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面面观——跟随莫教授，重温苏东坡

云思遁

2024年4月12日，和闺蜜参加南大EMBA公开课——莫砺锋教授主讲的《苏东坡面面观》。莫砺峰教授把苏东坡的人生从44岁切分，人生前2/3顺风顺水，直到44岁时，乌台诗案发生，苏东坡从此走向颠沛流离的人生，但是正是这人生的后1/3，过去恃才傲物、狂放不羁的苏东坡才变得坚毅豁达，才有了后面脍炙人口的1600多首诗词，占去了他文学著作的2/3。莫砺锋教授把苏东坡的一生总结出六个面，跟随莫教授的分享，重温一遍苏东坡的人生。

一、高风亮节，苏东坡从政最大的亮点是高风亮节。

从政初期，他和很多旧党一样，与王安石政见不一，在新旧两党矛盾处于白热化阶段，欧阳修、司马光纷纷归隐，苏东坡却依然敢于直言、据理力争，导致被贬黄州。读李一冰老师写的《苏东坡新传》时，我认为这时候的苏轼有点恃才傲物，不识时务。 听了莫砺锋教授介绍后才知道，苏轼自小受母亲程氏教育：做臣当学后汉申屠刚，质性刚直，犯颜直谏，只要是为江山为社稷，哪怕是死也义无反顾。那时是我狭隘了。直到读到神宗去世，太后执政，新党失势，苏轼再返京城，司马光执掌相印，把王安石变法全盘推翻，苏轼又站出来反对，我才读懂了：苏轼从政，不是忠于某个皇帝某个党派，而是有自己独立的立场见解，只忠于江山社稷！莫砺锋教授提到，文革时期，反革命把苏轼的这段经历定义为墙头草，还在镇江金山寺挂起横幅作为典型批判。要我说，现代从政者都应该学学苏轼，不屈服于权贵，不媚上陷下，实事求是，只忠于社稷，还何愁我中华民族不复兴崛起？

二、实干家，最早的工程师

苏轼没有谄媚的本领，不适合做京官，做地方官却干了许多实事，颇有政绩。这点我和莫砺锋教授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说起苏轼当地方官的地理位置，莫砺锋教授如数家珍，哪个省，哪个市，哪个县，正确精准，无一遗漏。我虽然看过李一冰老师的《苏东坡新传》，还写了书评，但时间仅过半年，便已差不多忘个干净，只记住了杭州、徐州、黄州、惠州、儋州，更没有像莫教授那样读后认真分析，归纳总结。看来以后看书要像莫教授学习，归纳总结，理出脉络，更有助于记忆。

杭州

苏轼两次为官，一次为通判（相当于现在的副市长），二次为知府（相当于现在的一把手市长）。在杭州任职期间，苏轼最大政绩：采取开放西湖沿岸种植菱角的办法，治理了西湖一直以来无法解决的淤堵。由此可见，苏轼不是恃才傲物固执己见之人，以他当时誉满北宋的名气，他愿意低下头颅，多方请教比他地位低的多的农学水利专才，集思广益，不断完善方案，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杭州西湖。

徐州

苏轼到徐州任职不到几月，黄河泛滥，徐州危在旦夕，苏轼作为一方长官，动员全城百姓一起抗洪。尽管他带头守在抗洪一线，吃住不离火线，但洪灾眼看还是不能守住。满身泥泞的他只好不顾体制，走进禁军军营，请求出动部队。要知道，北宋时期采用的是“二府制”，文官武官不同一套管理体系，作为地方官一把手的苏轼是无权调动部队的。北宋武官采用“枢密院三衙统兵制”，有调兵权的枢密院不直接掌管部队，掌管部队的三衙调不动兵，遇战事，须皇帝下旨，直接任命将领带兵出征。也就是说，此时驻扎徐州的军队无皇令是不能迈出徐州军营的，否则犯叛逆之罪，当斩。眼看大名鼎鼎的苏太守混身泥泞，洪灾迫在眉睫，覆城之下部队焉有安卵？带兵首领当机立断，军民同心，共同抗洪，终于把黄河洪水拒之城外，保了一方百姓平安。洪灾过后，苏轼急忙调集人力物力，修坝筑堤，防止下一次洪灾。

