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地名散记

一个人

　　近日，读了一篇记述北京地名特色的文章，感到很有趣。由此想到，作为出生在北京东城胡同里，并在朝阳门外长大的普通一员，这座古城的大街小巷同样给我留下了许多无法淡忘的记忆。

——作者手记

（鸟瞰北京城）

地名中的历史典故

　　了解北京城的人都知道，这座城市的许多地名真是五花八门、各具特色、耐人寻味。

　　其中，有一亩园、二里沟、三里屯、四道口、五里店、六里桥、七里庄、八大处、九龙山、十里河、十八里店、百子湾，万寿路等带数字的。

有东单、西单、东四、西四、南苑、北苑、西苑、东便门、西便门、南沙滩、北沙滩、左安门、右安门、西安门、前门、后海等字面和实际位置都非常对称，可以明确指示方向的。

有天安门、地安门、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天桥等带天地日月的。

有恭王府、雍和宫、皇城根、张自忠路、佟麟阁路等与皇家或历史人物有关的。

有刘家窑、宋家庄、马家堡、姚家园、史家胡同等以姓氏命名的。

有前海、后海、西海、北海、中海、南海、什刹海、海淀、万泉河、龙潭湖、积水潭、车道沟、水道子胡同等与水有着密切关的。

有烟袋斜街、水簸箕胡同、旧帘子胡同、鸟枪胡同、烟筒胡同、笤帚胡同、帽儿胡同等带生活用具的。

有稻香园、五棵松、枯柳树、杏花天、杨梅竹斜街、枣树胡同、菊儿胡同、黑芝麻胡同、大沙果胡同、东棉花胡同、松树胡同等用植物命名的。

有虎坊桥、象来街、骡马市大街、鸭子店、鲜鱼口、鸡爪胡同、金鱼胡同、牛犄角胡同、养蜂夹道等用动物命名的。

有花市、花枝胡同、花梗胡同、香家园、胭脂胡同等酷似带味道的。

还有南锣鼓巷、北锣鼓巷与各种乐器相关的。

那些挂在街巷路口、四合院门前和居民楼墙上的地名牌，都从里到外透着一股特有的浓郁乡土味儿，字里行间溢满三千年古都的人文气息。不管是谁，只要看到这些名字，都会产生无限的遐想，从心里相信，这里肯定深藏着一个生动的历史典故。

（北京的胡同指示牌）

最稀奇的是那些以“坟”结尾的地名，让外地来办事的朋友咋一听，总觉得有点儿别扭，大家不明白，好好的地方干嘛起这么个丧气的名字？岂不知，它们和金碧辉煌的皇城一样，都在直言宣示这里厚实的皇家贵族文化。
实言相告，这些带“坟”字的地名不仅有封号，而且都能找到具体主人，也就是说，这些地方真的有坟。其中，八王坟、公主坟、铁狮子坟、索家坟是比较有名的。这些地方要么是皇亲国戚的安息处，要么是历史名人的坟茔，总之都是当年达官贵人的终老福地，每一处都有说不完的历史故事。
八王坟

（八王坟石桥的标识碑）

八王坟是努尔哈赤第十二子阿济格的坟墓。阿济格生于万历三十三年，是位骁勇善战的王子，从征察哈尔、喀尔喀、朝鲜，到与明军交手的宁远之战、锦州之战和广渠门之战，五十六战皆胜，被封为英亲王，在王爷中排行第八。1651年，多尔衮病死，他密谋承袭摄政王位，事情败露后遭到幽禁，被赐死后骨灰葬于通惠河畔一处荒凉之地，也就是后来的八王坟。这里在上世纪末还是一派农田与简易建筑交织的景象，现在已经是京东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
公主坟

（公主坟老照片）

公主坟在复兴路和西三环路交界处的街心花园内。因为这里埋葬了嘉庆皇帝的第三女庄敬和硕和第四女庄静固伦两位公主而得名。历史上这里最开始叫王佐村，清朝末期改称苑家村，日伪时期改回公主坟。“文革”时期，这里曾改名立新街，不久又改回原名公主坟，一直沿用至今。根据清朝祖制，下嫁的公主死后既不能葬在皇陵，也不埋葬在公婆家的墓地，必须另择地方建单独坟茔，因此，北京很多郊区都曾建有公主坟，但都没有这里的名气大。

这里前些年还发生了一件让京城几乎家喻户晓的轶事，传闻台湾著名女作家琼瑶游览北京，途径公主坟的时候，听到两位公主的故事后触发了创作灵感，不久就写出了剧本《还珠格格》，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后风靡了大江南北。

铁狮子坟

（北师大专著封面中的铁狮子）

铁狮子坟位于北京师范大学东侧。这座坟的命名是因为两只铁狮子。铁狮子坟一代原为一处坟场，周边有小西天、北太平庄等地。自东汉以来，帝王公侯的陵寝，镇墓用的神兽多为石狮，铁狮子极为少见。铁狮子坟的主人叫额尔克戴青。他的父亲恩格德尔从蒙古率众归来，受到清室礼遇，娶了公主，当了额驸，额尔克戴青是公主所生，累进三等侯。

额尔克戴青家族墓地最为注目的就是一对铁狮子，传说它是明代的旧物。南边一尊是母狮，北边的是公狮，高约2米，空心铸铁，工艺水平很高，不易生锈。除了大狮子外，还有小狮子，但早就遗失了。可惜在1958年，这对铁狮子被拉走炼了钢铁，此处空留下了地名。

索家坟

（仅留下地名的索家坟）

在北师大南门，铁狮子坟旁边的就是索家坟，虽然索家坟没有铁狮子坟名气大，但墓主绝对是响当当的家族。他们是清康熙年间的名臣索尼、其子索额图以及索家的大部分后人。公元1667年，索尼病逝，坟址就位于今天北太平庄的文慧园附近，索家坟就此得名。

