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下嫁，（小镇春秋7）

黄美德

　　母亲小名勤娣，学名饶辉，生于1919年阴历10月16日。在女儿中，加外公原配徐氏所生女儿，母亲排名为三。

在几姊妹里，母亲是第一个定婚的。母亲定婚的时候，年仅五六岁。当时两家门当户对，外公富甲一方，祖父声望日隆。

确定了母亲的婚事后，外婆心里就有算计，她要将女儿都嫁到南涧坝子。儿女们情窦初开，便到南涧接触大千世界。

一年正月初九，在咚咚锵锵的锣鼓声中，戏狮的、耍龙的、扭花灯的、迎高台的，小镇的大街小巷热闹非凡，欢声笑语响彻云霄，坐在二楼窗台上的饶岫忍俊不禁击掌欢笑。她的笑声引起楼下一观灯少年的注意，这时的饶岫像含苞欲放的花朵，红白滋润模样俊俏，登时间，少年就被吸引住了。这个少年是南涧街曹贡爷的儿子，名叫曹西屏，这时他还是个中学生。回家之后，他禀告家长。虽说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还是有自由恋爱的成分在里面。1931年饶岫嫁到曹家，1932年腊月她的儿子出生。

外婆的儿子饶嵘生于1915年，毕业于蒙化中学，他讀中学的时候，父亲是他的同窗。中学毕业后，他继承父业，参加农间管理，二十岁那年，他将弥渡县城黄进士的十小姐聚回家。十小姐名黄冬生，清光绪年间有副对联“父进士儿进士父子进士；媳夫人婆夫人婆媳夫人”，这副对联出自她家。因弥渡到者波落路途远，聚媳妇在南涧街歇一天，聚亲的轿子和滑杆摆满大街小巷。

母亲也在迎亲队伍，母亲与大舅妈同岁，都是十七八岁。这时的母亲不仅风姿绰约，而且是校长了，可谓是才貌双全。后来外婆到弥渡走亲戚常带上母亲，拜倒石榴裙下的青年男子不知有多少，有教师和医生，也有律师和达官显贵。

而我的父亲呢？订婚几年后，祖父兄弟阋于墙，大打官司连年，两家都卖田卖地，家运由兴转衰。成年后的父亲家景，已不是订婚时的那般样子了。失去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坐靠山，姑姑的婚姻亮起红灯，结婚不久离异了，这时姑姑年仅20岁。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父亲生病了，患的是痢疾，久治不愈。有人介绍个单方，大蒜配鸦片，病没有治好，父亲又成了瘾君子。父亲不仅穷困潦倒，又病又是瘾君子。

父亲与母亲的差距，真是天渊之别。这桩婚事，遭到母亲家大多数人反对。几十年后父亲对我说：“那时我已经想好了，只要你母亲不答应，我就要把她杀死在后阴沟，然后投奔延安闹革命。”

父亲为什么没有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这得益于我外婆的开明，外婆说：“这事得由勤娣自己做主。”

母亲的回答出乎众人意外，她说：“我认命。”

饶家同意下嫁，父亲这边却冷下来了。父亲和母亲这时都是二十出头的人，在早婚早育的年代，他两都属于大龄青年了。旁边人看不下去，就问祖父：“咋个还不给你儿子讨媳妇？”

祖父回答：“他有病。”

“什么病？”人们穷追不舍。

“某某某有病照样聚媳妇，你儿子得的是什么病啊？”

祖父语塞。外公家也不断地催促。几次三番后，祖父答应了。但祖父给父亲的聚亲费用只有100块钱。父亲说：“用这点钱，我给你母亲买了块粉红色旗袍面料。”

继续在街上转悠，鞋帽店相中了一顶银灰色的洋毡帽。这样的帽子，父亲渴望已久，他问要价，老板说90元大洋。这时父亲身无分文，便约着段世荣去玩麻将，赢了90元钱不再恋战，赶到店家洋毡帽涨价了要100元。父亲手攥着钱非常生气，周围人见状都劝店家，后来店家以早晨的价格出售。

祖父续弦的时候，拿出一万大洋到昆明置办嫁妆，到儿子聚媳妇才给100元钱，日后提起父亲頗有微词。

父亲聚新媳妇了，按照南涧地方风俗，新媳妇穿婆家带去的衣服。母亲换上了，这时母亲的一位小表妹凑在母亲耳边说：“这衣服是段世荣的嘛！”

原来是借来的衣服，母亲一听气炸了。母亲是在银子堆里长大的，又去外面读书，而后成一名老师，也算是见过世面的知识女性，怎么会穿别人的旧衣服。于是母亲二话不说，她脱下衣服气嘟嘟坐着。门外迎亲的唢呐越来越响，节奏也越来越快，这是催促的信号。者波落距离南涧街32公里，来回就是64公里。一些年后父亲对我讲 ，当时他们提出第二天再走，但外公不答应。招待这么多客人，要增加一笔开销，聚大舅妈的时候领教过了。迎亲的在催促 ，外婆说道：“若要富，要穿娘家的裤。”这话就像灵丹妙药，母亲又换上父亲带去的衣服。

