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博物馆（5）青铜器、玉器 、甲骨文、……）2024.04.07。

一元复始 顺其自然

西周青铜器（一）

是指西周时期铸造的青铜器，包括出土器物和传世藏品。是中国早期重要的历史文物，同时也是珍贵的艺术品

主要包括青铜礼器、乐器、兵器、工具和其他日用杂器等。西周是中国古代铜器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青铜冶铸技术继续发展，铜器的数量有较大的增长，但种类有一个较明显的淘汰和更新过程。西周时期有许多铸工精湛、造型雄奇的重器传世，且多有长篇铭文，它是研究西周社会历史、文化、艺术等的重要资料。

迄今所知，西周青铜器的分布北起内蒙古、辽宁,南到湖南、江西、四川，东起山东半岛，西到甘肃、宁夏，其中以王畿所在的陕西、河南出土最多。王臣铸作的铜器占西周青铜器的很大比例。诸侯国的铜器也有发现,但多属姬、姜两姓的诸侯国，如燕、鲁、卫等，反映了西周社会宗法分封制的特点。边远地区如巴蜀、吴越等古国的西周时期铜器，多带有一定的地方特点，其礼器和乐器的形制与制度受中原周器的影响较大，但兵器、工具和杂器等多保留本地土著的传统。

铭文特点 铭文是西周器的重要特征。西周铸铭多具系年记事性质,成为编年分期研究西周铜器的重要依据。其内容又多可与古文献相互印证，字体则直接构成古文字研究的依据，故西周铭文对于考古学、文字学和历史学等都具有珍贵的价值。

西周时期青铜器的铭文较商代相比字数上有了明显的增加，由之前商代最多的四十几字，增加到几百字的长篇铭文。其中以毛公鼎的497~499字（由于释读不同而导致的）为最多。其内容上包括：族徽、用器者、做器者、重要的事件、祖先的功绩、买卖交易情况、周王的告诫等等。书体上也从早期较为松散自由，到中后期严谨的“玉箸体”。对于了解中国早期历史有重要意义，也对研究早期书法艺术有很大价值，并且对古代文学研究也有一定帮助。

关西周史迹的重要铭文，如武王时期的利簋确切记载了武王伐纣的日期；成王时期的何尊留下了武、成两代周王营建东都洛阳的原始记录；小臣单觯、?方鼎有关于周公平三叔叛乱的资料；令簋、过伯簋等记载了昭王南征伐荆楚的事迹。其他如反映厉王时期国人暴动的有??，再现宣王“中兴”的有毛公鼎、兮甲盘，反映西周社会文化和社会经济的，有天亡簋、德方鼎和刺鼎等，涉及西周分封的有?司徒?簋、宜侯夨簋，涉及当时礼仪的有静簋，遹簋、长甶盉、令鼎等，涉及西周土地形态的有?鼎、卫盉、五祀卫鼎、九年卫鼎、大簋、格伯簋、散氏盘等，曶鼎、?匜、?攸从鼎等则保留了西周法律制度的重要资料。另有大量的铭文反映了西周王朝与东夷、淮夷、鬼方、荆楚、?狁等战事，如小臣速簋、班簋、小盂鼎令簋、?簋、敔簋、翏生?、师?簋、多友鼎、虢季子白盘等，另外还有概述西周前期史事的墙盘等。所有这些都可以征信古史或补苴古书缺佚，具有极高的价值。

西周铭文的格式也独具特征，早期虽无规范统一的格式，但已明显比商代繁详，且有创制，如册命性质的铭文已经出现。穆王以后，册命记录增多，并渐成定式，一直流行到西周晚期，典型的册命记录包括时间、地点、右者、受册命者、册命辞、称扬辞、作器祝愿辞等内容。其中册命辞记述受封受赐的缘由和内容，成为了解西周封赏礼仪、官制和舆服等级制度的重要资料。