（现在的公主坟环岛）

不难发现，这些坟地大都位于当年老北京城门外，当时也算是荒郊野外了，这些地方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人们还习惯称它们为北京近郊，更外围的几个县城被称为远郊县，在人们的认知里，远郊县貌似不是北京，最可乐的是，当地人竟然也这样认为，到上世纪末，他们进城办事的时候，还总习惯说：“我去北京了”。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展，如今，这些坟茔全都消失了，周边没了原有的荒芜摸样，已经变成中心城区，原地只留下名字被当作地名了。有的地方因为盖了标志性建筑，已经逐渐被新名称取代了，比如：现在人们称呼八王坟为“四惠桥”，公主坟经常被叫作“城贸中心”让一帮总是喜欢怀旧的老北京心里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遗憾。

神奇的小公共

（当年八王坟和公主坟之间的小公共）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繁华的长安街上曾有一趟小公共汽车让人记忆十分深刻。那些国产面包的车头上都挂着“八王坟—公主坟”的醒目牌子，它们整天行驶在神州第一街上，无数次经过庄严肃穆的天安门广场和新华门。不了解情况的外地朋友看到它们都不禁惊呼：“这来往于两个坟之间的岂不是一趟阴间的车吗？谁敢坐呀！”
在外地朋友看来，虽然明白那个“坟”只是个地名，但心里还是摆脱不了阴森森的感觉，免不了引起不舒服。为此，聪明的北京人说这些地方的时候一定用儿化音，这样，那些地方自然就变成了“公主坟儿”和“八王坟儿”。让人听后的感觉轻松多了，听惯了就无所谓了。

（已成为历史记忆的小公共）

现在，那些曾盛极一时、沿路大呼小叫的小公共汽车也像城门外的庙宇、小店和坟茔一样，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彻底销声匿迹了，最多在有些怀旧情愫人的心中还留有一些记忆的痕迹。
地名里的北京人

　　在这座古城里，历朝历代都居住着来自全国各地，与它结缘的人们。当代京城里，以“北漂”族最具代表性的新北京人，对随着改革开萌生的新地名尤其熟悉，他们对三环以外尤其是那些规模庞大、类似望京和天通苑的综合居住区，更是了如指掌。如今，在这些地方，已经没有传统“京油子”的立足之地了，那些操着各地口音、来去匆匆的行者，才是真正的主人。因此，有人打趣说，二环里面好像还是北京原住民无法舍弃的念想，二环到三环之间暂时还算二代北京人的家，三环以外已经是新北京人尽情撒欢儿撂蹦儿的地方了。

四面八方的新北京

（总占地超过1000万平方米的天通苑）

新北京人比起多年习惯蜗居在皇城根儿的老北京，更像是走四方的人，他们勤奋好学、富有闯劲儿、适应力强、遇事拿得起放得下、每当有个风吹草动，绝不瞻前顾后，可以抬脚就走。或许是为了生存，他们给人的感觉就是永远奔波在路上。

（遍布京城的北漂一族）

这些新北京人大都对老北京的东西基本上不感兴趣，对传统北京人的生活也没时间主动融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稳定下来后，或许会了解一些京味儿文化的皮毛，喜欢凡事去凑凑热闹、掺乎掺乎，尽量刷刷存在感，他们从心里认为，这样就足够应付眼下的生活了。但熟悉他们的人都知道，这些人不管来自哪里，无论是谁，只要踏上过这座古城的土地，再碰到以前的亲朋好友，他们都特别喜欢大聊特聊北京城的一切，以彰显自己的眼界和价值。当他们看到那些人瞪大眼睛、竖起耳朵、如醉如痴听故事的样子，一股满足感便油然而生，从而认为，在外面受的所有屈辱都值得。但明眼人细听一下，就能很遗憾地发现，他们嘴里的北京城经常时空模糊、南北不分、张冠李戴，至于那些奇奇怪怪地名的来历和野史典故，最多是道听途说，根本不靠谱。究其原因，无非是他们居京年头太短，还没真正把这里当成自己家，也没有真正融入京城传统文化的圈子。在他们的骨子里，自己的家乡还是远方生他的那片热土。故此，老人们常说，没有三代人以上的居住史，根本不能算真正的老北京人。这一点属于人之常情，绝对不是偏见，真的毋庸置疑。

包容大度的老北京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北京人的日常生活）

在日常生活中，那些随口说旧地名的，一般都是老北京，最起码是上世纪五十到八十年代在北京出生和长大的一代人。现在他们应该算是真正的北京人。这些人操着纯正的北京话，虽然不一定熟悉祖辈们常挂在嘴边上“吃了吗您呐”那些北京方言土语，但一定都听得懂。他们说话时还带着许多京城特有的儿化音，尤其在闲聊中说起北京四九城那些城门的名字，根本不用迟疑，绝对知道哪座门应该带儿化音。这一点，纵使在北京生活了十几年的外地朋友，都不敢说能搞清楚。于是，这一条便成了识别真假老北京的标准之一。

（印象中标准的老北京）

正宗的北京人称呼别人的时候，一定会带上个“您”字，这是北京人与别人打交道的标配，让人听起来显得那么舒坦和有规矩。北京人对下一代才叫“你”，而且叫得干脆利索、应当应分和不可辩驳。应该说，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完全与人们常说的“京片子”对上号了。
北京人方向感很强，他们走在京城的任何一条胡同里，任凭怎么转，都能找到北，即便眼前有点儿懵，心里永远不慌，因为他们心里有底，明白哪个方向是生他养他的家。这种特性也养成了他们另一个习惯，就是不管到了哪里，他们首先要弄明白东南西北，然后再说别的。在给别人指路的时候，也一定用东南西北作为参照物。这一点往往让那些喜欢说前后左右的外地朋友感到莫名其妙，甚至无所适从。没办法，谁让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都建得方方正正呢。在北京城，只要是由于河流等原因，不得不沿岸修建的街巷，名字里一定有个“斜”字或有个特别标志。北京城今天尚存的还有13条斜街，分别是：烟袋斜街、上斜街、下斜街、东斜街、西斜街、外馆斜街、杨梅竹斜街、高粱桥斜街、红居斜街、樱桃斜街、棕树斜街、铁树斜街、右外斜街。这些名称肯定让人一目了然，无问东西。

（胡同里的当代老北京）

老北京都从心里以自己是皇城根儿下的人感到非常荣耀、无比自豪。每当说起北京城，都有一肚子的故事，说到那些富有特色的地名，更会添油加醋、滔滔不绝，让外人听后总感觉颇有点儿满嘴跑火车的味道，不知道该信其有，还是信其无。于是，这些人便得到了一个听上去酸溜溜，却很暖心的名号——“侃爷”。

