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解密全史（二十九）

谢晓京

第七卷 第二章

晋冀豫根据地的早期建立

莽莽苍苍的太行山自北向南蜿蜒而去，至山西和顺，大山在西麓挽了一个回还，这里群山起伏，沟壑纵横，壁立千仞，锷刺云天。

1937年11月13日，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张浩，匆匆来到位于石拐镇村西头一个大院内的八路军总部临时驻地参加重要会议。

总部决定创建晋冀豫

抗日根据地

莽莽苍苍的太行山自北向南蜿蜒而去，至山西和顺，大山在西麓挽了一个回还，这里群山起伏，沟壑纵横，壁立千仞，锷刺云天。

在这群山环抱之中，有一块方面积不大的平地，平地的西缘在树林掩映下，有一个不足200户人口的小村庄，这就是石拐镇。

1937年11月13日，第一二九师的师长刘伯承、政委张浩，匆匆来到位于石拐镇村西头一个大院内的八路军总部临时驻地。

此时，院内正在开会，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左权等八路军总部的领导同志和其他一些地方领导同志均在座。

刘伯承、张浩两人刚想在门口找个位置坐下，朱德总司令便大声说：“伯承、张浩，中间坐，今天你们是唱主角的，不要往旮旯里躲嘛！”

八路军总部为何会在石拐镇呢？刘伯承、张浩两人今天为何成了“唱主角的”呢？这还要从当时的形势说起。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继之，“八·一三”事变爆发，上海沦于敌手。蒋介石不得不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议，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达成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协议，并决定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实行对日作战。

当年八九月间，八路军3个师的主力部队先后开赴山西抗日前线之后，9月6日，朱德率八路军总部由陕西云阳向山西前线挺进。

9月16日，朱德一行到达韩城县芝川镇，由此渡过黄河，踏上已经燃烧着战火的三晋大地，投入了拯救中华民族的伟大斗争。

当时，国民党军队奉行片面抗战路线，在敌人面前或一触即溃，或闻风而逃，并到处散布恐日情绪，危害人民，造成抗战危局；八路军则在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下，向北挺进，迎战日寇，力挽抗战危局。

从这两幅不同图画所形成的鲜明对比中，广大人民群众更觉八路军最可信赖，并迫切期待尽快对日作战，取得胜利。但是，八路军能不能战胜日本侵略军？人们还心存疑问。

随之而来的平型关大捷、雁门关战斗和阳明堡战斗，让人们看到了八路军积极抗战的决心和实力。然而，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华北抗战形势急转直下，在这个大环境下，我党的抗战政策也急需做出一些调整。

早在八路军东渡黄河以前，毛泽东就提出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是“基本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9月12日和21日，毛泽东两次单独致电彭德怀，指出：在晋、在冀、在京和国民党谈判中，“着重解释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个基本原则，取得他们的彻底了解与同意”。“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要“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

毛泽东还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毛泽东还称赞彭德怀说：“我完全同意你18日电中‘使敌深入山西，还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的四面包围中’这个观点。请你坚持这个观点，从远处大处着想。”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彭德怀和朱德、任弼时等按照毛泽东关于在山西应划分为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4个区和八路军由此实行分散配置的战略部署，指挥八路军迅速完成了在山西的第一次战略展开。

随着这一战略展开的实施，抗日游击战争的熊熊烈火在三晋大地上进一步燃烧起来，并取得了最初胜利。从出征抗战，到太原失守的不到一个半月时间里，八路军先后同日军进行大、小战斗100余次，歼灭日军11000余人，缴获并摧毁敌大量军用物资。

抗日游击战争的最初胜利，不仅表现在八路军打了一系列胜仗上，更为重要的是发动了群众，开拓出了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4个游击区，为实行对日抗战提供了稳固的立脚点。

随着娘子关形势的吃紧，第一一五师主力由晋东北转战正太路，驰援娘子关。朱德率八路军总部也于当年10月22日离开五台县南茹村，先后经过孟县、寿阳、昔阳，11月7日移驻和顺县的石拐镇。

