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我与父亲

云之上

　　很小的时候，我总是坐在父亲骑着的自行车前杠上走亲访友，吃遍千家万户。那时父亲做生产队长。很多时候他去队里开会也带着我，一路上熟人不断地跟他打招呼，他总是停下来笑呵呵地应着。我记得小时候最爱吃的肉包、麻团，是父亲上老街办事特意给我带的，用旧报纸包了一层又一层，热乎乎的。那时，功夫片《神秘的大佛》、《少林寺》刚在县人民剧场上映，父亲便特意带着我去县城观看，买男孩喜欢的枪啊、刀啊和小人书。回来后我便梦想成为武功盖世的大侠，每天在家门口空地上使刀弄棍，弄得天翻地覆。父亲那时逢人便夸：“我家三小长得好看，聪明、机灵！”

童年时光，我在父母的夸奖和二哥嫉妒中度过。那时，我唯一的打架对象就是二哥。每次争斗后，父母总把二哥狠狠地骂一顿，有时还要打一顿。最重的一次是把二哥倒吊在房梁上打，可是倔强的二哥从来不讨饶。小学时候，我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在村小学得过好几个学年的三好学生。那时小升初考试淘汰率很高，淘汰下来的孩子便失学在家和大人们一起种地做农民。我对当农民这事有些天生的恐惧感，我对母亲说：“妈，我不想种地，考不上的话。”母亲说：“别怕，孩子！我和你爸商议过了，要是考不上，就让你留级复读，不会让你像两个姐姐一样。”于是，我有了底气，高高兴兴去镇上中学参加了小升初考试。成绩下来，我居然考了个全年级第三名，拿到了镇中学的录取通知书。
镇中学离我们家大概有十多里地，需要住校。初中的很多个周末，父亲骑着他的永久牌自行车到学校接我回家。很多个周末的清晨，天刚微微亮，母亲便起身给我煮面条，再弄盘韭菜炒鸡蛋。吃过早饭后，父亲再急急忙忙飞车送我到学校。直到现在，有时我还梦到早上快迟到了，父亲骑车驮着我的口粮和我，飞驰在乡村公路上的样子。从我上中学开始，二哥也不打我了，偶尔还代替父亲骑车送我去上学。记得最清晰的，当时家里在忙着砌房子，父母让我自己带着一箱子行李骑车去学校。可能行李木箱没有固定好，我刚上车没几步，车子就失去平衡，一头栽进路边的大沟，木箱给摔开了，晒干的馒头干撒了一地。可能当时我还抹眼泪了。父亲和母亲看到后很是心疼，让二哥用绳子重新绑好行李，并骑车送我去学校。
初中的生活，对我来说是不快乐的。由于从小缺少独立生活能力，我的世界常常一地鸡毛。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怎么理想，成天感觉很饿，很嘴馋。隔上几天，我就和几个同学一起到校外的馒头店拿粮票换馒头吃。我宿舍的水瓶，除了装热水，还有煮大米粥的功能。晚上打上一瓶开水，往里面装点大米，然后把水瓶放到床底下。第二天一早，一瓶热气腾腾的白米稀饭就新鲜出炉了！可以说，我是老师办公室的常客了，班主任和任课老师经常找我谈话，做思想政治工作，弄得我常常哭鼻子。
父亲好像不在意这些。也许那时老师不习惯什么事都找家长，父亲不知道我在学校的情况。每次我一回家，父母都很高兴。那时的家，是我感到最温暖的港湾。记得初一上学期末放寒假的那天，漫天大雪伴着呼啸的寒风，天气冷得让人瑟瑟发抖。可父亲依然准时出现在学校门口等着接我回家。一路上雪太深，自行车没法骑，父亲便让我坐在后座上，他深一脚、浅一脚向家的方向推去。天色渐渐暗淡下来，到处白茫茫一片。父亲走了很久才到家。吃着土灶炉膛里刚烤熟的喷香的馒头，我感觉幸福极了。
等到中考，我毫无悬念地落榜了。父亲和母亲商议，觉得他们的小儿子从小瘦弱，吃不了力气活的苦，还是得考学。他托了家里的熟人，一位当地初中的英语老师，叫什么我忘了。只记得当时父亲提了一篮子鸡蛋，和我一起来到这位老师家，请他找三友联中的校长帮忙。我这么被插班到初三应届班复习。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姓倪，教过我二哥，特别喜欢我，大概因为我作文写得很好。可好景不长，我们这类中考落榜的孩子重新回到学校上课的事，突然有一天给什么人举报到教育局。于是，我在校上课不足两个月，就因为县教育那份往届生不准插班学习的通知而回家了。
