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父（一周年）

蓝天

　　父亲段旭明，一生于乡村教书，退休后在石炭井河杨树底村做农活，耕作至八十岁时住进娄烦县城；好日子刚要开始，突然患上老年病，八十五岁时不慎摔倒骨折，术后渐失自理。去年严冬感染新冠肺炎，受罪十二天至腊月初二的傍晚，咽下一口水后突然离世。

我忙完差事急忙赶到家时，我的两个兄长正在惊慌失色地为父亲做人工呼吸，母亲慌慌张张地在地上转来转去，反复哭诉着:“狼叼走了，狼叼走了”……。这时我才痛感对父亲的病太大意了，太大意了。其时因病毒漫延，医院瘫痪，是费了很大周折，才找来一名护士上门输液，母亲输液后有幸好转，而父亲从输液后第二天早晨进了一次食，我还庆幸父亲的病有好转了，可是后来连续四天的输液、吸氧，发烧不降，痰不出，食不进，眼睁睁地看着父亲受罪，却束手无策。

大妹和二妹也是在这时候感染上了新冠，怕传染给父母，心急如火地被封闭在家里，期待能逃过此次劫难。待她俩闻此噩耗赶到时，父亲已安睡在床上，双目紧闭，原来弯曲的身子和腿突然舒展，曾经病痛的表情变得安祥，父亲终于不在被病痛折磨了，父亲既没有以往看见女儿便兴奋地对母亲喊：“闺女来了”！也没有那见到儿女总是微笑的样子了，父亲永远地睡着了。盛殓的那个晚上，全家大小哭声一片，我抚摸着父亲的脸颊，最后一次亲吻了父亲的额头，眼泪止不住地涌出……。

父亲活了八十七岁，生老病死，无法逃避，但面对着父亲我却愧疚不已。三年前的那次骨折手术持续了六个小时，术前精神正常，术后突然精神失常，疑似麻醉所至；病毒是我们传给父亲的，一开始就没有意识到父亲是感染了新冠肺炎，错过了治疗的良机，要不然父亲不会走得那么快。

　　在为父亲准备棺木的那个晚上，我在“梁头”老宅的墙上惊奇发现：我当兵时胸前曾佩戴过的那朵早已变暗的红花，父亲竟保存了四十多年。唉！再过一年半载，这副老宅就要被铲平了。和父亲的躯体已不复存在一样，父亲在这里辛劳了一辈子的痕迹，以及那朵变暗的红花也不会留存下来了。

安葬完父亲后的那天中午，母亲瘫坐在沙发上反复念叨着，父亲在呼吸困难的那天，紧紧拉住她的手说：“你不要离开我，我害怕”。接着，母亲以恳求的语气对我说：“过五七烧纸时，我想到你‘大’的坟上看一眼，怕他在阴间受欺负”。我故意装出笑容对母亲说：“阎王爷不欺负善良人，阴间比阳间公道”。在父亲被病痛折磨的两年里，母亲一直守候在父亲身边，父亲也不让母亲离开他一步。父亲这样一个生性善良的人，他与母亲同甘共苦的六十四年里，对父亲而言，母亲就是为他状胆的“护身福”。

　　我的祖辈世代农民。光绪四年，父亲的曾祖逃难至石炭井河杨树底村，在村东的最高处落脚，依山而挖了十几眼土窑，故名“梁头”。段家人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一直劳作至上世纪末。到土改前，家业已有山地百余亩，牛羊百余只，属于当时富裕人家。可是，父亲幼年时，祖母去世，伯父当兵，年仅半岁的叔叔寄养他人，留下父亲与祖父相依为命。父亲告诉我，祖母去世后，祖父将叔叔寄养给邻村的一户穷人家。祖父抱着叔叔寄养他人的那天，父亲硬是跟随在祖父身后，走了十几里远，一直追到那户人家家里，一路上哭诉着：“不要把胖娃给人！”。送了叔叔回家后，父亲想吃“磨擦擦”，祖父在为他磨土豆时将手磨破，祖父忍不住心中的凄苦嚎啕大哭起来。日寇扫荡石炭井沟时，年仅六岁的父亲跟随曾祖父牵着牛驴，东躲西藏，在恐惧中活了下来。日寇投降后，父亲入了村私塾，他珍惜来之不易的上学机会，连逾两个年级考入娄烦二高。有一年天旱，曾祖父怕闹饥荒，步履蹒跚几十里来到娄烦二高，让父亲缀学回家种地，父亲硬是不肯。一九五二年，父亲考入静乐县中学二班，成为段家第一个有文化的人。记得父亲喜欢乐器、书法。每逢过年，整夜无眠地为村里家家户户赶写春联。父亲曾遗憾地说过，要不是家贫拖累，他会好好地练习书法。

