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篇

雷蓉

清明倍思亲



清明倍思亲，深深思念父亲雷任民。

儿女丹、蕾两家清明时远游日本，寻访外公雷任民的足迹，了解中日友好历程。

雷任民是新中国成立后中日贸易的开拓者，为中日友好奉献了毕生精力。

日本，留下雷任民的青春和为中日友好奉献的足迹。

1934年，东渡扶桑，就读早稻田大

学经济学研究生；

1937年，返回祖国，投笔从戎，投身

抗日战争洪流；

1952年，促成日本议员访华和签订第

一次中日贸易协议；

1955年，率新中国第一个贸易代表团

访问日本，签订第三次中日

贸易协定；

1980年，率中信代表团访问日本；

1982年，代表中信公司在日本发行

100亿日元私募债券；

1992年，重访日本，看望为中日友好

奉献一生的日本耄耋老友

们，并访问母校早稻田大

学。

我嘱咐他们，到横滨去看看横滨中华学校和横滨货运码头。这里，有外公雷任民七十年前的身影、侨胞亲情和中国贸易代表团回国的惊心动魄场景……

岁月无痕，前辈远去，记忆永存。



雨中亲情

记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横滨中华学校

横滨，位于东京湾西岸，日本的最大港口。1859年，横滨成为日本第一批对外通商的港口之一，中国和欧美的商人纷纷云集这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日本华侨约5万人，主要居住在横滨、神户、长崎等地。横滨，是华侨最多的城市，横滨中华街在世界赫赫有名。

横滨中华学校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

1895年，孙中山先生成立横滨兴中会，并倡议建立华侨学校。1898年，由横滨当地华侨捐款建立横滨大同学校。1923年9月关东大地震，使横滨大同学校、华侨学校和中华学校三校的校舍被毁。1926年10月，新校舍落成，三校合并改名为“横滨中华公立学校”。1947年9月增设“幼稚园”和“中学部”，改名为“横滨中华学校”。被誉为世界第一所近代华侨学校。

1955年3月29日—5月6日，新中国第一个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日本。全团38人，由中国主要贸易公司、银行、海运的代表以及经济、纺织、电机、造船、银行等领域的专家组成，父亲雷任民任团长。代表团访问了东京、大阪、神户、京都、名古屋等城市。并于5月4日，雷任民同日本贸促团体代表签署了第三次中日贸易协定。

1955年4月，中国贸易代表团在团长雷任民率领下，从箱根返回东京的途中，决定到横滨看望侨胞，访问横滨中华学校。

当时传言，台湾军舰停在东京湾的海面上，如果中国贸易代表团去中华学校，台湾军舰上的人员就会登陆。日本警方也表示，台湾有军舰在东京湾的入口处横须贺港，台湾方面会派暴徒行凶等等。日本警方以治安为理由，不赞成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横滨中华学校。

横滨中华学校全校师生热烈盼望代表团来访问，学校力斥警方夸大其词，并表示学校将会组织起来保护代表团。

在严峻而复杂的形势下，团长雷任民分析研究后，当机立断，决定全团前往横滨，访问横滨中华学校，看望在异国他乡创业的华侨。

当日，横滨市乌云笼罩，市中心的中华街在沥沥雨中时隐时显，华侨和横滨中华学校的师生冒雨夹道欢迎来自祖国的亲人，他们手舞中日两国的小国旗，口中高呼欢迎口号，并筑起保护中国贸易代表团的一道道人墙。在爱国华侨的周密布置下，代表团的车队浩浩荡荡来到中华学校校园，受到师生们极其热情和隆重的欢迎，场面十分热烈动人。日本警方也安排警力进行“监护”，他们对华侨的团结力量及对祖国的深厚感情，佩服感叹不已。

教室是欢迎会场。黑板上方悬挂着地球、和平鸽的图案，格外耀眼。课桌围成半弧形，白色桌布上放着鲜花、水果、点心。

孩子们笑容满面，热烈欢呼，手持小五星国旗和盛开的鲜花，欢迎来自祖国的亲人，教室充满欢声笑语。代表团的成员把孩子们紧紧地，紧紧地抱在胸前，一脉相承缘，一衣带水情最最动人心弦。

雷任民团长热情洋溢的讲话，赢得阵阵掌声。学生们静静听着来自祖国的声音；老华侨手持国旗，脸上流着欣喜的热泪……

中国贸易代表团的访问，带来了祖国和人民对海外侨胞的关爱和感谢侨胞为中日交流所做的贡献。祖国的强盛大长了侨胞的志气，他们亲身感受到，只有祖国强大，他们才能在异国他乡有尊严地生活。

