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男人的故事【四十】邹星枢‖砖瓦厂纪事(下)

李东川

【光】李东川摄 直到今天，当我回忆起青春年少带有几分轻狂的往事时，便有些隐隐的愧疚在心底涌起。——编者按 回到家刚洗洗脸换好衣服，车间主任王继武就来了，说你赶紧回去干活，而且把他们也叫回去。原来我一走，全班除了四个党员和两个老师傅全都走了，他们谁都喊不回去，现在要我去喊他们。我没想到事情会这样严重，想回去喊他们但又一想，他们的走是对我的支持，我怎么能再反过来自己去做好人呢。我说厂里不答应他们的要求我去也白搭，要不你答应了他们的要求，那样我去喊他们也好说。王主任说那些事以后再说，现在当紧的是铁水已经化了必须马上浇铸，不能让国家财产受损失。我说对呀，那干嘛就不能答应他们的这一点小小的合理要求呢？王主任指了指我鼻子气冲冲地走了。很快厂部的高音喇叭响起，紧急召唤全厂干部党员去翻砂班干活，结果这些外行把所有的活都干废了！报废的铸件大约值8万余元，这在70年代末对一个微利小厂来说可不是小数。除了心痛损失之外，我倒没什么害怕的，因为我料定厂领导们知道主要责任在他们自己的傲慢专横与无能，他们绝不敢向上级汇报而一定会隐瞒此事，从而也就不敢就此处分我。事情真的就像没发生一样的过去了吗？不久，厂长突然召开全车间大会宣布解散翻砂班，所有的人都被分配到砖瓦车间最脏最累最苦的地方。厂里不惜提高生产成本买铸件而这样做，显然是要彻底消灭我们这个团结一致的集体。翻砂工属于技术工种，还有特殊补助，砖瓦工属于普通壮工，没有补助，所以散会后十几个年轻工人集聚到我家，有人甚至提出集体罢工和去市里情愿。我考虑了一下说，厂长有调整生产结构的权力和无数的理由，我们搞不赢的。既然事情是我挑起来的，那就由我自己来解决吧，你们各自先去上班，否则扣你工资没话说。整整一夜我理出一条思路：翻砂班之所以被无理解散，全凭当官有权在手的优势，但也正因为他们有权在手就必然会腐败，早就听说他们这些年的很多见不得人的坏事，那就直捣他们贪腐的软肋逼迫他们收回成命。于是第二天我做出了两个他们没有想到的举措：一是一本正经地找厂党委蔡副书记请假，事由直接写明调查厂长书记的违法乱纪行为。蔡笑笑说你这是想为难我，这样的事假我怎么批准？我说知道你不能批，只是请你把假条留好就行。这样我就不会以旷工被开除。二是我在食堂门口贴出了一封公开信征集厂长书记（他们是亲叔伯叔侄关系）的违法乱纪事实，以我人格保证绝不会出卖举报人。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必须真实可靠，道听途说不行。此信立即传遍全厂，说什么的都有，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几乎每天半夜都有人来悄悄找我提供消息。我将每件揭发都认真调查证实，最后整理出三十几件关于贪污腐败的事实材料。我拿着材料径直去找厂长书记，说看了吗几十份材料全是你俩的，我经过文革不屑于搞黑材料告黑状，明人不做暗事，如果你们答应恢复翻砂班一切照旧，我当场烧毁这些材料；如果不，明天就寄出去。我可告诉你，材料一旦寄出可就再也收不回来了。我们谁后悔就都来不及了。书记说：噢，你这是来下战书的！我说对。他们说你有本事就告去，我们才不怕呢。我说我们之间的恩怨还好说，但里面可牵扯到你们的孩子，万一哪一天让孩子们受连累可就不好了（他们篡改户口年龄让子女进城）。但是他们根本不听。没有退路了，我只好与张国才一起复写十几份分别寄到省市有关部门。一天两天过去，一月两月也过去了，仍然石沉大海一点反响也没有，那时我是真有点沉不住气了。我这个家四口人光靠我妻子一个人的工资是活不下去的呀！于是情急之下又想出一个决绝无情乃至两败俱伤的办法：在食堂门口贴出了一张布告，宣布星期天中午12点开饭时间，在食堂公开公布厂长书记的违法乱纪事实！这是以舆论的压力迫使领导就范。这一近似疯狂的作法，令所有人都用从未有过的异样眼光看我，他们一定认为我是不是疯了！连我自己心里也在问自己是不是神经已经不正常？时间一到，我来到了食堂，那里早已经挤满了人，在等着我这个疯子发飙看热闹呢。我走上食堂兼礼堂的舞台，大喘几口气强压着扑通扑通的心跳，明显地感到脸脖子都在发热，但总算还能够按事先打好的腹稿慷慨陈词：工人兄弟们，我与大家一样，就是一个本本分分老老实实干活的普通工人，今天之所以站在这里，是被他们逼的；我今天还就得做一回工厂的主人了，真格的来监督一回厂长书记了！他们不是经常站在这个台子上说领导是为人民服务吗，那就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为人们服务的了！我今天只公布他们的第一条违法乱纪的腐败事实，此后就像加里森敢死队电视剧一样，每个星期天公布一次新的内容（当年刚刚出现的电视连续剧一周一集）我以我人格保证每一条都是真实可靠的，有一条假的我愿意负法律责任！