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妈妈

scy

难掩书卷气的妈妈。

这是妈妈做教师时。身边是我的大表姐，大表姐小时候和几位表哥一同跟随在妈妈身边读书，后来长大后大表姐也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

妈妈和爸爸相知相爱的过程还是挺有趣的。我听李大叔讲，妈妈曾在他们热恋中给老爸写过一首诗，很打动过老爸的心，多年后，李大叔还当着我和爸妈的面背起过，妈闻听当时脸就红了还说“老宋，你怎么什么都跟别人说？”，可惜我还是太年轻，只当笑话听了，没能记录下来，很是遗憾。

妈妈和二舅母，二舅母比妈年龄小，但妈始终对她非常尊重，总是一口一个嫂子地叫着。

妈妈和小姨。小姨因为读了书，思想也很活跃，听妈说小姨很早就追随八路抗日去了，此后小姨便成长为一名”老革命”，妈还说由于自己小的时候被我姥姥强迫缠过足，虽然在她声嘶力竭的哭声和姥爷的严励干涉下没有完全变成三寸金莲，但是从四岁开始她的双脚还是分别折了两个脚指，变成了一双“解放脚”，走路就不快了，没法适应疾行军的生活，所以当时就没能跟上大部队走，不然她也会有别样的人生吧？

妈妈丶小姨丶瑛瑛姐。

文革中我姐去了内蒙兵团，妈妈到车站去送行，她还被选中做为兵团战友的家属发过言，据说被拍摄成纪录片，在兵团放映过，这些影像记录恐怕早就没有了。

大姨丶妈妈丶二姨在天津望海楼后二条留影。大姨早年便去了昆明，多年以后她们姐妹终于有了一次团聚的机会，现在她们一定是在天堂重叙亲情吧！

我们与爸妈唯一的一张合影，弥足珍贵了。

在我眼中爸是妈的山，妈是爸的水，多年前在爸走后九个月，妈也急匆匆的追去了……

早想写写妈妈了，但却不知如何下笔。又要到她老人家的忌日了，我还是用我的拙笔记下妈妈的点滴，以寄托我对她老人家的无尽思念吧。

我的妈妈她是一个平凡的人。
我的妈妈叫李淑敬。生于一九一二年。老家在河北省衡水小候村。姥爷家祖上殷实，有点田产，姥爷也曾经考中过秀才，但没做官，一直在乡下开诊所，也算个十里八乡不错的郎中。姥爷很开明，待孩子长大成人了就对他们许下诺言：愿意念书可以继续外出念书，愿意结婚出嫁也可以，凭由孩子自己选择，他会负责供养，于是乎家中大舅、二舅、三舅和我妈、小姨就选择外出读书了。因为家中缺少成年劳力，打理田地便雇了长工，也正因为此，解放后妈家中被划定为地主。我妈十九岁那年从省立师范毕业，先后在天津丶北平的多所小学教书，后辗转到了门头沟。刚解放时她任门头沟矿工子弟小学校长。我妈三十八岁才结婚，绝对的大龄女青年，她曾对我们讲过，家中老人们时常会为她的婚姻大事发愁：“淑敬眼皮子太高，挑来挑去哪个都不中意，早晚得挑到羊毛钉上。”从此我们有时会和老爸开玩笑，会叫他“羊毛钉”，当然爸只是笑笑而已。后来我才知道，解放初期为了争取更多地有识之士投身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我们党加大了对各阶层人员的培养改造，老爸呢曾分工负责联系知识界，老妈则被作为重点团结改造教育的对象 ，经过一段时期教育和培养，老妈最终抛弃了对教会的信仰，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世界观有了根本的转变，以后老爸还会同另外一个同志，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再后来他们又结成了革命伴侣。当然，这也是文革老爸的“反革命罪状之一，别有用心地把地主家庭出身，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老婆拉进了共产党内，严重地玷污了我们党的纯洁性”。

妈妈是一位极有涵养性情平和的人。
我妈她绝对温柔善良，与亲人、朋友、同事、邻居包括家中所有帮过忙的阿姨关系都非常融洽和睦，大家有口皆碑！我还记得崔鸿珍大娘刚来我家时满口牙几乎都没有了，妈花钱先给她把假牙装上，毎次家里人吃水果时，妈就会主动把给崔大妈的水果削成小块，说为了便于她咀嚼，崔大妈特别感动，多次对我说过“你妈心眼好，看得起我们劳动人民，不像个官太太”，当时我觉得这好像没什么嘛。

妈妈还是个乐观通达的人。
爸曾无次对我们说：“你们妈妈是咱家快乐的源头，咱家有你妈在就有生机，你妈一出门不在家，家里就死气沉沉。”在我记忆里，妈妈确实很少很少发火发愁，总是乐呵呵的，一副不知愁的样子。我只记得她唯一的一次下班回到家来，抱着我伤心抽泣。那是在文革中，各单位都搞“忆苦思甜”，当天他们听了一位受苦受难者对日本鬼子伤害她的亲友的血泪控诉，大家纷纷为遇难者的悲惨遭遇掉下眼泪，但当我妈显露悲伤之时，确遭到一位同事的严励斥责，据妈妈讲，他看到妈妈哭了便说，“你哭什么！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别假惺惺地掉鳄鱼泪了！”，妈说她当时真懵了，根本不知所措，也不敢再流泪，只得回到家里愉偷地面对我伤心委曲的说：“我是真的为他们悲惨遭遇伤心啊，为什么他说我流的是鳄血泪呢？”。