村里像我这样一起被遣散回家的孩子有九个。为了排解寂寞，我们隔上三五天便聚一聚，也不谈学习，天南海北地聊聊天，异想天开地畅想；但大部分时间，我们各自在家自学和复习。我的学习场所是家里堂屋中间的那张方桌。我在上面铺了厚厚几层学习资料。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在门前菜地挑粪施肥。他喊着响亮的号子从大门口经过，大粪的臭味充斥了整个屋子，让人无处可逃。这种环境，吓得我不得不埋头去背英文单词、课文，不得不努力去研究各课中考试题集，因为弱小的我真的担心，担心有一天，这沉重的担子，会从父亲那里落到我的肩上。
等第二次中考揭榜，我如愿以偿考中了县里里实力排名第二的重点高中，而村里的几个小伙伴居然没有一个能考上高中。后来他们各奔东西，再也没有了音信。开学后获知，我的中考成绩居然排名比较靠前，特别语文成绩应该排在第一，否则班主任不会任命我当语文科代表。这件事，让父亲觉得可以在乡亲们面前扬眉吐气了，他逢人便夸：我家三小有骨气，是个好苗子！
我信心满满地投入了高中阶段火热的学习生活。高一时还代表班级参加了“五四”征文获奖。可是，我除了语文基础好，作文写得让老师满意之外，其它的学科因为初中基础没打好，学起来特别吃力。每次我考了个中等偏下的分数后，父亲知道了也不生气。在他眼里，我已经很出色了，因为他自己只有高小水平，爷爷家里贫困，孩子也多，他连小学都没有念完。一回到家，他总是笑眯眯地给我讲爷爷那一辈贩盐的艰辛往事，讲他年轻时候带队去黄海大堤抗洪，以及和队里的男劳力一起锹挖肩挑，人工开挖出宽广的人工大河的故事。他总结起来总是一句话：人活着要努力去拼，才会有好的前程和未来，否则哪里轮到他来当队长，哪里轮到他去入党呢！
高中生活，没有我憧憬的那么美好。我在苦闷与煎熬中度过了一年又一年。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私下去邻村找算命瞎子帮我算了一卦。这孩子命中犯煞，六神无主，昏昏沉沉，命相里看不到文曲星。母亲说，人这辈子该什么命就是什么命，人抗不过命。但父亲不认同母亲的说法，他也从不说让我垂头丧气的话，只是经常躲在角落里默默地抽烟，忙乡亲们的农事。“怎么说，我家三小也是队里几十户人家这么多年唯一考上重点高中的高材生啊，将来不会差到哪里去的！”父亲总是这么有信心。
高考再次落榜的那年，二哥早已成婚，小侄子快出生了。那时家里的气氛比较紧张，二嫂与母亲他们的关系渐渐变得水火不容，二嫂的父母也把矛头指向了我。分家前夕，二嫂的父亲给我父母算了一笔账，关于二哥和我兄弟俩的。二哥初中毕业，他打工比我上高中少花费多少生活费和学费，多赚多少年的打工费之类。“分家时要考虑！”二哥的岳父说。处于叛逆期的我自然咽不下这口气。我也是大人了，也能自食其力！我坚定了自己的想法，没有和别的落榜同学一样去准备来年的复读。自此，我冬天穿着雨鞋，和村里的男劳力一起去扛石板，造桥；去镇里的棉花收购站打过零工；去江南某自行车制造厂搬运过沉重的包装箱。

　　

一个初夏的雨夜，不堪苦力和委屈的我在电闪雷鸣和风雨交加中，狼狈不堪地从无锡逃回家乡。母亲听到我在门外喊妈，吓得手里的针线活乱了方寸，戳破了手指。母亲心疼地说：“人好好地回来就好。”父亲在我面前依旧很沉稳，好像从来不为我的所谓未来烦心过。只有一次家宴中，他喝醉了。等宾朋散尽，只剩他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他嘴里喃喃自语，一会笑，一会哭。这个时候，我知道，其实父亲不是没有心事，只是那些苦闷藏得很深。而这些苦闷中，或许有一半是因为那个没有出息的我。