父亲初当教师的那年，伯父从抗美援朝前线退役，叔叔也长大回家。此后的三四十年间，他们父子四人终于团聚，二十一口的大家庭同住一院，尽管分家另住，谁家做一顿好吃的，必是叫齐别的兄弟。每到礼拜天，父亲坐在院内土豆窖的石板上，辅导堂兄堂妹们的学习。父亲患病后的四五年间，天天心揪成一团，幻想他会永远活着，期间每一天的用药和症状我还做了记录，每一次求医总要把这份记录带给医生看，先是求医后又卜卦，看到父亲身体渐好渐稳，我坚信父亲能活到九十岁。可谁也没想到，父亲走的那么突然。葬礼那天，段家六七十人，不顾疫情影响，有的从百里之外赶回，我儿子从合肥赶回奔丧。我守坐在灵堂里，看着多少人前来吊唁，听着他们哭诉的话，我欣慰着我的父亲低微却崇高，平凡而伟大。

　　一九八一年，父亲送我当兵走时,一会儿摸摸我的衣服，一会儿又将萍果装入我的挂包。接兵车启动的那一刻，大哥从他手上抹下了一块上海手表，戴在我胳膊上；父亲从车窗外拉住我的手，直到车走才放开。我分明看到父亲眼眶里的泪水直流。车开出了好远，父亲还在向着车子追赶，挥手!

我在野战军的十七年里，每半月都会收到父亲的来信。家里的情况，村里的变化，还有为我修改的错别字……,父亲伏在坑上事如具细写上八九页纸，而后又步行上八九里的路程送到邮局。信中反复叮嘱我要安心部队，建功立业。父亲的每一封来信，如饥饿时的一顿美餐，鼓舞着我，感动着我，我常常躲到角落含泪阅读。我转业回到娄烦后，大哥和大妹也住进县城。但父亲一刻也离不开儿女，即便是他住进县城以后，隔几天见不到我，总要来我办公室看我。父亲离开后的一年，我再也收不到父亲的来信了。我给父亲写的信不知道往那里寄？只好写在心里，化作泪水……。我翻开父亲的生前视频引来一阵伤痛；去了父亲坟上，他却被深埋在地下。唉！父亲到哪里了？我怎么就忘不了父亲？

　　一九八四年春节，军校放寒假，我第一次探亲。假期快到前的一个早晨，我从家步行到县城，计划在县城亲戚家寄宿一晚，次日一早坐班车到太原，晚上坐太原至沈阳的火车返回军校。送我上路时，父亲给我带足了路费，一直送我上了村的‘南粱’才依依返回。父亲返回途中，走几步回一头，反复叮嘱我路上要注意安全，到部队后回信。我在山顶看见了父亲的黑发里，夹带着黑白分明的白发，随风漂动着的背影，泪水不由得在我眼框里打转。下午，父亲步行翻山二三十里又赶到县城，在街上等我。他披着一件带补丁的旧棉袄，满面笑容地拉住我，给我手里我塞了拾元钱，说“‘大’怕你路费不够”。晚上，父亲一夜没有合眼……。我在野战军的十几年里，几乎每年探亲一次，每一次父亲送我回部队时，我走几步回一头，走几步回一头，我最忘不了的是渐老的父亲站在院畔目送我时，我看见父亲的白发渐渐离我远去，直至看不见父亲时的背影。

　　父亲一生在偏僻的山村教书。从家到学校二三十里的路程，他每个星期天都要翻过几座山,步行二三个小时，路程远的学校，半年才能回家一次。父亲孤身一人承担一至五年级的教学，既是老师，又是“保姆”，还是“服务员”。在三尺讲台上，每天要站立八小时以上。放学后，还要到老远的地方担水，一日三餐的做饭、洗涮，忙得不停。夜深人静时，才在煤油灯下备课和修改作业,两眼一睁忙到天黑。这样的清苦生活陪伴他在山村里坚守了40多年。

