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博物馆（2）2024.04.07

一元复始 顺其自然

中国考古博物馆

是中国历史研究院下设的大型历史考古类博物馆。是我国第一家以考古命名的博物馆。博物馆内展品以考古发掘出土品为主，并包括珍贵古籍、档案文献等。中国考古博物馆（中国历史文化展示中心）地处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核心区，以考古出土文物和珍贵古籍文献为依托，致力于展示与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考古博物馆（中国历史文化展示中心）常设展厅7000多平方米，以“仓储式陈列，沉浸式体验”为特色，将考古发掘出土物以遗址、遗迹单位为中心密集式陈列，古籍、档案阵列式展出。中国考古博物馆位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龙形水系”旁，外形如“尊”。基本陈列 “历史中国 鼎铸文明——中国历史研究院文物文献精品展”，以“仓储式陈列、沉浸式体验”为特点，包括 “文明起源”、“宅兹中国”、“大国一统”、“和融万方”、“民族觉醒” 五个专题，集中展示五千多年中华文明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中国考古博物馆是中国历史研究院下设的大型历史考古类博物馆，是我国第一家以考古命名的博物馆。博物馆内展品以考古发掘出土品为主，并包括珍贵古籍、档案文献等。

藏品介绍（红色铭牌）

1、大汶口文化的大口陶尊。器身有刻画符号。该文物出土于蒙城新石器时代尉迟寺遗址，属于大汶口文化。在大口尊的口沿之下，刻有类似“日”“月”“山”形状的符号。这种符号是大汶口文化的标志。

2、仰韶文化的陶人面像。陶人面像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代表性文物。

3、陶寺遗址的朱书文字陶扁壶。陶寺遗址被认为很有可能是尧的都城平阳。这件扁壶的正面鼓腹部，有一个用朱砂书写的字符，它酷似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字，与当代汉字“文”相比，无论字形还是结构都完全一致。

4、陶寺遗址彩绘龙纹陶盘。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彩绘蟠龙纹陶盘是新石器时代的陶器，1980年出土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第3072号墓。龙山文化彩绘蟠龙纹陶盘，通高9厘米，直径40.7厘米，底径15厘米，腹深7.8厘米。胎呈褐色，器表为灰褐色。盘的外壁着绳纹，内壁施黑色陶衣并经磨光，唇沿及内壁上缘一周涂成朱红色，内壁施黑陶衣为地，并用朱红彩绘制出蟠龙纹。

5、二里头遗址的绿松石龙形器。这件绿松石龙形器发现于二里头遗址3号宫殿基址的一座贵族墓葬里，出土时放置在墓主人骨架的肩至髋骨处。整件器物长约70厘米，由2000多片不同形状的绿松石片粘嵌而成，每片绿松石片长0.2厘米至0.9厘米、厚约0.1厘米。龙头置于梯形托座上，嘴部略微突出，青、白玉组成鼻梁，硕大醒目的鼻头由绿松石组成，眼睛则是两块圆饼形的白玉。龙身整体呈波浪状，错落有致、色彩绚丽。龙的腰部还有一个铜铃，或能对应《诗经》中“龙旂阳阳，和铃央央”的记载。其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早期龙形象文物中十分罕见，被誉为“中华第一龙”。

6、二里头文化的涂朱玉璋。此件玉璋长度接近50厘米，出土自一座贵族墓。该墓葬底部有一层厚厚的朱砂，玉璋因沾染朱砂而呈现红色。这件玉璋两侧有龙形装饰，可见其神圣地位。

7、西周的铜牺尊。铜牺尊出土于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是盛酒器。器身为一站立状怪兽。兽首有柱状双角。兽腹两侧各有一鸟形竖扉。四蹄侧面有爪形刻道。牺尊背部有盖，盖钮为一站立凤鸟。项背附着一卷尾虎，作行走状。胸前及臀部各附着一回首卷尾龙。器身上饰夔纹及兽面纹。盖内底及器体腹内底各有两行六字铭文：“（邓）仲作宝阝尊彝”。

序厅 一楼序厅内，两架从安阳搬来的商代马车最为引人关注。陶寺遗址。二楼主题是“文明起源”，主要是石器时代的器物。陶寺遗址（公元前2300-前1900年）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东西约2000米，南北约1500米，面积280万平方米，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遗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处。发掘出了规模空前的城址、与之相匹配的王墓、世界最早的观象台、气势恢宏的宫殿、独立的仓储区、官方管理下的手工业区等。许多专家学者提出，陶寺遗址就是帝尧都城所在，是最早的“中国二里头文化三楼主题是“宅兹中国”，就进入青铜时代。

二里头遗址（约为距今3800-3500年），位于洛阳盆地东部的偃师区境内。二里头遗址是一座精心规划、庞大有序、史无前例的王朝大都，多项中国古代都邑和政治制度都源于此。以下是本馆相关文妇好的家当有很多在这里中国考古博物馆里，有妇好一半的家当。妇好墓位于安阳市殷墟宫殿宗庙区，于1976年被发掘，是殷墟科学发掘以来发现的、唯一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成员墓葬。妇好墓虽然墓室不大，但保存完好，随葬品极为丰富，共出土青铜器、玉器、宝石器、象牙器等不同质地的文物1928件。一部分保存在国家博物馆里，还有一些保存在这里。虽然没有标红，但都是一等一的珍品。 进入四楼有，三个主题：“大国一统”、“和融万方”、“民族觉醒”。考古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为“历史中国 鼎铸文明——中国历史研究院文物文献精品展”，常设展厅有7000多平方米、展品6000余件。展出的所有文物精品，均来自于考古田野挖掘一线。展出的所有珍贵古籍，都是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臻藏。

庙底沟遗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河南三门峡陕州古城南，总面积24万平方米，是一处仰韶文化和早期龙山文化遗址。

遗址内涵分为二期

一期（下层）为仰韶文化遗存，命名为仰韶庙底沟类型。

二期（上层）遗存属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性质的遗存，命名为庙底沟二期文化，它是承袭仰韶文化发展而来，又发展为河南龙山文化。

庙底沟遗址已出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陶器上千件，在中国考古界引起轰动。这一发现解决了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相互发展关系，在考古学上具有重要价值。

2021年10月18日，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历史起渊 1956年至1957年，庙底沟遗址被第一次发掘，其神秘“面纱”首次被揭开。有关部门为配合三门峡市重点工程建设，又对其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抢救性发掘。经过近6个月的发掘，目前二次发掘工作已接近尾声。令所有考古科研人员兴奋不已的是，这次发掘规模之大、发现之多、收获之丰，在全国文化遗址发掘中极为罕见。

首次发掘 庙底沟遗址位于三门峡市区西南的原陕州老城南关附近，距三门峡市区4公里。在北至青龙涧河、南至老310国道、东至火烧羊沟、西至庙底沟的24万平方米范围的土地内，一处5000年前的原始氏族公社的村落静静地沉积在厚厚的尘埃中。中原地区史前文明中的一个阶段——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便因此而得名。

庙底沟遗址（局部） 如果说仰韶文化的发现，让世界震惊于中华大地史前文明的古老和神秘的话，那么庙底沟类型的发现，更让人领略了其神奇的一面。1956年9月至1957年3月，因建设三门峡大坝，国家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成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对该遗址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发掘。此次发掘面积4480平方米，共发现房屋3座、灰坑194个、窑址11座、墓葬156座，出土文物极其丰富。而这些属于仰韶文化时期的遗迹和文物，却与此前发现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风格迥异，房基布局更加合理，器具制作、纹饰更为精美。

经过对出土的690多件陶器进行碳化测定，考古专家们不仅确立了年代为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500年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文化，还发现了年代为公元前2900年至公元前2800年属于中原龙山文化早期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困扰考古界多年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衔接问题，在庙底沟遗址上得到了初步揭示和佐证。这一极具重要价值的考古发现，立即震惊了当时的整个考古界。

该遗址从而被确定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一直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它又被确立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次发掘 2002年，随着三门峡市“一城三区”组团式大中型城市格局工程的实施，庙底沟遗址处在了连接三门峡市区与三门峡西的“快速通道”重点工程的起点处。为配合工程建设，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以及郑州大学考古专业的考古科研人员组成了联合考古工作队，进驻庙底沟遗址，对其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

经过近6个月的发掘，记者日前在发掘现场发现，整个现场布满了探方。正忙碌其间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樊温泉向记者介绍说，在已发掘的1．6万平方米范围内，他们共布探方200余个，高峰期发掘现场曾动用了500余人开挖土方。联合考古工作队的30余名考古科研人员“倾巢而出”，在现场指导发掘。在半年时间里，发掘面积如此之大、参与人员如此之多的大规模发掘，不仅对庙底沟遗址是最大的一次，在全国的文化遗址发掘中也极为罕见。令人欣慰的是，目前已发现的遗迹有房基5座、灰坑700余座、陶窑10余座、墓葬近200座，出土的遗物也极其丰富：陶器、瓷器、骨器、石器、铜器等比比皆是、精美绝伦。站在现场西部即将拆掉的后土祠上，阡陌纵横、错落有致的发掘现场一览无余，一幅远古村落的框架图呼之欲出。

考古成果 和第一次发掘相比，这次发掘收获之多出乎科研人员的想象。其中最重要的收获仍属仰韶文化庙底沟一期文化遗存，该时期遗迹主要有房基、灰坑、陶窑等。在保存完整的房基前，樊温泉说，清理出来的房基为圆形地穴式结构，门道朝东，竖穴四周有整齐的柱洞，底部偏东设有灶膛。从房基中部的柱洞来判断，房屋应为尖椎顶状。有的房子柱洞底还垫有砾石柱础，建造技术比半坡类型有所进步。

此外，这次发掘的陶窑比第一次发掘有了更重大的发现：陶窑相对集中，极有可能是当时烧制陶器的作业区。这些陶窑结构均保存较为完整，由窑室、火膛及火道等组成。

布局结构 窑室呈圆形，直径约1米。火膛在南边，分两股火道，向上通入窑室底部。还有，此次发掘的灰坑众多，其中以圆形和椭圆形为主，部分袋状窑穴极为规整，出土物也较为丰富。经初步复原，一些彩陶曲腹盆、曲腹钵、双唇口尖底瓶等庙底沟一期文化代表性器具都重现人间。由条纹、圆点纹、三角纹等组成的彩绘图案纷繁复杂、精美无比。灰坑内精美的骨器、石器等数量众多。

庙底沟二期文化自从第一次发掘确立以来，考古界对其认识一直仍在争论中。而在这次大规模的发掘中，发现不少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灰坑，从中出土了不少典型性器物，这为明确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内涵，揭示仰韶文化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之间的传承发展关系，提供了更加翔实的依据。

另外，据樊温泉介绍，在遗址中同时发掘出的大量唐、宋时期墓葬，也是本次发掘的亮点之一。在这些墓葬中，出土有骆驼俑、侍女俑、铜镜、瓷枕、瓷樽等制作工艺好的艺术品，还发现有罕见的宋三彩。

目前，庙底沟遗址二次发掘的工作仍在继续，预计到12月上旬全部结束。在考古人员的艰辛努力下，5000年前勤劳的史前先民们在此创造的灿烂文明，正一步步被揭示出来。

繁盛阶段

遗址总面积约36.2万平方米。遗址内包括仰韶文化遗存（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时期的遗存（庙底沟二期文化）。其中，庙底沟类型文化的分布范围包括陕西关中、山西南部以及河南西部的广大地区，而且影响范围很大，是仰韶文化中最为繁盛的一个类型。庙底沟二期文化则承袭仰韶文化发展而来，后来发展成为河南龙山文化。遗址内出土有大量的石器、骨器、陶器等遗物。陶器以红地黑花为特点，其纹饰、造型已显示出礼器的先兆。

