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男人的故事【四十二】邹星枢‖道歉

李东川

【亮光】 李东川摄

善良的人从别人的宽容中获得内心的安宁；邪恶之徒从折磨别人中获得快感。我则相信“因果不虚”。

——编者按

那个年代，随着运动的荒诞开展，人们像无头苍蝇似的乱撞，今天打倒“走资派”明天又“杀回马枪”的人有数亿人之多。

做错事要认账，伤害了别人要道歉，天经地义，这是做人的底线，必须的，否则会于心不安。

然而时至几十年后的今天，向受害人道歉的仍廖若星辰。这也是我对自己生活其中的这个庞大群体的一种深深的失望或几近绝望。

人无完人，有错必纠，这样社会才会日趋友善祥和。有错不纠，有错不认，世界永无宁日。

道歉就这么难吗？是很难，但难也必须要做。

第一个我要向其道歉的是我们一起下乡，当时最有威信的知青领袖般的石福亭大哥。

下乡前是省重点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学生体育部长，参加过全运会的跳伞运动员，由于各方面优秀保送空军航校，结果严格的政审竟查出叔辈问题（其实是冤案）只好下乡。

运动一来以他的威信自然是我们那一派的头头，在运动的反复中他被斗争，我们也必须杀回马枪。

我也杀了他的回马枪。从此每见到他都心中愧疚，终于有一天我向他道歉，他非常大度地原谅了我，还安慰我当时他自己不是也批判了自己吗，那时我们都真诚得幼稚加无知，当然还有恐怖。

后来我们都到了淄博，一直是好朋友。今天我用文字再一次向福亭大哥郑重道歉。

第二个我要向其道歉的是我们的场长温佐民先生。温场长是投笔从戎的抗日老革命，大概是因出身问题六五年到我们这个小小的林场当场长。

文革中受冲击最大，由于革委会到他老家调查时村民说了他一些坏话（那时落井下石几乎是革命常态，现在想来并不可信）群众一时激愤打了他，我也打了他两下。从此一见到他就心中疚愧，尤其每见到他的夫人温大婶。一位多么慈祥的老太太啊，记得在一个寒冬里忘了因什么事到她家，她一看我冻得发抖，立即给我倒了杯热茶给我喝，说先暖和暖和再说事。

可是我却动手打她的丈夫！这疚愧一直折磨着我可就是没有去道歉。

1963年从济南一块下乡的知青，后来都在淄博参加了工作。左起邹星枢、石福亭、张希楹

最打我脸的是我的妻子李英，一年初夏她看方下班回家给我说，温厂长看着树下的落果，问她能不能让他拾几个。我妻子立即摘了几个大个的给他。说一个场长连尝尝自己果园里的苹果熟得怎样了都不行吗？

面对妻子的良知与怜悯心再想想自己，真是无地自容！后来温场长癌症病危我去医院看他，想利用这最后的机会当面道歉。但看到已经病到那么严重，看到我还笑着说谢谢来看他。当时我就想有个地缝钻进去！左思右想如果这时候再提那些不愉快的事，我自己虽为了心安得到了解脱，但对病人的心绪反而不好，话到嘴边还是咽了回去。

直到十几年前我们知青在福亭家聚会时，在张希楹老哥那里打听到温场长女儿的电话，才用他的手机给温场长女儿温新建道了歉。就是这位我在林场十三年里一直爱护我的希楹老哥哥，运动中表现得最有人性和理智清醒，他一直对任何人都很友好，包括对温场长一家。

为什么他有温场长女儿的电话？就因为场长去世后是他护送场长的遗孀和女儿回的老家。仅此一点他也是我学习做人的楷模。在此我用文字向温佐民先生郑重道歉。并对玉成此事的希楹老哥哥诚致谢意。

之前我之所以写了我一件维权经历（后面还要写几次不同的维权）就是感到我的同胞们普遍权利意识淡薄而选择无原则容忍或忍气吞声。同时我想到维权就不能光顾自己，那些被自己伤害的人的权利怎么办？此文的道歉也是维护那些被自己伤害过的人所具有的要伤害人道歉的权利。

【岁月】 李东川摄

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泯灭人性的岁月，它至今还给那一代人留下了永远不会消失的伤痕 ，并以其无形的戾气继续侵蚀着社会的心灵。

——编者按

邹星枢

1946年生于济南故郡黑虎泉畔，性喜清涟而不耐浊浑。曾上山下乡、进工厂多年，创作的二十几部大戏在国家中心期刊及省级专业期刊发表或剧院演出，三次搬上中央戏剧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教学舞台；《绿帽子》由五十年代著名导演张琪宏和北京人艺、中戏及国家话剧院等艺术家在北京公演；中、短篇小说散见于《钟山》、《雨花》、《清明》、《百花洲》等文学期刊，晚年致力于随笔及诗歌探索。拍摄电视剧几十部集。 作者刻意追求的，无不是尽力摆脱阶级斗争或意识形态分歧的思维定式，努力探索共同人性中爱与善的张扬和恶与恨的批判、以及人的尊严以及生命权利的普世价值，至今致力于人的灵性和精神探索。



【钱塘潮】 于受万

编辑:李东川

2024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