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江塬畔 尾 声

酸枣刺

　　企业的领导层打破了过去的相对稳定，也像生产队的破背搭子（破棉袄），轮着穿，二葵刚参加工作的那批厂领导相继退休，接着三两年更换，二葵被调到车间当副主任，领导谈话仅说了一句：“先下去长上两级工资，想回来以后再说”，所管的教育方面的工作归到了劳资科，在车间呆了不到一年，又重新回到了政治部。

　　一九九五年减员增效，重新组合，机关有实权的一些领导私下劝二葵请缨当复制车间或者总务科的一把手，二葵说道：我不会毛遂自荐，如果觉得我还是块材料何必今天让我去揭皇榜。

　　当初八四年厂纪委书记调二葵过去，说道：你过来帮我抄抄写写，不影响你上学，一个月内解决你入党问题，他是抗战山西某县的游击队长，当时用土地雷炸毁鬼子的两辆运输车，还打死了司机，受到了聂荣臻和晋察冀报纸的表扬，还奖励了两箱手榴弹，属于老干部，他还当着机关支部书记，几位长者告诉二葵，宁可当工人纪委和保卫科都不要去，专门整人的地方，今天整了明天错了谁说的清，早上上班时该让二葵搬桌子换办公室的时候，二葵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决定不去纪委，搞的纪委老干部很没面子，二葵对面办公桌的师兄就在头几分钟还在劝阻不要过去，他就是由县处级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不了了之后坐到二葵的对面办公，他走后又坐过来了一位骨瘦如柴、咳嗽哮喘的右派特赦人员，因为他把美国的吉普坐着舒服，美国的袜子穿着结实，总挂在嘴上而被捕入狱的，狱中由于长期拉肚子得不到治疗并且还让在山上定额扛木头，逼急了抱着监管干部滚到山下追加判了二十年徒刑，五十年代于右任的三原中学毕业的高中生，高大魁梧在肉联厂篮球场正打着篮球被带走一去不归。出来后给青工讲初中语文，开口就是背一段语录，被青工轰下讲台，还被借调到法庭帮忙了快一年，人世间真有这样的讽刺笑话，“母亲错打了儿子，打了白打”。企业要比农村更加复杂，人在农村累的是体力，人在企业累的还有心脏和大脑。

　　这时减员增效就是砸一部分人饭碗，不管你社会形势千变万化，整人害人一辈子结仇的大事是从恶而不是从善，这社会折腾完农村折腾城市，农村包产到户，当时种子、肥料、浇灌都没有变化，就连机井和小四轮拖拉机用了不到一年都瘫痪了，是啥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是不交公粮了，劳动力商品化了，土地可以随便种植，没有了投机倒把罪，还有乡镇企业的双轨制，还有计划生育等，才使农村农民发生了变化，如果分地后按产量继续交公粮纳土地税不但吃不饱一部分人还会返贫，城市企业要求县处级以上单位办学校，办医院，办劳动服务公司，按比例安置残疾人，甚至政府各职能部门乱摊派人力和财力，企业包袱肯定越背越重，“双轨制”“拨改贷”彻底玩死了企业，倒过来给职工提出来“今日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砸烂铁饭碗，人人都能当老板”，“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养老统筹交够十五年”，几千年来搞的都是土地革命，权力和政治是用来折腾的，舆论是用来造势的，不折腾社会财富就无法重新分配,老百姓啥叫幸福，有份工作、或有份土地，风调雨顺、安居乐业，前边再给个希望就是幸福。

　　大势所趋，二葵发挥他寻找财富的优势，看到西安流行丝网印刷名片，到省图书馆查找资料，并且多次到西大街印名片的地方偷技术，到西七路采购原料，干起来第二职业，印名片、印提包、印筷子、印不干胶等能印的都印，淘得了个人的第一桶金。

商业部门的各个公司全部下放合并，食品公司裁减人员，肉联厂两块牌子又叫食品公司又叫肉联厂，想不通可以慢慢想，你不干可以给你弄上七八个人给你启动资金，自负盈亏自生自灭，最好是自己主动辞职，二葵当时有两家学校可以去，最后在基层干了三个月，调入中国冶金进出口陕西公司，而后当办公室主任，福利待遇比肉联厂翻了一倍，在高新区分了房子，再用印名片的钱装修了房子、购置了新家居。