　　每逢礼拜天，我和俩个妹妹就爬在院畔墙头上等父亲回家。二妹在兄妹五人中最小，她有男孩子的顽皮天性；小时候她说话吐字不清，总是把“大”叫成“岗”，逗人喜爱。远处看见父亲，就在院畔喊：“岗，岗，我要吃糖蛋蛋”，常常坐在父亲肩上不肯下来。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二妹曾连续两年高考达线。当时的这种情况，有关系就上了，没关系就上不了。为此，父亲一直遗憾了几十年。父亲出殡的那天早晨，灵车缓缓起动的那一刻，二妹被人搀扶着，哭成一瘫，“大，你到哪儿去呀？大，你到哪儿去呀？”。

在那贫困的年代，父亲的一件棉衣上打了三四十个补丁，夏天把棉花拆了，冬天把棉花套上，冬天穿了夏天穿，夏天穿了冬天又穿，一年四季不变。到我们参加工作后，已不缺吃穿，子女们给他买的新衣服，他总是不习惯穿，几十年穿着我换下来的旧军服。我经常会把破衣服扔掉，但父亲直到八十多岁，记性还很好，旧衣服少上一件，他就大声训斥：“又是宣军把我的衣服扔了，一点也不可惜东西”。入殓时，我把父亲一直爱穿的衣服放入棺材。父亲爱酒，但买不起酒。我小时候常见他常拿起酒瓶，或闻一闻，或舔一舔。我们参加工作后，便有条件给父亲买酒了。尽管我与父亲聚少离多，但每一次与父亲吃饭，总是他喝半瓶，我喝半瓶，父子二人酒量不差上下。唉！父亲一辈子喝了许多酒，但很少喝过好酒，我怎么就没有给他多喝些好酒？又怎么就忘了给父亲棺材里放些好酒？

我十二岁那年，从杏树上掉下来，摔断胳膊。父亲带我在岚县接胳膊的一个月，我与父亲食宿车马店，以粗粮充饥，父亲每天要单另为我买一个烧饼吃，这在当时已算是一种高档享受了，但他却从未舍得吃过一口。从岚县返回时，父亲买了一袋高价高粮，步行了十几里的山路，一口气把一百多斤重的高粮扛回了家。唉！现如今，还有什么人能吃了这样的苦？

父亲从教之初，每月工资29元。直到一九九六年退休前才涨到450元。这样的一个收入来养育五个子女，一个孙女。我们兄弟三人成家后，父亲供两个妹妹上学的钱明显紧张。那时家门口有一座煤窑，煤装车完全靠人力完成。父亲少则一天装五吨，多则一天装二三十吨。平均一天能挣装车费拾元钱左右，对于仅有微薄工资收入的父亲极有诱惑力。我每次回到家，睡到半夜时分，只要听到汽车路过的声音，父亲便如弹簧一样从坑上弹起，扛着铁锹往煤场跑，没有睡过一个安稳的觉。这一苦力活，父亲坚持了十几年。

　　土地下放后，家里耕种了二十多亩地，退休后的父亲成了地地道道的庄稼人。我每次见到父亲，不是锄割背挑，便是打场垫圈，从早到晚忙得不停。父亲把两头驴喂养的骠肥体壮，还通灵性，只要父亲挥手，驴就将头抬起，能辩清父亲在百米之外的脚步声。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父亲起早搭黑的割草、铡草，每天半夜添草上料，才去睡觉。父亲非常吝惜土地，视地边路畔的每一块小空隙为宝，闲置的荒地里，都有父亲种的庄稼。每年的秋季，院里的瓜、菜、葱、萝卜堆积成山，粮仓满满。吝啬了一辈子的父亲，见到熟人，总要大方地说：“自己种的，随便拿！”。每逢来县城，手里拎着瓜，背上背着葱，挨个送给他的熟人亲友。我们兄妹四人都住在县城，多少年来的粮食全都是吃的父亲的。我的父亲以苦为生，他不能象大人物一样给儿孙备下万贯家产，他却给了我世界上任何人给不了的爱……。