父亲每天忙着东家长李家短的琐事，回来依然那么和颜悦色。有段时间，父亲总是回家很晚。母亲问他，又在孩子姑妈家吃过晚饭了吧？我姑妈家离我家有三里地。有一次夜里，父亲回家后很高兴，他带着酒气对母亲说：“太好了，孩子姑妈说大表哥松口了，答应带三小到南京闯一闯!”大表哥是姑妈家老大，比我大出二十多岁，是我儿时崇拜的解放军。记得我六、七岁的时候，大表哥和大表嫂两人穿着整齐的军装来我们家做客。我羡慕地围着他俩打转，特别喜欢大表哥戴着的鲜红的帽徽和领章。大表哥看出来了，他低下身子，撕下自己的红领章贴在我的外套领子上，说：“小表弟，你好好学习，长大到部队做我的勤务兵！”没想到，在我当兵的年纪真的能到他当兵了二十年的南京，虽然不是去军营。
一九九一年的春节刚过，村口来了一位邮递员，一路在问我家在哪里。他推着一辆搭着绿色邮袋的自行车站在我家门口，给我送来一份南京来的电报。这是大表哥从南京发出的，通知我这两天收拾一下赶紧来他们大学报到。 我们一家人特别高兴。晚上，父亲特意让母亲炒了一盘花生米，烧了几道菜。父亲要我陪他喝两杯。父亲高兴地说：“三小，这下有盼头了！你去南京要听大表哥的话，好好工作，不要放弃学习！”准备好行李后，第二天父亲陪着我登上了去南京的大巴车。
汽车摇摇晃晃，一路开了六、七个小时，中途上下了好几波乘客，父亲和我终于在黄昏时分抵达南京中央门长途汽车站。父亲在车站外广场叫了一辆马自达。应该正值城市下班的晚高峰时段，天色已经很暗，路灯都亮了起来。马自达载着我们和行李，一路颠簸在各种车辆混杂的拥挤车流中。我在路上看着这座高楼林立、商业繁茂的陌生城市，充满了忐忑与好奇。我在想，我的未来人生或许从今天起，将在这里开启。马自达最后晃了晃，终于停稳在军区大院的北大门。父亲到守卫室登了记，卫兵通过内线电话联系上了大表哥家。一会，大表哥从大院里迎了出来。这时候的大表哥已经转业到南京某大学，但还住在军区大院。
我和父亲在大表哥家住了一晚。第二天，大表哥带着我和父亲到外面转了转。我们骑着两辆自行车，去了廖仲恺墓、中山陵，经过了明故宫、午朝门，最后到大表哥工作的大学校园参观了一下。南京巍峨的紫金山、高大的梧桐树和到处流淌的古都气息深深地吸引了我。晚上，大表嫂烧了满满一桌子菜，大表哥拿出他在书房藏了多年的泸州老窖来招待我们。大表哥说：“我当兵、提干、转业这么几十年一直在这，南京是个不错的地方，小表弟你好好干！”晚饭后，大表哥看出父亲在摸上衣的口袋，知道他烟瘾犯了。 “小舅舅不要有顾忌啊，抽烟没关系的。” 大表哥说。父亲自觉地站到打开的窗户前点燃了一支烟。父亲的脸对着窗外，烟头明灭的微光映照着他的脸庞，我仿佛听到他轻声的叹息。对我的所谓前途与命运，父亲无疑是担忧的，我想。
因为说好的晚上要报到，明天开始上班。当天晚上，我便要住到大学去。外面下起了雨，大表哥和父亲一起将我送到学校，并安顿好住宿已经很晚了。校园里，昏黄的路灯透过仍在淅淅沥沥下着的雨丝，照在湿滑的路面上，发着惨淡的光。我和父亲、大表哥走到院办楼前的路口停了下来，大家沉默着，谁也没说话。大表哥先开口说：“小舅舅，我们走吧。”父亲木愣着。我看见雨衣下的父亲嘴唇在微微颤动着。“我已经买好了明天回家的车票，你在南京要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听大表哥和大表嫂的话，我走了……”他的声音有些咽呜。走了十几步，父亲转过头向我挥了挥他的手臂，然后和大表哥一起跨上自行车走了。我一个人孤独地站在冷雨中，很久很久。