发现及研究 汉代曾有零星发现，西汉张敞还对宣帝时在美阳发现的尸臣鼎铭文作过考释。宋代金石学家由于大量的发现，作了正式著录，并就铜器的定名和用途以及铭文的释读等作了不少研究。北宋时代的《考古图》是迄今所知传世最早的金石学和铜器著录文献。清代以来，研究者益众，以研究西周的钟鼎彝器和金文为主的金石学取得进一步发展，晚清及民国初年出现了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著名学者。

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后，开始了对西周铜器的科学发掘和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地西周时代的遗址、墓葬和窖藏相继出土了大量的铜器，逐渐了解了西周青铜器的发展序列，建立了编年研究西周青铜器的体系。重要的铜器群有房山琉璃河西周燕国青铜器、扶风伯?青铜器群、扶风微氏青铜器群、岐山裘卫青铜器群、曲阜西周鲁国青铜器、喀左西周青铜器、长安窖藏铜器、宝鸡茹家庄西周墓葬铜器等。此外，传世的西周贵族克组铜器,据传出自宝鸡斗鸡台的柉禁组器等,都堪称西周社会各级贵族的青铜器物的代表，显示了西周青铜器王畿气象,也显示了诸侯国的地方特色。系统研究西周青铜器的专著有郭沫若的《西周金文辞大系》、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陈梦家的《西周铜器断代》、唐兰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史征》、郭宝钧的《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马承源等的《中国青铜器》等，此外，日本学者白川静的《金文通释》、林已奈夫的《殷周时代青铜器之研究》也是重要著作。其他如铜器的合金成分、铜矿的采冶、铜器铸造等方面的研究也有了深入的发展。

早期 西周铜器的早期是商代铜器的继承发展期。此期虽有若干新的因素，但总体上商代铜器的传统仍然极为强烈，很难在商周之际划出截然的界限。具体断代只能分出商末周初式和西周早期式。可确定为西周早期各王世的重器很多，武王时代有利簋、天亡簋，成王时代有何尊、保卣、保尊、?方鼎、德方鼎、献侯鼎、康侯鼎等，康王时代有盂鼎、宜侯夨簋、旅鼎、史?簋、小臣速簋等,昭王时代有旂尊，旂觥、旂方彝、厚趠方鼎、夨令簋、令方彝、召尊、召卣、?卣、?鼎、小臣宅簋、?尊、?卣等。西周早期常见的青铜礼器、食器有鼎、方鼎、鬲、甗、簋、簠；酒器有觚、爵、觯、角、觥、斝、盉、尊(包括兽禽形尊)、卣方彝、罍、盉、壶；水器有盘、匜等；其他器类有陈器用的禁；乐器有钟等。鼎基本保持口沿立耳、浅腹、柱足的商代式样，但方鼎的柱足已向细长发展，方座的双耳或四耳簋为本期特有的形式。卣广泛流行，成组相配的定式也比商晚期稳定。纹饰仍尚繁缛，兽面纹、龙纹、不分尾的凤鸟纹、乳钉纹都较商代有新的发展，附加装饰的棱脊和立体的带角兽首形装饰很流行,也很发达。铸造通用合范法,器壁及外观普遍较厚重。到本期中后段，鼎、尊、卣、方彝、簋等的器腹呈下垂鼓出的特征，即所谓垂腹式。常见兵器基本保持商代传统，但钺已少见，戈多为短胡，并发展了浑铸的戟。短剑是本期出现并发展较快的器种。此外，还有刀、戈和矛浑铸一体的复合异形兵器。铭文有了很大的发展，并成为区别商末周初铜器和周代早期铜器的重要标志。商代常见的以族徽制铭的传统，本期仍然保持，同时出现记史颂祖敬王的长篇铭文，具有明显的周文化特征。字体多有明显的波磔。总之，本期铜器形制庄重典美，花纹凝重静谧，代表了中国青铜器鼎盛阶段的发展水平。

