路 ( 今合肥路 )一块空地，约12亩，于是赶紧搭起简易工棚，安置好10只油灶建成粗制工场，于1938年4月投入复工生产。之后，因周边居民反映该厂气味刺鼻难闻，法租界强令迁出。无奈于1939年3月，再另租徐家汇徐虹路20余亩空地，于6月底才正常开工。时生产的味精局只限于 “ 孤岛 ” 销售，销量甚微。大量生产的散装、半成品味精都是运抵香港，经天厨香港厂加工后再销往南洋。

　　截至1939年6月，受原料飞涨、汇率变动影响，加上市场的动荡，天厨上海厂的产值、利润也忽高勿低。然而就是这样的局面也难以维持。1940年5月，吴蕴初指派王槐根任厂务副经理兼淀粉厂主任，主持上海厂事务。为避免树大招风，不惹人注目，天厨将上海营业所从爱多亚路迁至静安寺路斜桥弄23弄4号。为保全产业，经国民党经济部同意，天厨与德商科发药厂经理福禄 ( Flug ) 合作，由他以德商高翕 ( Kcoh ) 公司名义租用天厨及天厨12种产品商标，指定产品必须在划定范围内经销，划定区域基本为沦陷区。1941年4月16日双方签约，正式生效。5月经重庆国民政府实业部批准及天厨厂董事会议决，上海天厨总公司迁往重庆。之后，天厨上海厂在社会上对外就是德商招牌，德籍经理则每月从天厨中得到相当的报酬。

　　194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租界也不安宁了，天厨上海厂陷于混乱之中。原德商招牌高翕公司已失效作废，天厨只得向重庆国民政府重新注册登记，收回抵押出去的上海工厂及12种商标回归重庆总公司所有。日伪统治下的天厨上海厂，依托与日伪有关系的吴蕴斋出面斡旋，其拉上林康侯、陈日平等人将天厨上海工厂改组为天承工业公司，并向南京汪伪政府实业部注册登记。接着由天承出面，承租原天厨顺昌路精制工场，同时又将徐虹路粗制工场改为益大 ( “ 天 ” 字拆开为 “ 一 “、“ 大 ”，“ 一 ” 的谐音为 “ 益 ” ) 工场。就这样，天承、益大两厂在沦陷后的上海继续经营。随之，又将天厨在战前购下的北新泾 ( 今云岭东路厂址 ) 70余亩土地，以天厨农场名义暂租给乡民耕种，以待日后复工建设新厂。至此，天厨之名在上海已不复存在了。事实上，天厨外销香港、南洋的路断绝后，加上伪币飞涨、原料断绝，天承厂基本没事干了，月产也仅1500市斤。1943年1月，天承厂的工人不足20人，其仅靠出售味精存货和出租房产维持而已。至1944年工厂彻底躺平，关门歇业。

1945年8月15日日本乞降，9月下旬吴蕴初即回到上海，宣布天承、益大解体，着手天厨上海厂的复工复产。“ 吴氏对上海在抗战期间的做法心中很不满，决心将上海天厨进行一番组织整顿。” (《近代中国工商人物志》第四册，吴志超：“ 吴蕴初与天厨味精厂、天原电化厂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1月版，页34页 ) 他把原天厨化验室主任、天厨香港厂厂长俞伯康请回来做天厨上海厂厂长。一边恢复徐虹路、顺昌路两处老厂开工；一边则竭尽全力筹建新厂，厂址就是原北新泾天厨农场 ( 今云岭东路40号现址 )，战后复工就此拉开序幕。北新泾天厨上海新工厂于1947年2月破土动工，全部工程由桂兰记、顺升记、庄松记等建筑商承包，总造价约10亿元法币。于次年春基本竣工。为了将新厂建设的更为先进，吴蕴初将重庆工厂战时积累的外汇调拔过来，前后共调沪黄全400两、美金3万元，用于向美国进口耐酸蒸发器、真空烘箱等高档设备。同时，其爱人吴戴仪也于1945年11月带着一批技术员工，返回香港建厂复工。1947年春，天厨重庆厂厂长吴志超被调往上海总公司任职。

　　天厨味精制造厂股份有限公司股款收据 1947

　　抗战胜利后，天厨味精制造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为吴蕴初，常务董事陈聘丞、吴仪，董事有王志莘、张丽门、程笑石、高伯浚、曹梁厦、李祖薰，监察为唐伯文、汪竹一、沈中扬。( 吴毅堂《中国股票年鉴》，中国股票年鉴社1947年1月版，页220 ) 天厨公司迁回上海后，由于通货膨胀日趁严重，法币币值连连暴跌，天厨上海厂虽竭力作为，经营状况仍不尽人意，其生产水平仅是战前的1/5到1/4。总之，抗战胜利后天厨重返上海后，日子过得并不快乐，再也回不到战前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1949年1月，国民党败走台湾已成事实，汤恩伯、潘公展等军政要人曾找他 “ 座淡 ”，劝他将天厨厂迁至台湾，被吴拒之。3月，吴让儿子吴志超与厂长俞伯康组成天厨公司管委会，具体负责企业事务，静待时势的渐渐明朗与走向。

