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健的美篇

董健

此照是作者母亲董涵英和同学汶芝青及部分同学，在1936年摄于西安女师校内教学楼前。当年她们热血沸腾，积极参加抗日活动。该楼的门楹上写着：遵守总理遗嘱，完成国民革命。

4母亲参加了抗日活动

我母亲住在其舅家后，在南门内的书院门西师附小上完小学，又在菊花园内的菊林中学上完初中，便考上了位于后宰门内的西安女子师范。

她在女子师范上学期间，正逢1936年日本侵略者开始大举侵华。当年热血沸腾的青年，不愿作亡国奴，纷纷投身到抗日救国运动中。

当年12月份，包括西安女子师范在内的西安多所学校的几千学生，趁国民党委员长蒋介石到西安临潼之际，高唱抗日歌曲，打着抗日旗帜，浩浩荡荡由西安向临潼进发，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母亲和同学走在队伍的前列，当行至西安以东十里铺浐河桥头时，张学良将军将学生队伍拦住。张学良将军身穿军装，头戴军帽，脚蹬马靴，好不威武，力劝同学们停止前进，以免遭无谓牺牲，并慷慨激昂向学生保证，定将学生呼吁抗日之要求转告蒋介石。他苦口婆心的讲话，打动了学生的心，学生们停止了前进，也避免了流血，而学生们的正义行动又促成了张学良将军停止内战，尽快抗日的决心。

几天后，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便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也称双十二事变。西安事变在各种原因促进下，最终和平解决，从而促成了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

据母亲讲，正是在十里铺，她亲眼目睹、亲耳倾听了张学良将军的感人肺腑的抗日讲演，深受感染，才暗自立下心愿，非军人不嫁，要将自己终身许配给抗日军人。这一心愿最终由我父母的相识相爱而在1944年实现了。

接着她和一些同学相约赴八路军所在地——陕北，参加抗日。当他们到渭河边乘船过渭河时，由于风急浪大，船打转，我母晕船呕吐不止，十分痛苦。众同学见此情景，纷纷劝我母回去，我母挥泪与同学告别上岸，目送同学船抵对岸，默默返家。

10年后，即1949年解放后，同学们回到西安相见，共忆往事，各叙己况。去陕北的同学大都与在陕北的中共干部结了婚，因为到陕北的女知识青年多是干部追求的对像，如后来担任陕西省委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的妻子孙铭，甘肃省省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汪峰的妻子，以及青海省省长孙作斌妻子刘洁等人，都是我母亲的同学。

据我母讲，马文瑞的妻子孙铭的姐姐孙继芬，又是后来她在西安医学院附属高级产校的同学。她生孩子是我母亲亲自接生，而我母在生我时，她来接生。

这些同学见我母亲状况，上要养活老娘，下要养活一双儿女，便主动做媒，介绍在陕北熟识才进西安的干部。我母对同学的好意表示感谢，以娃小为由，均以婉拒。加之我外婆也反对，同学也不好强求，只好以言安慰。以后由于政治运动多了，我母的同学便来家中少了，后来也都失去了联系。

真所谓：同窗有学情，同人不同命；都是为抗日，各嫁不同人；政治如风云，变幻难预测；夕日住窑洞，今胜进了城；夕日坐天下，兵败走天涯；夫贵妻也贵，夫惨妻也惨；甜苦随时变，不知遇到谁。

母亲常对我讲起抗战时发生的事情，尤其难忘在1941年她所在的西安高级助产学校举校南迁之经历。同学老师一起迁到陕南汉中后，亲眼看见日本侵略者的飞机丢下的炸弹，将汉江炸起几十米的水浪。警报一响，赶紧隐蔽，不一会敌机就来了，轰炸过后，又开始上课。

由于天热，汉中天气潮湿，加之吃睡不好，母亲便得了痔疮，咋治都不好，病情越发严重，并发起烧来。日本飞机来丢炸弹，母亲因无法行动，就听天由命，痔疮加剧，又变成瘘管，疼痛万分，如利箭钻心，多次昏迷，高烧不退，度日如年。

