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军旅岁月（19）--艰难抉择

笑对人生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常常面临艰难选择，何去何从，会影响你的一生。而我当年在部队转业问题上的选择，至今仍感到有点草率。

在人们的心目中，军人永远是性格刚强、意志坚定、乐于奉献的形象。可军人也是血肉之躯，他们有父母、子女、家庭和爱情，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我上军校期间，父母生病不能尽孝，父亲去逝不能为他送终的经历，在我人生记忆中留下了永远的痛。

　　那是1983年10月22日下午，三哥给我发来了“父病危速归”的电报。校领导了解我的情况后，按规定学员在学习期间不允许请假的情况下 ，特批我七天假。我以最快的速度赶上最后一班直达火车站的九路公共汽车。

到达济南火车站已是晚上七点多，售票窗口已买不到当天南去列车的车票。济南火车站是华东地区重要的铁路中心枢纽，是京沪线、胶济线和山东境内区域性铁路交汇处，人流量大，火车班次少，买不到当天的票是常有的事。老父亲病危，巴不得一步赶到家，买不到车票，真是心急如焚。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我找值班站长求助，到了站长值班室，一位身着铁路制服，臂佩“值班站长”袖标，鬓角已露几丝白发的女性接待了我，她看我焦急的神色，简单地问了一下情况，又看了看我的电报和军人通行证，即刻为我办了一张晚上十点多钟到徐州的快车票。拿到车票，我连声道谢，并以军人特有的方式向这位慈善的老大姐敬一军礼。（图片来自网络）

　　拿着火车票，我来到了候车室。候车大厅里挤满了背着大包小包南来北往的乘客，吵杂声令人心烦，我只好来到站前广场，在一个花池边的水泥台上坐了下来，虽是晚间九点多，站前广场恰如同白昼，人流如潮，周边的建筑物在灯光的映照下影现出轮廓，夜景宜人，可由于心中有事，无暇顾及欣赏这些美景，不时地盯着钟楼顶上的时钟，那指针在慢悠悠地移动，让人感到心急。好不容易等到站前广场的喇叭里传出前往上海方向去的旅客准备检票时，才忙着去排队等待检票。

列车车厢里人满为患，坐位上、过道里、车厢连接处挤满了人，连坐位下面都躺着因长途奔波而感疲倦的人们，如有人要经过，只得从人头上爬过去。浑浊的空气中漂散着令人窒息的气味，可人们为了赶路，也只好随遇而安，不会去计较什么拥挤和气味的，只要能按时顺利地到达目的地就知足了。好在我没有什么行李，上了火车后，站在靠近车门口的车厢连接处，这里空气清新一些，靠近厕所和茶炉，用水和如厕方便。已是午夜时分，列车上的人们在经历上下客时短暂的骚乱后，很快又平静下来，大多进入了睡眠状态。列车在夜幕下快速奔驰着，铁轨在列车的碾压下发出沉闷而有节奏的“咣当、咣当”声音。我毫无倦意，背靠在车厢上，微闭着双眼，随着列车摇晃的节拍，脑海里一幕幕浮现出记忆中父亲的印象，心中默默地祷叩着，祝愿父亲平安。（图片来自网络）

　　凌晨五点，列车到了徐州，我以最快的速度奔向客运汽车站，售票窗口挤满了人，开往阜宁的汽车仅有一班，看样子买票无望。有了济南火车站买票的经验，我拿着电报和军人通行证直接找值班站长，说明来意，值班站长告诉我，开往阜宁的车票没有了。我跟站长商量买张站票，站长很为难，那时汽车客运很正规，车上多少个座位就卖多少张车票，长途客车除了有剩票外，一般不卖中途站点的车票，也不允许司机中途带客。“那有到盐城或滨海的票吗？”我无可奈何地问站长；“盐城的票没有了，滨海票还有”；“那就买张到滨海的票吧”， 我高度紧张的神经终于松驰下来了；心里想，到了滨海以后，离家近，那里路过阜宁的汽车多，就是没有汽车，也可到战友家去借辆自行车，当晚赶到家不成问题。就这样，我乘上了七点钟到滨海的班车。