下嫁之后，父亲家的窘迫超乎母亲想象。腊月嫁进门，次年开春家里就断炊。所幸祖父还有两块地石，他将其中一块卖了，所得钱文一分不少交与父亲，祖父说：“钱如数交给你媳妇。”

母亲已经是家庭主妇了，她接过线掂量了一下，转动着眼珠问道：“这钱是哪里来的？”

父亲避开母亲的目光，沉默不语。母亲问道：“是不是卖了地石？”父亲点点头。母亲“哇”地哭了，她边哭边说：“我的命好苦啊！才进门就卖地石。”母亲的身上遗传了外公的基因，母亲也爱田爱地。她哭着跑进卧室，但这个时间很短暂，她抹干眼泪走出卧室，将钱掷还父亲，她说：“兴卖儿卖女，但不兴卖田卖地。”

这句震天撼地的话，注定了母亲当地主的命运。地石不卖了，这一年开春的口粮，是向南涧小学赊借的。当时的学校有学田，是学校办学经费和教师的工资。吃饭问题暂时解决了，而后母亲向外公借的借讨的讨，在门口摆了个地摊，卖纳鞋底的麻线和山民吸烟的“瓦底夺”，就30多元的本钱。母亲会针线女红，打烊后挑灯夜战，缝制童衣童帽和口水兜，摆在门口摊位出售。

关于和伯祖家的关系，按照南涧地方风俗，次日新媳妇要认亲戚。母亲说：“阿爹，我们去看望大伯。”

祖父点点头说：“去吧！”

两家从此有了往来。次年，我的姐姐出生。我家的房子逼仄，父亲成婚后，楼下没有祖父的安身之处只好住楼上。农家的楼房除了堆放谷物，还供奉祖先灵牌和天地国亲师。1942年日军攻入东南亚，缅甸华侨向云南撤退，带来时疫，滇缅公路两侧各县，死人无数。祖父染病了，病后就是不停地腹泻。晚上黑灯瞎火，楼梯又陡又窄，父亲和母亲都劝祖父在楼上解便，祖父摇摇头，他指着神龛说：“不可！”

祖父怕亵渎神灵。一日夜间祖父下楼解便，一腳凌空从楼上重重滚下，在二三十分钟內病逝。

二伯述：那天，我和父亲正在店內，有人来说叔父死了。我父亲毫不犹豫的跑到他家，用眼泪送终流露了真情。这一幕让在场的亲友，同感悲伤，又可以说是无言的结局。

祖父去世的时候， 连棺材都是赊来的。至死，祖父都没有走出困境。

祖父非常爱孙女，晚上都搂着姐姐睡觉，祖父过世不久，襁褓中的姐姐也被时疫夺去生命。

《巍山县志》记载：1942年境内流行霍乱，蒙化县政府给省的呈文中称：“死者枕籍，耕耘失时。”

门前街上，每天都有棺材横路，每天都有死人出殡，真是阴风惨惨，无比凄凉。对日本人的细菌战，国民政府组织了防疫队，号召民众搞卫生和消毒，大街小巷，满地只见白花花的石灰。为了驱逐邪气，门前悬挂红灯笼。到了夜里，月牙山下的小镇，只见一串又一串的红灯闪闪发光。绅士们也行动起来了，饶仁和潘尔章为乡民免费接种疫苗。

祖父生于1894年吉月，卒于1942年5月12日未时，48寿。祖父埋于觉判庵，风水先生云：遍地撒金钱。祖父碑：凌云豪侠风雷动，壮志俊杰撼山河。乡评：刚直。

我家住房属于铺面房子，土地证记载以“丈”为单位，若换算成“米”，正房30平方米二层楼，厨房与正房一样大，猪圈为正房的三分之一，总共70平方米。祖父在这里住了二十多年，直到他过世房子没有买断。契约是：“房无租，钱无利”。意思就是说，房主人不要房租，债权人不要利息。这个契约留下了隐患。

《巍山县志》：宋嘉晉当蒙化县长期间，他规定凡长期典当房地产的人，一律用已贬值的老滇票把房地产赎回去，使一部分贫穷的人民得到利益。

宋县长制定这一政策的初衷，是基于出租房屋的是穷人。但是，他没有想到房地产开发商已经出现在小镇，那时就有人盖房子卖了。这个人姓姜，小镇人记不住他的名字 ，但记得他的外号“姜老辣”，叫这种外号的人一般都精明奸诈，这个人还特别小气，小镇人有个顺口溜形容他，“姜老辣，小气鬼，一个豆瓣吃三嘴。”