（被称为“的哥”北京出租车司机）

在外地来京人员心目中，这群人的典型代表莫过于那些满街跑的“的哥”了。在他们嘴里，北京城乃至天下大事，就没有不知道和不关心的。
不同区域的北京人看问题各有侧重。住在朝阳门内的人，大都会不厌其烦地讲述王府井的繁华、东四牌楼的历史、四合院的幽静和隆福寺的排场；南城人嘴里一定少不了天桥的杂耍、大栅栏的热闹、天坛的神秘和琉璃厂的书香；西城的达官贵人对市井文化向来不屑一顾，他们讲究的是身份地位、看重的是手眼通天、关注的是世事变化，体验的是世态炎凉，至于柴米油盐酱醋茶，哪样都入不了他们的法眼；北城人大都固守着古老的地安门、钟鼓楼和德胜门，习惯怀揣着过冬的蝈蝈，手里拎着鸟笼子，悠哉悠哉地经过烟袋斜街，挺胸抬头行走在什刹海或后海岸边，心里整天琢磨着胡同中那些深宅大院里每天到底都在发生着什么事，可结果往往是任凭他们怎么挖空心思，都猜不到点子上。
所有这些，都清晰折射出历代老北京人在四通八达的胡同里生动真实的生活。
历尽沧桑话朝外

（从城外看老北京的城墙和护城河）

委屈了那些住在城门外的人，尽管和城里仅有一门之隔，那些年他们从来不想和城门里的人比高低，因为他们承认自己是城外的“土老帽儿”和“乡巴佬儿”，每到天黑城门关了以后，这座古老的皇城似乎和他们根本不搭嘎，要进城办事只能乖乖等到第二天城门开了再说。

不信您看看那些如今尚存的地名，就不难知道城里和城外的区别了。城里的地方名字再怪，一般都不会出现不吉利的字眼，实在掰扯不开了，也要请识文断字的先生尽量用谐音加以避讳。但城外就大不同了，因为那里已经是乡下，乡下人没那么讲究，谁要太讲究了真就没法活了。

（当年朝阳门外这段是京城最整齐的护城河）

我曾多年居住在朝阳区，对那里的地理环境和人们的生活比较熟悉。尤其是朝阳门外大街到甘露园那段叫朝阳路的地段，可以说是轻车熟路、耳熟能详，闭着眼都走不错。历史上，这条街不仅透视着城墙根下人们生活的酸甜苦辣，而且各个站点与宗教似乎都有着密切关系。
朝阳门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朝阳门）

朝阳门是北京内城九门之一，是北京城的东大门，元朝时叫齐化门，称谓出自《易经》中“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即“齐全化生”之义。这里明朝才改为朝阳门，当时北京城内的粮食基本都是从江南地区用船只沿大运河运到通州，再将粮卸船装车运到朝阳门内的海运仓、东门仓和禄米仓。因此朝阳门是北京的粮门，朝阳门瓮城门洞的墙壁内刻有一束谷穗，标志着此门为运送五谷之门，“朝阳谷穗”是南粮北运的第一位喜迎神，也是北京九门景观之一。每逢京城填仓节日，这里往来的粮车就更加络绎不绝。
老北京人常说，北京城名字叫得最响、最贴切、最实在的就是朝阳门，它每天迎着初升的太阳，是北京城最早看见太阳的地方。近些年来，还有些艺术家希望“丹凤朝阳”作为朝阳区的图腾进行推广。

（今天的朝阳门立交桥）

1956年，朝阳门城楼被拆除了。两年后，朝阳门箭楼也被拆除了。只留下了它南边那段从建国门古观象台一侧，经东便门西拐后接近崇文门那段破旧的城墙，这是北京古城唯一幸存的一段城墙，近年来，政府动迁了那里的所有住户，建成了明城墙遗址公园。1978年，在朝阳门旧址上修建了东二环路上的朝阳门立交桥。

（上世纪五十年代从城外远观朝阳门和箭楼）

从建成到民国再到新中国建立初期，人们一出朝阳门，映入眼帘的是城墙根的破旧房屋，护城河外就是一片乱坟岗，老舍先生小说《骆驼祥子》里那个虎妞死后就应该埋在这里，那是城里普通百姓最终的安息地。

朝外大街

（上世纪中叶的朝外大街）

出了朝阳门这条原本狭窄的路叫朝外大街，作为元明清三朝的漕运之道和去南方的必经之地，那时候从东面进出京城的人，走在这里都要歇歇脚，因此，人车川流不息，一片车水马龙的景象。各行各业的商人看到了商机，就集中在朝阳门外开办茶馆、饭馆和店铺，做运粮车和过路客商的买卖。日子久了，这一带便成为京东最繁荣的地区。

（当年的吉市口）

城门外不远处原来是北京一处规模较大的鸡鸭交易市场，既有活鸡鸭，也有做好的熟食品，人来人往，好不热闹，俗称鸡市口。以后市场被逐步取消，再叫鸡市口就有些名不符实了，于是谐音改为吉市口。

（记忆当年紫光园）

一位住在东四当过富家少爷的老同事告诉我，上世纪五十年代，他骑着自行车出朝阳门到近郊上班，每天早晨都会在城门外的一个清真饭摊前吃早点，那个摊点只有一张三条腿的白茬破桌子，顾客只能一起坐在摇摇晃晃的长条凳上，提心吊胆地把那盘素炒疙瘩抓紧时间往嘴里划拉。据说，这个摊位就是今天著名连锁清真餐厅紫光园的前身。

（今天的朝外大街夜景）

今天，朝外大街已经变成一条商业、旅游和文化互相融合的现代化大街。每次走在街上，都能明显感到来自高科技的强烈冲击力。让人不由自主地看到这个世界飞速发展、快速更新的步伐，如果不及时跟上，很快就会被远远甩在后面，最后被无情淘汰。如果是这样，这些人将不会乘车、不会购物、不会点餐、不会进门……如同陈列在水泥壳子里，尚有气息的活文物，成为社会的累赘和负担。所有这些都在警示我们，不分年龄段，在时代面前，每个人都应该勤奋好学、及时完成自我更新，自觉融入社会大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一个人生底蕴厚实、懂情趣、有韵味、永远不过时的人。宛如这座城市里的每一条街巷，既有古老典雅的传统文化珍存，又在现代化发展中占据应有的科技高地，保住自己的重要历史地位。