　　徐州地处苏鲁豫皖交界处，公路建设远远落后于邻省山东，靠近市区的贾汪地段不知何时铺就的沥青路面已坑坑洼洼，上面散落着煤粉和碎石，汽车象跳舞一样颠颠簸簸的爬行着，车后扬起长长的灰尘，人在车内要紧紧抓住车座前的扶手，随着车的颠簸前倾后仰，左右摇摆，还不时的来个坐式跳跃。我由于连夜乘车，显得有些疲劳，本想上车后睡上一觉，可在这样的环境下，哪里还有一点睡意。汽车到达一个叫高沟的小镇已近中午，司机停车，让大家下车吃饭。可我回家心切，哪有心思吃饭，就在停车点等了半个多小时。

　　下午三点多，汽车到达滨海，转车上了开往盐城的公共汽车，在阜宁下车时已是下午六点，往益林方向去的汽车没有了。我只好找在阜宁供销社工作的战友家属孙及娣了，孙会计为人热情，见我来了，热心张罗留我吃饭，可我归心似箭，巴不得一步到家，她见我执意要走，特意将刚买不久的凤凰自行车交到我手里。我接过自行车，道了声谢，转身上车，以最快的速度向家的方向急驰，汗水浸透了衣衫，全然不顾，为的是尽快赶到老父亲的身边，六十里的路程用了不到两个小时，看到家门口的灯光后速度降了下来，这时才感到腰酸背痛，全身乏力，两条腿象灌了铅一样沉重，下车后迈步都感到吃力。

　　我跨进家门，见到二姑父和在盐城工作的大哥、大嫂、姐姐、姐夫围坐在父亲周围。远在山东胜利油田工作的二哥因有单位有车，先我一步刚到家。见我回来他们感到很吃惊，从昨天中午发电报，预计我最快也要两天后才能到家，可我只用了一天多的时间，你一言，我一语问我怎么这么快？我顾不上回答亲人们的疑问，放下行李，就忙着看望病中的老父亲。父亲十四年前不幸患上脑血栓，由于当时医疗条件限制和家庭经济困难，没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留下了半身不遂后遗症，他凭着坚强的毅力和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坚持肢体锻炼，逐渐恢复到个人生活能够自理，拄着拐杖能行走。这一次，脑中风再次发作，从而一病不起，到当地医院就医，医生们感到无能为力，让回家准备后事。父亲躺在客厅西侧靠墙临时搭起的门板床上，全身瘫痪，不能言语，似乎还有点意识，听到我的呼唤声，闭着的双眼微微睁开，嘴角微弱的抽动了两下，好像要和我说话，可就发不出声音；我试探着拉起父亲本来健康的左手，脉象沉弱而无力，断断续续；使劲按压合谷穴，可他一点痛觉都没有，从事医学的我感到了父亲疾病的危重程度。父亲的眼神里流露出对这个世界的留恋，可能预感到自己将走到生命的尽头，眼睛里的泪水顺着眼角流了下来。看到父亲痛苦的神色我也禁不住泪流满面。母亲过来安慰我：“你爷活到七十就不错了，你们做子女的都尽力了，他走了也没什么遗憾的”。话虽这么说，可作为医生的我深为不能挽救父亲的生命而受到内心谴责，更为我医学知识的浅薄而内疚。

　　见过父亲，我挽过母亲的手，借着灯光感到母亲又苍老了许多，饱经风霜的脸上多了几道皱纹，本来就稀疏的头发又增加了不少的白发。母亲是家中的顶梁柱，里里外外全靠母亲张罗，在整个村子里和所有的亲戚中人人都很敬佩我母亲的为人处事，谁家有个红白喜事都请我母亲帮忙，邻里纠纷、婆媳吵架也都找我母亲评个理，劝个架，在人们的心目中有很高的威望。年近七十，本应享清福了，可她仍放心不下儿女子孙的事。看我长年在外，亚萍上班忙，为桦没人带，主动到盐城帮我做家务，带孩子，一辈子为这个大家庭操心劳碌，可从不向子女提什么要求。平时给她一点零用钱，她舍不得花，最后都用到了儿孙们身上。看着母亲，想想自己，已过而立之年，还让母亲为我操心，心中感到十分愧疚。