就在八路军总部抵达石拐镇的第二天，即11月8日，太原失守。

从此，整个华北的战局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转折，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开始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新阶段，开始了变游击区为抗日根据地的新阶段。

在这历史性转折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及时为华北党组织和八路军规定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他提出：“在华北正规战争业已结束，游击战争转入主要地位的形势下，日寇不久即将其主力向着内地各县之要点进攻。”因此，我军在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以控制一部为袭击队，大部尽量分散于各要地，组织民众武装为第一义务”。

为了贯彻中央精神，也为了做好八路军下一步的作战部署，11月10日，八路军总部在和顺县石拐镇，首先召开军民团结抗日动员大会。

朱德总司令在讲话中指出：“如何正确指导新阶段的抗日游击战争，是八路军面临的紧迫问题。”

1937年11月11日，八路军总部在石拐镇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和决定“新阶段”的作战方针和各师的任务。朱德总司令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有彭德怀、左权等八路军总部首长，还有刚刚赶来这里的刘伯承、张浩等人。

会议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给总部的指示，具体部署关于进一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等工作。

会议决定：

第一一五师之晋察冀部队和晋西北之第一二○师部队，继续就地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做好粉碎敌人“围攻”的准备；第一一五师主力一部由晋东南转入吕梁山脉，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第一二九师和第一一五师一部由正太路南下，依托太行、太岳两山脉，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为了贯彻这次会议精神，随后的11月13日、14日两天，第一二九师在石拐镇召开全师党员、干部会议，进行坚持华北抗战的动员。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左权等八路军总部首长列席会议。

会议开始后，刘伯承作了动员报告。他传达了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和决定，并部署了第一二九师和部队的行动方向与任务。

对于毛泽东的指示和八路军总部的决定，刘伯承强调了必须结合实际理解它们的重要意义。他说：“目前日寇正忙于正面战场的进攻，但是他们占领的只有点和线，广大乡村尤其是山区还是‘真空’地带。国民党军队几乎全面撤退，无力他顾。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对日作战和收拾那些趁火打劫的散兵、土匪和汉奸，建立一个较为安定的抗日的社会秩序。”

“我们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我们八路军的英勇抗战行动，模范的群众纪律，特别是第一二九师出征以来连续取得了阳明堡、七亘村、广阳等战斗的胜利，受到了群众的拥护，这就使我们具备了大力发展游击战争的条件和时机。”

关于第一二九师各部队的行动方向和任务，刘伯承宣布了师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全师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地活动，每个团的各个营都抽出一个连，组成工作团或游击支队，到指定地点同党的地方组织、游击队一起工作。”

在会上，政委张浩作今后军区建设工作的专题报告，并具体安排在太行山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

这一系列会议在第一二九师征战史上和八路军的发展史上都具有开创意义，这次会议是第一二九师开辟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一次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会议，史称“石拐会议”。

在石拐召开的这次会议，不仅是创建以山西为中心三大根据地的里程碑，而且还拉开了以八路军为主体的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争的帷幕，使全民抗日烽火从太行山巅燃遍整个华北，为夺取全国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石拐会议之后，刘伯承、张浩率第一二九师师部移驻辽县，跟晋冀豫省委商量了在开展游击战争过程中，军队与党的地方组织如何配合和协调行动等问题。

就这样，随着第一二九师的到来，一块位于潼关、徐州、德州、太原之间，控制着津浦、平汉、同蒲、正太、德石、陇海等铁路，处于战略枢纽的重要地位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开始了它的建立与发展。

晋东南抗战形势蓬勃

发展起来

1937年深秋的一天，一支部队在从五台往孟县的路上，遇到朱德总司令，此时，朱德是率领部队到晋东北五台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的。

突然见到朱德，这支部队非常兴奋，部队负责人向朱德汇报了准备在五台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打算。

