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民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

豆农

　　父亲离我们而去已经20年了。一直想为他写点什么，无奈本人笔拙，反反复复思考了许多版本，终于决定先写下来再说。

1932年，父亲在东北一个铁路工人家里出生，那时候的东北，已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占领之下。我的祖父是火车司机，父亲是家里第六个孩子，她有三个姐姐，两个哥哥，后来他又有了一个妹妹。

许多事情，都是在他和母亲有意无意、时有时无的讲述中，进入我的记忆当中的。

在日本统治时期，中国人饱受欺凌，不许中国人吃大米，只能吃高粱米。大量的煤炭木材等物资被运往日本。父亲的小学教育，是在伪“满州国”时期完成的，上学的第一课就是学天皇万岁，课程设置里面有日语。在他老年时候还记得一些日语。他们学校跟日本学校一起开运动会，赛跑之前，老师关照“不能跑第一”，因为第一名是日本学生才能获得的。

我的母亲和父亲是校友，我的外祖父也是铁路工人。母亲记得父亲在学校里是个很淘气的学生，常有被老师打手板的事情发生，父亲讲男孩子们手被老师打肿了以后，会在手上撒尿，用以解痛，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得来的“偏方”。他的眉间有一道伤疤，就是他去逗马被马踢伤留下的。

祖父家里的三个男孩子都读书到高小毕业。大伯父曾去参加升学考试，结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当时的“重点中学”铁路中学，终因家境不允许而放弃。

苏联红军对日宣战，进入东北，那些士兵有许多胡作非为的事情。父亲也学了几个简单的词语。后来我一个妹妹上大学学的俄语专业，他“秀”他的俄语，我妹妹说“太气人了 你说他说的不对吧，还有点像，你说他说的对吧，又差那么多”。

解放战争时期，铁路被炸，祖父和同样在火车上工作的大伯父被隔在了铁路的另一端，二伯父已参加解放军随部队南下，家里留下了奶奶，两个未出嫁的姑姑，还有因为姑父在外面工作也住在家里的二姑和我的大表姐，十四、五岁的父亲是家里的男子汉，每天去钓鱼，然后卖到饭馆里，后来他还在饭馆里做了半年的学徒，二姑在家里蒸了豆包等吃食，他拿到火车站台上卖，这样维持了一家人的生活。期间他还是儿童团的团长，三姑则是妇女主任。

1948年，16岁的父亲也到铁路上参加了工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万众欢腾，父亲也在庆祝的人流中。在我们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旁观看国庆40周年庆典的时候，父亲忽然发问：“开国大典的时候我在干啥？”我们当然猜不到，他自问自答：“我是‘秧歌头’”。我能想象，那时的他是怎样的神采飞扬。

“抗美援朝”开始了。大量的人员和物资要通过铁路运送到前线去，父亲也参加了运输工作，他讲过“美国飞机追着火车头炸，我们白天藏在山洞里，美国飞机还要飞很低往山洞里面抛炸弹。晚上不开灯拼命地开。”他们有同事就再也没有回来，他的一个徒弟绰号“老九”，就是因为把右小指留在了朝鲜而得名。

50年代，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如火如荼，当时有一条著名的口号“开发大西北”。父亲也随着铁路的延伸到了大西北。

1956年，父亲24岁，这年他考取了“司机”，并且是一等司机。请注意，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记录，因为在这个行当上，干到老也依然是“副司机”而没有“开上车”的人并不罕见。父亲去世后，前来吊唁的小他几岁的同事说：“那时他是我们的偶像”。

50年代中期，年轻的共和国欣欣向荣，人民的生活安乐祥和。

年轻且得意的父亲也尽情享受着生活。

舞会是他常去的地方，他是单位乐队里的小号手，休息时候会去舞厅伴奏。每次跑车的时候，他都会背着呢料裤子，在工作间歇去跳舞。在他晚年在家里和女儿们一起跳舞的舞步中仍可看出他当年的风采。他也时常参加各种文艺汇演。在我儿时的眼中，他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父亲，因为他可以“玩儿转”很多乐器，除小号外，笛子、二胡、手风琴、小提琴甚至碗碟都在他这里奏响了悠扬的乐音。我不能断定他的水平高低，但一名火车司机能有此等作为一定是不同寻常的。在90年代初期，曾有两位我不知道是哪里的年青人到访，据说是有人向他们推荐，来请父亲去他们那里做艺术指导，当然我相信父亲的专业水平不至于那么高，但我相信推荐者一定是父亲的崇拜者。我还知道，父亲的乒乓球技艺也是很不错的。后来我在公园里面看到老年人们自得其乐的吹拉弹唱，就会感叹他过早的离开了。

50年代末期，后来闻名于世的“东风城”在西北戈壁深处悄然崛起。父亲属于“根正苗红、技术优秀”而成为建设大军中的一员。他们这些最早的开拓者在一座小火车站附近亲手建起了一批“房屋”，有“干打垒”的、有土坯垒的、还有“地窝子”，我们多年的家就是土坯搭建的。房子的墙壁和顶棚都要用纸糊，常常可以听见顶棚之上老鼠们的“世井之声”，也常常刚糊好的顶棚就因浆糊的香气而被老鼠咬坏。邻居家里养的一只大白猫经常被左邻右舍借去抓老鼠，它的“战果”经常是早晨摆在地上的一排老鼠。土房的高度有多少呢？母亲一点五几米的身高站在床上是不能伸直腰的。用电也是每天晚上单位里的柴油发电机发电，10点钟结束，我因为早上学年龄小，不会写字，往往停电了我还没有写完作业，我父母亲点着煤油灯打着手电筒陪我写作业。因为少有灯光，晚上孩子们在外面疯玩儿的时候，有时候看见星汉灿烂，有时候又是月光如水，还会有流星划过。我们吃用的水是祁连山的雪水，在山脚下修有一座水库，那个水库远远望去，就像一个巨大的圆形房子，这就是我对水库的最早认知。沙尘暴来袭，大人们赶快叫孩子们回家。多年以后，一位将军站在那些土房面前动情的说，“我们对不起你们”。