和母亲说话之间，三嫂准备好了晚饭。饭后一家人在一起商讨父亲的病情，哥嫂们都看着我，因为我是医生，他们想让我拿个主意。我根据我的临床经验，认为父亲病情危重，如送到盐城大医院也只能碰运气，但这两个小时的路途颠簸，父亲目前的身体状况肯定经受不了，母亲和二姑父也不同意来回折腾，因此也只能在家输液维持生命了。这样，兄弟姐妹们昼夜排班，轮流陪护老父亲度过他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

　　在家陪父亲的日子过的很快，转眼到了归队的时间，可老父亲仍神志模糊不清地瘫痪在病床上，我急得口角起了疱疹，想发电报向学校续假。二哥劝我：“你是军人，又刚入学不久，要以学业为重，家里有我们哥哥姐姐呢，你放心回校吧”。听从哥哥的劝说，只好向老父亲辞行。二姑父从我头上剪下一缕头发，这是我们家乡的风俗，留下作为父亲走后盖棺时“封钉”。我抓住父亲毫无知觉的手，父亲处于昏迷状态，听说我要走，好像意识清醒了一些，眼睛直瞪瞪的盯着我，嘴角哽咽般的抽动着，此情此景，让我心如刀绞，知道这一辞别后我再也见不到父亲了，不由得悲从中来，泪水止不住的滚落下来，我强忍着不能哭出声，可出了家门，我忍不住的放声痛哭，我一路走，一路哭，二哥不放心，含泪送我到很远的地方。

返校后，人虽回校，可心中仍惦念着老父亲，时常失眠。一天夜里，我梦到了父亲面带微笑的来看我，我想拉他的手，可我俩之间总有那么一点距离，我怎么也够不到他。醒来后，不相信迷信的我，总感到是父亲临终时给我托梦，想到自己不能为父送终，悲痛的泪水浸湿了枕巾。在焦急的等待中，终于盼到了三哥来信，得知老父亲于1983年农历九月二十一走到了他人生的终点。在夜深人静有夜晚，一个人来到无人悠静之处，面朝家的方向，给父亲磕了三个头，愿老人家在天堂之上一切安好！

　 这是我一生中最无助、最痛苦、最难忘的一段经历，也是我军旅生涯中思想上有所波动的一个转折点。从那天起，我就有了转业回家陪陪母亲和照顾家庭的想法。

　　事过一年多，我军校毕业回家休假。到家之时正是厂里上早班的职工下班，穿着军装在人群中穿过有点显目，不停地与熟人打着招呼。到了家门口，铁将军把门。隔壁的邻居告诉我，家属到托儿所接孩子去了。说话间，亚萍母子回来了，看到我回来，孩子高兴地手舞足蹈，我忙把他抱起来亲了亲，几个月没见，孩子好像长大了许多。亚萍一边忙着烧晚饭，一边和我拉家常。告诉我，母亲病了，结核性胸膜炎，胸腔积液，在职工医院住了二十多天，每天挂水打针，先后抽了三次胸水，现在出院了。老人家怕自己的病对孙子有影响，非要住到我大哥家，每天仍要到医院打针。我责怪家属为什么不告诉我？她委屈地说，妈妈不让告诉你，说你在部队回不来，又帮不上忙，告诉你怕你担心。听到此话，我心中有点酸楚，可怜天下父母心，老人家七十多岁了，自己得了重病，还考虑着儿子，怕给儿子添麻烦。父母只为付出，不图回报，作为子女，你又为父母做了多少？惭愧！内疚！自责！压在我的心头。

　　听说母亲病了，心里着急，恨不得一下子飞到母亲身边。好在哥哥家和我家在一个大院内，我在二区七幢，他在六区十二幢，走上几分钟就到了。母亲正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休息，见到我来了，惊喜地站了起来。本来就瘦小的身材更显得虚弱，清瘦的脸上露出了笑容，问我怎么回来了，“听说您病了，回来看看您”我回答道。她象没事一样地说道：不是什么大的毛病，不让亚萍告诉你的，她还是告诉你了。我反问道：我是您的儿子，又是医生，您有病为什么不告诉我？话虽这么说，我知道母亲是深明大义之人，怕我在部队工作分心。就这样，娘俩拉了一会家常。到了吃晚饭的时分，嫂子留我吃饭，我知道亚萍母子在家等我，便起身告辞，回到自己的温馨小屋。