东岳庙

（东岳庙山门旧貌）

朝阳门外大街最明显的标志是东岳庙。东岳庙占地6万平方米，古建376间，是道教正一派在华北地区最大的宫观，为道教创始人张道陵的后裔张留孙筹资修建，始建于元代延佑六年，也就是公元1319年，1323年竣工，由皇帝赐名东岳仁圣宫，作为东岳大帝的行宫，历史上是国家祀典场所，也是民间祭祀活动之地，规模盛大。

（因扩建朝外大街正在拆除的东岳庙山门）

上世纪六十到八十年代初期，这里曾被某工厂长期占用，改革开放后才得以腾退。可惜由于扩路，在充分论证的前提下，原有的山门被拆除了。

（拆除山门后修缮完毕的东岳庙）

修复后这里被辟为北京民俗博物馆，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逢春节、端午、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都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

（永延帝祚石牌楼）

东岳庙门前矗立的那座石琉璃牌楼修建于万历年间。牌楼三间四柱七座坊顶檐、脊均为绿釉，坊体上端的绿釉中镶嵌着黄釉雕花；下端为砖石砌的三个圆弧洞门，洞门宽阔；牌楼上有两块牌匾，北面为“永延帝祚”，南面是“秩祀岱宗”，相传为严嵩题写，落款为“万历丁未孟秋吉日，内官监总理太监马谦、陈永寿、卢”。这座具有浓郁民族文化特色的琉璃牌坊高大精美，是当今唯一屹立在街头闹市区的砖石结构琉璃牌坊，当为京城之首。它不是孤立存在的古建筑，而是东岳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它历经风雨、逃过劫难，保留到今天实属不易。上世纪八十年代，牌楼还没有得到任何保护，三个门洞仍然是交通要道，每天都有无数行人和车辆川流不息，磕磕碰碰在所难免。那些年我曾从无数次骑着自行车，穿过布满撞痕的门洞，到日坛公园游览或到坐落在这里的朝阳区委、区政府大院办事。
神路街

（冬日神路街）

琉璃牌楼和东岳庙的山门之间这段路叫神路街，它穿过牌楼，往南一直通向现在的日坛公园北门和使馆区。传说盛期路边还立有石雕神像，是东岳大帝农历三月二十八诞辰日出巡时必走的路。明清时代，每到这一天，京城人便张旗鼓乐、结彩挂绸、兴高彩烈地将庙内那尊东岳大帝坐像请出庙门，组成浩浩荡荡的出巡队伍，穿过琉璃牌楼，沿神路热热闹闹走到日坛，然后西折至坛口来到朝外大街，再东转回到东岳庙。大帝回庙后，游人游兴未尽，都携酒至神路两边吃喝娱乐。
那时候许多京城人会头戴方寸纸的甲马，扶老携幼来到朝阳门外，观望东岳大帝出巡仪式，每次都会造成道路阻塞，那些平时不敢抛头露面的大姑娘小媳妇，也从街道旁的小楼窗户里探出头来，争相目睹这一道家盛况。
在老百姓的传说中，神路街是一条了不起的路，那座牌楼被亲切地称作“瓷牌楼”，它不仅是神路街标志，也因为曾吓跑过沙俄洋鬼子成为老北京的骄傲。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俄国和日本两支队伍从通州沿通惠河来到日坛，计划从朝阳门进城。当行进在空寂无人的神路街时，抬头远望前方，他们猛然发现，暮色苍茫中的道路尽头，出现了一位顶天立地的巨神，他一脸怒容，正面朝南端坐着。俄国人顿时吓得魂飞魄散，赶快从旁边绕道走了。日本鬼子却仗着邪劲，不顾天怒人怨，闯过神路街牌坊，进入东岳庙，还强行住进庙里。他们看见满目古玩、字画和经卷等文物眼都红了，于是开列了一个长长的清单，把能拿走的东西都详细列上，强迫住持签名，假造出东岳庙道士自愿送给他们的舆论。他们还把庙里流传了几代人的珍贵硬木桌案长腿统统锯掉，以便盘腿使用。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帮强盗当天就不断有人拉稀，很快就一命呜呼了。这正应了北京的一首童谣：“小日本儿，喝凉水儿，喝了凉水儿就踹腿儿。”
“文革”时期，这条街曾被改名“雄文路”，但那些年这里所有的公交车售票员报站，都报“雄文路神路街到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传统文化在普通百姓心目中不可侵犯的神圣地位。改革开放以后这里恢复了原名。至今，那些老住户们还喜欢向访客绘声绘色地讲述当年深更半夜东岳大帝被迫搬家的故事。
东大桥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东大桥关厢地区）

过了东岳庙是东大桥。因为朝阳门护城河上的石桥叫西大桥，所以，人们称往东1.5公里关厢地区那座汉白玉石桥为东大桥。当年所谓的大桥实际上就是架在一条臭水河上的一座石板桥。1958年，因扩展道路被拆除了，桥下原有的小河被改成了暗沟。

（蓝岛大厦）

东大桥地名沿用至今。1980年，朝外大街被定为朝阳区重点商业街，经过精心设计和数年建设，如今，这里已经远远超过了明清鼎盛时的繁华，沿街各类商店多达110余家，其中最耀眼的当属路口的蓝岛大厦，它是朝阳区商业街的龙首。
关东店

（关东店国安宾馆）

关东店位于东大桥十字路口以东。关于这个地名有两种说法，最直白的说法是，因为它在关厢地区以东；另一种说法是，当年每到春节前夕，会有一批贩卖关东糖的小贩在这里聚集卖货，后来从关东来北京做买卖的人也习惯来此地做生意，时间长了他们还住在这里，逐渐形成了一定规模，因此得名关东店。实际上，建国初期，这里给人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一处有几间破房子的荒凉村落，上世纪六十年代曾建有一个火化场，它应该是东郊殡仪馆的前身，那些年，一早一晚从这里走路上下班的人都觉得瘆得慌。

