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生于忧患，死于贫病

田泮

1982年10月5日，蔡元培铜像落成仪式在北大未名湖畔举行。1992年1月21日，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为蔡元培先生矗立了铜像。

毛泽东曾誉蔡元培“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周恩来写挽联云：“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蔡元培（1868年－1940年），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是素食主义者，清光绪进士。

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 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

1868年，蔡元培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属于19世纪的60后，正好处于旧时代和新时代的过渡时期。

16岁，蔡元培考中秀才，25岁参加殿试，考中二甲进士，清朝先后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编修等职。

按照明清惯例，中进士、入翰林是读书人荣登高位的必经之路，不出意外的话，蔡元培极有可能成为巡抚、总督、侍郎、大学士之类的高官，然后致仕回乡，荣归故里。然而，蔡元培进入翰林院不久，清朝便爆发了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等大事件，蔡元培大受触动，开始关心时事，并站在维新派一边，崇拜谭嗣同。

【蔡元培殿试策论手迹】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清朝杀害谭嗣同，蔡元培的维新理想破灭。“清朝不可能改革政治，清朝毫无希望，救中国要脱离清朝另起炉灶。”想明白这一点，蔡元培就辞去翰林院的职务，到江浙一带传播爱国思想，创办新式学堂，逐渐走上“教育救国”之路。

1904年，留日学生杨笃生、苏凤初、周来苏、何海樵、胡晴崖、汤仲祚等人成立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整天研究化学知识，准备回国以后制造炸弹，刺杀清朝政要。

他们选中的第一个目标是慈禧太后，得到梁启超的认同，梁启超给他们资助了一笔巨款，做为暗杀团的活动经费。

同年，何海樵回国活动，经过上海的时候见到蔡元培，便邀请蔡元培加入暗杀团。蔡元培同意入伙。

蔡元培加入暗杀团以后，又把章士钊、刘师培等人拉进来，几个学贯东西的读书人，开始没日没夜的学习制造炸弹。

虽然没有成功暗杀清朝政要，但蔡元培成为了暗杀团的核心人物。

同年底，蔡元培把暗杀团改组为光复会。章士钊、刘师培、章太炎、徐锡麟、陶成章、黄炎培、秋瑾、柳亚子等近代知名人物都曾是光复会成员。

次年，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的华兴会、蔡元培的光复会以及其他一些革命团体，合并为中国同盟会，孙中山委任蔡元培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蔡元培立即成为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部长，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以后，蔡元培又出任北洋政府唐绍仪内阁的教育总长。蔡元培是仅次于孙中山、黄兴的革命阵营元老。

光复会成立以后，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

徐锡麟认为，光复会的政治使命是“排满”，即满洲人要排除、满洲政府要排除、满洲贵族要排除，凡是满洲的一切都不允许留在汉地十八省。

章太炎对“排满”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可以反对满洲皇帝和官僚，不能排斥所有的满人，要区别对待高层满人和底层满人。

没有理论，只能行动，所以蔡元培说：“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

光复会骨干成员有些看不起蔡元培，认为他没资格领导光复会。

1907年5月，蔡元培离开上海，到德国留学。

【初到德国留学时的蔡元培】

1908年秋，章太炎到新加坡拜访孙中山，要求孙中山拨款三千元，做为《民报》的印刷费用，但章太炎经常在《民报》发表关于佛教的内容，孙中山认为章太炎把革命报纸办成佛报，非常不满，便拒绝拨款。

光复会成员陶成章支持章太炎，追着孙中山要拨款，并把额度提高到五万元，孙中山实在推脱不过，便答应给陶成章写介绍信，让他带着介绍信到各地筹款，筹到的款项都归陶成章支配。

陶成章带着孙中山的介绍信到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向华侨筹款，结果华侨都是几十、几百的捐，完全没有达到陶成章的预期。他认为筹款不成功是孙中山在暗中捣鬼，随后便和章太炎等人写了《孙文罪状》，污蔑孙中山私吞革命筹款，在香港汇丰银行存了二十多万。

1910年2月，光复会和同盟会正式分道扬镳，新的光复会在日本东京成立，章太炎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

过了两年，陈其美指示蒋介石刺杀陶成章，新的光复会解体。

1916年，蔡元培回国出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做北大校长的时候，聘用了很多精英人才到北大任教。

陈独秀，安徽芜湖的反清组织“岳王会”会长，光复会成员徐锡麟曾到安徽举行起义，两人关系匪浅。

李大钊，光复会成员白毓昆的学生。

刘师培，蔡元培亲自介绍的光复会成员。

鲁迅，光复会的第一批成员。

钱玄同和黄侃，光复会元老章太炎的学生。

可以说，蔡元培聘用到北大任教的精英，几乎都和光复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蔡元培鼓动陈独秀，把《新青年》编辑部搬到北京，希望《新青年》改变北大的风气，进而让北大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