北宋时期，地方官员任命制度已经非常先进了，用现在的话来说，市级首席官不得在家乡500里范围内任职，三年一更替。也就是说，苏轼顶多在徐州呆三年。黄河洪灾，百年一遇，任职期间几无可能再现，他大可以安枕无忧，把财物用于别的地方，但为守护一方的百年大计，他还是不辞辛劳地做了。若换成现在的地方官，大多只会做做面子工程，三年任期一到，拍拍屁股走人。

去年有幸到徐州出差两月，沿着黄河古道走了一圈，还游览了云龙湖风景区，逛了苏轼纪念馆、走了苏公塔、苏堤，还走进云龙山放鹤亭，瞻仰了苏轼画像，读到记载黄河治水的碑文，幸哉！幸哉！

黄州：苏轼人生的转折点。

重回杭州后，苏轼与友人畅游西湖，吟诗作画，可谓神仙般逍遥快活，不想因《湖州谢上表》和《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诗句，经新党有心之人发酵，改变苏轼命运的乌台诗案就此引发。其中，《湖州谢上表》里“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本来，苏轼是想谦虚一下，没想到被御史解读为：苏轼标榜自己,攻击新法,讽刺改革所启用的官员都是一些喜欢惹事折腾的新进。 《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中:“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被沈括指控为大逆不道:“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如此!”

文字这东西一词多意，最怕被人断章取意，歪曲事实，从古到今多少文人骚客莫不折于此，但是，人的劣根性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一朝朝一代代，文人手上的笔就是他们的嘴，笔无遮拦，畅所欲言。

在以往的人物传记中，英雄豪杰遇到变故挫折总能大义凛然勇敢面对，因此，让我形成一种偏见：豁达豪迈的苏轼面对突然而来的变故也应当泰然处之。但李一冰先生笔下的苏轼不是圣人，他有血有肉，和普通人无异，面对来势汹汹的台卒，苏轼也免不了战栗惊惶，甚至害怕得几次三番想跳河（湖）自尽，要不是一路上台卒尽忠职守看管得紧，恐怕这世上就再无苏东坡了。一百三十多天的狱中生活，彷徨、绝望，幸得曹太太后求情，苏轼绝处逢生，被贬黄州。

刚到黄州，住在庙里，苏轼和很多刚受过打击的普通人无异，像霜打的茄子一蹶不振，每日白天躲在庙里不敢见人，只有傍晚人静时，在长子苏迈的陪同下才出来躲在树底下透口气。这样躲躲藏藏的日子足足过了半年，幸得孝子寸步不离，还有好友不时走访，苏轼渐渐从阴影中走了出来。人人都说，经历过生死的人会顿悟人生，想必苏轼也是如此，走出黑暗的苏轼越发阔达豪迈了。在黄州，苏轼是罪犯，没了丰厚的俸禄，只有少得可怜的生活补贴，而且北宋的生活补贴不发现金，只发物资。不知是不是见苏轼落难，小人有意为之，发到苏轼手里的补贴竟然是一些麻袋子，卖也不好卖，换不了两个钱。家眷没到时，父子二人的生活已经是捉襟见肘了，待家眷到来，一家二十多号人，更加没米下锅。经友人斡旋，政府拨给他一片城东坡地，“苏东坡”的别号便缘于此。假如当初拨的是西坡，那这世上就没有苏东坡，而是苏西坡了。坡地原来是旧军营，遗留了许多破砖瓦砾，苏轼带领全家好不容易清理了建筑残渣，坡地太瘦，忙活了一年，却种不出两担粮食，根本不够一家人裹腹。

莫砺锋教授说，他种过十几年地，掌握着一套种田好技术，恨不得此刻能穿越时空，穿到北宋替苏轼种地，种出好粮食，免了他一家人挨饿受苦。我呢？假如能穿越，我能穿过去帮苏轼干点什么？答案是什么都帮不上！想想真是可悲！白活五十多年，一无用处！我又想了，古时候荒野之地不是很多吗？既然要帮，为何偏偏给他一片种不出粮食的瓦砾地？也许这就是人性！人一旦落难，还能有几个真心朋友愿意帮你？哪怕真心想帮，也难免周遭的小人见高踩低，表面帮忙，暗里落井下石埋着机括，陷害于你。