六十年代末，这里才开始清理整顿，迁走了与城市发展不协调的相关单位和设施，逐步规划建设了关东店百货和副食商店、多路公共汽车总站、北京开关厂、部队服装加工厂等商贸市场和企业；在周边建起了一群宿舍楼，楼宇和马路之间的空地上还建起了别致的街头三角公园，这在当时的街道绿化建设中是很少见的；附近的朝鲜大使馆看中了这里的环境，于是向中国政府申请开业了一家专门经营正宗朝鲜风味的平壤餐馆。

改革开放以后，著名的朝阳医院新楼和涉外的国安宾馆等现代化建筑在这里先后拔地而起；北部引人注目的工人体育场和工人体育馆进行了设施技术升级，更加适合了承担国家各种重要赛事和体育活动需要；京东重要交通干线朝阳北路也把关东店作为西部起点，地铁6号线在这里也设立了重要站点，从地上到地下，同时向东延伸至副中心通州的大运河畔。所有这些，都标志着往日的关东店已经圆满完成了华丽转身，变成首都一片十分高雅尊贵的繁华地区。

呼家楼

（呼家楼立交桥和旁边的京广中心大厦）

再往东走是呼家楼，这个地名貌似非常阔气。据说当年有一家呼姓土财主在这里盖了一幢二层小楼，他家每天都可以高高俯视着周边低矮杂乱的平房民居，显得十分耀眼，久而久之便成为附近的地标，被人们尊称为呼家楼。后来，这里还挖出一眼温泉，建了一个规模不大的温泉浴室，上世纪八十年代还在使用。今天想想，其实那里面一片漆黑、灰霉倒灶、卫生和设施很差，条件还赶不上现在最普通的浴室，但当时人们都觉得已经十分奢华了。我们这代人都曾把在父母带领下，能到进去泡一次澡感到非常难得。
八十年代末，香港京广开发有限公司和北京华阳经济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出资，在原址开始建设京广中心大厦。当时这个工程由日本熊谷集团和熊谷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负责设计和施工。那几年，我每天都骑着自行车经过工地附近的呼家楼十字路口上下班，很远就能看见建筑主体上竖挂着一幅用粗体字写有“熊谷组”的巨大招牌。那时候北京还没见过外国建筑公司的施工现场，所以显得格外醒目。看着建筑队人员身着与国内建筑工人很不一样、款式十分洋气的服装，还有他们手里十分专业的工具、体量高大的塔吊和设备上印着的太阳旗标志，中日之间明显的差距，让曾经遭受过日本鬼子残酷蹂躏和欺辱的京城百姓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同时，也对竣工后的京广中心充满好奇和期待。这种只有中国人才有的感觉真是五味杂陈。
那时候，北京城还到处是平房，国内其他城市也基本上没有现代化高楼大厦。我国第一座200米高的建筑京广中心竟然是在北京建成的，而且领先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一年，所以说，该项目的立项和建设出乎了许多人的预料。应该说，这座引进外资建设并开始经营的商贸大厦，正式拉开了北京大规模现代化建设的序幕。京广中心1990年竣工，占地6158平方米，高209米，共52层,集酒店、公寓、写字楼为一体。它像一座扇形铁塔，雄居在东三环北路呼家楼桥西北角，是当时北京市最高的现代化大厦，在楼上可俯瞰首都全貌，被誉为北京之巅。一段时间里，商贾云集，气度非凡。但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它周边的北京CBD商贸区建设风起云涌，许多更高的建筑像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京广中心很快就被淹没其中。因此，它并没有像当年的“呼家楼”那样，享有多年俯视天下的盛誉，也算是让当地百姓长出了一口“恶气”。
每当看到这座大厦，我总能想起那座曾经不可一世的二层呼家小楼，心里只想开个善意的玩笑，那就是，如果非要较较真，给京广中心强行赋予一种民族自豪和历史沧桑感，它是否可以改名叫“呼家新楼”呢？
小庄

（曾经小有名气的朝阳文化馆）

呼家楼东面是一个叫小庄的村子，不用多想，单凭名字就知道它当年的规模了。那里建有一处面积适中的朝阳区文化馆，具体包括区图书馆和一处礼堂，后面是区委招待所。我在中学时代曾无数次坐在那间十分简陋却很安静的图书阅览室里借书读；还和同学们一起，每个月都闹闹哄哄地涌进那座装满木质折叠椅的礼堂中看电影。日本的《追捕》、印度的《流浪者》、墨西哥的《叶塞尼亚》和美国的《摩登时代》等改革开放初期引进的许多部外国电影、《早春二月》《天仙配》等解禁影片和《巴山夜雨》《天云山传奇》《月亮湾的笑声》《牧马人》《少林寺》《高山下的花环》等优秀国产影片都是在这里观看的；参加工作后，多次在区委招待所参加各种会议和活动。

（当年金台路至前门的9路公共汽车）

那时候，我经常从小庄乘9路公共汽车到北京站接送客人，后来到前门东大街上班，这里也留下了我多年来的生活轨迹。因此，说小庄记录了我的青春身影一点都不过分。

（人民日报社正门）

随着人民日报社迁到北侧的金台西路，更加提升了小庄的知名度。经考证，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金台夕照”也在附近，只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和风雨侵蚀，该景观已经荡然无存了。
红庙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红庙校区大门）

小庄东面叫红庙，当年叫红庙村。史料记载，红庙十字路口西南角曾有过一座庙，此庙建于道光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838年，占地四亩三分，有房屋四十五间，附属耕地二十二亩五分。庙内有大小泥像四十位，小铜像十四尊，小木像八尊。因为北京的关帝庙多称红庙，所以这座庙宇也应该是座关帝庙。上世纪五十年代此庙被拆除，在原址建设了北京劳动学院，后来改称“北京经济学院”。它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红庙校区的前身，今天学校大门内的数株柏树，或许就是红庙仅存的旧迹。民间传言，该学院里那座临街的宿舍楼在“文革”时期经常闹鬼，说得最有鼻子有眼的是，住在该楼某房间的人第二天醒来会发现莫名睡在了楼道里，由于这种事频繁发生在不同人身上，所以，那段时间连那些无法无天的造反派都不敢住了。