约有年余，学校又迁回西安。由于天热，我母亲病被感染，多亏我外婆精心照顾，不断治疗，总算转危为安。

而如今得个痔疮，不算什么大病，但在当年战乱逃难之际，实如雪上加霜。我母每当讲起抗战，都要讲起这段刻骨铭心的往事。

2003年某月某日，我和我母当时都在西安我姐家中，看到当日报纸头版刊登张学良将军病逝夏威夷，母亲泪水夺眶而出。只见她紧握双拳，突然高歌，唱起当年西安事变前夕，随同学挺进临潼请愿，被张学良将军所拦时唱的抗日救亡歌曲，字正腔圆，曲调悲壮。过去从未听过母亲唱歌，也不知道母亲会唱歌，突然听来，实让人激动。

过去也听别人唱过抗日歌曲，如家喻户晓的松花江上、毕业歌，但母亲唱的抗日歌，我们从未听过，也没见人唱过。我姐和姐夫赶紧用录音机录下，只怕我母唱的歌失传了。母亲当时以85岁高龄连唱几首歌曲不歇气，边唱边解释当年情景，以及当年游行时老师和同学的名字和各人情况。相隔已60多年，由母讲来仿如昨日之事。

西安媒体刊登启事，为纪念张学良将军逝世，征集当年有关西安事变的回忆稿件。我便由我母口述，写下了当年我母和同学们游行请愿的这段故事。这篇稿件传真至西安晚报，经报社核实过，作了刊登。

真所谓：突忆当年事，泪歌唱心头。去也终须去，留者已白头！盼得天下再无争，后人得安宁。

这里我要讲述一下，我母和我父当年是怎么相识的。

我父亲罗甸服毕业于黄埔军校七期，即黄埔一分校，河南洛阳分校。黄埔一期至六期均在广东，国民党领导的北伐开始，广东便停办。1927年北伐成功，黄埔军校又开始陆续恢复，并在各地设立分校，蒋介石仍任校长，各分校最高职务为教育长。

洛阳一分校教育长是邹绍周，我父亲在洛阳军校毕业，因成绩突出，留校任职。他在洛阳军校将近十年，随着抗日战争爆发，又在南京和庐山受训，后奔赴抗日战场，转战南北。

40年代初期邹绍周曾调任陕西省主席，他曾调我父回陕工作。

我妈的姐姐即我姨妈董涵芬是我父母认识的介绍人，大我母三岁。我姨妈勤奋读书，力图上进，要为我外婆争气。她在西安师专毕业后，经我姨妈表哥，即我大表舅郑竹逸介绍，与毕业于北京大学、后任教于西安菊林中学的程西铮结婚。

我姨伯程西铮，系西安灞桥新寺人，其家为当地名门望族，捐资办学，造福乡里，甚有威望。我姨妈在婚后，即离开长安学巷其舅家，住在我姨伯家，即西安仁爱巷，我姨妈在生了其长子即我大表哥程洪龄后，仍不懈努力，又以优异成绩考上了西安医学院的前身西安医专，主修妇科，毕业后因学业优良，留校聘任教书，后升主任。

我姨妈这种生活在男尊女卑的30年代，不为家庭困缚，子女所累，而能努力向上之精神，实在令人钦佩。同时也要感谢我姨伯的支持和其家人的开明。我姨妈曾任国民党上尉军医，后被外国人办的西安广仁医院聘为医师，1949年后是改为西安第四人民医院妇产科的主治医师，60年代调到西安第八医院，后不久又调任西安第三人民医院任妇产科主任，至退休。

我姨妈在西安可谓妇科专家，一生救死扶伤，理论和实践堪称一流。2004年6月13日谢世，享年90高龄。离世前后我在西安，常伴左右，直至送终，并亲往坟地拜祭后我才返香港。

我姨伯程西铮，生于1907年2月29日，博学多才，自学中医，曾在40年代后期开业行医。1949年后一直在陕西省文化局任处长，但空余时间常为人看病，不收分文。1983年12月27日谢世，享年76岁，骨灰放在西安烈士陵园。后来我四个表哥和一个表妹商议，还是入土为安，便在灞桥高桥公墓买地立碑，将骨灰入坟，我姨妈的骨灰也与我姨伯骨灰同处一室，入土为安了。

正是：我妈姨妈齐争气，大学中专都学医；勤奋读书当自强，都嫁有为好女婿。

作者母亲董涵英1938年毕业于西安女子师范学校。史称“西安女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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