听了这支部队负责人的汇报后，朱总司令说：“五台地区是战略要地，北上可以威胁北平，南下可以直趋太原，八路军准备在这个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你们不要在这里了，要设法得到阎锡山的许可，把部队开到晋东南的上党地区去。”

这支向朱德汇报工作的部队是山西新军一部，它虽然被我党实际控制，但此时它还不完全属于我党领导下的部队。要理清这支部队的历史以及后来它再开辟晋东南根据地中发挥的作用，还要从牺盟会说起。

1936年5月，山西军阀阎锡山所属各群众团体的核心组织自强救国会成立。这个团体中的左派进步青年戎子和、刘玉衡、张隽轩等，响应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的号召，倡议组织一个抗日救亡团体，得到阎锡山的赞同，定名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

牺盟会名义上是阎锡山的官办组织，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人直接领导的群众抗日团体。牺盟会一年来在组织城乡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组建新军等方面所进行的颇有成效的工作，为八路军进入山西迎击日军和创建根据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而八路军挺进敌后，英勇作战，又极大地振奋了山西人民和全国人民，对牺盟会工作的展开和山西新军的壮大，对山西抗战形势的扭转和发展，无疑起了巨大的以至决定性的作用。

为了独立自主地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党中央和北方局十分关注牺盟会领导的这支抗日武装。根据中央指示，牺盟会领导的决死队由原来的4个总队很快就扩充为4 个纵队。

本来这支部队奉命到晋东北的五台地区开辟根据地，因为路上朱德总司令，根据战局变化和八路军总部部署，朱德要求这支部队，开赴晋东南，创建晋东南抗日根据地。

出发前，朱德告诉大家：“毛主席谈论过，我们打的是持久战，军队要插到敌后去，和下围棋一样，先做几个活眼，准备在华北同敌人长期周旋，首先要占据晋察冀、晋西北、晋东南这3个战略要地。”

要开赴晋东南有一个麻烦，当时，上党地区是著名的军事要地，山西军阀阎锡山本已同意发给张慕陶一些枪支，让他带些人到上党地区去活动，并委任他为上党游击司令。此时，张慕陶正积极招募人员。

　　接到朱德要求开赴晋东南根据地的命令以后，我党同志决定在阎锡山给张慕陶发枪以前，派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去张慕陶那里报到，领到枪后马上离开。

就这样，张慕陶没有组成武装，反而丢了许多枪，阎锡山大为不满。这时，我党同志去见阎锡山，说我们想去晋东南。

阎锡山问我党同志为什么要去那里？我党同志解释说，晋东南的地理形势好，在那里可以建立一个抗战的落脚点。最后，阎锡山终于同意了我党同志率领带决死队第一总队去晋东南。

就这样，已经开到五台地区的决死队第一总队，转而南下到晋东南沁县地区。

部队抵达晋东南以后，大家都是斗志昂扬。巍巍太行，耸立在晋冀之间，与黄河互为表里，确实是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好地方。

遵照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我军在主力大军未到之前，把这个地区合法占领了。

但部队安顿下来之后，经过一段时间考察，他们发现在晋东南开辟抗日根据地确实存在很多困难。于是，朱德便派了近千名红军军事干部和其他各类干部，他们发挥了骨干作用。这是八路军对决死队的重大支援。

后来，在我党的坚强领导下，各种抗日团体，如农救会、工救会、青救会、妇救会、文救会、儿童团等逐步组织起来，晋东南的抗战形势开始蓬勃发展起来。

八路军

晋豫边游击支队诞生

1938年春，日军把侵略战火烧到了晋豫边，在党的晋豫特委的领导下，一支土生土长的人民抗日武装——八路军晋豫边游击队创建起来。

这支活跃在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武装诞生的历史颇为曲折。

1937年9月，党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朱瑞，受周恩来派遣到平汉线北段的国民党第一战区工作。

此次，朱瑞他肩负重任：第一，以八路军代表的公开身份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统战工作；第二，秘密地以北方局代表的身份，领导地方党和这个战区内国民党军队中我地下党的工作。