　　一九九一年春节过后，天气晴朗，还暖和和的，心情也好，二葵带着五岁多的女儿俩人穿的崭新的衣服去黄渠头村，二葵要让女儿知道爸爸曾经在这里生活过三四年，曾住过这样的房子，吃过这样的饭菜，走过这样的土路，种过这样的庄稼。

   二葵每次进村都要先进大队长家里，顺便打听村里的变化，问道副支书的情况，大队长慢条条地说道：“分了新庄子，人瘫痪了在床上躺着，屋里人都上班了，门在外边锁着。”二葵提出过去看看，大队长站起身来说道：“我领你去，你自己找不到。”二葵把女儿放到大队长家里玩。

大队部院子门前那俩石头怪兽，脖子上被系上了红飘带，人的言行管的松了，信佛保佑祈福的人出现了，听说村南边那棵比大胖子还粗的皂角树上也绑了很多红布条，其中有灶房妈妈的大女儿、女婿系的。

      副书记家的院子门从外边锁着，大队长问隔壁想进屋看看副书记。隔壁从门上边缝中取出了钥匙给开了门。屋内很干净，没有啥味道，二葵走到床前问道：“您还认识我吗？”副书记犹豫着，大队长说道：“二葵来看你了。”副书记说道：“我知道，二葵你妈你爸好吧。”

      二葵看床前有张小桌子上边放着茶壶和茶缸，给倒了些水一点一点给他喝，又从兜里掏出五元钱递到他的手里，副书记说道：“我要这钱没用，没有地方花。”大队长说道：“人有病就是可怜。”站着呆了一会儿，大队长提出：二葵走回吧，要不你呆到这里。二葵温和地安慰道：伯，我走了，以后有机会再来看你。出了大门，隔壁在大门外站着等着锁门。

     听大队长说张伯已经病故了，二葵带着女儿坚持要过去看看，哪怕是看看那间屋子摆设。 大队长叮咛早点回来吃饭。

听说张伯临终前很可怜瘫在床上浑身屎尿，饥寒交迫。二葵进到屋里，因为是春节期间，八仙桌上专门摆放了遗像，没有香案。

     二葵走上前去庄重地鞠了三个躬。埋怨他的女儿道：“有病和去逝咋不告诉我一声呢。”张伯的女儿实际上是去浐河拉沙子吆车的张伯的女儿，过继过来的亲侄女，她解释道：“我一直在大队实验站劳动，也不清楚你和我大（爸）关系那么好，也不知道你的联系方式。二葵给她留下了五元钱说道：“你再去上坟替我烧上几张纸。”张伯的病逝的确心里很难过，人家过去为啥对你那么好，能图你个啥，不就是看你二葵懂事吗。

      出了门，二葵女儿悄悄地说：“刚才阿姨给我了五元压岁钱。”人家又悄悄地把钱塞给了女儿。

　　紧接着带着女儿去看望灶房妈妈，进到灶房妈妈屋里，医生伯伯在一张小床上躺着，见到二葵直哭，告诉二葵得的是癌症，是胃以下到肛门这一段，名字二葵也没记住，二葵安慰了一会，伯伯说他是大夫知道病的严重性，只能在家等死了，家里人都在跟前，场面很凄凉，医疗站也没了，说的二葵心里很难受，从兜里掏出来二十元钱放到了枕头跟前，灶房妈妈也没拒绝，只是问二葵吃了没有，二葵说在大队长家里吃过了，随后去给二葵煮了几个荷包蛋，女儿说不吃二葵说不饿，给伯伯吃吧，妈妈站在跟前端着碗，掉着眼泪说道：“你这是瞧不起妈妈了，两个鸡蛋能把你撑着。”说得二葵酸楚只有端过碗来吃了下去。

　　大队长让小女儿到处在村子里找二葵吃饭，在街道上碰到了。

晚上二葵带女儿去了趟在学校时教一年级的张老师家，她已经成公办教师退休了，她很感动，娘家是蓝田的走时强行塞给二葵带了一大串柿饼。

又去找饼干和强子，他俩在过去打胡基那个地方分了地，种上了苹果树，虽然还没有挂果，但害怕被人盗走果树，晚上需要守夜看护，进到强子院子，强子媳妇正在整理大蒜，给大蒜编辫子，硬是把编不成辫子的大蒜给二葵装了一塑料袋，并且领着二葵到田间地头寻饼干和强子，到了地里，强子媳妇给二葵说道：乐居场的地租给了两家做瓷片砖的工厂了，修的公路占用了他两家的土地没给一点补偿，问二葵咋弄，二葵说道，这是公社决定的去找公社要赔偿，这是民事经济纠纷，公社不给就堵路自然会有人主动来讲理的。