中期 西周中期穆王时期的重器有长甶盉、遹簋、丰尊、丰卣、刺鼎、班簋、静簋、伯?诸器等，恭、懿之际有裘卫诸器、墙盘、师遽簋、师遽方彝、永盂、曶鼎、?匜、效卣、?壶等。孝夷之际有?钟、师晨簋、克组器群、师兑簋、盠方彝、谏簋、师?簋等。西周中期的铜器种类有较明显的淘汰和更新趋势，酒器的觚、爵、角、斝、觯、觥等趋于减少和退化,同时出现了自铭“饮壶”的新型饮酒器。食器有很大的发展，列鼎制度最迟在本期形成。鼎的形制出现蹄形足，鼎腹发展成扁长方形的变化趋势，簋的发展也很快，不仅在制度上与列鼎相配，而且形制也出现敛口有盖,圈足下承三短足的新型式。簠、?、匜等新器种开始出现。编钟也在此期普遍形成。花纹趋于简朴,早期流行的花纹或已淘汰,或变形简化。常见的花纹有兽面纹、花冠顾首龙纹、分尾的鸟纹及新出现的直条纹、波曲纹和鳞带纹等。铭文记事性质更强,篇目更长，内容亦多格式化，早期族徽铭文已罕见，或有也已与记事铭文相配。字体多古朴、端庄，平齐无波磔。

晚期 西周晚期的重器，厉王时期有簋、钟、郑季、簋、攸从鼎、从、散盘、禹鼎、鄂侯驭方鼎、敔簋等，宣王时期有颂鼎、兮甲盘、虢季子白盘、不?簋、毛公鼎、南宫乎钟、师?簋等。西周晚期的铜礼器，延续了中期形制和纹饰简朴化的变化，淘汰了中期保留的早期因素。常见器种有鼎、簋、鬲、簠、?、壶、尊、盘、匜等,品种明显减少。鼎除沿用中期的垂腹鼎外,还有圜底鼎,都是兽蹄足。纹饰仅流行波曲纹，重环纹,鳞纹，直线纹，绝少见繁缛的动物纹，即如?簋一类的王室重器也是直线纹。铭文多长篇，已知最长的铜器铭文(毛公鼎 497字)即在此期。流于形式的为祖考作器的铭记也很流行。字体笔道圆润，讲究书法之美，但疏放草率的字体也多有发现。

鉴定方法 从器形之间看，由于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制作方法同夏、商时期一样，没有太大的变化，都是陶范制作，且一器一范，手工制作，这样就不能铸造出相同的陶范，所以，在西周时期也是没有完全相同的青铜器造型，如果有，肯定有一件是伪器，或二者皆伪。

从纹饰之间看，由于同夏、商时代一样为陶范铸成，一范一器，几乎没有完全相同纹饰或刻痕的青铜器，除了个别用单范铸造成器的有相同的纹饰，不过这样的纹饰在西周时期很少见。

从铜铁合铸上看，考古发现新材料证明，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中期，这类铜铁合铸器所使用的铁都是陨铁，那么究竟什么时候出现人工冶铁？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间推定问题，因为，只要这个时间铆定了，我们才可以知道从商代晚期到什么时候属于陨铁和铜材料结合成器存在的时间？而什么时候又是人工冶铁和铜结合器存在的时间。1990年，河南三门峡西周晚期虢国贵族墓地出土了一把玉茎铜芯柄铁剑，为铜铁合铸的典型器物，且是人工冶铁，被称之为“中华第一剑”，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人工冶铁实物，由此我们可以推定，中国历史上铜和陨铁合铸的时代是从商代晚期到西周晚期。而人工冶铁与铜合铸成器的时代至迟在西周晚期技术上已经成熟。

从铸范种类上看，西周时期除了陶范法冶铸外，也还延续了夏商时期用石范铸造青铜器小件和不复杂器物的传统。由于石范法只能制造一些简单的工具和武器类青铜器，所以到西周时期石范铸造青铜器的方法，基本上没有得到发展，在西周时期绝大多数青铜器的铸造还是采用陶范法铸造，只有极少数的青铜器是用石范铸法铸造，我们在鉴定这一类石范法铸造的青铜器时，就要和陶范法铸造青铜器的鉴定要点区分开来，如石范法铸造的青铜器，存在着器形和纹饰之间相同的现象。