9月下旬，朱瑞随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由邢台、邯郸撤退到河南省新乡，成立了八路军驻第一战区联络处，朱瑞任主任。

当时，国民党军队的一些将领与我方关系比较友好，尤其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豫北师管区司令张轸等人北伐时曾与我党有过往来，他们想在抗战中取得我党同志的帮助，借以增强其实力。

朱瑞对国民党的将领广泛开展统战工作，同时抓紧了对地下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

为了给我党培养干部，朱瑞建议和推动豫北师管区司令张轸于9月在新乡办训练班。张轸是为了扩充他的实力，朱瑞则是为了培养革命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

这个训练班有两个队，一是军官队，培训国民党军队的中、下级军官；另一是学生队，学员是平、津、汴、洛以及大名、清丰一带的爱国青年学生，其中有党员和“民先”队员。

这个队完全掌握在朱瑞领导之下，教职员多数是共产党党员。训练班中进行了党的抗日主张、统一战线、游击战术和军队政治工作的教育，学员们提高了抗日的决心，也加深了对我党我军的敬仰和信任。

当年末，张轸所部被编为国民党补充第二师，不久改为第一一○师，张轸任师长，南渡黄河，驻许昌、禹县，受集团军司令汤恩伯指挥。

朱瑞将学生队一部分学员派进张轸部队，其中已有不少党员，建立党总支，书记为傅大章，委员有刘祖璋、杨润普等。

1937年12月张轸部队渡黄河南下后，朱瑞将豫北师管区训练班移到晋城，改为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继续招收学员进行培训，前后共办了5期，千余名进步青年从此踏上了革命征途。

1938年2月，日军攻占新乡、焦作后，沿道清线西犯晋豫边。朱瑞、唐天际与省工委负责人等转移到晋城，后又到阳城。

在晋城抽调了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及由张轸部队撤回来的师管区训练班学生队的学员共30余人随行，这批青年学生成为晋豫边游击队的第一批干部。

2月末，朱瑞一行在阳城立足未稳，日军接踵来犯，就同阳城县政府、公安局及县自卫队一起撤出县城，转移到横河、下寺坪，朱瑞代表北方局宣布撤销了晋冀鲁豫省工委及其所属的豫北、河东、曲沃3个特委，成立了晋豫特委。

晋豫特委下属阳城、晋城、沁水、翼城、曲沃、绛县、夏县、平陆、芮城、虞乡、垣曲、运城、安邑、闻喜、济源、沁阳、孟县等17个县。

3月初，朱瑞电报党中央和北方局，提出了以阳城为中心开展沁水、翼城、曲沃、垣曲、济源、博爱、晋城一带的游击战争，毛泽东复电同意。

3月中旬，朱瑞与晋豫特委决定建立了以唐天际为司令员的八路军晋豫边游击队。

游击队4月离开横河，开抵济源县邵原镇，4月28日在黄楝树村召开大会，宣布八路军晋豫边游击队正式成立，从此，部队逐渐发展起来。

当年10月，八路军总部和晋冀豫省委在潞城县故县村召开了“主干会议”，决定特委所属的基干游击队一律改为支队，从此，这支游击队改称为八路军晋豫边游击支队，简称为“唐支队”。

“唐支队”在八路军总部的直接指挥和晋豫特委的领导下，与晋豫边广大抗日军民团结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艰苦奋斗，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和创建晋豫边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唐支队”支队诞生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组建抗日武装。“唐支队”在扩军过程中，有两个突出特点。

第一，主要是地方党的领导和支持。部队组建时，没有老部队做基础，晋豫特委决定从阳城县武装中抽调了一部分人、枪作为基础，以后各地方党委陆续不断地输送兵员，特别是阳城、晋城、济源、沁阳等地方党委都曾多次成批地把青年工农和知识分子输送到支队中来。

