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商后母戊鼎,又称司母戊鼎、司母戊大方鼎,是商后期(约前十四世纪至前十一世纪)铸品,于1939年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展厅内。</p><p class="ql-block">商后母戊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器厚立耳,折沿,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柱足。器腹四转角、上下缘中部、足上部均置扉棱。商后母戊鼎器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商后母戊鼎,形制巨大,雄伟庄严,工艺精巧;鼎身四周铸有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增加了文物本身的威武凝重之感。足上铸的蝉纹,图案表现蝉体,线条清晰。腹内壁铸有“后母戊”三字,字体笔势雄健,形体丰腴,笔划的起止多显峰露芒,间用肥笔。</p><p class="ql-block">商后母戊鼎是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商后母戊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2002年1月18日,被国家文物局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p> <p class="ql-block">商子龙鼎,商代末期青铜圆鼎,国家一级文物,因器内壁近口缘处铸有铭文“子龙”而得名。据传,子龙鼎系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后流入日本,又辗转至香港,2006年4月由国家文物局征集回国,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商子龙鼎通高103厘米,鼎宽37厘米,腹深43厘米,保存品相完整,造型雄伟,器身饱满,体型硕大,是已发现的所有商代青铜圆鼎中最大的一件,同时也是迄今所知带有“龙”字的最早青铜器。高出鼎身22厘米的双耳,为整个大鼎增添了威严的气势。器颈部和三足的兽面纹饰雄浑庄重,显示出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技术。</p><p class="ql-block">作为中国商代青铜器中的瑰宝,子龙鼎与最大的方鼎——司母戊鼎相映成辉,一圆一方,堪称青铜国宝中的绝世双璧。2013年8月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p> <p class="ql-block">蔡侯申鼎,炊煮器,春秋晚期,1955年安徽寿县西门蔡昭侯墓出土。春秋蔡昭侯时期(公元前518年-前491年)出土地点:安徽寿县。</p> <p class="ql-block">大盂鼎(Great Yu Tripod),又称廿三祀盂鼎,是西周时期的一种金属炊器,是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1849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今宝鸡市眉县常兴镇杨家村一组,即李家村),一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礼村。1952年藏于上海博物馆,1959年转至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p><p class="ql-block">“鼎”是古代一些地方古人用以烹煮肉和盛贮肉类的器具,是古代重要青铜器物种之一。大盂鼎高102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铭文291字,记载了周康王在宗周训诰盂之事。大盂鼎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p> <p class="ql-block">铜鼓</p><p class="ql-block">战国(公元前403年—前221年)</p><p class="ql-block">1975年云南楚雄万家坝出土</p><p class="ql-block">万家坝型铜鼓以云南楚雄县万家坝古墓群出土铜鼓为代表,流行时间春秋至战国时期。其特点是:鼓面窄小,鼓胸特别膨胀,鼓足短,足径大,体型小而略扁;器壁浑厚,器表粗糙,有的通体无纹,有的装饰稚拙简朴的花纹。</p> <p class="ql-block">中国汉族古代大型打击乐器,编钟兴起于周朝,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中国是制造和使用乐钟最早的国家。它用青铜铸成,由大小不同的扁圆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起来,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上,用丁字形的木锤和长形的棒分别敲打铜钟,能发出不同的乐音,因为每个钟的音调不同,按照音谱敲打,可以演奏出美妙的乐曲。引在木架上悬挂一组音调高低不同的铜钟,由侍女用小木槌敲打奏乐。</p> <p class="ql-block">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发现中国在西周时期就有了编钟,那时候的编钟一般是由大小3枚组合起来的。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的编钟数目就逐渐增多了,有9枚一组的和13枚一组的等等。1957年,在我国河南信阳城阳城址出土的第一套编钟13枚演奏的东方红乐曲随着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唱响太空。</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