从其它看，西周时期青铜器在以下几个方面和夏代青铜器的特征相似，如，在听声音上和青铜器的锈蚀上、以及青铜器的重量上，其辨伪的方法基本相同。

从纹饰上看，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纹饰在继承商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西周早期和商代晚期一样进入了纹饰发展的鼎盛期，这是同当时的社会历史大背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虽然朝代更替了，但统治阶级用礼器统治人们的思想没有改变，所以，青铜礼器发展的大环境没有改变，这样青铜上的纹饰还是按照为礼器服务的思想不断发展，商代的许多纹饰在西周时期仍然在使用，如，商代晚期兽面纹的变化的形式“环柱角形、牛角形、外卷角形、羊角形、内卷角形、曲折角形、双龙角形、长颈鹿角形、虎头形、熊头形兽面纹”等纹饰，在西周早期仍在使用。而在西周中后期形成了西周时期特有的纹饰特征，如，西周中后期，主要流行环带纹、窃曲纹、重环纹、垂鳞纹、波曲纹、凤鸟纹、瓦纹等，另外，还出现了许多无纹饰的素器，在这些素器当中有的也有饰几道纹的。西周时期的青铜器，有时候用雷纹为地，这实际上是延续了青铜器礼器化的进程，可以想象以雷纹为地的青铜器上存在的各种纹饰多是天上的神灵，或是能上天入地的神物，因为，它可以在云雷纹之上生活，但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上的云雷纹没有商代普遍，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在西周时期人们崇拜的对象，逐渐从天上回到了人间。但我们应明白，商代和西周时期虽然在纹饰的种类上不同，但这些纹饰的本质和功能没有变，仍然是为了增强青铜器的神秘性，加强了其礼器的地位。当然，在西周时期青铜器纹饰进化的过程中，否定掉的许多传统的青铜器纹饰，这些纹饰为什么会被否定掉呢？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些纹饰不适应时代的要求了，不符合礼器神秘性规律了，所以，自然就会被淘汰。

西周青铜器（二）

西周时期的许多纹饰遵循这个规律，如商代和西周早期的兽面纹及其变形的纹饰，在西周时期就逐渐被淘汰，在西周中后期，兽面纹很少，即使有也多在足部和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另外，商代的夔龙和鸟纹在西周时期也是少见，基本上弃置不用了，这是因为，西周时期人们崇拜的对象发生了改变，生产力进一步得到了提高，西周时期已经没有什么动物是人的对手了，人们对许多自然界中存在的动物不再恐惧，不再崇拜，既是征服不了的猛兽至少也对它的习性有了深刻的了解，已经不再属于崇拜的对象，这样这些动物的神秘性就小了，更不要说是称之为神了，所以在西周时期真正的兽面纹就少了。即使有，也多是以抽象的形式出现。因为，只有抽象才是超现实的，才是人们所崇拜的，因为人们只崇拜抽象的事物。而替代的则是新的纹饰，当然，这些纹饰是抽象到了极点，如，重环纹、垂鳞纹、龙纹等。当然，也有一些比较难于解释的纹饰，比如说波曲纹，在西周时期的青铜豆和青铜甑等器物上都有表现，对于这种波曲纹有的人认为是一种不知名的兽纹，当然，我们对波曲纹的研究还很不够，但是，据我对虢国墓地青铜器上的波曲纹进行观察，总觉得象是大海的波浪，或者至少应该和大海有点联系，因为大海在周代是不为人们所认识和理解的，所以，大海对于周人来讲还是极神秘的，这样人们就会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也许这种波曲纹本身并不是来源于大海，但从外形上看不免会被人们这样理解。

西周时期许多青铜器上的纹饰，在布局方法上还出现了几种纹饰并存的局面。有的上面饰窃曲纹、中间为三角纹和窃曲纹、腹部为凤鸟纹或龙纹、圈足是窃曲纹，十分复杂，在手法上，主要采用虚实、纵横、疏密等排比方法，使图案变化丰富多彩，但是对称性很强。另外，西周时期纹饰的特点还有一点，这就是主次纹饰的应用，即在西周时期青铜器上的纹饰一般都有几种，但只有一种纹饰是主体，其特点很明显，一般都占据着显著的位置，且面积很大。市场上有很多仿