有些地方党的负责人亲率部队参军，例如济源县委书记杨伯笙就是第一批率领杜八联的武装，偕同由张敢陈率领的金六联的武装参军。

地方党不断地输送当地青年到“唐支队”来，使这支武装从兵员构成上真正成为晋豫边人民的子弟兵，出现了不少兄弟姐妹都参军的革命家庭，如冯精华家、孙渊明家、杨慧如家……他们有的还变卖家产、购买武器带来。

当时，晋豫特委所属一些县委、区委还建立了各种名目不一的、脱产或不脱产的抗日武装，一方面在当地开展游击战争，另一方面储备了支队的兵源。

“唐支队”扩军的第二个特点是，红军干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扩军开始时，仅有唐天际、方升普、邹顺清三位，以后陆续来了汪松渔、王在今、张宜龙、董家义、黄涛、罗德安，等等……但总共也不过20余人。

他们人数虽少，然而都有较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特别是唐天际，他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参加过北伐、南昌起义、井冈山斗争和长征，是红军中的高级干部，具有较全面的建军、作战和创建根据地的经验。

这些红军干部在支队的成长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例如，他们能够大胆团结、使用知识分子，实现了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结合的方针。当时，支队中青年知识分子多，他们热情很高，但缺乏军事斗争的知识和经验。

经过几位红军老干部耐心地教育，迅速地提高了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继承和发扬了我军艰苦奋斗、英勇顽强的革命传统。组织上对他们高度信任，充分发挥了他们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在红军老干部的亲身带动下，工农干部也积极地向知识分子学习文化。副司令员方升普在这方面带了头，甘当小学生努力学习，这位放牛娃出身的红军干部，文化知识有了较快的提高。

就这样，部队中形成了政治文化生活活跃，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团结友爱的好风气，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从未发生过相互歧视的现象。

此外，在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和小后方建设方面，红军老干部的筹划、领导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当时，支队没有供给保障，经费和一切军需品都没有固定来源。所以主要靠自力更生，否则无法生存，更谈不到发展。

几位红军老干部有国内战争时期的经验，结合抗日战争时期的新情况，组织和领导部队后勤机关开展了自力更生的工作。

例如：他们带头进行筹粮筹款，解决衣食和经费开支；招收和训练卫生医务人员，建立医院，治疗伤病员；建立纺织厂、缝纫队、被服厂，生产土布、军衣、军鞋、子弹带、绑腿、手榴弹袋、毛巾；建立修械所，修理破旧枪支。

通过上述措施，再加上部队内部深入进行艰苦奋斗的教育，继承了红军的革命传统，生活清苦，斗志昂扬。

经过一两年的努力，支队发展很快，不包括各县委领导的兵力，支队已经很快拥有了3000多人。

有了这样一支抗日武装之后，豫北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形势很快得到好转。面对日寇和伪军的进攻，“唐支队”进行了一系列的战斗，并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

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唐支队”，成为晋豫边党组织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的骨干，一些县里各种形式的抗日武装日益发展起来，积极地开展了游击战争。

他们独立地或配合友军、我军主力部队袭击敌人，打击敌人扫荡部队，破坏敌人交通线，夺取敌人军用物资，打击为虎作伥的汉奸、恶霸和土匪，把抗日游击战火越烧越旺。敌人对晋豫边的多次扫荡均不能站稳脚跟，在抗日军民的奋力抗击下，退出根据地。

为坚持敌后持久抗战，不但要发展抗日武装，“唐支队”还开始创建根据地。

为此，除了支队所属部队进行地方群众工作外，支队政治部专门派出的民运工作队和支队驻各地的办事处、留守处等单位都做地方工作，主要是以下几方面：宣传抗日救国，扩大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实行合理负担，废除苛捐杂税；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改造基层政权，实行民主选举；发动群众参军、参战、支前；发展地方党员。

另外，支队的黄河剧团除在部队内进行工作外，还不时到地方上演出，宣传抗日。

随着该支队的诞生，以及不断进行的抗日战争、根据地建设，豫北的抗战形势大为改观，豫北也成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晋冀豫