然后我言简意赅地公布了一件事实后，在群众的掌声和冷嘲热讽甚至责骂的混杂声中快步离开。公开揭发后的几天里，尽管怕与任何人的眼光相遇而尽量闭门不出，但还是处于极度的忐忑不安之中，这时候我最期盼的是厂方来与我和解，但是直到又一个星期天也没有一个人登门。我感到我已经陷入了绝境，但绝境也只好义无反顾地往下跳。第二次登台揭发我改变了从最小的事情开始逐渐加大力度的排序，决定将原来准备最后几个星期天再说的事提到前面来说，同时适当加一些理论上的发挥批判，以提高大家的理解度。就在离我要出门演讲的十分钟前，厂保卫科侯科长来家警告我说，厂长已经要求派出所抓人，并暗示我在他的努力下派出所的答复是本厂自己处理，他建议我就此停下来协商。我问他书记厂长答应恢复翻砂班了吗？他摇摇头说不可能。我说既然这样今天的揭发不能停。我毅然走向食堂。这一次食堂内外人更多了，全市建材系统的其他一些单位的人也赶来看热闹。我是在好几个青年工人帮我分开众人才挤进食堂大厅的（事后才知道他们暗中相商保护我的人身安全）。由于这次揭发的问题相当严重，台下的反映十分强烈，加上我红着脸讲了一些那个时候还愿意相信的，什么工人是工厂的主人，是国家的主人，我们要对自己的工厂和国家负责的大道理等等。这一回几乎没有了责骂声而完全是掌声了。就在这个时候气愤之极的厂长亲自跳上台来指着我鼻子大声怒斥，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竟那样的清醒冷静，也许是出于不敢出半点差错的本能吧，我说现在宪法上不允许大鸣大放大辩论了，我只是揭发不和你辩论，说罢甩开他扬长而去。这一次的影响就更大了，我揭露的内容当然有人汇报给书记，他们显然害怕了，亲自到我家提出谈判。我当然同意，但条件是必须补发我的工资。他痛快地答应。大约又等了半个多月（这半个月由于有工资发着过得优哉游哉），谈判结果是厂里恢复翻砂班，但考虑领导面子，过一段时间再实施。这期间分配我一个很轻松清闲的工作。就这样，在两方面各有妥协让步之下终于恢复了翻砂班。经过这一件事，我知道我在这个厂实在不能再待下去了，从此每天5点下班吃过晚饭，立即提着水壶到翻砂班存放木模的仓库里读书写作，从六点开始11点半结束，就睡在仓库里，直到小说在外省大小期刊发表，剧本在本省获奖，奖状由省委书记梁步庭亲自发给，王裕民副市长在电视上看到后接见了我与同样获奖的赵景洲，并当场决定调到市创作室工作。离开砖瓦厂多年后，让我最想不到甚至震惊的是，两个技校生中的李大龙，后来竟当了本厂的党委书记，他见到我说，谢谢当时我阻止他当代表是对他的保护，否则哪会有今天。我听后默然无语。而吴胜标在二一年除夕的前几天来家看我时也表示感谢，原因却是他受了我的感染和启发，后来在另一个工厂工作，当集体的利益受到领导的侵犯时，他才敢于挺身而出，带领几十人出面维权。虽然维权成功后，他个人一直被暗亏不断，但他觉得自己活得起码不那么可怜。我听到此话后感慨万分：看来我们才不亏是师徒。四十年过去，历史长河边的这一颗沙尘般的小事，早已被岁月吹散消失，但做为我个人，现在回想起来，那八万元的废品实际上是被厂长书记和我联手造成的，当时我要有更高的维权智慧和斗争策略，我想是可以暂做妥协，既不造成损失事后又可以为博山的工友们争得方便的。尤其为战胜对方竟不惜在光天化日之下揭人之短毕竟是我心里所不屑（幸亏当时我还有避开个人隐私的意识）；若在今日那些所谓领导，搞我个家破人亡还不家常便饭。最后补充几句：我调出砖瓦厂前，厂里突然有调查组进驻，据说省里来的。估计不知道寄出的哪份材料最终起了作用。调查组给了厂长撤职处分、涂改户口进城已经在厂里上班的儿子退回农村。我心里隐隐不忍，还去厂长屋里表示歉意并埋怨他当时不听我劝告。厂长这时也已经没有了那时的敌意，说你放心我自有安排，果然他提前退休，退回的儿子顶替重新进厂。最不幸的是书记，竟因肝癌住院，我几次想去看他又怕反而惹他生气，犹豫之中书记去世。想想当年他那点腐败，比起今天又能算啥！唉，今天让我在此为他祈祷吧。 【斑驳】李东川摄 我们之所以孤单，是因为我们承受了人性的弱点；孤独则是人性光芒带来的坚强。——编者按 邹星枢1946年生于济南故郡黑虎泉畔，性喜清涟而不耐浊浑。曾上山下乡、进工厂多年，创作的二十几部大戏在国家中心期刊及省级专业期刊发表或剧院演出，三次搬上中央戏剧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教学舞台；《绿帽子》由五十年代著名导演张琪宏和北京人艺、中戏及国家话剧院等艺术家在北京公演；中、短篇小说散见于《钟山》、《雨花》、《清明》、《百花洲》等文学期刊，晚年致力于随笔及诗歌探索。拍摄电视剧几十部集。作者刻意追求的，无不是尽力摆脱阶级斗争或意识形态分歧的思维定式，努力探索共同人性中爱与善的张扬和恶与恨的批判、以及人的尊严以及生命权利的普世价值，至今致力于人的灵性和精神探索。 【侠客图】于受万画 编辑:李东川 2024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