东坡种不出粮食，友人又想办法帮苏轼物色了一块肥地。北宋时期，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那日，苏轼和几个朋友去沙湖看地回来的路上，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仆人带着雨具先走了，大家都很狼狈，只有苏轼，拄着竹子，唱着歌，不急不慢继续前行，仿佛根本没有下雨一样。朋友问苏轼为何不躲雨，苏东坡用一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来回答：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初读苏东坡黄州经历，我曾武断地认为：劫后余生，苏东坡彷徨失措，性情大变，言行谨慎，定风波不过是他人生失意后的阿Q精神，自我安慰。特别是读到他重回卞京，坐直升机般得以重用，官至太傅，当时，太后曾有意提拔苏东坡为相，一群旧党也十分拥护，但苏东坡一再推辞，甚至屡屡求去。当时我认为他经历苦难，斗志丧失，面对太后的重用，同僚的拥护，却少了年少时的那份勇气与担当，不敢挑起大梁，正是因为他的胆怯逃避，一心求去，才有了后来章淳为相，一应亲朋旧交遭受厄运。我甚至还偏激地认为：章淳的政治觉悟远高于苏东坡。章淳与苏轼年少相识，同时入仕，乌台诗案，章淳曾为苏轼仗义执言，还受牵连，之所以走到后来的你死我活，是因为章淳清醒地认清了政治的嘴脸，痛定思痛，以入世之心入仕，奋发而起，走到上位，宁他害人，不被人踩，一旦涉足政治，当一往无前，万死不辞。后来联想到自己与某人分道扬镳，拒绝接管公司，离开干了二十多年的专业，宁愿从零开始，接受新的尝试。很多朋友认为我很傻，放弃既有成果，重新出发，太不值了！只有自己知道：以我耿直寡言，不愿左右逢源的性格，不适合经营公司，只适合做一个专业工程师。如果非要站在公司领导者的位置，我没信心把公司带上一个新的台阶，那样既对不起辛苦工作的员工，自己也只有痛苦。况且，一直以来，我的人生目标就不是当老板，我有想做而一直没做的事情。难道像那首歌唱的：60岁后才去实现梦想？人生苦短，时不我待，想做就要马上行动。推己及人，我想，苏轼也许也进行了深刻思考，知道自己耿直敢言的性格不适宜在波诡云谲的宦海中呼风唤雨，于是改变航道，选择自己喜欢擅长的文学领域。在黄州写就的《黄州寒食帖》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以及后来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更证实了这点：比起政治家，苏轼更适合当文学家。我想，在诗词歌赋中畅游的苏轼，内心一定是幸福的。

惠州、儋州

59岁那年，一纸召令，苏东坡发配广东惠州，60岁那年，又被发配海南儋州。北宋时期，惠州儋州都是蛮荒之地，没受过文明教化。被放逐海南，更是只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在苏东坡之前，还人有被贬官到那么远的地方。此时的苏东坡已经看淡官场，去哪里都无所谓了。反正不管在哪里，他总能变着法子让自己活得惬意。去惠州的路上经过广州湾，东坡还不忘发挥一下他水利专家的特长，帮助当地政府建设了一套先进的自来水系统。这也许是我国首套自来水系统。因为广州湾近海（当时的广州湾不是指现在的广州，而是指湛江，茂名，高州一带），饮用水要从20里外取水。苏东坡路过见当地百姓用水困难，便想了一个法子：选择大小相当的竹子，当中竹节用烙铁捅开，竹子一根接一根，小头插大头，接口处漏水怎么办？东坡教他们用麻丝缠上小头，再涂上漆，漏水的问题就解决了。读到这里，我就想呀，这不就是我们现在管道系统的丝扣连接吗？这方法居然沿用了上千年，想不到苏东坡还是我们水利工程的鼻祖啊！

到了惠州儋州，东坡完全放下了他的偶像包袱，融入当地百姓生活，出产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惠州离老家不远，年轻时工作出差去过很多次，可是，那时还没读《苏东坡新传》，只知道苏东坡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对他没有深入的了解，更谈不上是他的粉丝，错过追随他足迹的机会，以后有机会去惠州再补上。