苏州河畔云岭东路40号天厨味精制造厂上海工厂外景

　　上海黎明之前，位于沪西郊区北新泾的天厨上海工厂，处在战斗边缘，全厂已全部停产。5月25日，市区解放。27日北新泾一带才完全安定，吴蕴初第二天即从美国打越洋电话询问厂子情况，吴志超告诉父其厂子一切安然无事。10月下句，吴蕴初动身从美国返回国内，受到中共中央统战部热烈欢迎，由老友钱昌照陪同拜见周恩来总理。总理热情接见并表示：“ 味精大王回来了，欢迈！欢迎！”，与他一起共进便餐，希望他回来后能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多做贡献。25日回到上海，又受到上海陈毅市长的设宴招待。之后，吴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次年1月，又被任命为市人民政府委员。吴蕴初此时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对他的重视与信任，对天厨全体员工也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天厨味精制造厂股份有限公司股款收据 1953

1953年1月，因夫人吴戴仪在香港病逝，吴蕴初糖尿病复发危及心脏，在他住院治疗期间，市长陈毅亲自去院看望他，最终因病于10月15日在医院离世。上海市政府为他举行隆重公祭仪式。周总理送了花圈，陈毅、潘汉年、盛丕华等出席。潘汉年致悼词，高度评价其一生为近代中国民族化学工业的发展以及对爱国民主运动的支持作出了极大贡献。1953年12月10日，经天厨公司董事长决定，由王志莘、吴志超分别接任董事长和总经理。公司常董会根根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精神及吴蕴初临终嘱托，把味精全部交由国家百货公司包销，为天厨厂过渡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新企业起到重要作用。

　　天厨味精厂十三组一周年纪念 1952.10.8

　　解放后，天厨味精厂枯木逢春，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生产业务迅速得到发展。1956年1月，天厨厂实行公私合营后，天厨成为调味品行业中心厂，从此迈上社会主义快速道。随后天香、太乙、天元三家调味品厂并入天厨，天生滋味素厂改为天厨的一个车间，天然鲜味品厂交由天厨代管。1959年，天厨被评为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同年，总经理吴志超也作为工商界代表之一，在上海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1956年，吴志超从香港天厨厂调回100万元港币，支援上海天厨厂的建设改造。至此，天厨进入了一个十年飞跃的新阶段。1965年经上海市轻工业局研究决定，将天厨顺昌路工厂完全并往北新泾，统一进行大规模扩建。“ 这是建国后国家对天厨的第一次大投资。总金额达233万元以上。” (《吴蕴初企业史料·天厨味精厂卷》附录，陈正卿： “ 天厨味精厂的六十五年 ”，档案出版社1992年4月版，页 427-428 ) 1966年1月，云岭东路工厂扩建工程胜利完工。是年，味精产量842000公斤、产值2000万元、利润493万元，都达到了建国后的最好状态。“ 文革 ” 十年中，天厨在动乱中徘徊前进。1966年10月，天厨厂名被指责为 “ 资本家剥前工人阶级的黑招牌 ”，被改为国营上海味精厂，直到1980年6月，天厨又恢复了被中断停止使用达14年之久的原名，天厨味精又名正言顺地回到喜爱它的亿万消费者餐桌。1988年8月，天厨厂85周年厂庆，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的江泽民给天厨亲笔挥毫：“ 老树盛开新花，花香飘满四海。”

　　天厨味精厂1988年批准为国家二级企业。其产品有80°粉剂、99°结晶、特鲜味精三大系列。1990年，味精产量达到6136吨，出口量最高年份达到1012吨。固定资产原值3130万元，净值2129万元，年产值7796.9万元，实现税利727万元，职工1075人。至1994年，天厨味精厂拥有发酵罐，罐容量525立方米。产品除味精外，还廉产丙氨酸、赖氨酸、天门冬氨酸、复合汤料、营养酱油、天然矿泉水饮料等。该厂正以新的姿态，为我国的氨基酸工业的腾飞，攀越新的高峰。1988年与冠生园集团有限公司联手组建冠生园天厨食品有限公司，2004年迁往青浦区，改名为冠生园天厨调味品有限公司。从1923年诞生至今，历经百年沧桑的 “ 天厨 ” 品牌，依然吐露着芬芳，它不仅见证了一段中国民族实业发展历史，更承载了一位民族实业家——吴蕴初先生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和精诚报国的赤子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