西周玉器

的材质多种多样，有白玉、青玉、墨玉、碧玉、黄玉、煤玉、玛瑙、汉白玉、大理石、绿松石、鸡血石及珍珠、水晶等二十余种。这些材质大多为就近取材，如彊国墓葬中出土的200多件煤玉玦在其它地区罕见。蓝田玉、独山玉和岫岩玉在当时都有较广泛的开釆和应用。在西安、宝鸡、三门峡、北赵等墓葬中有一些玉器经初步判断为新疆和闻玉质，其数量虽不多，但表明新疆和闻玉在西周时期仍有辗转输入内地，为人们所珍爱。《穆天子传》云：“（周穆王）攻其玉石，取玉三乘，玉器服物，载玉万只。"这当是这一时期新疆和闻玉输入内地的真实写照。

西周玉器在数量上超过了商代，在品种上较商代略有增加，缀玉覆面、组佩、玉芯铜柄铁剑等都是这一时期出现的新品种，而玉璋、柄形饰等则在西周中期以后渐趋消亡。西周早期的玉器深受商代玉器影响，在许多玉器上体现出商代玉器的遗韵。到了中晚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出自身的独特风格。

西周礼玉类玉器以璧、圭较为常见，璋、琮的数量极少。璧多为圆形圆孔，形制较规整，除素面外璧的边郭多雕琢夔龙纹、凤鸟纹、涡纹等。异形璧少见，偶见有璇巩、联孔璧等。琮多为扁矮形，大、中、小型均有发现，形制趋于简化，多光素无纹，明显处在退化阶段。璋在中原地区极其罕见，与西周文献中璋频频出现有明显的不符。但是，玉璋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中却有较多的出土，时代大约为西周早期至中期。

西周兵器和工具类玉器较商代有了一定的变化。兵器除了玉戈以外，逐渐趋于衰落。在这一时期，玉戈的数量较多，形制也较多样，多仿当时铜质戈的形制，制作较为精致。早期的玉戈体型较大。传世的周初太保玉戈通长可达66.5厘米。到了中晚期，基本不见了大型玉戈，而多见长度在5-15厘米之间的小型玉戈。这些小型玉戈，制作精制，显然是作为饰件，特别是组佩构件使用的。钺、戚之类玉器在西周早期仍有一定数量，但中晚期就很少见了。

济阳刘台子所出玉戚有两种形式，一种为长方形，上部两侧有齿牙，中部和近顶部各有一圆孔，下端为两面刃，两侧刃角向外扩；一种为椭圆形，齿牙与圆孔特征现前一种一致，下半部束腰，双面刃呈弧形。后一种形体偏小，长宽皆不足5厘米，显非兵仪。工具类主要有刀、倘、凿、镑、铲、斧、调色器等。

西周的玉刀以立刀较常见，早期玉刀仍多沿袭商代动物形首特征，以鸟首和鱼首较常见。在山东德济阳刘台子征集的一件西周早期的鸟纹玉刀，青绿色，体扁长，长13.6厘米，顶和两侧有对称的齿牙，下端由端斜磨成刃，两面满饰相同纹饰，皆以双钩雕琢上下两只直立鸟纹，高冠、圆目、钩嘴、长尾绕首，是一件罕见的精品。鱗的数态量较多，柄端多雕成鸟形状。

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玉茎铜芯铁剑（M2001：340）通长约33厘米，茎为青玉质，管状，长12.5厘米，管状部分阴刻条纹，截锥形方台座四角琢对称变形饕殄纹。这把剑的制作是先以铜芯与铁剑身相接，然后将铜芯嵌入玉茎内，并在剑首和茎身接合部镶以绿松石片予以加固，表现出较高的工艺水平。