影响范围

庙底沟类型的是以彩陶为特征向东西南北四方扩散，西至青海，东抵山东，北至内蒙古中部，南越长江，在燕山南麓和江苏北部都有其造访的身影。

该遗址发现于1953年，1956年开始发掘，至今已累计清理面积4480平方米

文化类型

仰韶文化中期以庙底沟文化类型为代表，因首先发现于河南陕州区庙底沟而得名，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相当于黄帝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文化遗址中所出土器物特征与黄帝时代所发明使用的器物等等是相一致的。其分布中心在河南、陕西、山西三省，范围较大。陶器以深腹曲壁的碗、盆为主。

庙底沟遗址出土陶器

庙底沟文化有灶、釜，甑、罐、瓮、钵及小口尖底瓶等，不见圜底钵。彩陶数量较多，颜色黑多红少，全为外彩而无内彩，纹饰主要有花瓣纹、钩叶纹、涡纹、三角涡纹、条纹、网纹和圆点纹等，亦有动物纹饰。这些纹饰交互组成，并不均匀周整，也无一定规律。磨制石器以石铲较多，骨器出土较少，种类也显得简单。

出土器具

1950年代河南省陕县发现的庙底沟遗址，是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堆积，是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证据。遗址中属于仰韶文化遗存（公元前3900年）的有房址2座、窟穴168座，屋内还发现有火塘。出土的工具以打制砍斫器、刮削器、石刀、石铲为代表。陶器多为红陶，也有少数黑陶、灰陶，彩绘则以黑色为主。

遗址年代

公元前3900年～公元前2780年。

发掘年代：1956～1957年。

重要遗存

庙底沟遗址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例证，解决了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年代早晚及源流关系。

庙底沟遗址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区西南3公里青龙漳南岸，为新石器时代遗址。

庙底沟遗址出土陶器

遗址内涵分为二期。一期（下层）为仰韶文化遗存，命名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二期（上层）遗存属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性质的遗存，命名为庙底沟二期文化，它是承袭仰韶文化发展而来，又发展为河南的龙山文化。已出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陶器上千件，在中国考古界引起轰动。[3]庙底沟遗址的发现，解决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分期，更重要的是解决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而证明，中华民族的祖先从远古时代起经过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直至商周，在黄河流域不断地发展并创造了高度的文明，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例证。

主要特征

庙底沟类型的彩陶图案规范，特征鲜明，覆盖面积辽阔，跨越文化障碍的穿透力强劲，掀起了中国史前非常壮阔的一次艺术大潮。

庙底沟彩陶的传播，不仅只是一些纹饰题材的传播，更重要的是包含在这些纹饰中的象征意义，彩陶作为古礼的象征，可能是中国的第一代礼器，为后来的文明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所获荣誉

2021年10月，被评为“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半坡遗址（Banpo Site）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浐河东岸的半坡村，是黄河流域一个典型的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址，属仰韶文化的一种早期类型，距今约6000年。

半坡遗址主要是大型聚落，外围有宽约6~8米的大围壕，内为居住区，遗址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分为居住区、制陶区和墓葬区。1953年春，西安市在建设纺织城时发现，发掘面积1万平方米，获得了丰富的文化遗存。计有房屋遗址45座，圈栏2座，窖穴200座，制陶窑址6座，墓葬250座，生产工具及生活用具约万件。半坡遗址首次揭露了中国境内以环壕聚落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闭合式聚落形态及其布局特征，同时，展示了仰韶文化不同阶段的文化面貌和社会结构特征，从而为仰韶文化的研究树立了半坡类型、半坡晚期类型两个阶段的标杆，为构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编年标尺提供了标志性参照系。此外，遗址内出土的遗迹遗物，为研究新石器时代的环境、生业形态、建筑材料与建筑技术、埋葬制度与社会结构、彩陶雕塑与早期宗教乃至社会治理方式等重大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实物资料和开创性的研究成果。

1961年3月4日，半坡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21年10月，半坡遗址被国家文物局评为“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历史沿革

半坡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聚落遗址，年代为中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繁荣时期遗留下的村落遗址，已有6000~6700多年历史。

房屋建筑遗址

1953年春，西北文物清理队在西安东部浐河东岸的二级阶地上发现了半坡遗址；同年9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了较深入的调查。

1954年~1957年，由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主持，先后对半坡遗址进行了5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先后参加发掘工作的有将近200人，总计发掘面积1万平方米。

2002年~2005年，配合半坡遗址保护大厅改造工程建设的随工清理中，发现了祭祀等重要遗迹和石砚等重要遗物。

半坡遗址模拟示意图

遗址特点

半坡遗址分为居住区、墓葬区和制陶作坊区。居住区由一条大的人工壕沟围绕，区内被1条小沟分为2片，每片中心有1座大房子，周围是小居室。房屋形制有半地穴式和地面建筑2种，房子之间有储藏东西的窖穴。房子周围还发现长方形家畜圈栏、小孩瓮棺葬和幼儿土坑墓。大沟外北边是公共墓地，东边是窑区。从出土的石斧、石锛、石铲、石刀、石碾等生产工具和陶罐、陶盆、小口尖底瓶等生活用具来看，半坡人过着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的生活。他们具有较强的审美观念，在彩陶上绘着人面、鱼、鹿、植物等象生性花纹和三角形、圆点等几何图案，还用石、骨、陶、蚌制成耳饰、发饰等装饰品。

瓮棺

半坡人的生产工具以石、骨为原料。石器有斧、锛、凿、刀、铲、砍伐器、磨棒、磨盘、箭头、网坠和纺轮。骨器有骨针和鱼钩，有的鱼钩还有倒刺。生活用具主要是红底黑彩陶器。陶器以圆底钵为主，纹饰以条纹、三角纹、细绳纹、弦纹为主，彩绘以黑彩鱼纹为主，还有与鱼有关的网纹。半坡人创制的尖底瓶，是最早的汲水容器，在设计上有着极不寻常的科学内涵。半坡彩陶还有笔划简单、形态规范的刻划符号，似是原始的中国文字雏形。资料表明，半坡人已从事原始农耕，兼有鱼猎、家畜饲养和陶器制作等生产活动。

文物遗存

综述

1954年~1957年，考古工作者先后对半坡遗址进行了5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发掘面积1万平方米，共发掘出房屋45座、圈栏2处、200多个窖穴、陶窑遗址6座、墓葬250座（其中成人墓葬174座、幼儿瓮棺73座），出土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约1万件。生产工具主要有石斧、石锛、石铲、石锄、矛头、箭头、鱼叉、鱼钩、纺轮、骨针等。还有石制研磨器（包括磨臼和磨石，是研磨颜料的工具），还发现了粟类等粮食作物。生活用具主要为彩陶器，种类有钵、碗、盆、盂、盘、杯、罐、缸、甑、釜、鼎、瓮等。在1只陶罐里还保存着炭化了的菜籽，系属于白菜、芥菜一类的种子。在彩陶器上多绘有各种图形，器物表面多饰有绳纹、线纹，还绘有人面、鱼、鹿、植物等花纹，红底黑纹。在一些陶钵的口沿上还刻有各种符号，有20~30种之多，这些符号可能是中国文字的起源。

半坡遗址彩陶器上的刻划符号

人面鱼纹陶盆

人面鱼纹陶盆是半坡遗址出土的半坡彩色陶器的典型作品。人面鱼纹的生动形象反映了半坡人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其线条明快，人头像的头顶有三角形的发髻，两嘴角边各衔一条小鱼，反映了半坡人和鱼之间的密切关系和特殊的感情，也可能是半坡氏族崇奉的图腾。

人面鱼纹陶盆

尖底瓶

尖底瓶是半坡出土的最具特点的陶器之一，它是巧妙运用重心原理的一种汲水器。具体方法是在双耳上系上绳子，由于水的浮力，瓶子一接触水面就自动倾斜，灌满水后又因为重心移动而自然竖起。用它盛水还有两大特点，一是便于手提与肩背，二是口小，灌满水后从河边到居住区的路上水不容易漫出。

尖底瓶

文物价值

因半坡遗址的发掘，而有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之名，与同时期确立的庙底沟类型并驾齐驱，推动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研究与发展，大面积揭露出半坡史前聚落的局部面貌，建立了遗址博物馆，对聚落形态和中国原始社会历史研究有着重要的科学价值。

半坡遗址是中国第一次以大面积揭露古遗址的聚落考古方式开展的考古工作和研究，开创了中国聚落考古学先河。《西安半坡》考古发掘报告将半坡遗址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划分为早晚两期：早期遗存是遗址的主体遗存，保存较好，遗存丰富，年代为距今约六七千年，以人面鱼纹彩陶为标志性要素，属于仰韶文化早期，有人工挖设的内外两重围沟环绕；晚期遗存以喇叭口尖底瓶和简化彩陶为代表，属于仰韶文化晚期，被称为仰韶文化半坡晚期类型。

单鱼纹盆

半坡遗址首次揭露了中国境内以环壕聚落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闭合式聚落形态及其布局特征，同时，展示了仰韶文化不同阶段的文化面貌和社会结构特征，从而为仰韶文化的研究树立了半坡类型、半坡晚期类型两个阶段的标杆，为构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编年标尺提供了标志性参照系。此外，遗址内出土的遗迹遗物，为研究新石器时代的环境、生业形态、建筑材料与建筑技术、埋葬制度与社会结构、彩陶雕塑与早期宗教乃至社会治理方式等重大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实物资料和开创性的研究成果。

半坡遗址是黄河流域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母系氏族村落遗址，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确立了一个新的文化类型——你韶文化半坡类型，它为研究仰留文化提供了相对完整的资料，是史前考古的重要宝库。

文物保护

1958年4月28日，半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陈列展览面积约4500平方米。

文保碑

1961年3月4日，半坡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6年6月9日，半坡遗址新保护大厅落成并正式向游人开放，建筑面积4600平方米。

历史文化

仰韶文化

半坡遗址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聚落遗址，是一处母系氏族公社聚落。遗址发掘的房屋有平面呈圆形或正方形、长方形等几种形制。方形房屋一般面积较小。圆形或长方形房屋的面积一般在20平方米左右，个别小的仅10平方米。在居住处的中心地点有1座面积相当大的长方形房屋，面积达160平方米左右，是氏族成员公共活动的场所。发掘约有200余座，说明半坡氏族公社已是一个相当大的集体和聚落。

仰韶文化（又称彩陶文化），因最早发现于仰韶村遗址而得名。共发现遗址1000余处，经较大规模发掘的有10余处，其年代约为其年代为新石器时代（前4800年~前3000年）间。

东郊半坡遗址

荣誉称号

2021年10月，半坡遗址被国家文物局评为“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地理位置

半坡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浐河东岸的二级阶地上，西距河床约800米。

半坡遗址，一座六千多年前的村落

半坡遗址-人类文明之光，带你了解华夏文明之源

横阵遗址

位于陕西省华阴市罗敷镇横上村，面积约210000平方米，为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叠压并存的古文化遗址。

横阵遗址，地形南高北低，呈长方形缓坡状，共进行了三次发掘，从地层堆积剖面看，横阵遗址的文化层堆积包括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战国及汉代四个时期的文化堆积层，出土物件有石器、骨器、陶器、蚌器等类。 横阵遗址的发掘中，特别是数人排列合葬墓和瓮棺葬的墓葬群的发现，为研究新石器时代的氏族社会发展情况和家族组织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依据。

2006年5月25日，横阵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沿革

1955年，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调查发现横阵遗址。

1958年至1959年，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对横阵遗址进行了三次发掘。

遗址特点

横阵遗址，地形南高北低，呈长方形缓坡状，面积约210000万平方米。三次发掘面积为1万平方米，前后共开探坑21个，探沟7条。从地层堆积剖面看，横阵遗址的文化层堆积包括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战国及汉代四个时期的文化堆积层。遗址最下层是仰韶文化层，遍布整个遗址，灰层厚度平均1米左右。其上为龙山文化层，灰层厚2米多，分早晚两期。再上为战国文化层，厚薄不等。最上为汉代文化层，较薄。