晚上大队长家嫂子专门腾出一间屋子让二葵带着女儿住。第二天上午走时，二葵把大蒜留给了大队长家，大队长家嫂子给二葵装了很多白面小馒头。

　　慢慢地三五年去一次，不去也许是良心过意不去，总是做梦，带着感恩的心，带着难忘的情，专门春节回村里拜年，可能二葵是大队三十个知青的唯一。

二零零零年回村子已经面目全非，成了半个城中村了，很多社员把房租出去了，也有搬进城住的，村中多了很多做生意的店铺，进村子七拐八扭分不清路线谁是谁家了，觉得这是大队长成道家，问一位老太太，老太太说他住了几十年不认识说的几个名字，本来是从西北边进村，被西南边开的路走迷了，饼干家盖起了二层小楼大铁门关的很严实，显得很陌生也就没上前扣门，梁老师家也盖起了村里叫得响的二层小楼，一进屋子面对的就是宽敞的楼梯分开向左右两边拐弯登梯，屋里屋外到处贴的瓷片，二葵问梁老师丈夫善，他说他一直给瓷片厂当电工，给不起钱了拿瓷片顶的账，家里还用上自制的沼气，梁老师丈夫善带二葵上楼参观，又临时加高了一道墙，准备为房地产征地算面积；大队长在村口种的冬枣树也需要晚上照看。知青大院那块地方给拆了，回复了原状，小学校经过硬件改造变成了公办学校，校长和新教师都不认识。

二葵到大队长家还是吃捞面条，走时放桌子上了一百元钱，嫂子说道：“放钱干嘛，屋里不缺钱。”大队长低调地说道：“一年到头还不挣上个几万元钱了。”

给梁老师的老公善买了一条好猫香烟，梁老师也不推辞也不客气说道“二葵有钱了。”梁老师退休后学校返聘回去了，听说高娃子把教师换成夫人当老师由于教龄不够无法转成公办教师，二葵觉得是人浮躁看事短见。

听说安安校长脑梗死的很突然，病故年龄还没有退休：大队书记一家开了一间羊肉泡馍馆，二葵回村子路过书记婆娘还给端上来了一碗，说屋顶漏，二葵没有接话，她有两个儿子可以干的活，后来听说书记半夜值班时有人敲门，开门后被惨害死了还没有破案。

二零零七年单位俩同事开车要到曲江转转，走到黄渠头村口，二葵说道：“这是我下乡插队的地方，把车开进去到梁老师家坐坐喝茶。”仨人极力邀请梁老师和老公善，一起进城里吃个饭，而后再给送回来，被梁老师俩口拒绝了，坐着喝了茶抽了烟聊了一会儿。

二零一零年房东饼干突然往家里打来电话，说儿子结婚邀请参加婚礼，此时二葵单位已经歇业，全员解除劳动关系，给以经济补偿，也就是说全部人员失业了，二葵思来想去，如果还在单位工作，自己开着进口凌志，参加婚礼，再给一份大红礼包花钱也气派，而今失业没有工资收入混的还不如农民，去了也是灰溜溜的，饼干也再没有来电话邀请确认，二葵自然也就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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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渠头村在视野中渐行渐远，慢慢地模糊起来，而后就像谢幕一样消失了，见到个别社员问起熟悉的人，也是不清楚，而崭新的商业住宅小区黄渠头牌匾矗立在那里，名字还是那个地名，人却不是过去那些社员，房子也不是那些院子，村口公交车往返穿梭着，地铁出现了黄渠头站名，寒窑里有了黄渠头窑洞，曲江南湖有了黄渠头桥，曲江塬畔也被削平了，再也看不到那些沟沟壑壑曾经枪毙人的地方了，火葬场处也变成了青年公园。

现在的二葵眨几下眼睛很快就迈入七旬，眼前戴着眼镜寻眼镜，而经历的那段历史不知为何，仍清晰地存在于脑海中，逢人便说我曾经在这片土地下乡插队过，曲江塬畔这段历史一桩桩一件件都刻骨铭心。

二葵决定还要继续寻找到大队长一家、梁老师一家、灶房妈妈和房东饼干一家串门走亲戚，顺便寻找卞英，至今还欠她一个承诺，去他家探望，几十年来只为了证明当初他们没看错：“二葵那娃懂事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