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时期的初中生活

振业君

作者：韩振业

当年戴红袖章的初中毕业照

东风公社原来叫玫瑰营公社。玫瑰营这个名儿，据说是依据天主教《玫瑰经》而得名，那里曾是天主教集宁教区主教府所在地。在此之前，更早的地名叫芦草泊子。在那个特殊年代风行的“破四旧”改名狂潮中，改成了东风公社，因为领袖有句名言“东风压倒西风”。后来又改了回来，至今还叫玫瑰营。

我们上初中时，玫瑰营两所中学并存，一个叫东风中学，一个叫东风公社中学，两个都曾是我的母校。公社中学归公社革委会管，是一所很短命的袖珍中学。只招过一个初中班，四十多个学生。仅仅上了一个学期的课程后，就整体划归了东风中学。本人就是这个班的学生。我的初中总共读了两年，在东风公社中学读了半年，占1/4；在东风中学读了一年半，占3/4。

东风中学教师办公的洋楼旧址

话说到了1969年下半年，内蒙古在经历了挖 肃运动惨案后，党政军机关和各行各业陷入了全面瘫痪，社会秩序极其混乱。为了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应对来自北部苏蒙的军事威胁，全区自上而下实施了军管。

玫瑰营原本有一所初级中学，是1958年建校的旗直属重点中学，文 革开始后停止了招生。1968年，校园被新开办的察右前旗“农业大学”占用。“农大”从成立到解散，大致一年多，而这正是挖 肃运动的高峰期。农大学生没学到什么，反倒成了运动的主力军，他们整起人来凶残、血腥而暴虐，所以人们把农大又叫做“能打”。

农大迁出后，1970年3月1日，察右前旗文教局下发文件：一、东风中学恢复招生，定于1970年春季开学；二、以旗文化教育局局长孙世义、原东风中学教导主任张喜林及阎重德、曹德胜等组成筹复领导小组，负责学校的筹复工作；三、学校为旗教育局直属的完全中学，初中和高中实行二年制；四、分散各公社的原东风中学教师，做好与当地学校的交接工作后尽快返校，做好教材选编及相关工作；五、学校在全旗范围内招生。

恢复后的东风中学，时代特色明显：进驻了贫宣队，古营盘大队原支书李明，是学校名义上的“一把手”。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年级为连、班级为排。谁上哪个年级，也不搞文化测试，由学校随意拨拉。初一年级当时招了四个班。下学期，公社中学撤销，我们那个班并入，临时编为三连五排。到初二上学期，学生又混合重组，恢复为四个班，我们又被编为二连一排。

公社中学这个班，学生户籍都是本公社的。校址借用了公社拖拉机站大院。只有一个班的中学，似乎也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当时，各地中学停止招生五年多了，想上学的人很多，旗直正规中学又容量有限，招不了那么多。于是各公社都自己办起了中学，以解决本公社子女的入学困难。

我们公社中学位于玫瑰营大队的西墙根。西墙是一段老城墙，上面很宽，我们常上去闲坐、聊天和远望。正北面是一大两小三间正房，分别是我们的教室和老师办公室。正房是砖瓦结构的老房子，虽然略显破败，但屋檐屋顶，还有前面门窗的造型，设计别致，状貌不俗。

据说这里曾经是日本人的监狱，有人曾在此受过酷刑，被折磨致死。传说中，这里是个鬼哭狼嚎，血迹斑斑的场所。这个说法吓得我们晚上不敢出门，夜深人静时有点响动，就头皮发麻，甚至还做噩梦。西城墙下，有一排破旧濒危的土房，屋顶常常莫名其妙的往下掉土。这里，就是我们的学生宿舍和厨房。显然是在临时凑乎而已。

公社中学也是1970年春季开学，比正规的东风中学晚了一个多月。学校负责人兼政治老师乔禄，转业军人，是原平地泉中学的老师；数学老师兼班主任张鸿恩，工业基础（理化）和俄语老师王芝毓，他俩都是原玫瑰营中学老师；语文老师王瑄，则来自原土贵乌拉中学。

几位老师都很敬业，印象深刻。乔禄老师给我们上政治课，念报念到西哈努克时，那个“努”字总是读作方言nou。张鸿恩老师当班主任很负责，每天早早就到校点名督操。有一次，他在班会上批评我：大家都开始跑步了，你还在拌炒面。同时还作了一个夸张的拌炒面动作，引得大家哄堂大笑。王芝酼老师教的俄语“很好”、“毛主席万岁”等等，至今还能脱口而出。王暄老师总是为汉字的正音发脾气。我们乌盟话照搬了太原官话，在普通话中消失了的入声字，乌盟话里都有，如压迫的迫，我们总是读作入声的pia，麦又读作mia……正音是普通话，诵读又变成了乌盟话。

我们这所袖珍中学，也让正规的东风中学一些学生好奇。他们常常结伴过来瞧一瞧，瞅一瞅，嘴一撇，留下一句“脓眼儿中学”（农业中学谐音）的话，扬长而去。真可谓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动物界那种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本能显露无遗。

即便是拖拉机站这个初中班，我也差点失之交臂。当时我15岁，小学念完后，因为成份好，就在生产队做了记工员。这也算是个好差事，每天谁出工，干什么活儿，记多少工分，在队长的监督管理下，由我来核定和记载。年终结算，大家的收入，就取决于所挣工分的多少。

当时，看到村里几个小伙伴，都到东风中学上学去了，我很是着急，请求兄长给我也搞个上学指标。在公社放大站做事的兄长说，正规中学晚了一步，咱是进不去了，公社办的中学我试试看。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看没动静，又追问兄长。他说，你的报名表已经给了咱大了呀？于是我就找父亲要。他看我上学心切，就从房梁上抽出那张卷筒状的报名审批表。我立马到大队盖了章，找队长辞去记工员，带上简单的行李物品，去公社拖拉机站报到，如愿以偿地踏上了继续求学之路。

原来，父亲对我上中学的事，当时并不热心。因为我的兄长曾在玫瑰营中学上初中，又考到集宁一中上高中，折腾了六年多，花了不少钱，最后还是回村当了农民。结果是文不成武不就，书没念成不说，干农活的本事也荒废了。再加上当时的我，已经是记工员，能挣工分了，可以助他一臂之力。

父亲有这样的想法，在当时也合情合理，无可厚非。但一时的不热心，并不等于不支持。在此后的十几年里，父母依然满怀深情与希望，无怨无悔，一如既往地呵护我的读书梦想，履行他们培养孩子的责任，为我顺利读完初中上高中，恢复高考那年，又被本科院校录取，实现上大学的梦想，提供了物质保障和精神支持。

作者为内蒙古乌盟人，现居呼和浩特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