获知新政，姜老辣窃喜。当初“租房”用的是花钱，现在用纸币即可赎回，实在是太划算了，于是姜老辣来收房子。我家没有办法，只好举债将房屋买断，将白契变成红契。

二伯父说，“叔叔买了很多地石，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盖房子？”

发家致富之路得一步步走，买了地石还要苦盖房子的钱，然而，家庭发生变故盖房子的计划泡汤。

母亲利用一切空隙时间，手腳不停的做活计。即使这样 ，依然入不敷出。早年外公许愿母亲，要陪嫁一对山羊还有土地。后来母亲就去要，这时母亲身怀六甲，身后尾着两个女儿。大舅戏谑的说：“想要山羊，除非你生出儿子。”

虽然是玩笑，却气得母亲面容改色。

1948年阴历6月9日，一个胖乎乎的男婴呱呱坠地，他就是我的大弟。次年开春，母亲抱着胖乎乎的的大弟回到外婆家，她要让外公和大舅兑现承诺了。然而，这时外公家的山羊不多了。抗日战争，有人的出人，没有人的出钱出粮，外公家的日子由兴转衰了。一些年后老舅妈说“你阿公家是破落地主，除了山地什么也没有了。”

母亲的身体是柔弱的，但有一颗强大坚韧的心胸，要发家致富，要改换门庭。为了实现理想，大弟一岁的时候，便被寄养在陈作公大姨妈家。大弟经常坐在门槛后面，张大眼睛观望行人，开始了呀呀学语的人生。母亲终日地忙碌着，大年三十了她还舍不得休息，她将未满一岁的妹妹托人照看。当时屋子里生起炭火，火趁着风势越烧越旺。妹妹自小健壮活泼，照管的人失手，妹妹坠入火盆，烧伤之重，九死一生，妹妹每一个哼吟，母亲心如刀绞。照看妹妹的是外婆家的长工，见状吓跑了。心地慈悲的父母和外公外婆，并没有追究这个长工的责任。那时盘尼西林很贵，还是给妹妹用了，小命保住了却留下疤痕。

患时疫的姐姐过世后，我成了家里的长女，民间有语“蚕豆揹豌豆”，我小小年纪就带弟弟妹妹。一次，我揹着小我一岁的妹妹看聚新媳妇。突然之间鞭炮齐鸣，围观的人四散逃避，我和妹妹被大人撞翻在地，我的下巴被磕破了鲜血直流。放养的孩子，都摔过跤都留下伤痕。还有几次溺水，算是有惊无险，心有余悸的母亲于是将我送到外婆家。所以说，我的儿提时代是在大山里度过的。

父亲是中学毕业生，父亲一度当过老师。那时候，校长是委任制，教师是聘任制。教师常与校长共进退，不当教师的时候，父亲就是一介城镇居民。

解放前夕，定边镇镇长为黄石庵，黄石庵是伯祖三儿，仅长父亲一岁，我称呼黄石庵为三大爹。一次，小镇缺个保长，黄石庵欲举荐父亲。黄石庵做事慎密，他先到我家征求意见，恰好母亲在旁，母亲毫不犹豫的回绝了，母亲说：“独儿子不当官。”

保长这个官位，相当于解放后的大队干部，保长酬劳不多，干的都是得罪人的苦差事。保长、镇长和县长，土改时是镇压的对象。日后父亲经常对我说：“我这命是你母亲救下的。”

当官也是高风险职业。母亲的那句话，真是智慧的结晶。在父亲的心里，母亲就像她的再生父母。

父亲对母亲的高尚品德推崇备至，父亲说：“你母亲在外婆家，一度掌管家政。一次，有个客商多付了几千大洋。你母亲发现后，当即派下人追去。你母亲说，那个人回家交差，东家发现账目不对，怀疑的第一个人就是他，不能坏了一个人的清白。”母亲做什么都是将心比心，以己度人。

解放前两年，我家的门外，摆着一袋袋的粮食，母亲改做粮食生意了。与卖瓦的夺和纳鞋子线，我家的生意算做大了，日子渐渐走出困境。

到了这时，母亲依然节俭。那时，除了逢年过节吃点肉，平时家里是见不到油晕的。但有一种情况例外，就是弟弟妹妹断奶的时候，这时要改吃饭了，母亲便做点肉泥，我们称之为“剁剁肉”。剁剁肉只有核桃大，却清香四溢，引得口水直流。担心我们嘴馋偷吃，剁剁肉都是束之高阁。日后讲起，有个朋友反驳我，他说：“地主怎么吃不起剁剁肉?”

不仅是剁剁肉，那时像乳扇和月饼，也都挂在横梁上。

可恨年年压金钱，白为他人作嫁衣裳。后来我家成了地主。

母亲

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