文物遗存

横阵遗址发掘中，第二层以上出土有汉代罐、盆、筒瓦、板瓦等陶器；第三层出土有战国时期的盆、罐、豆、釜等陶器；第四层出土有龙山文化晚期的鬲、碗、壶、盆、单耳罐、双耳罐、器物盖等；还有龙山文化早期的罐、鼎、盆、杯等陶器；第五层出土有仰韶文化遗物罐、钵、盆、杯、瓮、碗，以及红底素面上有黑色彩纹圆点几何纹的陶罐、尖底瓶等物。共发掘仰韶文化时期的陶器280件，龙山文化晚期陶器783件。在出土陶器总量中属仰韶时期的彩陶占30.7％。可分为生产用具、生活用具和装饰用品三类。此外，还发掘出大量的骨器、蚌器和石器。横阵遗址中还发掘出仰韶文化墓葬24座，人骨架130具，多为2人或4人等数人排列合葬墓。在一圆形状窑穴中发现灰坑和8具人骨架葬坑，其中有一人骨架腹部重压一巨石。另外还有两具骨架系屈肢葬。还发掘瓮棺葬5座，皆为圆坑竖穴，瓮棺直立放置坑中，用钵或盆作瓮棺盖扣紧后埋葬，葬具以陶瓮为主，也有用陶罐的。一般瓮棺中都放置着小孩的尸体。

研究价值

横阵遗址的发掘中，特别是数人排列合葬墓和瓮棺葬的墓葬群的发现，为研究新石器时代的氏族社会发展情况和家族组织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依据。

1989年，横阵遗址被华阴县人民政府列为华阴县文物保护单位。

2006年5月25日，横阵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地理位置 横阵遗址位于陕西省华阴市罗敷镇横村。 交通 陕西省华阴市乘坐603路公交 、605路公交，罗敷站、高速口站下车，步行前往。

关庙山遗址

位于湖北省枝江市问安镇关庙山村，是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以大溪文化为主的遗址。

关庙山遗址，距今6000至4000年，是长江流域同年代文化遗址中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最典型和最具代表性的遗址。

遗址简介

关庙山遗址，现存面积约4万平方米。发现有房址10座，另有瓮棺等遗迹。房址多为长方形或方形地面建筑，居住面和墙壁均烧烤成红烧土，房址内有坡顶、竹骨泥墙、隔墙等遗迹。小型房基面积35平方米，中型房基面积52平方米。磨制石器品种多，制作精细，多为斧、锛类工具。陶器有口径达76厘米的陶盆、蛋壳胎彩陶，还发现有陶鼓、陶摇铃等陶质乐器。大型陶盆、蛋壳胎彩陶的出现及内黑外红的烧造工艺，均表明关庙山陶器制造工艺的领先地位。

关庙山遗址

关庙山遗址除大溪文化遗存外，还有屈家岭文化和极少的“青龙泉三期文化”遗存。

主要特征

关庙山的发掘，再次揭示了“青龙泉三期文化”、屈家岭文化晚期和大溪文化上下叠压的地层关系；发现了保存较好的大溪文化红烧土房屋遗迹，由此增加了对南方新石器时代建筑形式和技术的认识；关庙山丰富的大溪文化遗存，基本上包括了该文化的各主要阶段，对研究大溪文化的内涵、特征、分期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许多历史学家在撰写原始社会发展史时，对长江流域原始文化，多以关庙山遗址为典型代表介绍，被学术界定名为“关庙山类型”。

历史意义

关庙山新石器遗址的发现，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其考古收获除已收人《中国大百科全书》和《新中国考古发现与收获》外，目前公开发表的有影响的论文有； 大溪文化因最初发现于四川省巫山县大溪遗址而得名，1962年石兴邦先生第一次提出 “大溪文化”的名称，已知大溪文化的分布地区西起瞿塘峡西岸，东至洪湖之滨，南抵洞庭湖 畔，北达荆山南麓，横跨川、鄂、湘三省。李文杰先生把大溪文化分为南北两个类型，即北部的 湖北枝江关庙山类型和南部的湖南安乡汤家岗类型。

地区分布

关庙山类型分布在长江及其支流沮漳河两岸，包括关屈山、大溪、红花套、毛家山、桂花树、蔡家台、清水滩等遗址，汤家岗类型主要 分布在洞庭湖沿岸，包括汤家岗、丁家岗、三元宫、车轱山、王家岗等遗址。

李文杰先生关于大溪文化的分类，足以说明关庙山遗址在大溪文化中的地位。目前关庙山遗址发掘有2000多 平方米，出土石器、陶器共5 000余件。

1.关庙山石器大多数是梯形或长方形斧、锛等工具，一 般为弧顶，两侧面齐平，穿孔石器很少，石锄、石刀罕见，石器以中型为主，普遍经过磨制，有 些通体磨光，但有些尚留琢痕或未经加磨。

2.关庙山陶器，从陶质上分有泥质陶、夹炭陶，夹蚌 陶和夹砂陶四类，其中以泥质陶最多，夹砂陶最少，泥质陶以饮食器较多见：夹炭陶多为盛储 ． 器和炊器，夹蚌陶绝大多数作为炊器，夹砂陶所含砂粒有粗细之分，粗砂陶均为大型厚胎器 物，细砂陶除作盛储器外也作炊器。从陶色上可分为红、黑、灰、褐、橙黄和白6种，其中以红 陶为主，黑陶次之，白陶最少。

3.关庙山红烧土中发现有稻壳印记，同时关庙山出土的夹炭陶， 李文杰等专家们认为，陶器的羼和料大多数是用炭化稻壳，少数用未经炭化的碎稻壳，表明 关庙山是一种以稻作为主的农业文化遗存。

文物价值

(一)关庙山石器

关庙山出土的生产工具几乎是石器，又多与稻作生产有关。

第一期石器数量较少，一般 为磨制，个别尚留打制痕迹：第二期石器数量较多，器形也显著增加，普遍磨制，有些通体磨 光，有的仍留粗糙琢痕，第三期石器数量很多，其中小型石器占有一定比例，第四期石器个体 大小以中型为主。

1．整地农具

(1)石斧； 石斧是新石器时代早期最重要的生产工具，也是原始农业开辟耕地的农具 之一。关庙山出土的石斧不仅数量较多，而且造型样式也较多，说明当时石斧的重要性和普 遍性。关庙山有长方形厚体大石斧、窄梯形大石斧、梯形石斧、穿孔石斧、长条形大石斧、弧顶 长方形石斧、平顶长方形石斧、宽梯形石斧、斜刃石斧。

(2)石锛： 石锛主要是砍斫木材的工具，也用来掘土挖坑。关庙山石锛有：窄圆顶梯形 石锛(两侧面齐平而其上半段磨损，当与安柄使用有关)，长方形小石锛、椭圆形石锛。

(3)石铲； 铲是耜分化出来的，实际上在原始农业中铲和耜是同一类挖土工具，关庙山 石铲呈宽扁长方形、弧顶、两面磨出窄刃面。

(4)石锄： 石锄是横向装柄的起土工具。关庙山石锄顶端和两侧打制，背面的中、上段 遍布石片疤痕，部分磨制。

2．收割农具

石刀： 关庙山石刀长8．8厘米，磨光呈平背，双面刃，刃缘中段微凹弧，这种造型构制， 显然是先民们用来收割谷物的。

3．粮食加工工具

石杵陶臼： 杵与臼是新石器时代加工谷物的生产工具，关庙山出土杵臼一套，杵为河 卵石，未经磨制，下端有敲砸凹点并剥落少量碎屑，臼为陶制。

4．其他生产工具

主要有石砧、石凿、石锉等。

关庙山出土的石刀、石锄、石铲、石杵极少，笔者认为并不是 当时稻作生产水平低下，而是遗址发掘面太小还不可能展示关庙山遗址的全貌。

(二)关庙山陶器

关庙山出土的陶器基本上都与饮食有关，充分展示了当时粮食生产和先民生活的水平。 关庙山陶器，以红陶为主，普遍涂红陶衣，有些食器则是“外红内黑”；大多数胎心含有稻壳炭 末，少数羼砂粒。圈足器和圆底器发达，三足器和平底器较少，尖底器极少，陶器纹饰有戳印 纹、弦纹、镂孔、彩陶等；蛋壳彩陶数量虽少，但显示了关庙山制陶工艺的突出成就。

关庙山陶 器的渗碳工艺经历了近800年的发展过程，第四期已达到相当的水平，出现大批小型薄胎、 造型美观、漆黑发亮的细泥黑陶，这在同时期的其他文化中是不多见的。

关庙山大溪文化时 期主要饮食陶器有：盛饭用的圈足碗、装食品的三足盘、双圈足盘、双折壁圆底碟、豆和簋等； 饪食炊具主要有罐形鼎、钵形鼎、凹沿圆底釜、盆形甑、罐形甑、简形腹甑等；装水饮水用的敞口曲腹杯、单耳杯、双唇小口瓶、简形瓶、细颈壶，另外关庙山还出土了储粮用的带盖折沿平 底盆、内卷沿圆大盆、大口缸和凹沿圆底罐、直领扁圆腹罐、折腹圈足罐、高领矮圈足小罐、小 口高领瓦纹罐、折沿圈足罐。

(三)关庙山房址

关庙山发掘时，在第三期发现了两座较完整的房址，现已作保护回填。据有关发掘资料 介绍，关庙山房址为方形红烧土房，墙体系用灰色泥土掺大量红烧土渣筑成，含极少量碎陶 片，外墙用掺有少量稻壳和稻草的生粘土抹平，四壁及隔墙的筑法都相同，屋顶也采用红烧 土，系用掺有少量稻壳、稻草的生粘土抹成。

这种方法直到六十年代仍在农村很多地方流行， 毋庸置疑，这种方法是关庙山先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总结发明的，同时，给我们这样的启示； 使用这种方法的人已经有了相当长的稻作历史，科学测定关庙山的早期文化距今已有5 940 土260年的历史，那么，这里栽培水稻的历史要早于这个数字所表示的年代，因为栽培过程 和对于利用稻壳作羼和料的认识过程也应该放在考虑之内。

文化意义

关庙山遗址既是大溪文化的典范，也是长江中游非常重要的史前稻作遗址，对其进行深 入研究，对于丰富我国稻作文化的内容，进一步探讨我国稻作起源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关庙山遗址中大溪、屈家岭、青龙泉文化的相关、连续性，表明该遗址可能有更早 的稻作文化史。 学术界已有学者提出，湖北鄂西的“早期”遗存均可归属于湖南彭头山文化(距今8 000 一9 000)和皂市下层文化(距今7000一8000)范畴。宜都城背溪(距今7000多年)、枝城北 等为“彭山头文化”，宜都金子山、孙家河等为“皂市下层文化”，因此，城背溪文化存在明显的 早晚两个阶段。

