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年节

连山

小时候，年是扳着手指头一天一天数着日子盼来的。

大概从腊月初八以后，父母就开始准备过年的一些事项了。父亲从躺柜底部翻出一个破旧布包，把省吃俭用积攒了一年皱皱巴巴的纸币和零散的钢磞拿出来，嘴里念念有词，开始认真筹划置办必需的年货。村里所有人家也都不约而同开始炸麻花，蒸点心，压粉条，生豆芽，磨豆腐，剁饺馅(羊肉馅、猪肉馅和萝卜馅)等。

说起萝卜馅，其实就是我们当地特产的胡萝卜，现在作为经济作物，每年秋季起收后，简单去泥直接真空包装销往韩国、日本和东南亚，由于极富营养所以销路极畅。而我们小时候常吃的萝卜馅，也是选用上好的萝卜，洗净后切成丝状，煮熟后团成直径十几公分的丸子状，连同粉条、点心冻在屋外或凉房。煮过萝卜的水是万万不可倒掉的，要倒在小铁锅内，架在火炉上慢慢地熬煮，直至熬成糊状，保存在空罐头瓶里，这就成了“甜甜”，就是现在的食用糖浆。过年时蘸糕用，那个粘稠与香甜，至今记忆犹新，仍是垂涎三尺！

每年蒸炸的时候，我们几个孩子也忙不连颠地争相帮着搂柴火、拉风箱，手巧的就跟着搓麻花、捏麻叶。那种心情，是一种真真至至的快乐，实实在在的幸福。而姐姐和新过门的嫂嫂就开始翻找上一年留下的窗花样子，或去别人家借一些好看的图案，到了晚上在煤油灯上熏印，然后衬着彩纸（主要是红色和绿色）开始剪窗花。每到这时，年也就不远了，等到父亲拿起剃刀给我们挨个开始剃头时，大概距离过年也就是两三天的光景了，“有钱没钱，剃头过年”嘛。

那时候普遍穷，所以过年最渴望的首先是〝美食〞。其实，所谓的美食，也不过是一些糖果、瓜籽。条件好一点的人家还会备一些红枣、黑枣、虾片、柿饼子之类一般人家比较鲜见的东西。而菜多肉少的水饺更是美食中的美食。那时，一年吃水饺的次数是可以数得见的，大概也就是过年期间才吃上几顿。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包饺子，母亲照例在饺子里包几枚硬币。我们常为能从饺子里吃出代表着好运的硬币，把肚皮撑得滚圆。实在吃不出来时，父母会把偷偷在造型上做出记号的饺子装作不经意地夹到我们碗里，然后会意地享受孩子们夸张的惊喜。

每年杀一只羊、隔几年杀一头猪，又多半让父母卖了换成钱，所以只留下肥多瘦少、骨多肉少的极少部分猪羊肉和头蹄、下水供我们享用。说句良心话，那时少得可怜的美食是才称得上是绝对的美味。真的，糖甜的舍不得咬碎，是要含在嘴里任其慢慢融化的，含一颗，甜一年，那种甜蜜的回味，是那个年代的人最难忘的记忆，甚至可以说是当代人永远的遗憾。

即使是过年，好吃的东西也不可以无节制地随意享用。母亲总是将各样吃食拿出一部分与邻居分享，还要收藏起来一部分，等家里来了稀罕的客人和贵重的亲戚时才拿出来。所以那时我们是很盼望家里有贵客登门的，一来他们会给我们带一些糖果，二来当然会有美食享用。

盼望过年还有一个大原因，就是偶尔可以有新衣服穿，尤其对于爱臭美的女孩更是如此。那时，因为穷，也因为国家整体的物资匮乏，除了过年，是很少有新衣服穿的，不像现在是按季节，甚至是按流行穿，按色调搭配穿，按工作、休闲分场合穿，五彩缤纷，款式各异。那时的新衣服，颜色基本是清一色的――灰、蓝或者黑，面料也简单——市布、条绒。几乎沒有专门的裁缝，当然也没有多余的钱开支那笔费用，所有衣服包括鞋和棉帽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地地道道的量身定做、量体裁衣，正所谓“慈母手中线，儿女身上衣”。

穿了“新”衣服的孩儿们，马上会加入到同村的小伙伴中间去，一起玩乐。那时，因为穷、因为孩子多更因为父母要供我们读书念字，我们家的几个孩子过年时是很少穿上新衣服的。多数是将大人穿旧、穿烂的衣服翻新后，重新裁剪、缝改。当然，兄弟姊妹挨肩长大，衣服依次替换也是每个人家最普遍的做法，即便破旧，也是拆了洗、洗了拆，一定是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年过花甲的我现在依然痴迷于买新衣穿，大概也是圆梦儿少时的缺憾吧。

常记得，那时我们家在腊月二十八、九那几天是村里最忙的。除去和別人家一样的刷墙、浆炕、打扫家外，还多了两件事，一件是包揽了几乎全村人的写对联任务，倒不是因为字写得有多好，而是因为家里读书人多，在当时当地也算“书香门第”了，求得人多了，我们又不忍拒绝，一年一年倒成了约定俗成的活计。