三、体恤百姓，平易近人。

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期间，商人状告邻居张二借他三百贯钱做折扇，说好不要利息，夏至还钱。可是张二一拖再拖，欠债不还。商人急需用钱，于是对簿公堂。张二承认自己借了商人钱，但今年天气异常，做好的折扇卖不出去，眼看都要发霉了。他想还钱，却无能为力。苏轼听了，觉得商人的诉求合情合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张二生意困难，实在无钱可还，着实可怜。公堂之外，看热闹的百姓人潮拥挤，都等着看这个新上任的通判老爷如何断案。苏轼灵机一动，让张二拿三十把折扇到堂前，让书童呈上笔墨，三十把折扇，有的画上山石，有的画上花草，还有的提诗作词，不到半天，全部画完。

那时候，苏轼的书法造诣是非常高的，谁要是得到他的字画，都会视为珍宝。这可全都是他的真迹呀！张二刚把折扇拿出衙门，就被看热闹的民众抢购一空。三十把扇子，张二不但还清了欠款，还存下一笔丰厚的资金，从此开创了杭州扇面作书画的风气，并一直流传至今。

北宋是个尚文轻武的朝代，人人都想收藏苏轼的字画，就连武官也不例外。其中就有一个叫姚麟许的名将，虽是武将，却有一颗文青的心，是苏轼的铁杆粉丝。他与苏轼不熟，知道一个叫韩宗儒的人跟苏轼是好朋友。韩宗儒是个贪吃鬼，特别喜欢吃羊肉，但那个时候羊肉特别贵，他官职低收入少，一年也吃不了几回。于是，姚麟许找到韩宗儒，许诺他一封书信换十斤羊肉。韩忠儒乐坏了，从此不愁没羊肉吃了。

这件事情不知怎么传了出去。某日，黄庭坚拜访苏轼，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并笑话说：晋有王羲之“换鹅书”，今有东坡“换羊书”。苏东坡听了，只是哈哈一笑，不以为然。又一日，苏轼在翰林院正忙着帮皇帝拟文书，韩宗儒又派书童送书信过来。苏轼打开书信，并没有写什么，只是让他一定要回信。苏轼知道，韩宗儒的贪吃虫又上来了。这回他要捉弄一下他，让他吃不上羊肉。于是不予理会。书童见苏东坡半天不回信，着急了，催促说：苏大人，我们韩大人着急等您回信呐。苏东坡忍不住大笑，说：你家大人的信没什么可回的，你回去就说，本官今日斋戒，不吃羊肉。

北宋时期苏东坡的墨宝就那么受追捧！其实，只要他肯卖，贬谪期间他也能过得很富足，但是，苏东坡自有他文人的风骨，文章书画只送不卖，真正逼到吃不上饭了，才会难得画上一幅，让儿子苏迈去换些许钱粮。尽管难得一卖，由于东坡为人豪爽，平易近人，有求必应，看到好的笔墨，不用人请，忍不住就要写要画，喝完酒后更是大笔一挥而就，佳作频出。所以，乌台诗案后，尽管墨宝被禁被烧，但坊间还是流传下来了很多他的墨宝。

四、勤奋的天才

尽管现在的教育不提倡“天才”一说，但莫教授认为，这世上的确是有天才存在的。要不然，人的生命都只有几十年，为什么有的人一生碌碌无为，而有的人却能创下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丰功伟业呢？苏东坡无疑就是天才中的一个，更难能可贵的是一个勤奋的天才。李一冰先生的《苏东坡新传》中介绍， 苏东坡读书不是单纯的读，而是一句一字的抄，边抄边读，一本书抄下来，书中沟壑存在于心。难怪他的同僚调侃说，文章写的好不好？只要交到苏东坡手上，不用看，他只需闻一闻，便知文章好坏。

五、美食家

说到美食，大家都会不自觉的想到那道家喻户晓的东坡肉。当年，苏轼被贬黄州，当地猪多肉贱，苏轼吃不起羊肉，便想着法子让猪肉做的好吃，还把制作过程写进诗里。后来成了广为流传的菜谱。又因为他曾在黄州东坡种地，自称“东坡居士”以后人们就把这种做肉的方法叫做“东坡肉”。苏东坡以“饕餮”自称，特别喜欢吃羊肉，但贬谪后家贫，吃不上羊肉，怎么办呢？吃货苏东坡为了一饱口福，专门买价贱、别人不愿意要的羊骨头，加以各种佐料，熬成浓汤，这就是我们今天餐桌上的羊蝎子。他还自酿青梅酒，自我感觉良好，不仅赋词自夸，还埋酒方于地下，臆想后人挖到时的惊喜。论及此酒，儿子苏迈表示酸且涩，喝一次就再不想喝了。他还惦念河豚美味，以春江美景为配，叹说“值那一死！”春鸠会、蟹粉汤饼、雪沫乳花……老饕苏东坡一路被贬一路吃，吃出了《老饕赋》。据说，有粉丝专门收录了苏东坡美食，有兴趣的可以跟着做做。