（热火朝天的北京第一热电厂）

红庙当年最显眼的建筑为北京第一热电厂，该厂是建国初期中苏友好的援建项目，可惜在设计中的三座厂房刚建好两座时，两国关系走向低谷，对方突然撤走了资金和专家，留下了一个半拉子工程很难收拾。面对困境，无论是技术人员还是产业工人，大家都群情激昂、勒紧裤带、顶住压力、克服困难，自力更生，用智慧和汗水活生生完成了整个工程并很快投入了生产，为新中国建设和首都用电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后来的日子里，人们每当走在朝阳路上，遥望那三根并排矗立、不停冒吐着烟雾的大烟囱，都会从心里感到自豪。那时候，许多北京人都知道“长安街上的大烟囱”意味着什么。记得三根烟囱最东边的那根最高，与它配套的厂房也最大，那是因为它是中国人自己独立建成的，可谓是个争气项目，所以特意扩大了体量。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城市的发展和技术进步，这座热电厂已圆满完成了历史使命被部分拆除了，原址更新了现代化设施，继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那座新建的标志性烟囱，酷似一位巨人，傲视着周边的一切。
英家坟

（英家坟原址的朝阳路和居民楼）

红庙往东就是英家坟。史料记载，英家坟的墓主叫英桂，字香岩，赫舍里氏，满洲正蓝旗人，道光元年的举人。咸丰三年任河南巡抚，镇压过太平天国运动。同治七年任闽浙总督。他认为“轮船之设，利于巨洋”，所以，他很主张加强海军力量，还拟定了外海炮艇章程十二条。同治十一年，他被授兵部尚书，光绪三年授体仁阁大学士。英桂卒于光绪五年。正因为这里埋葬了英桂，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朝阳路北侧地区都叫英家坟。新中国成立后，朝阳路通公交车时，在这里设立的公交站也用了这个地名。1989年，英家坟更名为延静西里，但公交站名至今未改。
英家坟一带在修建东四环前夕还是一处十分偏僻的地方，那条南北向横穿朝阳路的水沟里一年四季总是溢满从热电厂排出来的废水，沟两岸长着密密麻麻的野草和灌木丛。每到夏天，沟里的泥水臭气熏天，把整个二道沟和四周的空气都污染了。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周边基本上没建像样的建筑，白天都显得格外荒凉，人们走路都不愿在这里多停留。随着东四环的贯通，如今这里已经变成首都车水马龙的交通大动脉，往日的肃杀凄凉早已不见了踪影，那条臭水沟也改成了地下排水渠，得到了彻底治理。
慈云寺

（晚霞中的东四环）

接着是四环东面边的慈云寺。据记载，慈云寺建寺很早，具体年代已无法考证，但史料有它在乾隆三十三年敕建的明确记载。该寺占地20亩，房殿93间，有御书石匾，供奉着毗卢佛、旃坛佛、观世音、关帝、达摩和娘娘诸神。慈云寺在清朝中晚期很兴盛，衰落于清末，1949年被辟为军队驻地。这里在解放初期尚有遗址。八十年代初，路南土坡上那个十分破旧的商店，就是慈云寺残留的房子，细心看还能发现墙上还粘着一些瓷釉碎片。这里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建设企业职工平房住宅区，现在已经成为一处规模较大的社区楼群。
八里庄

（春色中的八里庄）

紧挨着慈云寺东面的是八里庄，因为同名，人们习惯把位于海淀昆玉河畔的那个叫西八里庄，这个朝阳门外的地方却直呼八里庄。从名字就可以知道，这里离城门已经八里地了，当年肯定是纯粹的农村，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周边还有不少农田，我们这代人小时候还经常到不远的田野里捉蚂蚱、挖野菜和拾麦穗呢。八里庄有5座清代皇家坟墓，它们早在民国时就被平覆了。
十里堡

（新建的十里堡居民区高楼林立）

再往前走二里地叫十里堡。不用多想，这里更是一片农村景象，距离城门整整十里地。据说原来路南有个十里堡村，具体位置在当年电车总站一带，我上中学的时候有几位同学就住在那里，因为他们打扮比较土，学习也不好，所以那几个调皮蛋经常叫他们“十里堡村儿人”。在十里堡北面有个叫石佛营的地方，据1933年《北平地名典》和1947年北平市图显示。新中国成立后它与板桥村合并，统称为石佛营。传说这里曾有一座古刹，供奉着一尊很灵验的石佛，该村因此得名。北京以石佛为称的寺庙不少于五处，但以刹为村名的仅此一处。后来这里迁入了农民日报社和鲁迅文学院等单位，拉开了大规模基础建设的序幕。
一二三厂纺织城

（中规中矩的京棉一厂大门）

从新中国建立到上世纪末，慈云寺、八里庄和十里堡一带，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发展建设史中，曾经是举足轻重的纺织工业区。这里是东郊工业化最明显，迁来产业工人最多的地方。以实施“一五”计划为开端，大批纺织产业的入驻，让慈云寺到十里堡一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朴素大气的京棉二厂大门）

1954年，位于十里堡的京棉一厂率先建成投产；1955年和1957年，位于八里庄的京棉二厂和位于慈云寺的京棉三厂先后建成投产；后来又建成了北京印染厂和北京第一针织厂，这些工厂连成一片，一举结束了北京“有纱无布”的历史，成为我国重要的棉纺工业基地之一。

许多年来，这里的职工和家属们都把它们亲切地简称为“一厂”“二厂”和“三厂”。连公共汽车售货员也这样报站，基本忽略了原来的“十里堡”“八里庄”和“慈云寺”地名，把外地乘客弄得一头雾水、无所适从。我清楚地记得，当年车上有两位东北大哥听完报站后，为这个地方到底叫什么名字争得脸红脖子粗。究其原因，无非是一位是用耳朵听的报站，而另一位是用眼睛看的站牌子，于是谁也不服谁，都认为自己对。而旁边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我，却总感觉是耳朵和嘴巴在打架，心里觉得挺好玩儿的。由此也能看出，这些企业的社会影响力可见一斑。直到今天，那些老住户还习惯这样称谓呢。