蔡元培和林纾论战，表面上是蔡元培支持新文化、林纾支持桐城古文，实际上是因为林纾背后是皖系军阀徐树铮，徐树铮又是北洋元老段祺瑞的亲信，而蔡元培是老资格革命党。蔡元培和林纾的论战，很大程度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和北洋之争的延续。

经过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改革，到了1919年，北大便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学生政治运动的策源地。

“五四运动”爆发不久，蔡元培离开北大到法国留学，委任蒋梦麟代理校务，随后同意北大设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顺应时势，推动北大成为国际共运的重要基地。

1927年3月，北伐势如破竹，孙中山留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蔡元培回到上海，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提议发动“护党救国”运动。

4月1日，汪精卫自欧洲回到上海。

4月2日，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陈果夫、李宗仁等人再次召开会议，吴稚晖提议“以非常之处置，护救非常之巨祸”，蔡元培则主持会议，审定通过了一份179人的名单，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尽快逮捕。

4月9日，蔡元培等人发出《中央监察委员联名护党救国之通电》，提出清党的十一条理由，最后写道：

“长此以往，不独北伐困难，而本党百万党员与朝夕以求中国的自由平等之民众，亦将何所寄托？险象如此，讵能再安缄默？望我全体同志念党国之危机，凛丧亡之无日，披发缨冠，共图匡济，扶危定倾，端视此举。”

这份通电共八人签名，蔡元培排名第五，陈果夫排名第八。三天后，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

“四一二政变”发生后，蔡元培立即成为国民党元老中阻止屠杀者和奋力营救者，曾先后保释陆汉章、史良、郑观松、徐昌期等人出狱，并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绝对禁止乱捕滥杀，从而赢得了共产党人和进步力量的尊重。

发动政变不久，蒋介石辞职下野，蔡元培也一同辞职，陪蒋介石前往上海，并担任蒋介石和宋美龄婚礼的主婚人，同年底蒋介石复出，蔡元培更是积极支持——

“功在党国，此次再任艰难，自极赞同。余意蒋先生复职以后，必能将所有军队凡立于铲除共党、打倒军阀之旗帜者，结合为一。”

蒋介石另立南京国府，归根到底是因为，蒋介石是江浙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汪精卫是广东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两人被身后的利益集团推动着，争夺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权。

蔡元培以光复会为立身根本，光复会成员大部分又是江浙人，这就意味着，蔡元培是江浙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在这样的背景下，蔡元培追随蒋介石，便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1928年8月，蔡元培坚决辞去监察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等职务，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并离开南京，定居上海。在该院工作期间，蔡元培接纳了大批纯正和有进步作为的专家学者。

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的时候，蔡元培和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人一起劝李济深，到南京与蒋介石和谈。 李济深接受了蔡元培等人的意见，很快到了南京，结果被蒋介石扣押，直到“九一八事变”以后才放出来。

李济深回忆道：“当时四位保证人和蒋介石争得很厉害。有人说，他们四个人是和蒋介石勾结起来的，我想不会，蔡元培是个好人，他是不会这样的。”据黄绍竑回忆：蔡在蒋扣押李济深后大为后悔，我推测他是被另外三个老头生拉活扯才勉强跟着走的。

此后八年，蔡元培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基本不过问政事，更不再提革命二字。

蔡元培坚定地为正义进步事业奋斗。他从淞沪警备司令部里将罗隆基等保释出狱，他联合知名人士致电何健，努力营救杨开慧；又受鲁迅之托，将许钦文从军队监狱里救出。

1932年夏天，蔡元培和宋庆龄、杨杏佛等开始筹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为被捕的牛兰夫妇及陈独秀多方组织营救。12月17日，同盟正式成立，宋庆龄被推为总会主席，蔡元培任副主席，杨杏佛任总干事。

同盟的主要工作，就是营救被国民党关押的政治犯，除了继续营救牛兰夫妇、陈独秀外，还营救过在北平被捕的候外庐、马哲民等进步教授及学生，营救过在上海被捕的廖承志、罗登贤、陈赓、陈藻英、余文化、丁玲、潘梓年等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正义事业，激起南京当局的恐慌。

1933年6月18日，特务奉命暗杀了同盟总干事杨杏佛，意在向宋庆龄、蔡元培等人提出警告。

蔡元培闻讯恸哭而毫无畏惧，亲自为杨杏佛主办一切丧事，又先后为营救李少石、瞿秋白等共产党人出力。

对于遭受反动文化围剿的鲁迅先生，蔡元培更是关怀备至。四一二后，鲁迅从广州流亡到上海，蔡元培聘其为大学院特约著作员，使他有固定的生活收入，之后又邀请他一起参加同盟的工作。1936年10月，鲁迅病逝，蔡元培和宋庆龄等顶住南京当局的高压，组织治丧委员会，主持丧葬。在声势浩大的出殡仪式上，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亲自为鲁迅执绋，又在墓地致悼词。随后，作为鲁迅纪念委员会主席，他对《鲁迅全集》的出版作了重要贡献。