这以后，我在南京一边打工一边自学。在大表哥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下，我于次年考取了大学工科。我用打工赚来的钱交学费，维持自己的生活开销。很多时候，等回到宿舍做完作业和预习好功课常常已是凌晨一点左右。因为看到黑暗中微光，对这种生活我并觉得苦，反而感动充实和满足。打工的生活，其实也充满了艰辛与委屈。我忍受着本地正式工的歧视与冷眼，忍受着主管的冷嘲热讽和凶狠训斥，忍受着身心的疲惫和精神的折磨。但是，为了一纸文凭，为了能自己供养自己，我从不埋怨命运，更从没对家里提及这些。
那时，隔上一两个礼拜，我便会给父亲写一份家书，报报平安。父亲总是认真地回信。信的内容大多是家里的猪长大了，棉花收成很好，两个姐姐和二哥家的情况怎么样……等等。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法给父亲写信，因为我在一次上早班时发生了意外，右手给滚烫的热油给泼了。大拇指等部位的表皮，用冷水一冲全部掀掉了，整整一个多月才恢复基本功能。还有一次，我上夜班操作和面机，机器故障失控，翻斗落下来把我的双手压在机身上不能动弹。当时，操作间没有人，我就只好等。等了好几个小时，幸亏有个小同事饿了来找吃的。他是六合人，叫小谭。要不是他刚好出现救了我，恐怕我的双手就废了。深夜，在黑暗的宿舍里，我一个躺在床上，被压的十指钻心地疼着。这些事，父亲后来还是知道了，可能他是从大表哥那里了解到的吧。记不清在哪个假期，父亲、大姐夫和我等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父亲喝了不少酒。他和大姐夫谈及我时，竟然哽咽住了，他说：“三小有志气，边打工还考上了大学，不容易啊！虽然在大表哥身边，他还是吃了不少的苦啊！”父亲心疼地拉着我那只被烫伤的手。
一九九五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大表哥找到我，告诉我父亲来南京了，晚上到他家吃饭。见到父亲，我问他怎么突然来这里了？他说：“你马上就毕业了，我来和大表哥商量一下今后怎么办。”我知道，他认为我马上有文凭了，可以请大表哥帮忙安排个体面的工作。所谓的体面工作，就是他以为的有正式工身份，有南京市区户口。但在那个年代，这一切无非是异想天开。大表哥反复解释着，并帮着出主意。但父亲还是不怎么满意。他忧郁地看着我，点燃了一支烟。“你还得靠自己去打拼的。”他喃喃道。他的样子好像有些自责，又好像有些茫然无措。
这以后，大表哥找了熟人，让我进了某大学教授主编的学术杂志编辑部做了一名临时编辑。等拿到毕业文凭，我抱着到外面闯一闯的心态，到人才市场应聘，根据报纸登的招聘启事打电话上门应聘。一九九六年，我刚好碰到一家电力自动化企业在招聘。这家企业的前身是研究所，在城北、在南京都是有名的，但我对此不甚了解。大表哥和大表嫂听说我应聘到这家单位上班，高兴地说：“这家单位不错的，好好干，别再挑了！”虽然我依然属于临时聘用身份。但父亲知道了，依然很是高兴。他说：“你好好干，工作时间长了就成正式工了。”父亲逢人便夸我，说：“我家三小这回算是光宗耀祖了！”



时间一晃，已是一九九七年。父亲来信说最近腿疼，看也看不出什么结果。大概暑假的时候，我乘长途汽车回家。在204国道那个熟悉的路口，父亲仍然推着他那辆结实的二八杠自行车在路边等着。以前每次都是他骑车带着我，稳稳地骑着，逢熟人便打着招呼，好像一点也不吃力；而这次，我骑车带着他，也是第一次骑车带着他回家，我感觉父亲不再那么结实，甚至觉得很轻很轻……父亲持续坚持了几个月，再次去市人民医院检查时，医生发现他胃部有癌变，已经很严重了。我给父亲写了好几封信，催他来南京大医院看病。父亲终于同意来南京看一看。才几个月，我发现父亲消瘦了很多很多。大姐夫、表姐夫陪着父亲一起来了南京。我们去了省肿瘤医院。主任医师看过父亲的化验单和拍片，简单地给他做了检查后，单独跟我说：“已经是晚期了，不能住院手术了，赶紧回家吧。”病情我没敢跟父亲说，但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他配合我们带他去检查、拿药，什么也不愿多说。在南京跑了江苏省中医药等几家大医院，父亲便急着要回家。回家那天，天正下着大雨……后来听大姐夫说，父亲到站后下车几乎站不起来了，他们只好临时叫了一辆出租车。
