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维也纳苏黎世喝咖啡

无尘

去维也纳苏黎世喝咖啡

在我的海外旅行计划中，我将维也纳和苏黎世的咖啡馆列为最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相对于物质而言，思想是不可见的，但人们所能见的物质，无非思想的物化。因此，人类的历史，其实就是思想的历史。思想不是个体的产物，一定要在群体的交流、碰撞中激荡、形成、互补、完善，这就需要一个空间，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奥地利维也纳的咖啡馆和瑞士苏黎世咖啡馆，就是影响20世纪人类思想史的极为重要的公共空间。

其实，维也纳人本来不知咖啡为何物，维也纳的咖啡馆，源自一场生死攸关的战争。1683年7月，土耳其奥斯曼帝国苏丹对神圣罗马帝国发动圣战，几十万大军将维也纳城团团围住，维也纳城危在旦夕。危急时刻，一个叫库辛斯基（Kolshitsky）的商人自告奋勇出城联系援军。由于他熟悉土耳其语及风俗，装扮成土耳其人，唱着土耳其民歌，顺利穿过土军阵地，搬来援军，又潜回维也纳城送信，最后里应外合，大败土军。土军逃离时，留下大量的辎重和整袋整袋的黑色豆子，没人认识也没人要。走南闯北的库辛斯基知道那是咖啡豆，就拿了这些没人要的咖啡豆，开了一间咖啡馆，名为“蓝瓶咖啡”（Blue Bottle），这是维也纳的第一间咖啡馆，库辛斯基也成为咖啡馆的创始人。咖啡馆很快在维也纳遍地开花。

瑞士苏黎世咖啡馆的兴盛是一战的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大陆战火四起，生灵涂炭，中立国瑞士成了一个小小的避风港。许多艺术家为躲避战乱而云集瑞士苏黎世，他们常聚会于苏黎世大街上的咖啡馆，在这里聊渡时日，交流思想，因此苏黎世咖啡馆便与维也纳咖啡馆齐名。

咖啡馆本来只是人们品尝和小憩的地方，由于其特定的消费群体，使之演化为开放的公共空间，形成咖啡馆文化。在维也纳咖啡馆，由于邻近维也纳大学，来往的多是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其中不乏大师级人物，在这里大家平等地、自由地讨论感兴趣的话题。因此，维也纳的咖啡馆被《20世纪思想史》的作者彼德•沃森（Peter Watson）称为“思想的集市”，“思想中途的小憩之地”。在这里，买一小杯咖啡，就可以待一整天，每半小时侍者用银托盘送来一杯水，有台球桌、棋盘可供消遣，书架上有免费提供的报纸、杂志、百科全书和参考书，有触手可及的钢笔、墨水和有题头的信纸，老顾客可以把晚礼服寄放在咖啡馆，方便更衣，咖啡馆还免费为老顾客提供代收发邮件服务。

苏黎世咖啡馆是一战时流亡艺术家们的聚集地。在欧战的枪炮声中，从各国流亡到这里的艺术家们暂时可以偏安一隅，麻醉一时，但战争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破坏，使他们感到绝望、颓废，厌恶战争。战争带来的心灵创伤，作用于艺术家的神经，就滋长了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维也纳和苏黎世，不过是两座小城，小小的咖啡馆，何以能成为20世纪众多思想的源头？让我们看看活跃在这里的是些什么人。

在维也纳咖啡馆，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经常与朋友们聚集在这里高谈阔论，激发灵感，创作了《死神与少女》、《摇篮曲》等1500多部作品。贝多芬经常独坐咖啡馆的一角冥想，构思他伟大的交响曲。圆舞曲之王小约翰•施特劳斯不时地在公园露天咖啡馆里举行个人音乐会，创作了《蓝色的多瑙河》等名曲。

维也纳咖啡馆中，较有名的是开业于1860年的“中央咖啡馆”（CaféCentral）。走进“中央咖啡馆”，迎面可见奥地利著名作家阿登伯格的塑像，他坐在椅子上，手拿报纸。他是咖啡馆最忠实的顾客、形象大使，那句著名的“不是在咖啡馆，就是在去咖啡馆的路上”，就是说阿登伯格。他终生在咖啡馆写作，连通信地址都写成中央咖啡馆。心理学家佛洛伊德，科学家、哲学家马赫、石里克、哥德尔、卡尔纳普，哲学家波普、维特根斯坦，经济学家门格尔、米塞斯、哈耶克、熊彼特……都是中央咖啡馆的常客。

维也纳咖啡馆，也是苏俄革命的摇篮。受沙俄迫害而流亡的列宁、斯大林、布哈林、托洛茨基都曾在这里滞留、相聚，思索和探讨苏俄的未来。托洛茨基在维也纳时间最长，从1907年秋到1914年秋，在这里创办了《真理报》。斯大林在这里基本完成了他最重要的理论著作《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彼德•沃森说：“如果说什么地方能被说成是代表作为20世纪开端的西欧精神世界的话，那么，它就是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

苏黎世咖啡馆中最有名的是欧登咖啡馆。这里曾倘佯着众多思想家和艺术家的影子。德国作曲家华格纳 （Richard Wagner） 的部分作品在此谱就。爱尔兰文学家乔依斯（James Joyce）在这里完成了他的《尤利西斯》。画家F•沃费尔、A•亚夫伦斯基和哲学家E•卡西尔是欧登咖啡馆的常客。列宁1916-1917年在苏黎世完成了著名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一书。

1916年2月，在列宁曾生活过的一条陡直、狭窄的小巷中，雨果•巴尔、艾米•亨宁斯、特里斯坦•查拉、汉斯•阿尔普、理查德•胡森贝克和苏菲•托伯等艺术家开办了一个伏尔泰酒馆（Cabaret Voltaire）。在成立大会上，歌唱家罗瓦夫人首次提出“达达”一词，“达达主义”由此产生。很快，“达达主义”从苏黎世漫延开来，波及德国、西班牙、法国、甚至远到美国，形成了一个国际性的文艺团体，对20世纪的思想与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

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开创性地提出“公共领域”的概念，他特别重视咖啡馆的“思想集市”的作用，他说：咖啡馆“首先是文学批评中心，其次是政治批评中心，在批评过程中，一个介于贵族社会和市民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有教养的中间阶层开始形成了。”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说：“咖啡馆生活使编辑们在印刷机器尚未发达之时就已适应了新闻服务的节奏”。

其实，维也纳和苏黎世的咖啡馆，真正吸引人的，倒不是其物理的空间，因为以现在的物质条件，我们可以毫不费劲地复制出无数个“中央咖啡馆”、“欧登咖啡馆”，这就像砌起围墙盖起大楼就可以建成一所大学一样。但是，会有那些思想者来消费吗？会有充满人文关怀的免费服务吗？会有信马由缰的讨论吗？ ……

要一杯咖啡，细啜慢饮，直到夕阳柔软，在焦香氤氳中，与哲人通神……如此人生，方为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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