　　家属是纺织厂挡车工，早、中、夜三班倒，说起来是八小时工作制，可每天都要提前交接班、下班后要开会学习、离开车间要洗澡更衣，往往超过十个小时。回家后要忙家务，带孩子，实在辛苦。我难得休假在家，理所当然要承包家务，让妻子下班后享受一下短暂的家庭幸福时光。每天买菜、烧饭、整理家务、接送孩子，上午八点、下午四点半陪母亲到厂职工医院打针，时间日程安排满满的。而最让我头痛的是接送孩子上托儿所。我回来后，儿子整天围着我转，我到那，他跟到那，就是不肯上学。每次送他，刚把他送到托儿所阿姨手里，一转身他就遛了出来。跟在我的后边，我走他也走，我停他也站在那里不动，始终保持一点距离，我板着面孔训斥他、吓唬他，甚至动手打他，可一点作用没有。有两次，我把他抱到托儿所里，让阿姨关上门，可他在里面的哭闹，让我感到心痛。为他，我和妻子还闹了一次小矛盾，最后，只好妥协，我在家期间让他跟着我。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的思想有了波动，原来打算在部队干出一点事业的想法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家中需要我，母亲、妻子、孩子离不开我。假期结束时，我心里放不下生病的母亲，放不下幼小的孩子，依然决定，让母亲和儿子跟我一起到部队。一来母亲是慢性病，需要长期治疗，我是医生，治疗照顾更体贴周到一些；二来家属要上班，儿子没人带，于其说让别人照应，还不如自己带在身边。就这样，我带着一老一小回到部队。

三营临时来队家属区仅剩一间房子，面积仅十多平米，祖孙三代住在一起，需要两张床，还要摆放烧饭的炉子、炊事用具和饭桌、凳子，肯定无法安置。单独让母亲和儿子祖孙俩住在家属区，我又不放心。副教导员黄明斌知道我的难处，忙安排我住进七连连部。七连在外执行任务，宿舍空着。连部一明两暗三间房子，采光好，门前宽敞，有平整的水泥场地，中间一间作为厨房和会客厅，两头作为宿舍，这样祖孙三代住在一起，照应起来比较方便。

　　我住在营区，虽有老人、孩子需要照应，但毕竟是一名军人，必须遵守部队规定。为了不影响工作，又能照顾好老人和孩子，我每天提前半小时起床，做好早饭，然后出操、巡诊，到每个连队转上一圈，回来为儿子穿衣、洗漱、整理内务，陪着母亲和儿子吃早饭。上班时间，在卫生所忙点事务或到连队伙房和营区转转，看看卫生状况。近中午时分，回去忙中饭。由于自己做饭，考虑到母亲久病体弱，需要补养；儿子尚小，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营养要跟上；虽然经济上不富有，但不能亏了这祖孙俩，必须保证她们有足够的营养。没有时间上街买菜，请营部给养员代买。每天的午饭都是两菜一汤，一荤一素，适合老人和儿子的口味。早晚稀饭、包子或馒头，有时也会包水饺或下面条。有事时无法做饭，就到伙房买点馒头、包子和饭菜。晚上，我一般都守在家里，陪着儿子玩，和妈妈聊聊天，为妈妈准备好洗澡水，为儿子洗澡，陪伴儿子睡觉。母亲患的是结核性胸膜炎，虽然临床症状已消失，但病情还没痊愈，只能算是病情稳定期，需要长期治疗。每天早晚肌肉注射链霉素或卡那霉素，半个月为一疗程，休息半个月再继续打，口服异烟肼、维生素类药物配合治疗，每个疗程后拍一次胸片，做一次全身检查。因为我是部队军医，一切治疗都是我自己动手。卫生队领导很关心，所有用药和检查都是免费的。母亲也很配合，由于长期肌肉注射，加上链霉素和卡那霉素肌肉吸收较慢，两侧臀部皮下都形成很硬的结节，打针及活动时肯定疼痛，每次打针我都心有不舍，可母亲一声不吭，依然说说笑笑，好像没事人一样。我只好准备了两个热水袋，每天中午和晚上给妈妈做热敷。母亲心很细，听人说结核病有传染性，初始离着孩子很远，与人说话时总用手帕摭着口鼻。我告诉她，您是胸膜结核，不是肺结核，没有什么传染性，她才慢慢适应，但仍坚持把自己的碗筷和使用的物品单独放在一边，妈妈虽然身体虚弱，可总闲不住，帮我洗洗晒晒、照看孩子。

