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把二胡开开自己的心

陆基康/

前些年，我曾花了四千元买了一把二胡！ 当时儿子小两口就看傻了：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对我的“抠门”，儿子早已无话可说。在他看来，一位标价每小时收费600元的执业注册会计师，费半天功夫去修一把不值十块钱的伞，简直匪夷所思！ 其实，我买这把二胡，纯属脑子“搭牢”！ 话还要从“文革”说起：当时正规剧场除了几部样板戏，禁演一切文艺作品。可是大众文艺却异常活跃，那时最开心的事，就是到处赶场子看红卫兵小分队宣传演出。尽管内容都是“造反有理”之类，但是表现形式多样，唱歌、跳舞、器乐独奏等等。其中还不乏闲得发慌的专业人士，演奏水平之高，等于让我们这些穷小子免费进了上海音乐厅！常常“宣传”到精彩处，台上台下沉浸在优美的旋律之中，把“革命”大业忘得一干二净。 受小分队的影响，沪上处处尽闻笛，只是噪声多，乐声少。学校关门，十几岁的小青年做啥呢？所以“尽闻笛”，因为笛子便宜呀！那时我也拥有一支二角三分的线扎笛，还是隆重地请了邻居小分队笛子手传明帮我挑的。至于胡琴，以我家的经济条件想都不要想。好在我的一个同学家里有把旧竹筒子二胡，引得我三天二头往他家跑。碰到他高兴，有时还能借个半天、一天回家学学。 我真正拥有一把属于自己的胡琴o还要“感谢”插队入户。1970年夏天，我被下放安徽淮北。临行前，母亲知道那里冷，凑了25元钱让我买一件短棉大衣（只够买短的，长的要33元）。我这边接了钱，那边立马拉传明到五马路（当时沪上乐器街）买了一把二胡。这是我年轻时做过的、唯一“不听话”的事。害得母亲在冬天来临之前，又想尽办法淘了一件旧短大衣找人给我带去。 这把二胡伴我度过了在农村里的那段艰难时光。可惜的是，随着我被地质队招工，长年累月在荒山野岭里，随着钻塔搬迁。“老伙伴”在一次搬家途中让我给摔坏了。 我也曾想过再买一把琴，可是看到同样的二胡，市价已翻了几十倍；加之我后来从地质队转入了审计这一行，忙得觉都不够睡，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几十年过去了。有一次，我带审计项目组出差苏州，下榻的饭店里钢琴声缭绕，还配有乐器柜台。忍不住过去看了一眼，哇塞，一把二胡两千八，翻了一百多倍啦！ “陆老师，不贵，”徒弟坏笑着对我说，“我问您，当时你买的胡琴要不要同时普通职工一个月的工资？” “差不多吧”，我稀里糊涂地回答。 徒弟指着柜台里的二胡，说：“以您现在的工资一个月可以买十把了吧，贵啥？哈哈……” “小鬼头，勿要瞎讲！”我嘴上否定，心里却一亮：“对呀，虽然工资没有徒弟讲得那么玄乎，买个五、六把还是有的，贵啥？” 但是，手捂热了口袋里的皮夹子，最后还是没舍得掏出来…… 又一次陪太太上街，路过金陵路，一家乐器行的橱窗吸引了我。老板见状忙踅出门来招呼，我居然鬼使神差般地跟了进去…… 老板热情洋溢地向我介绍，从两千多一把的试起，最后拿出一把标价九千八的，“这可是名牌！”他用食指擦过中指弹了一下琴桶，示意我看上面刻的人名。见我不敢碰，他一把塞进我手里说：“勿搭界、勿搭界，拉拉又勿要侬钞票，来，试试！”。 一触空弦，我和老板相视而笑，“一分价钿一分货嘛！”老板不无得意。 “三千块！”我瞎讲讲。想不到老板说：“侬也太凶了！再加点，看侬心诚，加点就拿去！” “四千块！”我脱口而出，真是活见鬼了！ 出门我就后悔：“我哪恁嘎憨啦，一加就是一千块！”我纳闷平时买几块钱的菜还要讨价还价的太太居然也没有反应。 罢，罢，君子出口成钉，此乃天意！我只好拎着二胡，假充内行地对着她耳边说：“格算（划算）哦！” 话说回来，这琴比起早先那把是要好许多。拉起熟悉的老歌，心里真的很愉悦。 儿子知道我肉痛钞票，寻我开心。我嘴硬：“哪恁（怎么样）？我高兴！” 细想想年轻人的话也不全无道理，我儿子急的时候，会对我们叫：“那（你们）活得嘎吃力做啥？”对呀，嘎省为啥？真的讲不清爽！大概人上了年纪，容易被以往的经历束缚，“抠”成了一种惯性。但老是一成不变，岂不就是老顽固？如今应该不再是“勒紧裤腰带”的年代了，“省”也该“省”得有新意。 没错，今后，为环保该修的我还会修，但“哪恁？我高兴”的想法应该继续“发扬光大！”只要经济条件允许，没有理由不让自己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幸福快乐！特别是在过去匮乏的精神文化层面，不然文明、进步图啥？ 不过，我可跟儿子讲清爽了：“小子哎，你可别后悔，我们潇洒了，你可就亏大了！” 备注： 文字作品，并非完全真实，以下图片1、2是自制，其余选自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