党组织建立与发展壮大

1937年底，由于日军的节节进逼，山西处在了抗日的最前线。山西党组织在党中央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利用牺盟会的名义进行紧急动员。

在此前后，为了加紧应战和实战动员，加强边境地区的工作，省牺盟总会决定在大同、平定、晋城和运城成立4个牺盟中心区。该组织实际上部分承担了敌后政权功能。

在此期间，在牺盟会的积极宣传发动下，晋冀豫地区，尤其是晋东南一带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上层到下层，从城镇到农村都有了一定的基础，为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战，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在牺盟会不断努力领导当地抗日斗争时，党中央也非常关注敌后党政机构的建设。

1937年8月下旬，党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坚持党的独立性，把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抗战的核心。

为了直接领导和部署晋冀豫和敌后抗战，党中央组成了刘少奇任书记的党中央北方局。

同时，党中央还派周恩来亲自到山西与阎锡山谈判，促成了山西特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党中央北方局成立后，把恢复和建立地方党组织作为工作之首，指出：“在游击战争中，我党已成为政权与武装的主要领导者，因此，我党应立即公开，建立公开的党的领导机关，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党部，增加领导机关的人员，扩大党内的民主，加强我党在政权、武装及群众运动中一切方面的领导作用。”这个指示，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党政领导机构建设提供了政策依据。

1937年10月29日，为适应抗日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北方局决定以平汉县省委为基础，吸收山西省委，正太路工委部分干部，建立以太行为依托的中共冀豫晋省委，李箐玉为书记，李雪峰为组织部长，徐子荣为宣传部长。

中共冀豫晋省委成立之初，即有一个使命，那就是随同八路军第一二九师行动，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开始创立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在冀豫晋省委成立前后，还存在一个与之类似的党委组织——中共晋冀鲁豫省工委。该组织的成立背景和历史演变是这样的。

1937年9月，沿平汉线南侵的日军占领了安阳后不久，朱瑞代表北方局在焦作成立了中共晋冀鲁豫省工委，书记为张萃中，聂真为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王卓如，薛迅为青妇部长，敖纪民任军事部长。

中共晋冀鲁豫省工委成立以后，重点着手恢复和发展地方党组织。

至11月，太原失守，华北战局大变化。党中央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进入主要地位。

北方局提出要进一步动员最广大的群众独立自主地进行游击战争，争取广大乡村成为游击战争根据地。这是1937年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所确定“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和“基本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正确战略方针的进一步具体化。

在这种情况下，朱瑞和省工委坚决奉行并积极地部署了工作，后来创立八路军晋豫边游击队和晋豫边抗日根据地就是这个部署的一部分。

1938年2月，焦作、新乡相继被日军占领。在这里活动的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八路军驻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联络处主任朱瑞，副主任唐天际，以及直鲁豫边省工委书记王卓如、组织部长聂真、青年妇女部长薛讯、军事部长高锦民等人向山西晋城转移。

3月初，朱瑞一行从华北军政干部学校挑选了20多名学员，又由晋城向阳城进发。

阳城县地处晋豫两省结合部，居太岳、中条、王屋山之间，境内崇山峻岭，尤以南部山区最为险峻，层峦叠嶂，是通往中原和陕西的一条险道，在战略上具有重要地位。

以此为中心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一是可以依托深山老林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作为抗击日军的一个支点；二是可以同太行和豫北的部队相互策应，保持八路军在战略上的主动地位；三是可以支援中条地区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

同时，阳城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历史上多次发生革命斗争，群众基础好。中共阳城县组织成立之后，开展了大量的活动，虽然多次遭到失败，但是在群众中已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

此外，阳城县还有一支党领导下的训练有素的500多人抗日人民武装自卫队。这一切，具备了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条件。

朱瑞一行到达阳城后，由于县城随时面临日军进攻，当即带领阳城县政府、牺盟会及各救亡团体、县人民武装自卫队向西南部大山中转移，并决定以此为中心，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开辟晋豫边抗日根据地。