六、文学造诣

莫教授归纳的最后一点是苏东坡的文学造诣。苏东坡一生创作了二千七百多首诗词散文，大部分是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体现了苏东坡“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对封建社会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的抨击。他的诗词散文变化自如，行云流水，时而豪迈旷达，时而婉约清新。 他在书法、绘画等领域也成就突出，他创立的枯木怪石图至今自成一派。他在医药、水利等领域也颇有研究，可以说，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以来千载难逢的一个多方涉猎的全才奇才。

最后补充一个莫教授没有提到，而我非常欣赏的苏东坡的一面：幽默

读李一冰先生的《苏东坡新传》，常常为东坡的幽默感忍俊不禁。苏东坡和黄庭坚互评书法，互相嘲讽对方“树梢挂蛇”“石压蛤蟆”；讥讽王安石不识字义，穿凿附会，望形生意，“三鹿为麤，鹿不如牛；三牛为犇，牛不如鹿”；讥讽好友陈慥怕老婆：“ 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宴会上，苏东坡酒后作诗讥讽朋友塌鼻子，事后怕朋友生气，心虚不敢相见；喜欢搓澡，被搓澡师傅大力擦背，疼得大叫“轻手，轻手”。

没钱买米，带着儿子龟息，每日凌晨引吭东望吞吸阳光以此饱腹；卧病在床，衰弱无力，一听到好文字，兴奋得跳起来，奋力疾书赞誉文章……凡此种种，幽默、生动、鲜活的苏东坡跃然纸上，真是让人爱不惜手。

现场提问环节，有读者问，苏东坡是否含恨而终？莫教授当场予以否定。我的观点与莫教授一致。由于儋州生活条件艰苦，水土不服，苏东坡获赦时身体已经受到严重摧残了。他原打算到河南与弟弟苏辙会合，没想到刚到常州就重病缠身了。离世时，苏东坡的一应亲友都在身边，东坡也向晚辈交待清楚了身后事。被贬惠州期间，有朋友曾问他是否觉得抑郁委屈，苏东坡用一首诗回答：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心安定的地方，便是故乡！说到死，便想起了某个名人说过的一句话：“人活得越充实，便死得越坦然！”苏东坡无论到了哪里，都能像一颗种子一样向下扎根，从不把自己作过客，努力为百姓造福，惠州时创办公立医院、引泉水入城；儋州办学堂，甚至有许多人不远千里追到儋州去求学，活得如此精彩丰盈的人怎么可能抱憾而终呢？

因为李一冰先生的《苏东坡新传》又延伸阅读了梁启超的《王安石传》和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总的来说，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过于文学，少了点味道；李一冰先生的《苏东坡新传》为求还原真实，穷经据典，是比较真实可信的，但对王安石的描写还是有失偏颇。而梁启超的《王安石传》又来了一个180度大反转，把王安石夸的此人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只能说，文学作品都是对被写作对象负责，难免有所偏向，抹黑丑化其他人物，我们只能辩证地读，有选择地相信。后面打算把关联的欧阳修和司马光也读一读，好把这段历史在脑海里形成一个简单的闭环。

最后发表一下下个人陋见：王安石还是有他独到之处的，他一心变法，意志坚定，只是处事于过偏击，不善于团结大众，变革操之过急，导致失败。他的性格适合做先锋冲阵杀敌，不适合执掌挂帅。假如当时欧阳修掌舵，王安石作尖刀，改革或许能成。

我喜爱的东坡居士过于愤青，不太隐忍，不适合宰执天下，还是做个地方官，为百姓做事比较实在。况且，如果没有一而再的谪居外放，也未必有如此大的文学造诣。上帝关上一扇门，就会打开一扇窗，是非祸福，谁也说不清。“上帝不响，像一切皆由我定……”最后用苏东坡的一句话结束：“人间何处不巉岩。”当一苇以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