　　儿子很乖巧听话，随我在部队期间从没哭闹过，就是太顽皮。时常把几个方凳面子朝下，排列起来推着跑，从东房间推到西房间，又从西房间推到东房间，说是开火车，玩得满头是汗。有时跑到操场角上的沙坑里玩沙子，弄得全身都沾满了沙子。整天在营区跑，和战士们玩熟了，战士们逗他，他也不恼，战士们擦枪，他也要去摸摸，连队队列操练，他也跟在后面，战士们喊口号，他也跟着喊，闹得队列里笑声一片，领队的也跟着笑了场。开饭时间，他跟在队列后面到食堂，当炊事班长拿包子给他时，他不接，转身就往家里跑。他有一怕，就是怕营长和教导员，有战士吓唬他，说营长、教导员是爸爸的上级，如果他不听话，就会扣他爸爸的钱，因此，看到营长、教导员，他就远远地躲开了，实在躲不开，他会低着头，眼睛斜瞄着营长、教导员，看他们的脸色，像个小可怜似的，让人觉得好笑和同情。

　　我探家归队不久，陈主任找我谈心，征求我在工作上的意见。我如实汇报了家庭现状，自己的实际困难和个人想法。得知我有退出现役的意向时，他让我三思，说我一直是团里、师里的先进典型，业务能力不错，又经过院校培训，是部队需要的人才。劝导我，家中困难是暂时的，你的家属在国营单位工作，已符合随军条件，找个合适单位，全家迁过来，问题就解决了。并答应帮助我家属联系工作单位。事隔不久，陈主任给我来电话，说部队营区门口筹办一所银行储蓄点，属国营单位，你家属愿意的话，可办理调动手续。听了他的话，我心有所动，本来就热爱部队生活，如果家属随军，母亲、孩子团聚在一起，相互有个照应，我就可以在部队立足了。我连夜写信告诉家属，我想，亚萍知道这个消息一定很高兴。那知，亚萍回信给我泼了一盆冷水。她说山东生活条件没有盐城好，语言听不懂，吃的是面食和杂粮，生活不习惯，离家太远，交通不方便，自己晕车，来去困难等等一大堆理由，一句话，就是不肯离开盐城。我把家属的来信送到陈主任那里，陈主任看了，为我感到惋惜。我也心神不定，心恋着部队，又舍不下家庭，进退两难。

　　正在为难之际，全国部队实施百万大裁军，二O一师撤消，组建高炮旅，六O二团整建制归二OO师，六O三团撤消，新战士补充到六O二团，老兵退出现役。部队干部分流至六O二团、高炮旅和其他军事单位，其余干部转业到地方。组织上征求我的意见，让我到高炮旅卫生队（原师医院缩编）。因家属让我转业，母亲也希望我回去，我婉转地表明自己想转业的态度。陈主任让我再考虑考虑，话中有话地提醒我，错过这个机会你可能会后悔。

　　母亲和儿子跟我到部队已有两个多月，转眼已是中秋，家属想儿子心切，中秋节前一天来部队探亲。我俩面对面的进行沟通交流，她就是不愿离开盐城，没办法，我只好随着她，这样，我就成了编外干部。错过了职务晋升和授予军衔的机会。