郭沫若说：“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到蔡元培先生吧。这位精神博大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文化教育界的贡献十分宏大，而他对鲁迅先生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先生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病殁，蔡先生是尽了他没世不渝的友谊的。”

1933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50周年之际，蔡元培和陶行知、李公仆、陈望道、叶恭绰等100多人发起纪念会，公开发表了《缘起》。这一天，以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为宗旨的科学社会主义讲座在上海青年会开幕，蔡元培主讲了第一讲，题为《科学的社会主义概论》。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蔡元培携全家出走，欲转到香港去重庆参加抗战，因病情加重，不得不留在香港诊治，后来又转居九龙静养。

这期间他仍然为中央研究院在战争时期的正常运转而劳心劳力。当时，中央研究院的各研究机构都已经迁到重庆和昆明等地，在困难的环境下坚持进行科研工作。蔡元培想要移居中央研究院的所在地昆明，但因为身体虚弱未能成行。王云五将蔡元培安排在商务印书馆他的临时宿舍。蔡元培与王云五得以朝夕相处三个多月时间，并得到了王云五及家人的热情照顾。香港房租贵，物价高，而每月中央研究院寄来的月薪兑换成港币，所剩无几，因此，蔡元培一家生活常常入不敷出，幸亏有王云五在经济上予以接济。

第二年春天，保卫中国大同盟和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在太平山下花园道旁的圣约翰大教堂举办美术展览会，蔡元培带病出席，为展览会致开幕辞，呼吁人人在全民抗战中担戴任务。

在香港这段时光里，蔡元培在养病之余，也专注于读书和写作。他用白话文写作《自写年谱》这部自传，共4万多字，详细的记叙了他从出生开始到去欧美考察为止的事情，包括自家家世、少年时代、科举考试、供职翰林院、从事教育、留学德国、游历法国，以及到了上海以后的活动。讲到北大时，他因为病情加重实在不便写作，这一部分的记录就比较简略了。与此同时蔡元培还应邀为书作序作跋，例如《鲁迅全集》序、任鸿隽的《古清诗存》跋等。写作之余，他也曾经向香港的商务印书馆借书来读，包括《王阳明全集》、《陆放翁全集》和《游志汇编》等。考虑到他年纪大了视力差，王云五还特地去找来了方便阅读的大字本。

刚到香港的时候，蔡元培还在家人和朋友的陪同下游览了浅水湾、香港仔等地的风景。他所居住的柯士甸一带，居民大部分是江浙人士，他们非常敬重蔡元培，每当有小孩要取名时都会来拜访他。蔡元培从不拒绝，总是用心选字，令对方满意而归。

蔡元培平时在餐饮方面并没有特别的嗜好，就是每天都要喝家乡的黄酒。大病之后，也不得不听从夫人指示严格控制，每餐只喝一杯。他在香港的晚年生活总体来说是比较拮据的，一是因为公职收入有限，二是因为需要兑换港币而且物价飞涨，他本来生活就比较清贫朴素，这样日子就更难过了。

1939年，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成立后，蔡元培被推为名誉主席。

1939年5月5日，蔡元培的长女、著名画家威廉在昆明因病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听到噩耗后的蔡元培痛苦万分，身体情况更是每况愈下，到年底蔡元培已卧床难起，他仍特地用《满江红》词牌为该会撰写了一首会歌。

1940年，蔡元培因急性胃出血住院，病情严重。3月1日，夫人周峻突然发现蔡元培的脸色不对劲，赶紧请来医生，结果是血压过低，没有什么大事。但到了3月3日，他起床后觉得头晕目眩，随后摔倒在地，口中吐血不止。在迷迷糊糊的阶段，蔡元培仍然在为国家的前途担忧，嘴里喃喃自语，大意是倘若每个人都能心怀爱国之心而不计较个人私利，救国之路会更加平坦。第二天的凌晨三点，蔡元培在输血后再次陷入昏迷之中。1940年3月5日上午9点45分，蔡元培永远闭上了眼睛，享年72岁。

蔡元培被安葬在香港仔山巅华人公墓，年年清明，前往祭扫者络绎不绝。

听闻蔡元培去世的消息，毛泽东亲自给蔡元培家属发去唁电，称蔡元培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随后中央派廖承志到香港吊唁，并在延安举行追悼会。

而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下自己对蔡元培的评价：“惟其在教育上与本党主义之功罪而言，以吾所见者，但有罪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