3月5日，朱瑞致电党中央张闻天、毛泽东及党中央北方局刘少奇、杨尚昆等，将晋豫边的形势及建立根据地的部署作了汇报。

次日，毛泽东复电：“部署甚妥”，指示，“晋豫边甚重要，望有计划地布置沁水、翼城、曲沃、垣曲、济源、博爱、晋城地区之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在西北两面之行动”，并指出，为了搞好统一战线工作，“应令阳城李县长（即李敏之）将布置7个县游击战争及自任晋豫边游击司令计划，派人绕送至吉县报告阎主任（指阎锡山），求其委任，并接济枪支、子弹、经费”。

3月下旬，根据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朱瑞在阳城县横河镇下寺坪村召开了有直鲁豫边省工委负责人以及唐天际、李敏之等同志参加的联席会议。

会议决定，撤销直鲁豫边省工委以及曲沃特委、河东特委、豫北特委，成立晋豫特委。

4月，经冀豫晋省委批准，党的晋豫特委正式成立，聂真任书记，薛迅任组织部长，李哲人任宣传部长，高锦民任军事部长，嘉康杰、阎子祥、温建平、方升普和唐天际等为委员。

晋豫特委隶属于冀豫晋省委，它的成立标志着晋冀豫地区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正式建立，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晋豫特委成立前后，冀豫晋省委也在不断经历着各种变化。在此期间，在党中央和北方局的领导下，省委在晋冀豫区内建立起晋中、冀晋、冀豫、太南和晋豫5个特委和省委办事处，并在各县建立起县委和县工委，建立了一批抗日民主政府，并对参加抗日的国民党旧政权逐步进行了改造。

1938年2月12日，冀豫晋省委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书记李雪峰、组织部长何英才、宣传部长徐子荣、第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和秘书关山复等同志。

会议就组织游击队、各根据地的建设等工作进行了研究。为了加强党的领导，省委几位负责同志对5个特委和直属县的工作进行了分工：晋东、晋东南由徐子荣分管；冀晋、冀西由李雪峰分管；辽县、晋中由何英才分管；统一战线工作由书记抓；友军及友军的统战工作由宋任穷分管。

此后不久，冀豫晋省委再次召开会议，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和省委书记李雪峰、组织部长何英才、宣传部长徐子荣，秘书长吴作民等出席了会议。

会议针对我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主力移动后的形势，就建立晋豫根据地，加强平顺、陕川、林县以及黎城和武乡中心点的建设等请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对省委机关组织机构、中心县委工作、各级干部的调动与处分以及严格报告统计制度做出了明确规定。

同时，省委还研究了创建根据地的问题，为根据地的进一步发展指出了道路。

当时，刚刚抵达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邓小平，对晋冀豫的党组织建设非常关心。

1938年2月20日，邓小平就与第一二九师参谋长倪志亮和冀豫晋省委负责人李雪峰、何英才、吴作民等一起召开了省委会议，就根据地的武装、政权、群众三大问题进行研究，作出相应的决定。

在邓小平的帮助下，冀豫晋省委首先健全了省委机关，使之成为了精干高效的办事机构。

接着，邓小平又立刻指导组建了中共晋冀边特委、冀豫边特委、晋东南特委、晋豫边特委和太岳等党组织，极大地增强了地方党的领导，使冀豫晋地区我党人数大大增加，到l938年6月底发展至10000人以上，成为当地最大的党组织。

1938年5月4日，党中央向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北方局驻省委代表朱瑞、省委书记李雪峰并朱德、彭德怀发出了《关于在粉碎敌人九路进攻后晋东南工作问题的指示》。《指示》提出：“目前的中心工作，应是从事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此后，省委机关靠拢了驻在沁水县的八路军总部，与八路军总部协调部署，配合工作。

省委在八路军总部的指导下，同我党同志领导的山西第三行政主任公署、戎子和领导的山西第五行政主任公署、杨秀峰领导的冀西民训处和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等政权机构相配合，迅速发展共产党组织。