一九八一年，全家七口人还挤在“梁头”的一眼土窑内，看到我们已长大成人，父亲为“娶媳妇盖房”愁的不行。父亲在堂叔的帮助下，选址于用水、进料方便的村东口河滩，新建砖窑。父亲以‘两只手’、‘一双肩’，开山挖石，垒地基。因买不起水泥，自己掏沙，拣石头，自制沙灰。烧制砖是最难的，先将土和成泥，做成土坯砖，再装入砖窑，点燃煤烧熟后加水，才能制成新砖。取水处离砖厂二三百米，但路窄坡陡，父亲每天至少要肩挑六七十担水，扁担磨破了他的肩，从来不叫一声苦和累。砖厂到建新窑的路坡陡弯曲，父亲和堂叔们赶着毛驴将几万块砖运到新址。半年的时间里，我替父亲教书，把父亲换回来干活。父亲与堂叔合伙修建五眼砖窑，没有雇佣一个人，起早贪黑干了近两年才搬进入住。我当兵后，父亲与我的两个兄长又建起四眼砖窑。唉！现在回想起来不敢细想，为了我们有地方住，父亲真不知付出了多少辛苦，流过多少汗水。在那个年代，新建这样的砖窑，令许多人羡慕的可望而不可即。唉！痛心的是，父亲留下来的这些遗产不久将要被铲平了。父亲留给我们的是一种纯粹的精神。

　　父亲既是清清贫贫的乡村教师，又是普普通通的农民，自然没有与人争高低的奢望，生来就没有与人争吵的本事，一辈子逆来顺受。

一九七二年署假期间，父亲为挣工分来抵口粮钱，在生产队做了四十天工，有人提出一人不能有两份收入，于是父亲没有挣到一分。不久，父亲领着我和大哥卖兔子，收购站前堵成一片，我和大哥正在人群里挣扎时，突然听到有人喊：“不要挤，按照贫农、中农、富农、地主的顺序排队”，话音刚落，父亲就急忙把我和大哥从人群中拉到最后。我那时才八岁，尚不懂此意，只听见父亲低声说了一句“咱家成份不好”。

第二年夏日的一天，因我和一个同学打架，老师在用教鞭惩罚我时，当场抽断两根教鞭。我从小怕母亲，凡在外惹了事，从不敢让母亲知道，晚上脱了衣服照镜时，被母亲看见了我浑身上下的淤青，母亲硬是到公社和学校找到领导诉说。父亲却在墙角悄悄擦泪。

大哥上完高中后，经过父亲求人说情，顺利考上了民办教师，但生产队不同意放走大哥这个劳动力，父亲没有办法了，后来费了很多周折才办妥。大哥从教师岗位退休后领上了可观的退休金，他告诉我说：“我的这碗饭是爹娘给他端来的”。我在部队时，父亲写信告诉我，大哥在村里当民办教师一年挣420斤粮食，村里暂时给不了，家里又没有余粮，想用此来顶替交公粮。协商未果之下，公社的一个副主任绷着脸对父亲说：“这是爱国粮！”，在一旁的母亲怒问那位副主任：“我三个儿，已经贡献给国家一个，我不爱国？”，那位副主任见势调头而走。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初中生考上师范之类的学校，意味着就有铁饭碗了，对于农家子弟是梦寐以求的愿望。父亲是石炭井沟学区的教师。我念完高中后，本想投靠父亲到该学区初中复读，走个捷径；可是，复读了一天就被校长以不接收高中生为由把我撵了。无奈之下，我选择了当兵。我当兵后，该校还是接收了四名高中生。让父亲骄傲的是，两年后，我考上军校，还入了党。父亲常笑着说：“你给大争气了，给大争气了”。

　　从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的教师有二十多位；从士兵到军官、从军队到地方四十二年，我经受过艰苦岁月的砺炼，经历过许多师长楷模，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父亲。根植于我性格和血液里最根本的是父亲的传承。

父亲为子女无怨无悔耗尽自己。我之所以能长大成人，是父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所以默默无闻在军界、警界服务四十二年，是父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父亲传给的。他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作者：段宣军，2023年腊月初二，父亲逝世一周年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