一个月的探亲假很快就结束了，从提前两天买火车票时起，妻子时常背着我流泪，我下班回家见到她红红的眼圈，想劝解她几句，可话到嘴边又说不出口，怕勾起她心中的隐痛。儿子好像懂事似的，平时活泼好动的他安静了许多，只要我在家，他总形影不离的跟着我。送母子三代人上火车的那个夜晚，一家人在站台上难舍难分。可毕竟各自有自己的事业，天各一方，实在难为，只能服从命运的安排。回到住处，夜深人静，难以入眠，写下了一首小诗，这是一名妻子与穿军装的丈夫离别时心情的真实写照。

相见时欢别时愁，

孤独无助泪长流，

盼得夫君早解甲，

合家团聚享天伦。

部队整编，战士们分流完毕，干部们也不停地抽调到其他单位，营区内渐渐地清静了下来。单位撤消，留下了一大堆善后事务，团里成立了善后办公室，组织上让我临时到善后办帮助工作。战士们绝大多数分流的分流，退伍的退伍，有了自己的归属。可还有少数病残人员，由于丧失了部分劳动能力，地方上安置有困难，想退伍前弄个伤残证明。这样，带着这些病残人员跑医院、找专家、做体检、调病历、参加伤残鉴定等等，短短一个半月时间，基本跑遍了山东境内所有的部队医院，求爷爷、拜奶奶，终于把全团因病致残的几名人员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结果，拿上二等乙级残疾证明，高高兴兴地回地方养老去了。

　　一天，善后办的殷副营长告诉我，有辆车子去泰安办事。我正感到无聊，便跟车子到泰安。在泰安67军干休所我下了车，看望了几位原201师的老领导，我在师机关卫生所工作期间，承蒙他们的关心和帮助。从他们的口中得知，原师医院的刘副院长调任200师医院的院长，他们让我调到200师医院来，这样在老领导手下，以后的深造和升迁便利一起，可我考虑的是老人和孩子，心不在此，也就谢了他们的好意。

离开了干休所，沿着山边的景区公路东行，穿过普照寺、红门、王母池、虎山水库，来到八八医院。我在这里住过两次院，又在这里工作学习一年多时间，这里有我的同学、战友和老师，这里的山水、环境和人员我都熟悉，对这里充满了感情。这里环境优越、设备精良、功能齐全、技术精湛，是医护人员最理想的施展才华之地。曾经内一科的张主任和内二科的向主任知道我部队撤消，正在等待安置，让我到这里工作，我只当是主任跟我开玩笑，没有当真。认为自己没有上层关系，也没有突出才能，想到这里，谈何容易。事后，有人给我指点迷津，医院每年要从部队抽调少数医疗骨干，只要主任看中了，向医院提出，医院出面协调就行了。事过境迁，如果当时追着主任，也有可能在这里扎根了，现在说起来只是一相情愿。见过了老同学，别过了曾经的老领导、老同事，就到了返程时间，又回到无所事事之中。

　　不久，部队精减整编后的第一批转业人员名单已确定，我不在这个名单之中。我找负责善后事务的刘副团长咨询，刘副团长告诉我，您还有新的任用。我说家中实际困难，想早点转业。刘副团长板着面孔批评道：谁家没有困难啊？让你家属随军，你又不愿意；刚从军校毕业，还没为部队作贡献，年纪轻轻，就想着转业，你说，对的起部队培养吗？听到刘副团长的官腔，我心生不快，不客气地回答道“我在部队服务十多年了，应该说为部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了，再说部队有的是人才，不缺我一个”。这句话是我违心说的，我的心依恋着部队，是部队培养了我，让我成了一名军医，正值年轻，正是为部队建设作出贡献的大好时光。部队需要我，可家属不支持，母亲年老多病、孩子又小，无人照顾，思前想后，只好违心地顺从家属意见。

随着时间推移，又有一批干部到地方军分区和县武装部等军事单位任职。我仍然在等待安置。编外干部无事可做，整天聚在一起打够级，六个人、四副牌、分成两组打对抗，玩得不亦乐乎。可我是个军医，靠的是技术，整天看不到一个病人，不要说进步，就是已经掌握了的知识和技术，时间长了也会荒废。时间在等待中慢慢流逝，终于等到了第二批转业安置名单，在我的软磨硬泡之下，领导点头同意我转业，我的艰难抉择划上了并不完美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