在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党组织得到发展之后，它开始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以带动抗日根据地的发展。

首先，根据地党组织认真抓恢复、整理与接受各地党组织的工作。4月，恢复了由于日军进攻而中断了的豫北地区党的关系。

接着，党委领导同志亲自视察了晋城、绛县、曲沃、夏县等县党的工作。至6月底，先后接通和建立了多个中心县委的工作。

其次，迅速建立抗日武装，巩固和扩大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例如在晋豫区，1938年3月，晋豫特委成立后，以阳城人民武装自卫队和县公安武装的300人枪为基础，组建了晋豫边游击纵队，李敏之任司令，张月川任副司令、王兴让任政治代表。

下设3个支队，第一支队长张月川，第二支队长朱生荣，第三支队为豫北地方武装。

这支武装成立后，统一佩带“敏”字臂章。游击区域为沁水、翼城、垣曲、济源、博爱和晋城之间地带。不久，游击纵队发展至1000多人，成为晋豫边一支抗日的主要力量。

再次，广泛发动群众，大力开展改造和恢复政权工作。例如在晋豫区，晋豫特委及游击队成立后，时任山西省政府秘书处副处长的樊次枫，向阎锡山报告阳城县长李敏之系共产党分子，在阳城搞赤化，把公安局300人的武装和最好的武器私自调拨给八路军。

这时，阎锡山发出通缉令，逮捕李敏之。在这种情况下，当地党组织决定李敏之迅速离开阳城，经当时在沁水的朱德总司令介绍，李敏之到延安学习。

李敏之离开阳城后，经长治牺盟中心区推荐，共产党员王宝三接任阳城县长。

王宝三一到任，首先改组了总动员实施委员会，自己任主任，牺盟特派员要祟德任副主任，八路军晋豫边游击队秘书主任邢真、国民党第八十三师政训处主任李英樵任副主任。

紧接着，根据晋豫特委的指示，将破坏抗日的汉奸樊次枫抓获。阎锡山获悉樊次枫被抓后，于9月17日电告阳城县政府，下令释放樊次枫。

王宝三在阳城县委、县牺盟会的支持下，决定先斩后奏。

9月18日，县政府召开“九·一八”国耻纪念大会，参加大会的群众达数千人。王宝三主持大会并讲了话，牺盟会、抗日团体、驻军代表也分别在会上讲了话。

纪念大会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土、杀我同胞、掠我财物的累累罪行；对以樊次枫为首的汉奸分子卖国投敌的罪行进行揭露与声讨，号召全体抗日军民不忘“九·一八”国耻，认清形势，团结一致，誓死抗战到底。

会场群情激愤，一致要求严惩汉奸樊次枫。县政府根据樊次枫所犯罪行和省政府颁布的严惩汉奸的法令，将其判处死刑，当即押往东关小桥下执行枪决，并将其汉奸财产没收充公。

随后给阎复电，称：“接到电报时，已将樊枪毙。”阎锡山接电后，十分恼火，即派五专署督察专员戎伍胜到阳城查办王宝三。戎伍胜及时通知了阳城县委，并为保护王宝三的安全，决定调走王宝三和公安局长张月川，委派陈发贵接任阳城县长。

同时，为了促进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晋冀豫省委还采取了如下一些措施：

一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壮大党的力量。

二是要求党员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工作，深入宣传、发动、武装群众，依靠抗日积极分子，把广大群众充分动员起来。

三是共产党员要以牺盟会员合法身份，对旧政权进行改造，逐步掌握区、村政权。

四是大力发展地方武装和抗日团体，并加强党对这些武装和抗日团体的领导。

五是严惩汉奸、特务，大力推行合理负担。

就这样，晋冀豫党组织得到发展壮大之后，它开始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建立和健全抗日民主政权，壮大八路军、游击队、自卫队和民兵等人民武装，建立全区性的抗日群众团体。

因此，随着晋冀豫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晋冀豫根据地的发展迎来了一个春天，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