枝江关庙山与宜都城背溪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不能排除一江之隔的直接影响作用，有观点认为，关庙山前大溪文化即为城背溪晚期文化。笔者通过研究分析认为，关庙山与城背溪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和彭头山文化均位于长江中游上缘，纬度、气候、地理条件基 本相同：且出土的稻谷遗存如出一辙，即在陶片和红烧土中都发现有稻谷壳碎屑和碳化稻谷 现象；同时，陶器的制作、器形、纹饰也基本相似，另外，石器工具也仿佛有着继承发展痕迹； 还有，这一地区离“长阳人”的遗迹最近，推想“长阳人”的后裔率先从采集、狩猎经济向原始农业经济迈进，不能说是“天方夜谭”的事。因此，把关庙山、城背溪、皂市下层和彭头山文化 划分为同一稻作文化范畴更为恰当一些，应该说是没有牵强附会之嫌的。把某一区域统称为 某某文化，尽管有一定的科学依据，但必定是后人约定俗成的，带有鲜明的主观性，如果彭头山文化发掘早于巫山大溪，枝江关庙山归属彭头山文化恐怕更容易被人接受。关庙山稻作文 化向下延续的事实，已通过枝江出土文物及史料所充分证明，在这里没有必要进行阐述，关 庙山稻作文化向上延伸的潜力相当大。我相信，随着稻作文化研究的继续深人，关庙山稻作’ 文化的渊源是可以被揭示的，届时可能会推动中国稻作起源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二)关庙山稻作文化的生产工具、陶制炊器完整的定居房址，在当时已达到了原始农 耕生产的先进水平，所以有足够的理由说明，关庙山稻作文化应早子目前科学鉴定的年代。 如前所示，关庙山遗址，如果能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发掘，可能是中国稻作文化中的奇 葩。

该遗址陶器中普遍的稻壳碎屑和炭化稻必然是舂米加工的产物，石杵陶臼的出现，说明 先民们已告别了最早的加工工具石磨盘，它告诉我们，关庙山稻作文化已发展到了相当的水 平：引人注目的是，饪食炊器鼎、甑、釜的发现，证明先民饮食颇为讲究，因而农耕已有代替采 集、狩猎的可能；大量的盛水饮水陶器的出土，给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关庙山时期的先民 是否已掌握了酿酒的工艺，人们是否有了饮酒的习惯，特别是大型储粮陶容器的出现，表明 关庙山史前稻作生产已有了较多的余粮，或许人们已有了备荒的意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 寒”，关庙山稻作文化生产的历史完全有条件向上追溯。可以断言，关庙山稻作文化丰富的内 涵与目前其他稻作遗存相比，并不逊色，比如该遗址文化层次分明，延续时间近800年，堪称 中国史前文化堆积之最。

(三)对关庙山遗址的考察研究，如果把陶器与农耕有机地结合起来，必将扩展稻作文 化研究的视野。 关庙山遗址从发掘到现在，历经16年的艰苦努力，在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比如，目前对关庙山陶器的研究，可以说在全国处于领先的地位。笔者认为“民以食为天”，世 界上任何一处有影响的史前遗址无不与人的吃喝生存有关，因此研究史前文化离开对粮食 的研究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考古证明

考古证明，陶器的发明，是与农业的发生、发展分不开的。农业不 仅为人类提供了比较稳定的大量的食物，而且还导致了定居生活的出现。但是，粮食都是颗 粒状的淀粉物质，与肉、鱼相比，很难在火上直接烧烤，原来的石烹法也不利于煮食。

因此，必 须以一定的炊具来达到煮食的目的，这种对一种新的、耐烧的炊具的强烈需求，是发明陶器 的主要原因。《世本》称：“昆吾作陶”，“神农耕而作陶”，正是上述历史背景的写照，说明农业在先，制陶在后，两者有着密切的关系。

陶器主要是为炊煮食物的需要而出现的，这一点从早 期的遗址发掘中巳得到印证，关庙山也毫不例外。笔者认为，对一种有影响的史前文化，单纯 研究一个方面不是不可以，但不应该本末倒置。如果通过对稻作生产的研究来推动工具、陶 器的研究，必将给关庙山遗址考古研究带来新的进展。

2022年1月，入选“湖北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2001年6月，关庙山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城河遗址

位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后港镇双村村，面积约70万平方米，是新石器时代古遗址遗存。

1983年，发现城河遗址。遗址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东北边借用自然高岗为城墙，其余方向城垣为平地土筑。城墙外壁较陡直，内坡平缓。在城址东南角、北城墙西端西部、北城西端中部、南城墙中部各有一处缺口。西北、南、西城墙外有宽约30～50米的城壕，城址西北部略内凹。城河遗址北城垣外侧的王家塝墓地是已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岭文化时期墓地，填补了长江中游地区缺乏史前大型墓发现的空白，对重新审视屈家岭文化的社会结构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城垣、居址、墓葬三位一体的系统发现，为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以及认识该地区在整个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提供了更全面的信息。

2013年5月，城河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沿革

1983年，城河遗址被发现，命名为“草家湾遗址”。

2006年，更名为城河遗址。

2012年11月～2013年1月，经国家文物局、湖北省文物局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门市博物馆、沙洋县文物保护中心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城河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

2013年9～12月，联合考古队对城河遗址进行了全面勘探，初步掌握了城垣、城外壕、城内水系、水门、居址等重要遗迹现象的分布状况，为深入研究其聚落布局特征提供了充实的资料和线索。

2014年9月～2015年1月，经国家文物局、湖北省文物局批准，联合考古队对城河遗址北部、西部区域进行了发掘。对遗址两处区域有了整体性的认识，基本廓清了其“功能”和“性质”，为深入探索城河遗址的聚落布局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和资料。

2015年10月起，考古队对城河遗址东南水门、东部外壕进行发掘。

2017年，考古队在北城垣外侧200米左右的王家塝勘探发现了屈家岭文化时期墓葬235座，遂于2018年3月开始，系统发掘。这些墓葬葬俗独特，绝大多数为竖穴土坑墓，超过70%的墓葬可见葬具，其中，类型丰富的史前独木棺痕迹，为长江中游首次大规模发现，为了解当时葬具结构提供了支撑。

城河遗址平面及王家塝墓地位置图

遗址特点

综述

城河遗址地处汉江西岸，长湖北岸。城河及其支流分别从遗址的西、南及东侧流经，于遗址东南方汇合。城河遗址为新石器时代古遗址，约4000多年历史。遗址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面积约70万平方米。

城河遗址鸟瞰图及王家塝位置（南-北）

城墙

城河遗址东北边借用自然高岗为城墙，其余方向城垣为平地土筑。城墙外壁较陡直，内坡平缓。在城址东南角、北城墙西端西部、北城西端中部、南城墙中部各有一处缺口。西北、南、西城墙外有宽约30～50米的城壕，城址西北部略内凹。

遗迹

城河遗址发现了房址、灰坑、灰沟、陶窑、灶址、黄土台以及活动面、柱洞、红烧土坑等多类遗迹现象。

王家塝墓葬

墓地揭露出各类形式的独木棺墓、“一棺独享”的大墓、棺椁齐备的小型墓葬、小型合葬墓等墓葬形制，并发现墓葬中不同部位的置钺现象。考古工作表明，古人在此平整土地、营建墓地，并举办仪式活动，最终墓地南部逐渐演变为生产生活场所。相关研究为屈家岭文化葬仪提供了新认识。

墓圹和棺木形制清晰，特征明确。绝大多数为竖穴土坑墓，但有少量墓一侧略带“偏洞”，棺木一半被嵌偏洞中，并且发现同穴多“室”合葬墓。超过70%的墓葬可见葬具，发现率和保存完整状况在长江中游史前墓地中非常少见。葬具痕迹包括独木棺和长方形边框的板棺，在长江中游首次大规模发现史前独木棺。

王家塝墓葬航拍图

M202、M155和M112开口面积分别为17.3、14和22.4平方米，是中国范围内已发现的同时期面积较大的史前墓葬。M202是一座同穴双“室”合葬墓。长方形竖穴土坑，开口长4.38米，宽3.95米，墓底距墓口2.5米。东、北侧有生土二层台。墓壁规整，局部保存明显的工具痕迹。墓底有两个平行的南北向墓室，中间以宽0.5米，高0.8米的生土梁相隔。生土梁顶部距墓口深1.7米。东、西两墓室均发现直壁弧底独木棺，棺内外均随葬六十余件磨光黑陶，同时在棺外发现漆盘、竹编器物等。墓葬填土随葬瓮、罐、缸等数件大型带盖容器。根据发掘时预留的填土堆积剖面观察，这些器物一般位于不同层填土的“界面”，应是伴随填土的逐层倾倒先后分别放置的。M155亦为南北向同穴双室墓，墓圹长4.68米、宽3.2米，中间留有生土隔梁，将墓葬分为东、西两室。独木棺保存完整、结构清晰，东室棺内、外随葬漆器和大量磨光黑陶，并在墓主右股骨附近发现玉钺及红色漆柄痕迹。钺长25厘米、刃宽13厘米，柄痕长度为60厘米。

M202航拍

M112为同穴三室墓，位于墓地中部，东西长5.95米，南北宽4.1米。距开口深125厘米处发现三座平行的南北向墓室，亦以生土梁隔开。墓室形制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状。中墓室较大，南北长2.9米，宽1.6米。东西两侧墓室面积明显较小。每个墓室内各埋葬一座独木棺，痕迹清晰。中墓室独木棺粗大，直径达1.5米，棺内可见石钺、象牙器、漆器以及大量磨光黑陶，棺外随葬暗红色大漆盘，棺木体量和随葬品丰富程度明显大于两侧墓室。结合填土中，中墓室上方集中填埋大量带盖容器的现象，似乎可以认为中墓室墓主的身份高于两侧墓室。

M112出土葬具及部分随葬品

M119-1、2出土独木棺

上述大型墓葬分别位于中部、西南、西北、东北四个位置。在每座或每两座大型墓葬周围，则分别分布数量不等的中型、次中型、小型墓葬，表现出明确的布局。

陶器

墓地东部发现三个陶器坑，每个坑内放置数件陶器，可能是周围若干小型墓葬所共享的随葬品。陶器坑1，位于墓地东部，分布于TN125E25内。叠压于第2层下，打破生土。为圆形竖穴状坑，直径0.7米、深0.16米。坑内交错叠压放置7件完整的陶器，陶质较差。器类以豆为主，并有少量罐。坑内填土为黄褐色黏土夹杂大量黑色砂粒，似是有意将黏土和砂粒混合填埋。该陶器坑位于M48和M49之间，而两墓葬规模较小，三者之间的空间关系值得关注，有一种可能就是M48和M49共同享用该坑内的陶器。

陶器坑1

水坝遗迹

该遗迹为屈家岭文化时期人工堆筑的水坝遗迹，初步探明遗迹横跨城河支流河谷，南北长260米，西最宽处为39米，地面可见最大高度为6.5米，可能用于拦截城河支流水资源，从而在水坝北部区域形成蓄水区；水资源可借助北部岗地的人工沟进入城内，实现城内旱季供水、涝季排水功能。此外，在城内西部区域发现年代不晚于屈家岭文化时期的人工堆积，与城垣、水坝的堆积结构、性状相似，其东西两侧还有平行的大型壕沟，不排除为早期城垣的可能性。

文物遗存

城河遗址随葬品丰富，几乎所有墓葬都随葬陶器，少则数件，多则六十余件。除陶器外，亦有玉钺、石钺、象牙器、竹编器物、猪下颌骨、漆器以及疑似木器等遗存。墓葬规模、葬具、随葬品等表现出明显的社会分化。在发掘区内，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墓葬有7座。大、中型墓葬有体量巨大的棺木、精美的玉钺、石钺、漆器、象牙器以及大量磨光黑陶、猪下颌骨等遗物。在大、中型墓葬填土中，还发现随葬瓮、罐、夹砂红陶缸的现象。小型墓葬规模较小，葬具的使用率低，仅随葬数件陶器。甚至发现几座小墓共用一个器物坑的现象。

研究价值

城河遗址北城垣外侧的王家塝墓地是已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岭文化时期墓地，填补了长江中游地区缺乏史前大型墓发现的空白，对重新审视屈家岭文化的社会结构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而城垣、居址、墓葬三位一体的系统发现，为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以及认识该地区在整个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提供了更全面的信息。

湖北沙洋城河遗址反映了屈家岭文化人群通过建造一系列水利设施，调控古城用水的水资源管理模式，展现出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古人对自然的认知和改造；王家塝墓地多种形制的墓葬，反映了屈家岭文化社群结构的复杂性和社会分化现象，与良渚、寺墩展现的史前文明形态交相辉映，提供了探讨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明进程的新证据。