妈妈是一个宽容大度的人。
当年每当我因为对身边的人和事看不贯而愤愤不平发牢骚时，妈总会耐心地写信开导我。妈曾做教师多年，有许多学生，文革前他们经常会到家里来看望妈妈，我有一位小学的老师就曾是她的学生，文革中当了个组长，一次在路上我与妈和那位老师走了个碰头，她没理我妈我也没理她，妈还主动和她打招呼，她也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过后妈说我：“你怎么不向老师问候，没有礼貌啊，”我怼她说，“你还是她老师呢！她为什么不理您？因为你是黑帮老婆了吧？！”，弄得妈哭笑不得。有时我对一些“见人下菜碟”的人公开“批判”时，妈总会对我说：“你看问题太偏激，这样很不好。我一生遇见的还是好人多，没遇到过你嘴里那么多的不良份子，每个人说话做事不同都是有原因的，你要学会宽容大度看待人和事”。文革后期，妈再也没有回到曾令她伤心的局机关，要求在矿务局下设工程公司继续做她的“宣教科长”，还记得有件事挺逗的。一次下班晚了，妈妈想关掉办公楼走廊的灯，不小心拉成上下班的铃声，传达室的人急忙跑出来说：李科长您为嘛拉铃呢？妈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失误，赶忙道歉。回来给我们一学，逗得大家前仰后合，后来我们还总拿这事和她开玩笑，她也还和我们一起笑，有时还会笑出眼泪呢。我每次到她单位都能感受到她周围的人都很尊敬她喜欢她，亲切地称她“老科长”，包括那位传达室的工友，见我每次去找妈都会主动说“找老科长吧，快进去吧”，对我也特别亲热。每到开支时，她同事还经常私下里“截胡”她的一小部分工资，买西瓜呀、冰棍呀大家一起吃，妈又总是与大家和和乐乐的吃着聊着，其乐融融。我说，妈，他们怎么能私拆你的工资袋呀，妈就会笑笑说：“没什么呀，大家拿我当朋友，挺好的呀，这里的同事好多都是工人出身，待人很真诚，关系比局机关宽松多了”她说，看她表情很是满足。

妈妈是一个对子女教育非常重视的人。
记得小时候每到开支，妈会到银行给我们三个小孩毎人存上五块钱，说是等到我们长大了上大学用，这钱一直存到文革中爸的工资被冻结。小时候妈还会用各种方式，鼓励我们多读书，会给我们订报纸呀杂志呀，我至今记得妈让我们挑选自己喜欢的杂志，一直帮我订阅《读者文摘》、《天文爱好者》，到我参军到了部队，还会让姐姐给我毎月寄去，直到我写信告诉她部队图书馆有这些杂志不用专门寄了才作罢。我尤其记得妈给我买过的两本书名，一本叫《征服细菌的道路》，另一本叫《哥白尼和他的日心说》，我觉得是通过阅读它们真早早激发了我对医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知识浓厚的兴趣。我妈妈从来不打骂孩子，也不强迫我们做不想做的事，就说每天让我们按时起床吧，每天早晨她起来总是先轻放广播，然后开唱歌曲督促我们起床，从来不会猛掀被子或大声吼叫（像我曾经的那样，我的涵养比妈差太多了），就这样我们还是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她“哲腾小队长”，边抱怨边无可奈何地起了床，有时我哥会说，今天小队长升级成中队长了，您又开始折腾了，听到这些妈也从来不急不恼总是看着我们笑。

妈妈还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
妈妈会绣花。听她说早年她读师范时，女红课的作业绣品被留下进了学校陈列室的呢。我上中学时学校号召让给部队战士送针线包以表敬意，记得妈曾教我做过一个非常漂亮的六边形针线包，合起来时是一朵花，打开里面可以放针线放顶针儿，那是一个很不一样的针线包呢！姐姐出嫁时妈还曾经送给她一床亲手绣的床单，白白的布上绣着朵朵小花和绿叶，颜色搭配很是清雅，妈也曾许诺我出嫁时也送我一件，说是给我们留做纪念用，但这愿望终因她年老多病没能实现……

妈妈，我觉得您始终活得纯粹简单，归去时内心依旧纯如少女，吾辈真是望尘莫及呀……
　 　
　　妈妈呀，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日，您在被抢救了数次后再也没有能醒来，我和姐姐哥哥最后为您沐浴更衣，哥哥他忽然抽泣着说：“爸是二十号走的，妈也挺到了二十号，她这是为了让咱们好记呀”。妈，又该到您的忌日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您和爸的。

二0二四年四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