西周装饰类玉器较丰富，有璜、玦、环、笄、发箍、柄形饰、系璧、玉人、兽、鸟、鱼、禽、虫等动物形饰品以及项链、串珠等，并新出现由多件玉饰较有规律的组合串缀的杂佩。玉璜在西周时期极为盛行，往往与玛瑙、绿松石、水晶珠等串连佩饰。其形式多样，大多为两端穿孔，呈上弦月状，也偶有两端及凸弧中央穿三孔者，呈下弦月状。此外，在宝鸡垫国墓葬中还出土有无孔的璜。璜身多雕饰动物纹，以身尾相交的龙纹、凤鸟纹最为常见。璜的两端也多雕琢为龙形、鸟形、鱼形或兽形，两端和周边有时还雕镂齿牙。玦是西周最为流行的耳饰，多素面无纹，在墓葬中常有出土，仅在絶伯墓中出土各式玉玦160件。柄形饰虽处在衰退阶段，但不乏精品。

这一时期的动物形饰品数量较多，造型丰富多彩，以龙、牛（首）、马（首）、虎、兔、鹿、鱼、鹰等为常见题材，并逐渐摆脱了商代动物形饰品普遍呈片状弧形的规律，俏色作品逐渐增多。鸟禽类数量虽不少，但不及商代种类丰富。济阳刘台子出土的俏色玉燭鹳玉色青中泛黄，河鹳作回首状，腹饰羽纹，屈足，垂尾，喙所衔小鱼乃借玉色中的一小块赭色斑点雕琢而成，鱼翘，挣扎欲脱，造型生动，惟妙惟肖。

扶风齐家19号墓中出土的2件乳白色片状玉鸟雌雄各一，雄鸟高4厘米，圆尖冠，长尾自然下垂，作站立状，雌鸟高3.5厘米，圆尖冠，张嘴作鸣状，两翅后翘，小尾下垂微分，作凫卧之状，皆神态怡然，雕琢细腻，是不可多得的珍品。晋侯墓地M63所出的1件白色透明的玉螳螂，造型为一大一小两只螳螂，大者以爪抚弄小才的头部，颇具情趣。玉鱼是动物形饰品中数量最多的，鱼身扁平，或曲或直，往往用阴线琢出鱼的头、眼、觀、鳍、尾，鱼身细部却很少装饰纹饰。

西周的玉器仍以片状为大宗，圆雕玉器数量不多，有玉人、鹿、虎、鹰、牛、马、龟、羊、蚕、蝗、螳螂等。与妇好墓所出同类器相比，造型呈多样化，不乏形象逼真、比例准确的精品。晋侯墓地M63出土圆雕玉器最多，精品也最多，代表了西周的最高水平。其玉牛有卧、伏、立多种造型，玉羊圜眼，卷角，回首卧伏，造型简练生动。甘肃白草坡墓中出土有2件浅黄色玉人栩栩如生，大者裸身，发髻如盘蛇，饰虎头，长脸，大眼，宽鼻，双手捧腹而立；小者衣华服，发上有带歧角的高冠，被捆绑四肢，与周人的发式不同，具有明显的异族色彩。鹿是西周动物形饰品中最具特色的一类玉器。在茹家庄鱼伯墓中出土的圆雕玉鹿，有雌有雄，大小不一，或站或卧，或回首凝视，或竖耳张望，神态各异，惟妙惟肖，并以夸张的技法充分展示出雄鹿鹿角变化多端，表现出高超的雕琢技艺。

西周玉器纹饰有二十余种，常见鸟纹、龙纹、夔龙纹、凤纹、饕殄纹、涡纹、平行线纹等，其中，以内细外粗（单面坡大斜刀）的双阴线自行组成一组或多组的龙、凤等动物纹最富时代特征。早期纹饰安排较稀疏，雕工古拙简朴刚劲有力，晚期纹饰渐趋细密繁缚，阴线较深，显得层次分明，有一种浮雕的艺术效果。西周早期偏晚阶段鸟形器向鸟形纹图案的转变透露出一股清新之气。“这一时期的玉器纹饰从青铜器纹饰中吸收了大量鸟形图案，从而将鸟形器向鸟纹发展，鸟纹向图案化的方向发展，使鸟纹图案成为西周一个时代的流行题材。”