所获荣誉

2019年3月29日，城河遗址入选国家文物局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保护措施

2013年5月，城河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地理位置

城河遗址位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后港镇双村村。

交通信息

自驾：自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人民政府开车前往城河遗址，路程约29.2千米，用时约47分钟。

西朱封遗址

位于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城南5公里的西朱封村，是一处有大汶口文化遗存，以龙山文化为主，兼有岳石文化及商、周、秦、汉遗迹的遗址。

西朱封遗址西距临九公路约1公里，东、南两面弥河转弯处，为弥河所围绕，北面被西朱封村所覆盖。西朱封遗址高出河床约8米，高出周围地面约2~3米，东、南、西三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破坏，尤以南面最为严重。现存面积约30多万平方米。西朱封遗址包涵有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商周及汉代的遗物，尤以龙山文化的遗物最为丰富。玉器中以冠形笄和人面纹笄最具特色，代表了龙山文化时期海岱地区琢玉工艺的最高水平。

2013年5月3日，西朱封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57年，第一次文物普查时西朱封遗址被发现。

1973年，第二次文物普查时对西朱封遗址作了详细的调查，采集了众多的标本，收集了散落在民间的部分完整石器、陶器及玉器。

1987年5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临胸县文物管理所在对西朱封遗址进行复查时，于西南部的断崖上发现了一座墓葬，及时进行了抢救清理。

1989年10月，第二次发掘是以韩榕教授带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以探讨性的课题研究为目的，对西朱封遗址进行的主动性发掘。

遗址特点

西朱封遗址西距临九公路约1公里，东、南两面处弥河转弯处，为弥河所围绕，北面被西朱封村所覆盖。西朱封遗址高出河床约8米，高出周围地面约2~3米，东、南、西三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破坏，尤以南面最为严重。占地面积约30多万平方米。从采集的标本来看，西朱封遗址包涵有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商周及汉代的遗物，尤以龙山文化的遗物最为丰富。龙山文化遗迹暴露较多，主要有墓葬、灰坑等。在遗址的东部断崖上还能看到龙山文化的堆积层。

西朱封遗址是一处有大汶口文化遗存，而以龙山文化为主，并兼有岳石文化及商、周、秦、汉遗迹的一个延续性强、面积大、内涵丰富，有其自身发展特点的遗址。遗址内龙山文化的遗迹、遗物内涵丰富，主要分布于遗址的南部和西部。

综述

西朱封遗址中采集的陶器种类丰富，其中一部分为墓地所出，一般以磨光黑陶为主，其制作精美，往往成套。采集的陶器以泥质磨光陶为主，另有少量夹砂陶。陶器种类包括高柄杯、鬶、鼎、罍、罐、盒、盆等。出土的玉石器有钺、铲、刀、笄、镞、斧等。

玉簪

1989年，在西朱封M202大墓中出土。乳白色，呈半透明状。两侧共有三个浮雕人面像，长 10.5厘米。玉簪佩戴之后的实际装饰效果则是三个侧面人像。[8]

龙山文化玉簪

玉头冠饰

玉头冠饰出土时，玉冠饰柄、首散落在墓主人头骨左侧近旁。通长23厘米柄长18.4厘米墨绿色玉质形似圆锥体断面略呈扁圆形通体饰有凹弦纹、竹节纹上端有卯口与首下端正中的浅槽相吻合。首高4.9厘米、宽9厘米、厚0.36厘米乳白色半透明玉质镂孔透雕而成。形似玉佩局部有褐斑表面抛磨光润镂孔形状各异，左右下侧的圆孔中嵌有绿松石片。正、背面均刻有以Ⅰ字形和丁字形为主题的花纹线纹很浅。镂孔及刻纹基本上左右对称。首部下端正中浅槽两旁有一对小圆孔应系加强柄首牢固结合的系孔。

历史文化 西朱封遗址内龙山文化的遗迹、遗物内涵丰富，主要分布于遗址的南部和西部。

西朱封遗址的原始农业发达。陶器特别是蛋壳陶高柄杯，在遗址中也多有发现。这里发现的玉器制作非常精美，代表了龙山文化时期海岱地区琢玉工艺的最高水平。西朱封遗址面积之大、墓葬规格之高，都具备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所应有的一个统治中心城市的条件，因此西朱封遗址应当是一个“方国”的统治中心。

保护措施 1979年12月，西朱封遗址被临朐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8年，西朱封遗址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山东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3年5月3日，西朱封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21年，西朱封遗址入选山东百年百项重要考古发现”名单。

地理位置 西朱封遗址位于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城南5公里的西朱封村。 临朐县内乘坐临朐7路公交车，在农资市场站下车步行前往。

三里河遗址

位于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广州南路北三里河村，属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综合文化遗址。

三里河遗址，东西宽200米，南北长250米，总占地面积达50000平方米，发掘面积达1570平方米。出土房屋四座，墓葬共发现六十多座，主要分属南北二个墓区。

三里河遗址的发现，明确了该地区与鲁中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有着若干地区性差异。更为重要的是，解决了学术界多年来关于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先后关系的争议。

2008年3月28日，三里河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2年4月，胶州市三里河考古遗址公园被列入第一批山东省级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历史沿革 1961年，山东大学历史系刘敦愿等人根据南阜山人（清初山东名画家高凤翰）一幅画的线索，考察高氏故里三里河村发现三里河遗址。。

1974年秋和1975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对三里河遗址两次发掘，出土文物2000余件，确定遗址年代大约有3900年。

遗址特点

三里河遗址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东西约200米，南北约250米。出土房屋四座，其中保存较完整的仅有一座。房屋平面呈桶圆形，面积将近8平方米，有以浅槽为基的土墙建筑，墙土采用黄土屏和少量红烧土末加工而成，质坚硬，筑好后的墙面平整，表面并涂有一层黄土泥浆。在这座房屋的西北部挖有一个深1.4米的大型窖穴，窖穴的西壁与房屋的部分西墙相连接，客穴口部呈榴圆形，东西长1.88米、南北宽1.7米，平底呈圆形，直径1.5米。墓葬共发现六十多座，主要分属南北二个墓区，墓葬排列较整齐。贮藏物品的窖穴有三十多个。此外，在墓地里发现有可能是举行特殊活动或用途的场所两处：一处是长方形的石块建筑，长0.9米、宽0.6米，用大小比较均匀的河卵石铺成。另一处是河卵石铺底的圆坑建筑。

综述 三里河遗址文化堆积可分两层：上层为龙山文化遗存，下层为大汶口文化遗存。在地表面还可以拾到商代的陶片，遗址可能还有商代遗存。大汶口文化遗存的遗迹主要有房址、墓葬和窖穴。墓葬盛行单人仰身直肢葬，有木葬具，有的墓主人手握长条形蚌器和獐牙勾形器，骨骼普遍有拔牙和枕骨人工变形的现象。龙山文化遗存的主要遗迹有居住址残迹、窖穴和墓葬，在墓葬区内发现了一处河卵石遗迹和一处卵石底坑，用途特殊。

龙山文化遗存中的灰坑底发现一头完整的成年猪骨架，许多坑内堆积贝壳。24座墓主人手握獐牙或蚌器，19座墓用猪下颌骨随葬。墓中随葬器物以鼎、鬶、罐为多，其中蛋壳黑陶杯的陶杯壁厚度不到1毫米，故以“蛋壳”呼之，其中一座墓出土的蛋壳陶杯，器壁仅厚0.3毫米，重不足40克。墓葬中骨骼也有拔牙和枕骨人工变形的现象，所处陶器陶色较多，有黑、灰、褐、红、桔黄、白灰等，纹饰简单。薄胎高柄杯在遗址中罕见，却常见于大、中型墓葬中。另外，还有石、骨、角、牙、玉质的生产工具和装饰品。

大汶口文化遗存中许多灰坑内堆满贝壳，堆积深达10厘米，还有一些灰坑内堆积鱼鳞片。另有一灰坑内掩埋了5头完整的幼猪残骨。有32座墓主人手握蚌器或獐牙，18座墓用猪下颌骨随葬，11座墓用鱼随葬。墓中常见的随葬器物是小鼎、鬶和黑陶高柄杯。其中有两件动物肖形器，一为猪形鬶，作成猪的造型，小耳、嘴为器口，两侧伸出獠牙，短尾上翘，陶色与猪皮相近；一为狗形鬶，作成狗的形象，昂首张嘴。

研究价值 三里河遗址下层大汶口文化、上层龙山文化相叠压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大汶口文化早于龙山文化的相对年代，明确了这一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基本面貌和龙山文化对大汶口文化的继承关系，还明确了与鲁中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有着若干地区性差异。更为重要的是，三里河遗址的发现，解决了学术界多年来关于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先后关系的争议。

保护措施 1982年，青岛市人民政府将三里河遗址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6月，山东省人民政府将三里河遗址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3月28日，三里河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22年4月，胶州市三里河考古遗址公园被列入第一批山东省级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2021年10月，三里河遗址入选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物局）主办，山东省考古学会承办的“山东百年百项重要考古发现”。

尉迟寺遗址

位于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许疃镇毕集村东150米，已有5000年历史的前人类文化遗址。尉迟寺遗址是原始社会新石器晚期聚落遗存，东西长约370米，南北宽约250米，总面积约为10万平方米。遗址地上曾建有一寺，相传是纪念唐代大将军尉迟敬德在此屯兵而建，故称“尉迟寺”。

遗址中的红烧土排房是中国已经发现的最完整、最丰富、规模最大的史前建筑遗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从1989年起，先后进行了13次发掘，在1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共清理出房迹78间，墓葬300余座及大量的灰坑、祭祀坑等。尉迟寺遗址被称为“中国原始第一村”。

2001年7月17日，尉迟寺遗址被国家文物局列为第五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尉迟寺遗址被考古专家定位为一级部落。

历史沿革 尉迟寺遗址为原始社会中晚期遗存，距今4500年至5000年。主要为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两个时期的文化堆积。

唐代，大将军尉迟敬德在此屯兵而建寺。

1986年，蒙城县文物普查时发现该遗址。

1988年，安徽省文物考古所对尉迟寺遗址进行了调查，确认为新石器时代遗址。

1989年尉迟寺遗址进行了13次发掘，在一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共清理出房迹78间，墓葬300余座及大量的灰坑、祭祀坑等。

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安徽考古工作队完成了对尉迟寺遗址的第一阶段的第八次发掘。

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安徽考古工作队对蒙城尉迟寺遗址进行了第二阶段发掘。

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安徽考古工作队在3~5月对尉迟寺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发掘。

2003年10-12月，安徽省文物局考古专家对尉迟寺遗址进行第四次发掘。

遗址特点

结构

尉迟寺遗址呈四周低中间高的凸形的地貌，遗址中的红烧土排房是中国已经发现的最完整、最丰富、规模最大的史前建筑遗存。尉迟寺遗址是中国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的原始社会新石器晚期聚落遗存，东西长约370米，南北宽约250米，总面积约为10万平方米。尉迟寺遗址出土的红烧土房，每间房子均由墙体（主墙和隔墙）、房门、室内桩、房顶、居住面、灶址等部分组成，建造时均经过挖槽、立柱、抹泥、烧烤等工序。

尉迟寺遗址房屋陶器分布

规模

尉迟寺遗址的整个村落呈现为由3排平行主体房屋组成的“丰”字型格局，表明这个村落在建设前有过统一规划，加上村落中央的大型广场和外围大型的环形濠沟，形成一个整体的格局。尉迟寺遗址出土红烧土房基10排，计41间，墓葬217间。考古专家在尉迟寺遗址村落中央发现一个总面积达1300平方