（追求时尚的京棉三厂大门）

京棉一、二、三厂的机械设备，除了一厂来自当时的民主德国以外，二厂和三厂都是国产的，主要是郑州和上海制造。在那个特别强调自力更生的时代，这种现象让人扬眉吐气，每个人都把腰板挺得直直的，大家从心里都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在这里得到了真正体现感到无比自豪。

（不同岗位上的北京棉纺厂女工）

在全国各地的“纺织城”里，女工的比例大是普遍现象，尤其京棉一、二、三厂能占到70%以上，因此，有人戏称这里是“女儿国”。北京在历史上不是工业重镇，所以产业工人不多，女产业工人就更少。棉纺厂新建时在全国招收了大量女工，成为当时国家的重大新闻。的确，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妇女能参加工作，还能进国营大厂，是大家极其羡慕的事，直到八十年代末，如果哪家有女孩子进了棉纺厂上班，全家都会觉得非常光荣。

（噪音最大的织布车间）

多年以来，这里有数万名纺织女工把青春和一生都交给了织布机。说起棉纺女工的辛劳，是当代人根本无法想象的，纺织机器24小时不间断运转，导致她们三班倒，许多人日夜颠倒，生活规律紊乱，根本休息不好。要把棉花捻成线，再把棉线织成布，断一根线都不允许，可大机器生产出现断线又是不可避免的，她们一个人要照看多台机器，所以，眼睛、手和腿脚一刻都不能闲着，哪里的线断了要及时系上，一个班下来，她们每个人至少要走80里路程。尤其是织布车间，那巨大的机器轰鸣声，对面说话都要大声嚷，否则谁也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所以，她们在日常生活中都养成了大声说话的习惯，时间长了，谁也不会小声说话了。接触过她们的人都嫌这帮人太吵了。每天上完几个小时的班后，她们的耳朵里还有机器的轰隆声挥之不去，在家睡觉永远不踏实，很多女工年龄不大耳朵听力就不灵了。虽然如此，在那个工人阶级最光荣的时代，她们依然充满干劲儿地工作，无忧无虑地生活着，好像幸福指数比谁都高。

（国家领导人对纺织工业的关怀）

俗话说轻工不轻，纺织女工的劳动强度虽然很大，但在那个时代，大家都以苦累为荣，无人计较个人得失。在纺织城最初的十几年，由于老师傅的传帮带，各厂涌现出一大批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闻名全国的陈素芝、王凤霄、于世卿三姐妹，就是从京棉二厂走出来的。她们的后继者纺纱女工刘景秀是北京市劳模，在全国纺织技术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而且是中共十五大唯一的纺织女工代表。多年以来，在国家各种重大活动中，总会有北京棉纺厂女工的一席之地。她们的飒爽英姿不仅留在了共和国历史画卷中，而且深深镌刻在普通百姓的心底里。这是她们用辛勤的汗水、珍贵的青春和美丽的人生换来的，给多高的荣誉、得多大的奖励都理所当然、受之无愧。

（参加集体活动的京棉一厂纺织女工）

人们至今难忘，每天当几个棉纺厂职工上下班时，工厂门口的人群像一片云一样的生动景象，那些身着白色纺织工作服的年轻女工们，真像是一群快乐的小鸟，她们一路上勾肩搭背、叽叽喳喳、无忧无虑地嬉笑着，似乎在大声告诉人们，工作忙点儿、累点儿不算什么，在这个世界上她们都是最快乐的人。

（天安门广场大阅兵中的女民兵方队）

人们至今难忘，在1984年国庆35周年天安门广场阅兵式上，由北京棉纺厂女工组成的首都女民兵方队一出场就惊艳了全世界。她们矫健的英姿、靓丽的着装、整齐的步伐和美丽大方的面孔永远留在人们的脑海里。岂不知，无论是体力还是心理上，这支队伍在艰苦严格的训练中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她们每个人都经受了前所未有的生死考验。当同时参加训练的我们听到这些消息时，都惊得半天缓不过神来。正因如此，当女民兵方队正式出现在检阅式镜头里的时候，人们不难发现，她们稳健的脚步更加坚定，她们娇艳灿烂的笑脸上比别人多了些庄重。1999年，纺织厂的女工们又参加了国庆阅兵。

（女民兵方队走过天安门广场视频）

值得一提的是，从这两次阅兵开始，以后每一次天安门广场国庆阅兵，在诸多方队中，女民兵永远是一支最亮眼的队伍，她们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与那些职业女军人一样，是令人骄傲的铿锵玫瑰、巾帼英雄。我由衷感到，不管后来的人选来自哪个行业，这只队伍中似乎永远都有当年女纺织工的影子，她们是国企女工的形象，是中国妇女的骄傲，或许这就是李云龙说得那种亮剑精神吧。

（当年的京棉二厂职工宿舍）

那些年，伴随着工厂建设，京棉一、二、三厂的职工宿舍也由东向西一字排开，朝阳路南边是厂区，北边就是生活区。为了安置好职工的生活，国家的确费了不少力，但由于生活水平限制，大家的日子还是很局促的，各家的生活水平不高。我的中学同学大都是纺织工人的后代，那时候我总是听他们拉长声音唱那句“一厂穷，二厂阔，三厂没有合作社”的顺口溜，现在想想，它从一个侧面真实反映了当时纺织工人的生活状态。

（京棉一二三厂原址今天一瞥）

1997年，京棉二厂被整合为京棉集团；2006年，京棉集团生产车间迁至顺义；一厂和三厂也同样经历了搬迁和关闭的阵痛。站在工厂原址上，人们不禁感慨，京东从此再无纺织声！如今，京棉一厂已被诸多商业区取代，二厂已经变成莱锦文化园，三厂原址上盖起了远洋天地和住邦2000，一个全新的商圈正式落户在了与东四环相交的朝阳路两侧，无不闪耀着现代社会和科技成果的辉煌。