在风沙弥漫的铁路专用线上，运送着多少国家最重要的机密，用父亲的话讲，“陈毅元帅来基地视察的专列是我拉的”，“我什么都拉过”，我想他是有保密规定有些话不能说，我们甚至怀疑他是不是拉过原子弹。后来到了“地方”上工作，某些专列还是要让他来拉的。这一时期，他有许多时间不住在家里而是“驻勤”--在更远的地方跑车。他驾驶的机车编号是“23”。

　　1966年初，父亲的工作调动到了“地方”上——这是与军队管理体制相对应的。

很快，那场“大革命”开始了。

首先是关于“文攻武卫”的说法在坊间广为流传，人人自危。父亲带头号召居民们在家里自备一些木棍、石块等自卫“武器”，在每次“最新指示”发表后，各界人等敲锣打鼓上街宣传，父亲常常在宣传车上，他的角色是鼓手。

这期间，我们渐渐长大，对父亲的记忆也更加详细具体。

那时铁路上还是蒸汽机车的天下，机车上的工作是脏累的，他们的工作时间绝对是不规律的，他们的工作服被称为“油包”。我听他讲过，一次徒弟在火车行驶中扶着车门打盹，这是非常危险的事，他上去就是一巴掌。他常常在白天睡觉，我们都很知道在他睡觉的时间保持安静。许多年以后我注意到火车司机中长寿者很少。

很长时间内，国人都过着“凭票”过日子的生活。凭着“跑车”和父亲的“高工资”，我们可以吃到更多的油、蛋、肉、鸡等副食；邻家男孩子多，供应的粮食不够吃，父亲赶集的时候看见卖粮食的就帮他们买回来，那个年代买卖粮食要算“投机倒把”。每次过年时，他会去农民家里买半片猪，邻居们家里也会多一些荤腥。父亲凭着他的担当、聪明才智和辛苦的工作，维持了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个子女的家庭高于平均水准的物质生活。

“大概1971年前后，他开车涉及了一个“路外伤害事故”，这个名词就是非铁路职工在铁路上伤亡事故。我正是上中学的年纪，懂事且记忆力很好，所以印象深刻。那是在定西火车站附近，一名农妇在铁路上拾煤核儿，捡煤核儿的流程是先瓜分刚清炉机车清下来炉渣，然后再慢慢的挑捡。这农妇在相邻铁路上刚抢到一些炉渣，转身就要过铁轨去取自己的篮子，正好父亲的火车呼啸而来，那农妇在火车巨大的惯性力量作用下被高高撞起然后重重摔下，当场丧命。虽然司机不负有责任，但还是要尽人道，铁路上也有专门的处理规程。父亲和单位的专职人员一同前往。这是他的叙述：“我在车站买了20个大饼（那时候其他地方买粮食制品是要粮票的，火车站上卖给旅客的不需要），翻了两座山才到了那里，那么远的路，不要说捡煤核儿，就是那里堆着煤我都背不回来。进了农妇的家，她婆婆在磨面，这是她家里出了事故生产队给的补助，她男人蹲在地上，双手抱着头。这是他的第二个妻子。炕上四个孩子围着破被子坐在那里，因为他们没有裤子穿，其中大的女孩子都有七八岁了。生产队长说这个妇女在他们队里都算是壮劳力了，非常能干。这件事对他们生产队也是一个损失。中午我们两个人在队长家里吃饭，也就是一碗面条和一碟咸萝卜条。临走时候，我带着那个男人前一个老婆生的大概十二三岁的儿子去县城新华书店，让他选一本书，他选了最贵的一本中医书，2.98元。我没有想到他们会这么穷，否则把咱们家孩子不穿的衣服带过去，人家会当新衣服穿。”其实当时我们也穿补丁裤子的。我这么详细的记录这件事，是想让大家知道当时的甘肃定西农村有多么穷，一般人是很难想象的。也不知道那个男孩子后来有没有成为一名中医。

　　再后来，我们陆续开始工作下乡升学结婚生子的各个阶段，父母就开始操不同阶段的心。我去插队落户，父亲一直把我送到知青点，我在30多岁时第一次自己去出差，他还把我送到火车站。

一段时间，他的一个外孙女和孙女同时住在家里，早晨问她们吃什么，一个说吃饭另一个一定说吃面，父亲就不厌其烦的给一个炒饭给另一个煮面。外孙不好好吃饭，他会端着饭碗跟前跟后。逢年过节，他会下厨，煎炒烹炸，给我们做色香味俱全的佳肴。尤其是春节，我们每个人点一个菜，老爹一概满足，大家围坐桌旁，起哄抢菜，不亦乐乎，他在一旁看似无奈实则无法掩饰内心的喜悦。

从40多岁起，他的身体就不断发生各种状况，在与疾病的抗争中，他也展现出很强的自律性，戒烟戒酒，控制饮食，打胰岛素，多次接受手术。在他临别前还嘱咐我们，要照顾他的一生都不太顺遂的大姐。

父亲的一生，爱国敬业、吃苦耐劳、善良乐观、热爱生活、积极向上。

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看似过着普通的生活，但是他普通生活的背景，却是我们国家命运的波澜壮阔。

2024年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