祖国，侨胞的根。

1955年4月19日，雷任民团长（中间）率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横滨中华学校，旅日华侨师生热烈欢迎。（日本 横滨）



　　

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

记访日代表团安全回国

一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举世瞩目的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这是亚非国家和地区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人民切身利益的国际会议。根据预定行程，周恩来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将从香港乘坐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包机飞赴万隆，出席会议。

为了暗杀周恩来，破坏亚非会议的召开，国民党当局在香港的特务，买通了香港启德机场的一名清洁员。在“克什米尔公主号”经停香港时，在飞机右翼轮舱处，安放了定时炸弹。

4月11日，中国代表团乘坐的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包机，从香港飞往雅加达的途中，在北婆罗洲西北海域爆炸失事，机身坠入大海，石志昂等中国代表团先遣人员及越南代表团代表、中外记者等11人全部遇难。

这是一起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政治谋杀事件。

但因周恩来访问缅甸临时变更行程，国民党特务精心策划的谋杀阴谋没能得逞。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震惊和谴责。

周恩来不惧恐怖威胁，如期出席万隆亚非会议。并以求同存异的外交智慧力挽狂澜，对万隆会议的顺利发展和圆满成功，发挥了巨大作用。会议形成的“万隆精神”，对稳定世界局势、解决国际争端，带来深远影响。同时，也对新中国打开外交新局面、提升国际威望具有关键意义。

继“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后，在万隆会议期间，国民党驻雅加达支部又在密谋组织28人敢死队暗杀周恩来。中国政府代表团采取了严密安保措施，在印尼警方的全力配合下，挫败了国民党特务的暗杀阴谋。

在万隆，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在日理万机的同时仍关心着两件事：一是“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调查和善后情况，他嘱咐工作人员，把烈士的骨灰保护好，他将亲自带回北京；二是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做好当时正在日本访问的中国贸易代表团38人的安全回国安排，确保万无一失。

二

万隆会议期间，我父亲雷任民正率中国贸易代表团在日本访问，谈判和签署第三次中日贸易协定。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访问日本的贸易代表团，由中国主要贸易公司、银行、海运的代表以及经济、纺织、电机、造船、银行等方面的专家组成，全团38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日两国官方交往的大门完全关闭，周恩来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通过促进中日民间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为两国邦交正常化创造条件。

1952年和1953年，中国贸促会和日本贸促团体分别签订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中日贸易协议，但由于日本政府不予支持，这两次贸易协议都未能充分实施。为促使日本政府出来承担责任，此次访日，雷任民以中国贸促会代主席和中国对外贸易部常务副部长的双重身份担任代表团的团长。行前，周恩来在3月10日、13日（周恩来年谱），两次与雷任民谈话，研究对日贸易计划和赴日贸易代表团的有关事宜。

1955年3月29日，中国贸易代表团乘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包机，从香港飞抵东京。日本各界人士云集羽田机场，机场铺上红地毯，警车开道。代表团下榻的帝都饭店前，旅日侨胞舞龙弄狮，燃放鞭炮，欢迎代表团。

访日期间，雷任民与日本政商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交往。代表团访问了东京、大阪、神户、京都、名古屋等城市，除正式谈判外，代表团曾出席了26次欢迎宴会、参观了19个工厂、41次座谈会和日本各方人士代表3000多人见面，中日两国媒体全程跟踪报导。

5月4日，雷任民同日本贸促团体代表签署了第三次中日贸易协定。为推动日本政府承担责任，促进双边贸易关系的正常化，此次签订的文件，将前两次的“协议”改为“协定”，虽还不是政府协定，但具有同政府挂钩的含义。日方正式言明鸠山首相对协定支持和协助的态度；中国政府副总理陈毅也立即表示支持，《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社论。

中国贸易代表团原计划访日结束后，乘印度航空公司包机经香港回国。但协定签订后，日方迟迟没有接到代表团回国的行程安排。日方十分疑惑，不知代表团在等什么，通过各种渠道打探消息。

1997年，父亲雷任民接受北京电视台《新中国外交》采访中谈到：“我率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日本时，周总理正在万隆参加亚非会议。‘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后，总理马上给我来电报：不要坐印度的飞机回国，我给你们另做安排。并指示：回国计划，严守机密。”“总理的安排十分周密，通过苏联派了一个商务船。苏联需要先与日本方面有买卖，才能派船到日本。苏联的商务船到了横滨，我才通知日方，我们要回国了。他们说：明白了，明白了。”