在晋侯墓地出土的玉器，其动物纹饰还普遍存在着兽首呈回顾状的特征。这类纹饰在商代极少，西周时期大量出现。西周中后期在玉璜、玦、片状玉饰等上新出现了雕琢动物纹缠身同体现象，或龙与凤、或龙与龙凤与凤，数组动物纹交缠在一起，纹饰安排渐趋细密繁缚，更加宛转流畅、清新自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平面的局限，凸显立体特征。纹饰上的这一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长期以来纹饰随玉器造型变化而变化而形成的相互依存的局限，纹饰与造型不再有必然的联系，开春秋战国纹饰繁盛之先声。

晚期在璜等玉器上龙纹和凤鸟纹的头冠部位和侧面人像的头部，多饰以长而平直自然弯转的较密的平行线，左右两端相对称，布局优美，线条流畅。晋侯墓地M63出土的一件玉璜（M63：41-60）两面刻纹，由双勾隐起阳线组成两条怪龙，一端为人头，一端为龙头，构思巧妙，雕琢精美。鸟纹除尖钩喙状外，也常见鱼的钉形嘴，在张家坡墓葬还出土有鸟鱼共身的造型。而在一些玉器上所雕细如蛛丝般的线条，则开战国两汉玉器“游丝刻”的先河。

总之，近年来西周玉器的大量出土，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以往不少人所认为的西周玉器发展处在全面衰退或相对停滞阶段的认识囿限。在继承商代玉器的基础上，西周玉器无论是数量、种类还是在雕琢工艺都较商代有较大进步，仍保持着平稳向前发展的态势。这一时期组佩的形成和兴盛，缀玉覆面等葬玉的充实和完备，细阴线和内细外粗双阴线的结合使用，构图的细密繁缚及其所带来的纹饰与造型的相对脱离等都为春秋战国玉器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从整体上看，与当时的礼制发展有关，西周玉器也存在着规范有余活泼不足的现象，缺乏商代玉器清新自然生机勃勃的气息

铜鸮卣

1980年出土于安阳西北大司空村遗址的539号墓，属于商代晚期，通高19厘米、口长径11.5厘米，由盖、身两部分组成，整个器形似两个相背立的鸮。器盖上有鸮的大角，小耳，尖喙，大眼，眼珠外凸。盖纽呈四阿屋顶形，上饰云雷纹。容器部分为鸮身，胸两侧有翅，胸饰鳞纹。两耳两侧各有对立的小鸟一对。体下有四蹄形足。器底前后足间有阴线饕餮纹，腹部正中有蟠龙纹。通体纹饰为以云雷纹为地纹的三层花纹。器盖与口沿吻合处各饰一周联珠纹。器身颈部有两竖耳，耳顶饰牛头，耳内穿绹形提梁。

铜牺尊

出土于西安西周都城丰京遗址的铜牺尊就是镇馆之宝，就是博物馆文创的蓝本，甚至其石质仿制品取代了建筑物前常见的狮子用来迎宾。

青铜尊是商周时期常见的酒器，商周时期的人也经常以动物形象制作青铜尊，如山西博物院的晋侯鸟尊、上海博物馆春秋牺尊（外形类似水牛）、妇好鸮尊……。它们生动逼真有趣得益于古人对于生活的观察和不受限制的想象力。精美的牺尊不少，为何这件铜牺尊能脱颖而出？

牺尊体似马驹，却又头生双角，腹有双翼。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谓的“天马神驹”该有的样子。牺尊身上还附了4只动物，其颈上立一虎，尾上有一条龙，前胸有一似虎又似龙的神兽，其盖上立有凤鸟。