（京棉三厂家属楼墙壁上的宣传画）

如今，许多年事已高的退休纺织老职工仍然留在那些陈旧的宿舍楼中，他们以平和的心态安度着自己的晚年，对于过去的峥嵘岁月却很少提及。所幸我在旧楼拆除时经过那里，用镜头仓促抢下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京棉三厂家属楼墙壁上的几幅宣传画，从画中人物那高擎的手臂、优美的舞姿、冒着热气的炉灶和照顾幼儿的母亲形象，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她们健康向上、不甘寂寞、永远乐观大度的时代风采。我常想，如若这些朴素的画作能用无声地语言向后人默默讲述过去的故事，那一定是对老一代纺织工人最大的慰籍……

甘露园

（十里堡和甘露园之间的铁路桥）

十里堡东面有一条繁忙的铁路，它是京包铁路出京时很关键的一段，也是北京至莫斯科的必经之路。当年铁路与朝阳路交叉口有一组人工控制的简易木栏杆，每当过火车的时候放下来，两边的车辆和行人便老老实实地等在那里，在“当当当”的警钟提示下，伸长脖子迎接着火车熟悉的汽笛声，然后抬着头，在一片“咣当咣当”有节奏的车轮与钢轨接头撞击声中，把长长的列车目送到远方。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拓展朝阳路时，这里垫高了路基，架起了一座铁路桥，让大家彻底告别了木栏杆前的等待之苦。原来的路基处迅速被周边棚户区的人们用简单的砖瓦盖起了各式各样的小平房，以缓解蜗居多年的尴尬和拥挤。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对于住在路旁的人们来说，这条铁路还是个重要的分界线，它把铁路两边人的生活明确分成了两个很不同的水准。铁路西边叫十里堡东里，属于京棉一厂的家属区，那里有成群的楼房，居民家里有自来水，做饭有管道煤气，冬天有暖气；铁路东边叫甘露园，这里的马路比西边一下子窄了三分之二，路边是高低不平的土渣路，路旁几乎没有居民楼，那些参差不齐的大片平房都是附近工厂的职工宿舍。这些人家里既没有煤气，也没有暖气，用水要到宿舍区的公共自来水管处接，家家户户做饭和冬天取暖需要生煤球炉子，煤球要到紧贴着铁路东侧的煤场买，然后自己用小推车运回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115路无轨电车和十里堡总站）

当年这一带没有像样的商店，买日常生活用品要到十里堡，买衣服或相对贵重的东西要到东四人民市场或干脆到王府井百货大楼，那时候人们习惯把到朝阳门里的地方叫“进城”。市内公交只有112和115两路无轨电车，到十里堡就是终点了，甘露园的人只好下车后步行一站地回家，虽然有一趟从小庄到通县的342路汽车，但当时标着300以上数字的公交车都属于郊区车，不仅车少，而且价格贵，市内公交车月票无效。当时广泛发行的北京市区交通图，东面也是截止到十里堡一带，再往前只好看郊区版。这种状况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才开始改善。
甘露园的名字听起来很不错，但多年以来，这里实际上是个实打实的城乡结合部，人文方面基本没有文字记载。据民间传说，这里的原名叫甘露庵。据民国时调查，甘露庵始建年代不详，该庵东西五丈，南北五丈，房殿共十一间，供奉着菩萨。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在此建设居民小区。1956年改称甘露园南里、甘露园中里和甘露园西里。1981年才统一定名甘露园。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在路南建设的北京市水泥砖瓦厂和北京市石棉厂，属于当时北京市的重要建材工业基地。工厂里的早期职工中有一大批人是从野战军转业的军人，这些人大都性格粗狂、为人直爽、文化水平不高，但工作起来从不惜力。他们带来的家属们被组织起来参与企业的后勤工作，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叫“五七连”。这些老职工最自豪、最喜欢对别人说的是，从建国初到上世纪八十年中期，天安门广场地面在用条石之前，铺的青砖大部分都是他们亲手生产的；改革开放初期，各地建设用的大批空心砖和石棉瓦，也是他们的劳动成果，那些年工厂的订单就像雪片一样，每天都铺满了销售科桌面，发料场门口每天一早就排着长长的卡车队伍，那是他们这代国企主人永远难忘的光荣和心中的自豪。

（当年的职工平房宿舍区）

这些工厂建在路北的家属宿舍远远比不上西边一站之遥的棉纺厂，都是一排排小户型简易平房。十几家紧挨着住一排，每排间距很窄，过道最宽处也就能走一辆平板三轮车。每家房前有一个小院子，面积超不过十平米，平时只能放些不舍得扔的东西，许多人家还在房顶上堆满杂物，到处都充满着火灾隐患。从高处看过去，棚户区的景象一览无余。

（当年职工宿舍区的遗弃石龟和墓碑）

上世纪八十年末，还有遗弃的石龟和残缺的墓碑长期赖在居民区中间。甘露园东部有一条小路被命名为青年路，当时它只是一条狭窄偏僻、坑坑洼洼的石子路，一直通向姚家园的田野里。

（今天的甘露家园）

作为职工子弟，我曾在甘露园南里整整住了二十年，从读中学到参加工作，从躁动青春到步入中年，从成家立业到为人之父，人生中最美好最宝贵的年华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在我与这片土地告别的时侯，这里已经呈现出到处塔吊，启动大规模改造的景象。

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如今的甘露园面貌终于焕然一新，道路越来越宽敞，交通越来越便利，周边建筑越来越现代，楼房样式越来越漂亮，商业区也越来越繁华，真是日新月异、今非昔比。

老邻居们告诉我，如今这里的整体面貌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生活服务设施也跟上了城里的步伐，但当年的一部分老平房还在，里面还住着一些老职工的后代。

（二道沟春色）

那条往日从热电厂流出来的二道沟小河已经得到改造，岸边也已绿树成荫、鲜花繁茂，成为春暖花开时人们的热门打卡地，但它的东段仍然残留着一些不尽如人意地方，人们期待着能尽快加以治理。
无限感慨在心中

（入夜的北京CBD商贸中心）

岁月如歌，尽情歌唱着人间的喜怒哀乐；生活像画，倾心描绘着家家户户的酸甜苦辣；地名是书，忠实记录着每一段或普通或惊天骇世的历史足迹。我非常珍惜这座古老城市过往的一切，十分赏识今天难得的发展机遇。

我爱北京……

（2024年4月11日 燕山脚下）

　　【注】文章参考了网上的公开史料。部分插图在网络下载基础上制作。侵权必删，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