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陕北(一六一)-浅说《兰花花》(38)

吴小荣

我在陕北(一六一)-浅说《兰花花》(38)

陕北说书由民歌发展而来，初时以小调演唱带有情节的故事，后则故事逐渐扩展，由小到大。曲调则由关中的秦腔，清涧的道情和山陕、内蒙等地的信天游兼收并蓄。比民歌又进了一步，宽泛了许多。既有小调，又有长篇。开场词叫个书帽，长短等同于民歌。举一个例子《天留日月佛留经》:

天留日月佛留经，人留子孙草留根。

天留日月定乾坤，佛留真经劝世人。

人留子孙防后老，草留根芽等来春。

您说这是书帽呢还是民歌呢？回答是两者皆可。正如前文说到，李白《清平调三首》，既是诗也是词，是同样的道理。形式上民歌基本上是唱，说书有说，也有唱。有的以唱为主，比如说《刮大风》，有的以说为主，比如《快嘴》，很多说唱艺术都具有相似的特色，特别是处于过渡期时。

(图片均摘自网络，致谢。)

清代上层社会王府贵族对《西厢记》的喜欢和追捧，可以从《红楼梦》中看到。第二十三回有《<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说的是贾宝玉和林黛玉共赏《西厢记》的故事。

“黛玉把花具放下，接书来瞧，从头看去，越看越爱。不顿饭时，已看了好几出了。但觉词句警人，余香满口。一面看了，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涌。

(评)黛玉都看得呆了，可见痴迷的程度。对其精美文字无穷的魅力，心领神会，爱不释手。

宝玉笑到:“妹妹，你说好不好？”

黛玉笑着点头。

宝玉笑道:“我就是个′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

黛玉听了，不觉带腮连耳的通红了。……指着宝玉道“……把这些淫词艳曲弄了来，说这些混帐话，欺负我。”

宝玉的这段话《西厢记》原文是有的，“张生初见崔莺莺，就被小姐的美貌所打动，内心独白曰:‘小子多愁多病身，怎当他倾国倾城貌。′”自比张生，将林黛玉比作崔莺莺，带有试探的意味。

淫词艳曲是黛玉自认为受了欺负之后的气愤之语。淫词代表的是贾政一类封建士大夫的评价。不然为什么黛玉要去告诉舅舅呢？因为宝玉怕贾政，而贾政是不允许宝玉看这一类“诲淫诲盗”的书的，尽管贾府并不干净。柳湘莲就对宝玉说:“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我不做这剩王八。”老仆人焦大也说:“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每日家偷鸡戏狗，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

这说的是贾府满口的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

艳曲看似贬低，实则褒奖。说明了文字上的艳美。如此这般美艳的文字即使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已经到了“登峰造极，双手扪天碧”的境界。也是曹雪芹借宝黛之口对其表达的衷心的喜爱。有人评价说，《西厢记》在文采上超过了《红楼梦》，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不过一个是小说，一个是戏文，形式上不尽相同。起码《红楼梦》对《西厢记》是有所借鉴的。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西厢记》的作者并不在元曲四大家之列。可见有时历史的评价也是不尽公允的。这其中的一个原因便是世人对《西厢记》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是宝玉黛玉爱得不行，一是贾政等人恨得不行。好在其穿越历史的社会影响力已经明白无误地展示了其不可撼动的地位。再说了，同一部作品在不同时期的社会评价也不尽相同，这也许是受到了世风的影响，读者自鉴吧。

比方说杜甫，唐时的名气并不如后世那般显赫，正式被誉为“诗圣”已经是明代的事儿了。

《西厢记》最大的成功之处不仅仅是承受了历史的考验，更是因为能够被广大的平民百姓所接受。不仅促进了市民文学，而且

推动了乡野文学，能够被乡里人和城里人同样接多，在那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明代民歌集》、《清代民歌集》中大量的以《西厢记》为素材中民歌的涌现即可以看出，写出来都是十首十首的，不知怎么有那么多的话儿要说。挡也挡不住。其热烈的程度，令人难以置信。王克明先生说:“陕北民歌从元曲中走来。”这无疑是准确的，而就元曲对陕北民歌的影响而言，四大名家的任何一部名著都无法与王实甫的《西厢记》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