尉迟寺

文物遗存

综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先后对尉迟寺遗址进行了8次大规模的发掘，揭露面积7000多平方米，共清理出红烧土房基10排（组），计41间，墓葬217间，以及灰坑、祭祀坑、兽坑、活动广场等遗址，出土陶、石、骨等文物近万件，在出土的一万多件文物中，有石器：石斧、石凿、石锛等；有陶器：陶豆、陶祖、陶尊、陶鼎、陶甑和造型优美、奇特形态各异的陶鬹，有小口、长颈、鼓腹、有耳、平底、圈足的背水壶；还有骨器：骨针、骨簪和弯弯的骨质鱼钩及许多蚌器、玉器等。

主要文物

鸟形神器

鸟形神器

2002年，鸟形神器出土于尉迟寺遗址大型广场的东部的地层中。鸟形神器为陶制品，器物经复原由3部分组成，最底层为圆柱形，中间是圆锥形，圆锥大头向下反扣在圆柱上，同圆柱连为一体，在圆锥的两边还有两个酷似鸡冠的饰物，圆锥的顶端是一只像鸟一样的东西。整个器物通高59.9厘米，底径16厘米，上径20厘米，采用手工工艺，红褐色器表有烧制时氧化的灰褐色斑块，颈部以下为空体，器形像瓶，又像一个长颈背水壶，主体的象形造型与附加的抽象造型合为一体，结构合理，考古专家推测鸟形神器是一件象征性器物，与部落把鸟作为图腾有关，象征着权威，摆放在固定的神台上，供村民敬仰和膜拜。

七角镂空器

七角镂空神器

尉迟寺遗址出土的七角镂空器共四件，形制相同，奇怪的造型透出神秘。器型为轮制，敞口，方唇，长颈，鼓腹圆底状，口径12.5厘米，腹径厘米，腹部饰竖绳纹，腹中部有3个间距相等的镂孔，孔径2厘米，底有7个锥形底，通高42厘米，这是种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属罕见的器物。七角并不等长，中间一角稍高。由于四件相同，可以判断这种奇特的造型，是有其特殊意义的。如果它是祭祀或宗教所用的神器，应当与生或死有关。

神秘刻符

尉迟寺遗址出土的大口尊上的神秘刻符，在尉迟寺都是以婴儿瓮棺葬具的形式出现，少数出现在祭祀坑，是新石器时期时期的一种图腾。神秘刻符蕴含着“返胎重生”和“天开鸿蒙”的含义。先民们认为生命是流转的，能从浑沌到万物生灵，也能从生灵复归浑沌。因此，把亡婴放入如子宫一样的瓮中，便可以达到“返胎重生”的效果。

研究价值

尉迟寺遗址是皖北地区大汶口时期的一处大型聚落遗址，包括大型围沟、成组的红烧土排房屋建筑、墓葬、兽坑、祭祀坑以及各类遗物等。此外，该遗址还发现龙山时期的墓葬、灰坑等遗迹以及各类遗物，对全面研究大汶口文化的发展和演变，以及同周边地区同类文化的关系，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尉迟寺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填补了大汶口文化聚落研究的空白，确立了大汶口文化的一个新的地方类型：尉迟寺类型。经过两个阶段的大规模发掘，完整的再现了尉迟寺聚落的整体建筑格局，对全面研究大汶口文化的分布区域、聚落形态、墓葬制度及其与周围地区同期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为研究中国史前聚落文化、江淮地区史前文化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尉迟寺遗址

文物保护

1986年，蒙城县文物普查时发现该遗址。

1994年，尉迟寺遗址考古成果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998年，尉迟寺遗址被安徽省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1年7月17日，尉迟寺遗址被国家文物局列为第五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5年05月04日，国家文物局批复了关于尉迟寺遗址保护围栏建设及环境整治工程。

2016年2月，国家文物局批准了尉迟寺遗址保护规划，保护区为3平方公里，2016年下半年启动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编制工作。

2016年6月，蒙城县尉迟寺遗址保护规划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复。蒙城县政府在筹建国家级大型博物馆，重现中华史前文明。

历史文化

在原始社会中、晚期，古老的居民使用原始工具进行刀耕火种，发展生产，同时也进行采集、渔猎和家畜饲养，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器皿在这里应有尽有，碗、钵、盆、罐、豆、瓶、杯、鼎、甑、鬹等生活用具，展现了人们已创造了丰富的饮食文化。尉迟寺遗址出土的大型红烧土排房式建筑，是中国原始建筑史上的瑰宝。[8]一条宽约20余米、深约4米、南北跨度为230米、东西跨度为200米的大型壕沟，把遗址的中心部分团团围住，说明人们在长期居住过程中营造了必需的防御设施。大片的氏族公共墓地，是原始居民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映，成人实行土坑葬，儿童实行瓮棺葬，形成了迥然不同的埋葬方式，但头向一致，说明当时存在着浓厚的原始宗教信仰。房迹、围沟、瓮棺葬的发现，填补了大汶口文化史前聚落考古研究的空白。相传是纪念唐代大将军尉迟敬德在此屯兵而建，故称“尉迟寺”。

蒙城尉迟寺遗址复原图

地址：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许疃镇毕集村东150米。

门票：免费。

交通：蒙城县乘坐到板桥集镇的城乡班车，到达毕集村下车。

赵村遗址（甘肃省天水市秦城区师赵村）

是马家窑文化遗址之一，位于甘肃省天水市西约7公里处的藉河北岸，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1981年至1989年，考古工作者在此进行了多次发掘，出土了2000多件重要文物，其中的一件人像彩陶罐价值极高

赵村遗址 这件彩陶罐上的人像，也是我国最早的塑绘人像之一。 彩陶罐高21.7厘米，口径15厘米。罐形为大口短颈。圆形的腹部，腹部下端向内曲收，最大鼓腹处有两个对称的小耳，用红泥质陶制成。这种形状的陶罐是半山——马厂类型的典型器形。陶罐从口部至器腹中下部涂敷了一层薄薄的红彩，俗称陶衣。器身通体施满黑色彩绘，口沿下部施一圈宽带纹，颈部饰四道较细的弦纹，肩、腹部为网格纹和三角锯齿纹。两耳之间的腹部雕塑一人面像。从制作上看，作者先在陶罐上捏塑出人面像，再在人像周围施以黑、红二彩，进行勾勒、渲染。人像五官端正，各部分比例适中。面部施红色彩绘，鼻准隆突，两道眉毛细长而向下弯曲，眼睛、嘴巴向下深刻成小坑状，头顶一高耸之物似为发髻，头两侧用黑色颜料绘出下垂的头发，整个塑面似一妇女面像。制作上采用了塑、刻、绘等技法，工艺精致。 网格纹、锯齿纹图案，是半山——马厂类型中最盛行的纹饰，也是这个时期的特点。考古界有专家认为圆圈纹是由早期的旋涡纹发展而来，网纹则可能源于早期的鲵鱼纹，这种纹饰反映了当时原始装饰已由单纯的像生图案发展到了较抽象的圆弧几何图案，也反映了人们形象思维的进步。人像下面圆圈内绘一变体蛙纹，则是早期蛙像生图案的一种孑遗。考古研究表明，半山——马厂时期的人们正处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过渡阶段，男性随葬生产工具的增多和女性随葬生活用具的情况，说明男性正在开始承担更多的生产劳动，逐渐占据家庭支配的地位。我们从这件人面彩陶罐上的妇女人面像和变体蛙纹可以判断，由于原始社会的生产力低下，人类需要繁衍后代，生育受到崇拜，女性以此仍顽强地据守着她们过去拥有的重要位置。这件陶罐的纹饰和人像塑绘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性质和社会风尚。它不仅是半山——马厂类型的杰作，而且是整个马家窑文化中难得的艺术珍品。这件人像彩陶罐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发现经过 早在1947年,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在渭河上游的天水、甘谷、武山等地作过史前人类遗址的考古调查妥并且发现了非常重要的线索①。1956年,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同志,又在天水、甘谷两县作了考古调查,发现近八十处含有仰韶至齐家等不同文化内涵的遗址②,其中就包括有西山坪和师赵村遗址,由于当时仅限于遗址地面采集到的遗物,所以,只能直观的判断遗址的文化性质,又因多数遗址未进行正式发掘,使得这一地区的史前考古研究尚无显著的进展。 六十年代以后,天水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逐步开展起来,随之资料也不断增多,为研究甘肃东部地区的原始文化,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1981年，刚刚参加完青海考古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信等人，风尘仆仆的来到天水，初步调查师赵村遗址。1982年至1989年期间，赵信等专家在对师赵村进行了13次挖掘，开掘遗址东西长约1000米、南北宽200多米，总面积达到20万平方米，文化层在1至3米之间。

文化分期 师赵村、西山坪共分七期，现以师赵村一至七期统称。该文化最早距今8220年，最晚距今3000年，有着5000多年的文化连续，是西北地区迄今为止最完整的文化遗存。在西山坪一期文化中发现了大地湾一期文化，确认了大地湾文化的中心作用。对于师赵村与西山坪，杨虎先生是这样评价的，他说："它们的层位关系相当完整地反映了甘肃地区新石器时代距今8000年至距今3000年考古文化的发展历程"。吴耀利先生则认为师赵村、西山坪遗址的发现"从而揭示了渭河上游史前文化从早到晚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这在甘肃地区史前考古研究中是唯一的"

傅家门遗址

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甘肃省武山县西南傅家门村。

面积约50万平方米，1991-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发掘、文化层深厚，包含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和齐家文化等遗存。发现石岭下类型祭祀坑，出土一批有刻划和灼痕的卜骨、带刻划符号的陶器等：发现三种类型叠压的地层关系。

西坡遗址

位于灵宝黄帝铸鼎塬聚落遗址群，是一处仰韶时代庙底沟类型的大型文化遗址。

灵宝黄帝铸鼎塬聚落遗址群包括北阳平遗址、西坡遗址、东常、轩辕台等50多处仰韶时期的文化遗址，总面积4.36平方公里，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被国家文物局、国家发改委列入“十一五”期间全国100处重点大遗址保护专项，并被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六大遗址首选。

庙底沟类型

从考古学上看，黄帝时代对应的文化遗址分期是庙底沟类型以及大河村类型，黄河三角地带为中心区域的庙底沟类型在其所处的时代（距今约 6000年至5300年）居于领先的强势地位，庙底沟类型彩陶蓬勃扩张，分布范围北过长城、东临大海、南越长江、西至甘青，成为中国史前时代第一个繁盛期的最绚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

庙底沟类型彩陶

但是长期以来，因为缺乏考古学证据，对于庙底沟类型的社会结构一直没有明确的认识。河南西部的灵宝地区是庙底沟类型的中心地带。发现的庙底沟时期大型中心性聚落多聚集于灵宝境内，西坡遗址面积达40万平方米，是其中保存最为完好者之一。为了探明庙底沟类型的社会发展状况和社会复杂化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从1999年开始对西坡遗址进行了六次发掘，连续发现特大房址、壕沟、墓地、大型墓葬，屡次受到学术界和公众瞩目。

探源工程

国家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要是解决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中，夏朝以前1000年的文化纪年问题。灵宝黄帝铸鼎塬聚落遗址群正处在这一时期，因此，灵宝铸鼎塬才被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从史料和遗物看，黄帝出生、建都、立业主要集中在广义的中原地带，也说明中原地带是当时最适宜人类生存繁衍的地方。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伟大民族的先人，曾在这片黄土地上，“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的头脑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创造了当时灿烂辉煌的物质和精神文明，为后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西坡遗址

遗址简介

灵宝市位于河南最西部。在地理上，灵宝南部为秦岭山区，北部为黄土原，地势南高北低。境内发源于秦岭的七条河流将深厚的黄土分割成六道东西并列、南北走向的黄土原铸鼎原便是其中的一条。黄帝铸鼎原南倚荆山、夸父山；北濒黄河，这里与黄帝有关的传说丰富而集中。