那时写对联是比较讲究的，既要写一些政治性的比如“红心向党”、“斗私批修”，又要写一些传统美德的比如“勤俭持家”、“子孝孙贤”，还要利用红纸裁剪下的边角写一些诸如“细水常流”(水缸用)、“金银满柜”(躺柜用)、“米面满仓”(粮仓、米面瓮用)、“旺气冲天”(笼旺火用)、“抬头见喜”(门楣用)、“出门通顺”(院墙外)、“六畜兴旺”(猪羊圈用)之类小字条式对联。不像现在大多是“福寿康安”和“恭喜发财”之类的对联。写好后还要送达各家，有的人家全家大字不识一个的，我们还要负责一一指点对应上下联正确张贴对联，以免弄出笑话。

另一件事就是把斋。不知从上辈子哪一代人起，我们家在三十和初一是不吃晕、只吃素的，因此，在二十九之前要把所有的锅碗瓢盆彻彻底底清洗一遍，甚至水缸也淘洗一遍，然后从水井里挑来新水、装得满楞满沿。虽然把斋，但因为过年，饮食自然含糊不得。尤其是午餐。在老家，秋收完毕后就改作一日两餐，早餐九点多钟，午餐下午二、三点钟。早餐后，父亲照例要去十里之外的坟地给爷爷、娘娘上坟烧纸，而我们弟兄几个分头行动，有的整修电线；有的擦拭灯盏；有的打扫棚圈；有的准备旺火……父亲上坟归来途中总是会顺带买一、二瓶白酒或是打一壶散酒的。等父亲回来后，就开始做翻身烙饼，其实就是烙糖饼，只不过糖更多、油更大。一边品味美食，一边听父亲年复一年的叙叨。每年三十中午所吃的翻身烙饼，对我来说是儿时的奢侈，更是儿时的梦想，事实上后来我真的翻了身，在未满十七周岁时就以当时所在学校的状元身份考入了内蒙古大学生物系，并于四年后被自治区组织部择优选调步入仕途，虽未高官厚禄，也算得遂所愿，扯远了。

三十晚上还有一个习俗就是熬年。孩子们不睡觉，挨家挨户串门子跑大年。其实，跑大年主要是吃、玩、乐。那天晚上，张三家出李四家进，无论到了哪家，主家都很热情友好，还会请我们品尝麻花、麻叶等自家做的小吃。这群孩子们有时也会聚在一起打打扑克、下下象棋，或者聚在德才大爷家听他讲掉了牙的老故事，什么三国演义、水浒转；什么岳家军、杨家将；什么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什么薛仁贵、程咬金……就这样一晚上，一群年龄相仿的小孩成群结队，一路上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的东家进西家出，直到快开始〝接神〞(迎新年)时，才渐渐散了，各回各家。说来也是灵异，便是平日里最凶最恶的狗，那天也是极为温顺的，绝对不会咬人，至今想不明白。

“接神”也是极有讲究的。不像现在，统一在十二点钟那一刻。那时候几乎沒有钟表，全凭大爹夜观天象确定时间，我长大后才知道，原来大爹看的是猎户座与天狼星交汇的八字星座（俗称生辰八字）那几颗星移至正南时就开始放炮接神，当然全村人都是见我大爹家笼起旺火时才陆续开始的。接神也是极为庄重而神秘的，全家人都要洗手、更衣，旺火旁要摆上香案及各类供品，父亲念念有词，带领我们一帮孩子磕头上香，并不准我们大声喧哗。嗑头即毕，开始放炮接神。

过年，男孩子们最喜欢干的事就是放炮。那时，炮的种类不多，主要是大炮和小炮。大炮也叫〝二麻雷〞，小炮就是鞭炮。我们玩得最多的便是鞭炮。为了节省着玩，将鞭炮拆开引线，化整为零，单个单个的放。也有顽皮的孩子趁人不注意，将鞭炮点燃后抛到同样游窜的女孩堆中，在惊叫、责骂甚至哭闹声中一哄而散。我因为生性胆小，敢想而不敢做，不过，多半的鬼主意、坏主意、好玩主意都出自于我，但我绝对不去亲历亲为。及至现在，过节放炮都是妻子带着孩子去做的。

如今，早已不再掰着指头一天一天企盼过年。与之相反，却对过年由淡漠变成了害怕。而且大概是由于生活水平的提升、生活方式的改变甚至现代文明的逐步淘汰，早已没有多少企盼、希冀与激情了。的确，现在富足的物质生活乃至精神生活是过去的人们无法比拟的，幸福着的人儿几乎天天都在过年，可内心总觉着缺了点什么，儿时的快乐，已经一去不复返，再也体会不到了。一年又一年，老去的是青葱，逝去的是岁月，年龄不饶人啊。

外面有零星的鞭炮声响起，似乎在提醒我，再过几天就是年了。真的，很怀念我们小时候那种过年的感觉，穷并快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