三

我在整理父亲遗留的文件中，看到父亲1992年的一篇文章《周恩来拓展外贸渠道重谱中日关系史》，文中写到：“当时，我国没有任何代表人员驻日本，许多安全和联系工作有赖于日本友好人士和爱国华侨。但同国内的联系成为难题。曾参加签署第二次中日贸易协议的松田竹千代先生，当时任鸠山内阁的邮电大臣，经他的努力，日方同意中国代表团使用密码，通过苏联驻日本代表处发送密电，解决了我们和国内的联络问题。代表团能及时向周总理汇报工作，并即时接受国内指示。特别是代表团回国的安排问题，就是从这条通讯线路获得顺利解决的。”

5月6日，雷任民在帝都饭店“樱桃之间”举行记者招待会，谈到中国贸易代表团访日的印象、收获以及对今后中日贸易发展前途的估计。感谢日本各界，包括经济界、贸易界的友好接待和新闻界的大力支持。同时，宣布代表团将于即日从横滨乘坐苏联船取道海参崴回国。

代表团告别住了近40天的帝都饭店，服务人员在门口列队欢送。在“东京—北京”的歌声中，代表团乘坐汽车离开饭店前往横滨。

在横滨港口，代表团告别了日本朋友。全团人员登上苏联货轮“多布罗路霍夫”号，取道津轻海峡，穿越日本海，驶往海参崴。在津轻海峡上空，美军的直升机一度低空盘旋跟踪，驾驶员的身影清晰可辩。

“多布罗路霍夫”号上的苏联船员对中国同志非常热情，为了接待代表团，他们腾出自己休息的舱房，但货轮的船员舱房有限，代表团的多数人员在船舱席地而睡。大家十分激动兴奋，对周总理的关怀至深感激。

此次访日，代表团的每个成员都经受了考验。当时的日本，政治环境极为复杂，中日两国间没有邦交，日本右翼反华势力猖獗，美蒋在日本的势力也兴风作浪，代表团既要开展工作，完成访日任务，又要做好“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思想准备。中国贸促会会史《贸促春秋》记载：“全团本来是39名，但有一个部门的年轻人临出境前过分紧张，他的家属又害怕乘飞机出事，闹得精神失常，代表团领导决定中止他参加。”“雷团长在一次工作会议上说，这次出国，有中央领导，有日本广大朋友和侨胞帮助，不要过分紧张。出去当然有风险，但不必害怕，烛老（李烛尘，中国贸促会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委、访日代表团副团长）70多岁了，一点都不害怕，年轻人怕什么？我们代表国家，执行国家任务而去的，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任务，相信一定能完成。”

访日期间，父亲雷任民得知“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失事，石志昂等同志遇难的消息，极为痛心。石志昂是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同志，是我国经贸战线的专家。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国进出口公司副经理，曾随父亲参加过1952年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和1954年日内瓦会议，有效地展开了一系列反封锁禁运活动。我家至今还保留着父亲和他在日内瓦莱蒙湖畔的最后一张合影。

“多布罗路霍夫”号在日本海航行数天后，安全抵达海参崴。苏联市长早已接到通知，热情地接待了代表团。次日，安排专列，送代表团取道绥芬河抵达哈尔滨。

在哈尔滨，代表团进行了一个星期的休整和总结。数年后，父亲仍深情地对我说：“总结的头一条，就是我和全团同志对总理关怀的无比感激。”

当年随团访日的对外贸易部干部、从事中日贸易工作近半个世纪的林连德前辈，晚年仍对这段难忘经历记忆犹新。以《海参威•雷任民•1955访日》为题，赋诗一首：

借棹当年北道归，深宵畅饮海参威。多蒙决策千钧重，总理关怀系一飞。

2024年清明

1955年3月29日，雷任民团率中国贸易代表团乘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经香港抵达日本东京羽田机场。（日本 东京羽田机场）



1955年4月2日，日本企业界盛会欢迎中国贸易代表团。日本小姑娘向雷任民团长献花。（日本 东京）

1955年5月4日，雷任民团长与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村田省藏交换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文本。（日本 东京 产经会馆）



1955年5月6日，中国贸易代表团结束访问日本，登上苏联“多布罗路霍夫号”货轮回国。（日本 横滨）



1955年5月，雷任民团长率中国代表团访问日本后，经苏联海参崴回国，代表团合影。（苏联 海参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