遗址现状

西坡遗址位于中国最大的史前文化遗址聚落群——灵宝市阳平镇铸鼎原地区，在这里，发现了一块五千五百年前仰韶时期人工开采的铜矿石，是中国首次发现五千年前人工开采铜矿石的地方。06年，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共同主办的“2006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4月8日揭晓，灵宝市阳平镇西坡新石器时代大型墓地考古发掘项目入选，再次确立了我镇考古工作在全国的地位。

2006年3月至5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考古所、灵宝市文管所、我镇文化部门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灵宝阳平镇西坡遗址进行了第6次发掘，发现仰韶文化中期晚段大型墓葬2座及其他中、小型墓10座，出土了陶器、骨器、石器、玉器等随葬品。这是在仰韶文化中心的核心地带第一次发现和发掘该时期墓地。大型墓葬因其规模、结构和特殊的葬俗再次使西坡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此前，西坡遗址曾先后发现了大型中心性聚落、特大公共性房址等遗迹，构成了仰韶文化中期复杂社会的显著特点。

玉器

大墓遗址

2005年至2006年期间，联合考古队对居住区南部的墓地进行了发掘，共发现墓葬34座。其中特大型墓葬M8、M27、M29等因其规模、结构和特殊的葬俗，再次使西坡遗址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西坡遗址

墓葬M27为带生土二层台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长约5米，宽约3.4米，头向西偏北。墓室位于墓圹的正中，其底部距墓葬开口约1.5米。墓室两侧为生土二层台，宽约1.3米至1.4米，高约0.5米。墓室东部，即墓主脚下的位置，为一近圆角方形的脚坑，边长约1.6米，深约0.5米。墓圹内全以青灰色草拌泥封填。泥质坚硬，似经夯打。泥中保存有大量清晰的植物茎、叶的印痕，经专家初步辨认，泥中杂有十余种植物。

西坡遗址

西坡大墓虽然规模大，结构复杂，这些大型墓葬的发现仍然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西坡遗址特大房址，表明出西坡社会对大型公共建筑的重视。大型墓葬的发现，又反映西坡社会重视墓葬规模、丧葬仪式，不强调奢侈品的社会风尚。大聚落、大型公共建筑、缺少奢侈品的大墓，构成了庙底沟社会复杂化过程的显著特点。这些与中国其他主要史前文化区迥异的特点，对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对中国第一个王朝最终在中原的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2]。

中原地区以明器作为随葬品的传统，始见于仰韶文化早期的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下王岗仰韶文化二期墓葬，多二次葬，其随葬的陶器以明器为主。该遗址同期的一次葬则多随葬实用器，发掘者因此解释明器是专为从外地迁回原氏族公共墓地的旧死者所做。虽然明器的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早期，但是在中原地区，在单人一次葬的墓葬里大规模地随葬明器，却是从西坡开始的。中原地区墓葬在这个时代虽然至少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但随葬明器和墓内分隔空间的传统，也可以说是从西坡滥觞的。

雕龙碑遗址，

又称“雕龙碑新石器时代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位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鹿头镇北3千米的武庄村南，是长江与黄河流域交汇带保存较好的新石器时代炎帝氏族聚落遗址，因遗址附近曾竖一刻有飞龙的石碑，故名“雕龙碑遗址。

雕龙碑遗址东依青山，西望平旷，河水绕流，因遗址附近曾竖一刻有飞龙的石碑，故名“雕龙碑遗址”。雕龙碑遗址于1957年湖北省文物普查时被发现，东西长150米，南北长300米，总面积4.5万平方米。

1996年，雕龙碑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22年1月，入选“湖北百年百大考古发现”150项名录。

历史沿革

1957年，雕龙碑遗址在湖北省文物普查时被发现。

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雕龙碑遗址正式发掘。

1990年至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先后对遗址进行了5次发掘，总面积约45000平方米。

遗址特点

雕龙碑遗址东西长150米，南北长300米，总面积4.5万平方米。

雕龙碑遗址文化层厚0.6—2米，有三个时期的堆积，分属仰韶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

雕龙碑遗址建筑已经使用了混凝土的建筑材料。并将房屋建成单元式结构，并普遍使用了推拉式结构的房屋门等,，特别是用糯米拌三合土制成的混凝土材料，在每个房间里，靠近墙体或其近旁设置有灶围，有的灶置有火种罐。

文物遗存

通过发掘发现了不同形式的房屋建筑基址20余座，不同形状、不同性质的窖穴50座，成人墓葬132座，婴儿瓮棺葬57座，有单间半地穴式、双间、圆形单间和长方形三至四间地面建筑等，并发现有最古老的推拉门。[6]出土原始人类生产工具、生活用品数千件。不少器物是同时代其他遗址所没有的，尤其是有一幢类似单元房并配有推拉门式的房屋基址。

文物遗存

雕龙碑遗址还出土了石犁、石斧、石铲、石锄、石镰、石铄、石锛、石矛、石凿等等石器；锥、镞等骨器；以夹砂红陶为主，泥质黑陶次之，以及少量泥质灰陶的陶器；器形有鼎、罐、盆、钵、豆、盘、杯、碗、瓮等。

雕龙碑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水稻颗粒和稻壳，大型的百处古代建陶瓮、陶罐中贮存有大量的粟、黍类粮食，还有大量的陶纺轮、石纺轮、骨镞、骨锥、蚌器等。

研究价值

雕龙碑遗址距今为6000多年，是一处内涵丰富，保存完整的原始氏族聚落遗址。人们可以通过雕龙碑遗址了解原始人类的生产、生活状况，体现了南北文化交流与融合，具有重要价值。

推拉门

雕龙碑遗址文化内涵丰富，地方文化特色明显又兼有南北文化特征，它的发现对研究新石器时代黄河，长江流域文化交流有重要价值。[7]从已发掘的资料看，雕龙碑遗址至少存在3个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说明这一南北文化接壤地带在当时经历了3次大规模的社会变革。[8]

雕龙碑遗址发现的大量的水稻颗粒和稻壳，反映了这一时期已经进入了农耕定居；发现的大量的陶纺轮、石纺轮、骨镞、骨锥、蚌器等，反映了这一时期纺织业十分普遍。

雕龙碑遗址距随州历山“神衣洞”约30千米，所反映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经济文化相当发达，并与古文献记载的传说中的炎帝神农在时间和地城上完全一致，基本上可以肯定是炎帝神农氏族聚落遗址。雕龙碑遗址的考古发现，为深入了解和研究炎帝神农时期的农耕文化和社会形态提供了实物证据。

保护措施

1996年，雕龙碑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陈列馆内部

雕龙碑遗址已建成陈列馆，陈列有推拉式房门的7个房间遗址，建筑平面呈“田”字形分布，以“十”字形隔墙支撑大跨度屋顶，同时以此分隔成4个开间。

地理位置

雕龙碑遗址位于湖北省枣阳市鹿头镇北3千米的武庄村南。

交通信息

在襄阳长途客运站乘坐到枣阳的班车，然后转车前往鹿头镇到达雕龙碑遗址。

陶寺遗址

是中国黄河中游地区以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为主的遗址，还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少量的战国、汉代及金、元时期的遗存。为华夏族先民所创造，华夏文明的源头之一。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东西约2000米，南北约1500米，面积280万平方米。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遗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处之一。经过研究，确立了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的陶寺类型，近年来在对于陶寺遗址的发掘中，结合了磁力仪和探地雷达物探、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孢粉、浮选、选种）、人骨分析、DNA分析、天文学等多项科技考古手段，包括碳十四测年技术在内的年代学探讨，进一步判断陶寺文化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至1900年之间。同类遗址在晋西南汾河下游和浍河流域已发现70余处。陶寺遗址对复原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社会性质、国家产生的历史及探索夏文化，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发现了规模空前的城址、与之相匹配的王墓、世界最早的观象台、气势恢宏的宫殿、独立的仓储区、官方管理下的手工业区等。

有许多专家学者提出，陶寺遗址就是帝尧都城所在，是最早的“中国”。根据发掘的成果来看，陶寺社会贫富分化悬殊，少数贵族大量聚敛财富，形成特权阶层，走到了邦国时代的边缘和方国时代。

除陶寺类型的遗存外，遗址还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少量的战国、汉代及金、元时期的遗存。陶寺遗址的发现，对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尧舜时代的社会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发掘历史

1978年至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揭露了居住区和墓葬区，发掘墓葬一千余座。其中大贵族墓葬9座，出土了陶龙盘、陶鼓、鼍鼓、大石磬、玉器、彩绘木器等精美文物，震惊海内外，确定了陶寺文化。

1999-2001年，确定了陶寺文化中期城址，城址呈圆角长方形，东西长1800米，南北宽1500米，中期城址总面积为280万平方米，方向225°。从此陶寺遗址的田野发掘与研究的目的从探索一个龙山文化晚期的超大型聚落，转向探索一个都邑聚落的布局与性质，追寻其社会组织发展水平是否已经进入到国家社会。而从考古的角度探索一个都城遗址，可以通过城墙、宫殿、王陵、宗教礼制建筑等考古遗存判定。

2002年春季开始，陶寺遗址的聚落考古研究一直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在陶寺城址共发掘4000平方米，确定了面积为56万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小城、下层贵族居住区、宫殿区、东部大型仓储区、中期小城内王族墓地以及祭祀区内的观天象祭祀台基址。

陶寺北墓地2016年考古发掘取得重大收获，共发掘春秋晚期墓葬5座。其中2座大型墓葬为春秋晚期墓葬，同是大夫一级的贵族夫人墓，出土有鼎、豆、鉴、壶、簠、舟、鬲、盉、盘、甗等青铜容器35件，以及乐器铜镈8件、铜纽钟9件、石磬4套20件和玉饰件等随葬品，为研究煌煌800年的晋国史提供了宝贵材料，发掘中发现了东南门址和东南拐角处的侧门。

2017年春季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对疑似东南门址和东南拐角处的侧门进行了扩大发掘，基本确认陶寺文化早期开始挖基槽夯筑城墙，中期继续使用，至陶寺文化晚期时，在早期墙基之上略微错位挖出较浅的晚期墙基槽夯筑城墙，同时，发掘中还通过解剖确认了东墙的存在，本次发掘基本确认了陶寺遗址宫城的存在。

2022年1月11日，陶寺遗址宫城内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发掘与发现，对于中华文明起源以及早期中国等重大课题的研究具有推动意义。

发掘成果

八大“最”

1、最早的测日影天文观测系统

2、发现了到遗址发掘为止最早的文字

3、发现了目前发现最早的金属乐器

4、发现了中原地区最早的龙图腾

5、发现了到遗址发掘为止世界上最早的建筑材料——板瓦

6、发现了黄河中游史前最大的墓葬

7、黄河流域史前最大的城址

8、发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观象台，比英国巨石阵早500年

曾一度是国内最大史前城址，如今其规模仅次于浙江良渚古城和陕西神木石峁遗址。

文字

1984年考古工作者在陶寺遗址中发现一片扁壶残片，残片断茬周围涂有红色，残片上朱书两个文字，其中的一个字为“文”，另外一个字专家们有“尧”“易”“命”等多种解释。文字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关于中国文字的起源，大家公认甲骨文是初步定型成熟的文字系统，但同时也认为在甲骨文之前还有一段很长的历史。这个残片上的朱书文字表明，早在比殷墟早七八百年的陶寺时期，人们已经开始使用文字，它们的发现对于研究中国文字的起源有着重要的意义。