除了外形，牺尊纹饰繁缛精细，富丽堂皇。其两腹饰回顾式虎耳龙纹，胸饰龙、虎纹，左右臀饰回顾式花冠龙纹，通体再填以细雷纹。充满想象力的设计和繁复的制作工艺，让这件铜牺尊脱颖而出，成为考古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落于北京中轴线北端的中国考古博物馆，建筑外形似鼎如尊，硕大的篆书“史”字高悬于外墙。

西周铜牺尊，1984年出土于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似马长角的神兽身上“挂”四只动物，尾是龙，盖上是凤鸟，头是虎，胸前的似虎又似龙，更像龙。一只矫健的龙站在神兽的尾部，也可以看到神兽精美的底纹。一只噘嘴的凤鸟挺立在器物盖上。

神驹似马，但头上长角。头上立的应该是只虎。胸前的这只小兽是龙还是虎？还是可见精美的底纹。神兽肋有扉棱，似肋生双翼。雄赳赳气昂昂的天马神驹。对了，这件铜牺尊内有铭文“邓仲作宝尊彝”，故它也被称为邓仲牺尊。传统的建筑前的石狮子被博物馆被换成了西周铜牺尊的石质仿制品。

张家坡西周墓

商（先周）至西周公墓地。位于陕西西安长安区马王镇张家坡村、沣河以西。墓地南北长400米，东西宽600米，共发掘1000余座墓，估计墓葬总数逾万座。墓的形制可分三类。第一类为带墓道的大型墓，平面呈“甲”字形或“中”字形，周围多有车马坑、马坑陪葬，墓主是畿内公卿、侯伯等贵族，如周公后裔的几代井叔。第二类为竖穴土坑墓，早期墓坑狭长有腰坑，多属西周中小型墓。第三类为先周的竖穴墓道偏洞室墓。大中型墓随葬青铜礼器、兵器、车马器、工具、玉石器、装饰品和漆器，早期则殉人；小型墓以随葬陶器为主。车马坑已发掘40余座，每坑埋1车2马、2车4马、4车8马或4车12马，多属西周早期；西周中期以后则陪葬马坑，埋马2～10匹不等，多者可达45匹，木车则拆置于墓室或墓道内。该墓地是迄今已知墓葬数量最多、保存最完整的周人公墓地。

现已探明西周墓二三千座，其中包括几座带墓道的大型墓。1956～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已发掘西周各个时期的墓葬四百余座。

墓葬多为中小型的长方形竖穴墓，长2～4米、宽1～2米，有的墓室底部略大于口部。中型墓为一棺一椁，椁用方木、木板垒搭。小型墓只有一棺。葬式多为单人仰直肢，亦有俯身直肢和屈肢葬，头向不固定。有的墓底腰坑或填土中埋狗。殉人墓多为西周早期的中型墓，不及总墓数的十分之一，一墓最多殉四人。还发现聚葬现象，这些墓形制相近，可能是一个家族的墓地。随葬品主要为陶器，组合是鬲、簋、罐(西周早期)或鬲、豆、盂、罐(西周晚期)，鬲多放于二层台上。中型墓棺椁间放青铜礼器，墓主口内多含贝，身旁放兵器、玉石装饰品(以鱼形玉雕最多)等。

车马坑十多座，一般每座埋一车二马，亦有埋二车六马，最多的埋四车，有的还殉葬一名驭夫。埋放整齐，车整体埋置，马蜷卧在车辕两侧，驭夫在车箱后面。此外还有埋二至十匹马的马坑和只埋一头牛的牛坑。这些车马坑附近未发现大型墓葬，约是比较阔绰的中型墓的随葬坑。 “中”字型大墓一座，由墓室和斜坡的南、北墓道组成，总长75．4米，朝南。墓室为长方形竖穴，底部中央有椁室，由方木、木板垒铺，椁盖上散置各种车器，椁内置重棺，外、内棺分别髹黑、红漆，棺内遗留玉饰、石磬的残块。墓道内放置车轮、车舆、辕、轴等各种车辆部件。此墓主人为井叔。其东、西侧各有一墓，墓主均为女性，出土青铜礼乐器如井叔钟、牺尊等。这三座墓似为异穴埋葬的夫妇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