在家里躺了一个多月，父亲的身体状况与日俱下，出现了腹水等合并症状。母亲天天祈祷老天开恩，在天的祖宗保佑平安，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一个周末，我回去看了父亲后，正收拾东西准备离家。我站在卧室门口对父亲说：“爸，我走了，你好好养病，会好的……”父亲抬头看着我，我看到他的眼里涌出了泪花。“你走吧。”他说，声音里带着一丝哭腔。我匆匆走到厨房，再也抑制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后来，听母亲说，在最后的几个月里，父亲一直念叨着，这辈子唯一的遗憾是，还没有给小儿子娶上媳妇呢。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下午一点零五分，父亲的心脏永远地停止了跳动。他临别时，正午的阳光正安详地照在他病榻旁的那小片空地上，冰冷而苍白。我们兄弟姐妹和母亲就守在他身边。父亲喝一滴水、眨一下眼皮的力气也没有了。他的头部静静地歪倒在枕头上，目光是那么呆滞，仿佛外界的所有喧嚣与他毫无关系。最后时刻，我跪在他旁边，用左手托着他干扁的脑袋。忽然，父亲看向我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两颗泪珠在他的眼眶里聚集，轻轻滑向眼角，落在了我的掌心。
父亲走后的日子里，我的眼泪一直在哗哗地流淌。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和他曾经在一起的温暖时光。父亲在世时，我们父子面对，大多时候都是沉默寡言的，但我知道彼此在对方心里留有的位置。
我记起六七岁时候很调皮，看到活泼的家猫飞身跳上门前的那棵小树，我也跟着爬了上去。家猫很坏，接着又跳上一条细树枝上去。我也试着去爬。树枝断了，我重重地摔在地上不能动弹，家猫一溜烟逃走了。那次我的脚歪得严重，父亲晚上回来背着我，在黑暗中撑着小木船趟过了那条大河，请河对岸的民间医生推拿复了位。多少年了，我还记得那时父亲宽厚与温暖的后背。
我记起儿时一个特别寒冷的隆冬，阳光苍白无力，大地冰天雪地，茅屋的屋檐下挂着一排排坚硬透明的冻冻丁儿。父亲回到家，看到冷得无处藏身的我，便用他那双温暖的大手来捂热的我的一双小手。我们父子俩面对面一起跳啊跳啊，一会就感觉暖和了。
我记起，初一时候班主任推荐我第一个加入了学校共青团，父亲很高兴，说我们家男人以后都是共产党的人了；我记起，假期里父亲每逢开心的时候，就让母亲准备几个菜，特别不能缺他喜欢吃的红烧鲫鱼，让我陪他喝几盅时的样子；我记起，我在南京打拼吃苦、受伤，回家后父亲见了心疼的样子……而今，这一切都已成追忆。
时隔二十多年，我依旧怀念父亲。他对儿子的爱是那么琐碎、平凡，但又是那么深沉、伟大！责任、担当与爱，这些是父亲教给我的，也是他在有意与无意中对我最深情的寄托吧，我想。时光倘若穿越回到从前，我多么希望能够让父亲为我少些担忧，我多么希望父亲能够健康快乐地活着。而这一切又是多么的不现实。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生命中充满希望与深情，也充斥着绝望与无情。
但我知道，父亲是活着的，在我的心里。假如有一天在梦里能与父亲相遇，我多么想亲口告诉他：“我爱你，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