建筑

在陶寺类型居住址中发现很多小型房址，周围有道路、水井、陶窑和较密集的灰坑。房址分地面、半地穴式和窑洞三种，以后两种居多。半地穴式房基平面多作圆角方形，少数呈圆形。长、宽一般在2～3米。室内地面涂草拌泥，经压实或焙烧，多数再涂一层白灰面，并用白灰涂墙裙，可见当时白灰已得到广泛应用。居住面中央有柱洞和灶坑。墙面上往往有或大或小的壁龛。有的还在室内一侧设置灶台，灶台后部有连通室外的烟道。窑洞式房址四壁向上弧形内收形成穹窿顶，高约2米，平面形制、结构等多与半地穴式房址相仿。水井为圆形，深13米以上，近底部有用圆木搭垒起来的护壁木构。陶窑为“横穴式”，窑室直径在0.7-1米，有多股平行火道或叶脉状火道。灰坑有筒形、袋形、锅底形等几种。此外，还发现夯土碎块和刻画几何纹的白灰墙皮。

从2013年3月31日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山西省考古所联合持续对陶寺遗址疑似宫城城墙进行了发掘。到2017年年中，已基本廓清了宫城城墙堆积、结构、年代、发展演变等问题。陶寺宫城位于陶寺遗址东北部，呈长方形，东西长约470米，南北宽约270米，面积近13万平方米。方向大体北偏西45度，即315度，与陶寺大城方向基本一致。由北墙、东墙、南墙、西墙组成。城垣地上部分已不存在，仅剩余地下基础部分。南墙西段及西南拐角被大南沟破坏掉。

发掘发现宫城城墙东墙与南墙之间存在缺口，缺口宽10余米位于宫城东南角，应该是出入宫城的侧门，更为重要的是，缺口处靠东墙内侧接出一夯土基址，长约10米、宽约11米，很有可能是侧门东墙上“内墩台”基础。而南墙在此拐角处又继续向外（东）延伸出约15米收回，整体形成短“L”形。另外，在南墙基槽外侧发现有一处与基槽同期的磉墩类柱础。经过对南墙和东墙的进一步解剖，确认二者均存在陶寺文化早期与晚期两期墙基槽，而内墩台为陶寺文化晚期。也就是说，陶寺文化早期开始挖基槽夯筑城墙，中期继续使用，至陶寺文化晚期时，在早期墙基之上略微错位挖出较浅的晚期墙基槽夯筑城墙。

考古发掘者推测陶寺文化早期时门址所在只有始建的宫城南墙，中期继续使用，晚期简单改建或重建并向外接出两侧夯土基址，形成类似“阙楼式”的门址。

考古队对宫城东墙也进行了解剖性发掘，通过解剖确认了东墙的存在。东墙整体宽13.6米，实际上包含陶寺文化早期和晚期两个时期的墙基槽，二者略有错位，早期墙基槽偏东，墙基槽残宽约10米，陶寺文化晚期墙基槽偏西并打破了陶寺文化早期墙基，残宽近4米，基础较深，约4米以上。陶寺文化早期东墙墙基夯筑质量较好，平剖面夯筑板块非常明显。

墓葬

陶寺居民的部落公共墓地，在居住地的东南，面积3万平方米以上。它的使用时间，大致同居住地相始终，发现墓葬1000余座，都是长方形土坑竖穴墓，除很少的二次葬、屈肢葬和个别俯身葬外，一般是成人的仰身直肢单人葬，头向东南，排列整齐。不同的氏族葬区在墓葬规模和坑位密度等方面，存在着差别。这里的墓大致可分为三类：

大型墓：长3米上下、宽2米多。使用木棺。随葬品可达一、二百件，有彩绘陶器、彩绘木器、玉或石制的礼器和装饰品以及整猪骨架等。已发现9座，不及墓葬总数的1%。经鉴定，墓主都是男性。

中型墓：长、宽尺寸略小。使用木棺。一般随葬成组陶器（包括少量彩绘陶器）、木器和玉、石器，几件至一、二十件不等，常见猪下颌骨数个至数十个。这类墓占墓葬总数的近10%。死者多系男性，仅分布在大型墓两侧的为女性。

小型墓：墓坑小而狭长，一般长2米，宽0.5米左右。大多没有木质葬具和随葬品。这类墓约占墓葬总数的90%。

陶寺墓地各类墓“金字塔式”的比例关系，应是当时社会结构的反映。早期大、中、小型墓在规模和随葬品有无、多寡、品类、优劣等方面，差别已经十分显著，显示出氏族成员间的平等关系早已被破坏，贵贱有别高下依序的等级制度已经存在。处在塔尖位置的大型墓随葬品丰富、精致，有鼍鼓、特磬等重要礼器，推测墓主应是掌握祭祀和军事大权的部落首领人物。而占墓葬总数将近90%的小型墓，墓室仅能容身，死者身无长物。

器具

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和武器，有石制的斧、锛、凿、铲、刀、镞，骨质的铲、锥、镞，陶纺轮和制陶用具陶拍、陶垫等。扁平长方形石铲数量最多，晚期出现有肩石铲。石铲和木耒是当时两种主要的起土工具，灰坑壁和墓壁上留有它们的痕迹。

随葬的陶器有灶、罐、壶、瓶、盆、盘、豆，个别墓有鼎和觚。凡泥质盆、罐、壶、瓶、盘、豆，均施彩绘，都是烧成后着彩，以黑陶衣为地，上施红、白、黄彩；或以红色为地，上施黄、白彩。纹样有圆点、条带、几何形纹、涡纹、云纹、回纹、龙纹、变体动物纹等。斑斓绚丽的彩绘陶器，构成陶寺类型文化一大特色。彩绘蟠龙图形的陶盘，是其中最富特征的器物。这是迄今在中原地区所见蟠龙图像的最早标本。从出土情况判断，龙盘是一种礼器，龙纹则可能是氏族、部落的标志。一些彩绘纹样与商、周青铜器花纹颇为接近。

大型墓出上的彩绘木器，构成陶寺类型文化的另一特色。这些木器的胎骨都已朽没，依靠残存的彩绘颜料层得以剔剥出原来的形状，已知有案、俎、几、匣、盘、斗（勺）、豆、“仓型器”、鼓等多种器形。木鼓均成对，与一件大型石磬（特磬）同出。鼓腔作直筒形，高1米，直径0.4～0.5米，系树干挖制而成，外着红彩或以红色为地，用黄、白、黑、蓝诸色描绘出繁褥的纹饰。由散落在鼓腔内的鳄鱼骨板得知，当初是以鳄鱼皮蒙鼓，即古文献中所称的“鼍鼓”。

陶寺遗址出土的玉、石礼器和装饰品有磬、钺、瑗、环、梳以及用绿松石、蚌片镶嵌的头饰、项饰、臂饰等。石磐通常用石灰岩打制而成，作倨句型，长80～90厘米。它和鼍鼓都是已发现的古代同类乐器中最早的珍品。墓中还有一种大型厨刀，通常大小3件成组出现，类似的器物在古代黄河流域是十分罕见的。

有不少从陶寺遗址出土的乐器，包括鼍鼓、土鼓、特磬、陶铃、铜铃、陶埙等。据考古专家介绍，整个陶寺遗址中共计发现类似乐器26件。其中，鼍鼓和特磬都是迄今所知同类乐器中最早的，这也使鼍鼓与特磬配组的历史从殷商上溯一千多年；陶寺出土的铜铃，是中国已发现最早的金属乐器，该铜铃红色，长6.3厘米，高2.7厘米，壁厚0.3厘米，含铜量为97.8%，遗址早期文化层中，曾发现过同样形制度陶器。这些乐器的出土，对于揭示四千多年前的音乐发展水平，认识音乐与祭祀、埋葬习俗的关系，探索礼乐制度的起源与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龙山文化时代陶寺先民过着长期定居的农业生活，掌握了较高的建筑和凿井技术，有发达的农业和畜牧业。饲养的家畜有猪、狗、牛、羊等，以猪为最多，盛行用整猪或猪下颌骨随葬便是例证。制陶、制石、制骨等传统手工业已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还产生了木工，彩绘髹饰，玉、石器镶嵌和冶金等新的手工门类。生产的多样化和专业化，使社会产品空前丰富。

文化特点

陶寺遗址早期文化遗存的主要特点是：陶器主要为手制，陶胎一般比较粗厚，器壁厚薄不均匀，器形也不如何规整；陶器颜色较杂，纹饰主要采用绳纹；炊具釜灶较多，其次为扁矮足鼎，侈口深腹罐、陶缸等；器具以平底器为主，圈足器很少，袋状三足器仅有一种；盆、罐、瓮的扣多平折；扁壶的对称钮多在颈部。从已发现的陶器群来看，除折腹盆的形制和庙底沟仰韶文化的浅腹盆有着某些相似之处，陶缸、矮足陶鼎等可以在山西、河南等地的其他龙山文化遗址中找到对比材料外，其他大部分的器形大多是初次看到，据此基本可以说明这一期文化遗址的特点。

陶寺遗址 文化特点

陶寺遗址早期文化遗存的主要特点是：陶器主要为手制，陶胎一般比较粗厚，器壁厚薄不均匀，器形也不如何规整；陶器颜色较杂，纹饰主要采用绳纹；炊具釜灶较多，其次为扁矮足鼎，侈口深腹罐、陶缸等；器具以平底器为主，圈足器很少，袋状三足器仅有一种；盆、罐、瓮的扣多平折；扁壶的对称钮多在颈部。从已发现的陶器群来看，除折腹盆的形制和庙底沟仰韶文化的浅腹盆有着某些相似之处，陶缸、矮足陶鼎等可以在山西、河南等地的其他龙山文化遗址中找到对比材料外，其他大部分的器形大多是初次看到，据此基本可以说明这一期文化遗址的特点。

陶寺遗址晚期文化遗存的主要特点是：陶器的制作方法除手制外还出现了轮制、模制等其他制作方法，陶胎较薄，器壁厚薄较为均匀，器形也较为规整，咋的陶相对于前期已经很少，绝大部分为火候较高的灰陶和磨光黑

日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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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纹饰除早期的绳纹以外，篮纹也成为了主要的纹饰，方格纹则已成为居绳纹、篮纹之后的纹饰；炊具主要是陶鬲，其次是部分三足器，没有发现釜灶、鼎、缸；泥制容器中，形制大小不同的圈足罐、折肩罐十分普遍，圈足豆、敞口盆、单耳杯比较多见；扁壶一侧壶腹中部明显外鼓，口部下收有短颈，凸状钮施在户口盐商；罐、盆、豆等器口内沿多见双折细棱等。从整个器群来看，这期遗存有一些接近河南龙山文化的因素以及较多与河南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相近的因素。

陶寺遗址的早晚两期文化遗存，就文化面貌来看，两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并且已有迹象表明，陶寺文化早晚两期遗存之间有承袭关系，从总的方面来看，仍属龙山文化范畴，但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特点。因此，考古学界将陶寺遗址视为黄河中游龙山文化的另一种新的类型。

文化地位

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不是一蹴而就的，他的起源和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文明因素不断发展积累和汇集，到一定程度才能形成成熟的文明。而一般认为国家的形成作为文明阶段的标志。对于国家的形成标志，一些学者提出其标志应当包括文字、城市、大型礼仪性建筑以及青铜器等。而在分析陶寺已发现的遗存之后，可以发现这些文明因素在陶寺遗址中都可可以找到原型。而且中国古代的巫文化崇拜、祖先崇拜以及礼乐典章制度的发达也应当肇始于陶寺文化。

2015年6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在国新办举行的“山西·陶寺遗址发掘成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对陶寺遗址考古的重大成果，认为：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就是尧的都城，是最早的“中国”；没有哪一个遗址能够像陶寺遗址这样全面拥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标志，陶寺遗址已经进入文明阶段。

考古报告

历经长时段考古挖掘，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整理、编纂与修改，集结而成的《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于2015年12月12日正式出版。

邮票发布

2023年10月13日，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消息，中国邮政将于10月17日发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特种邮票，一套4枚，全套邮票面值4.80元。其中包括了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所获荣誉

1988年1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陶寺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21年10月，入选为“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2021年10月12日，入选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十四五”时期大遗址”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