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书画大师·字画遗墨欣赏

静心尽力

　　由于目前还没有一家专门展示启功先生书画作品的“纪念馆”或“博物馆”；启功先生的书画作品基本通过“拍卖”“赠与"到各大博物馆、机构和藏家手中。为了有机会展示启功先生的书画作品，在此借用“纪念启功先生百年诞辰——启功遗墨展”平台，望有缘人喜欢。

2012年7月26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全国政协书画室、中国文联、九三学社中央、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主办的“纪念启功先生百年诞辰——启功遗墨展暨《启功全集》首发式”在国家博物馆举办。 启功先生是我国著名学者和书画家，在北京师范大学从教70多年，一生教书，被学界允为文化大家。2012年7月26日是启功先生诞辰100周年，主办方举办启功遗墨展、首发《启功全集》，以隆重纪念这位前辈学人、人民教师。（网上资料） 启功先生自幼以弘扬中国文化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先后师从贾羲民、吴镜汀、溥心畬等先生，尤其受业于陈垣先生前后39年，其书法、绘画和中国文学、史学的学养与造诣，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艺术创作上有“诗书画三绝”之称。 启功遗墨展展出了启功先生各时期的书画作品百余件，全面反映了启功先生的书画成就，从中可以看出启功先生的创作格调高雅、技艺精湛、古今融为一炉，艺术造诣与学术人品互为衬托，观其画、赏其书、听其诗，既能品味启功先生博大精深的艺术魅力，又能深刻体会启功先生融汇古今的学术魅力，更能全面领略启功先生至善至美的人格魅力。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历时6年整理，精心策划组织、编辑出版的《启功全集》也于当日正式发行。《启功全集》共20卷，是目前启功先生著作中资料最完备、最权威的出版成果，具有珍贵的史料、点校和鉴赏价值，对于保存研究启功先生创作的文化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启功一生无儿无女，自妻子去世后，他便一直过着孤独而清苦的生活。启功把卖字画和稿费所得的200多万元全部捐给了北京师范大学，而自己却住在简陋狭小的房子里。 启功先生一日三餐也是粗茶淡饭，往往一碗面条、一碟黄瓜条拌点炸酱就是一顿饭。即使是过生日，启功也一直很简单，往往是几个玉米、栗子窝头和一碟花生米他就很开心了，这几样食物是启功的最爱。 启功最感痛心和遗憾的是，章宝琛在清贫与辛劳中度过一生，从没有机会出游一次。晚年时，有人多次邀他游山玩水，启功都拒绝了。看到别人双双相随，启功就会触景生情，一想起过世的老伴他就想哭。2005年6月30日，启功在北京病逝，享年93岁。按照启功先生生前的遗愿，启功与妻子章宝琛合葬在一起。

启功先生的情感生活

1932年10月，20岁的启功和大他两岁的章宝琛举行了简朴的婚礼。这是母亲克连珍和姑姑恒季华物色了很久，给他安排的一桩亲事。启功孝顺，不敢违逆。

虽是新婚，但实际上两人只见过寥寥几次面，没有感情可言。可是启功渐渐地发现，这位容貌平常、文化不高的妻子竟是一位难得的知己。 章宝琛样子端庄贤惠，爱穿一件蓝布衣衫，最难得的是她从不发脾气，勤劳、善良、贤惠，具有中国妇女传统的美德。刚结婚，启功家住在鼓楼时，家里时有联谊会，常来的有曹家琪、马焕然、熊琪，还有张中行。 那时，启功的家一进门就是一个炕，地方很小，大家坐在炕上一侃就是半夜。启功的妻子站在炕前一言不发，一直侍候大家端壶倒水，从不插言。 自从章宝琛过门后，启功再也没有为家里的事操过心。每天早晨一睁眼，启功就看到章宝琛在没完没了地干活。启功的母亲和姑姑上了年纪，又常闹病，不免会发些脾气，不管遇上多么委屈的事，她从来不顶一句嘴。 启功有时在外面碰上不顺心的事，回到家也冲她发脾气，可是每次妻子总是不言语，想吵也吵不起来。 启功心里渐渐有些不忍，突然记起母亲曾说的关于章宝琛的身世。章宝琛生母早亡，后妈对她非常刻薄，从小就吃了不少苦，她是带着相依为命的弟弟一起嫁过来的。 当启功了解了她的身世以后，强烈的同情心逐渐化成了爱恋之情。从此，启功整日在家中习书作画，以此为生。当启功背上画好的画卷准备出门叫卖时，突然在门槛前迟疑了片刻，善解人意的章宝琛立刻明白了，那是文人的面子，于是立刻接过启功装好的字画，跨出家门，“从今天起，你只管作画，我上街去卖。” 启功和章宝琛结婚多年，一直没有孩子。启功在辅仁大学教书后，班上有很多女学生，启功经常带女学生们去看展览。于是，便有些好事者开始无中生有地造谣，说启功在搞师生恋。谣言很快传到章宝琛的耳中。但章宝琛并没有对启功刨根问底，更没有大吵大闹。因为，章宝琛相信启功的为人。 1952年，启功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1956年母亲克连珍久病不起，姑姑恒季华也随后病倒。重病的母亲和姑姑就靠章宝琛一人来照顾。章宝琛把所有的重活脏活，端屎端尿的事都包了。直到母亲弥留之际，她拉着章宝琛的手说：“我只有一个儿子，没有女儿，你就跟我的亲闺女一样。”母亲去世后，启功在悲伤中想起妻子侍奉老人的日夜辛劳，想到她深明大义，对自己体贴入微，对章宝琛也愈发感激。 1957年，启功被莫名其妙地划成“右派分子”。回到家中，章宝琛不解：“他们怎么会让你当这个‘右派’呢？”启功苦笑着宽慰她：“你想想，这不是明摆着吗？咱家是封建家庭，我受的是封建教育，划我‘右派’不算冤。”启功在妻子面前的幽默，还是难掩他内心的苦楚。 章宝琛见启功痛苦的样子，便紧紧抱住丈夫泣不成声：“以前那么苦的日子都挺过来了，还有什么能够难倒我们？如果你有个好歹，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她劝启功说，“谁批你、骂你，你都不要怕，陈校长知道你是好人，我也知道你是个好人。” 章宝琛深知启功爱讲话，就经常把自己的经验告诉他，“有些不该讲的话，你要往下咽，使劲咽！”启功听了妻子这些朴素的话，心头荡起一股暖流，解开了心头的死结。就算现在没人给自己平反，也总会有拨云见日的一天。 几年后，启功又重新登上讲台。在学术上取得了重大成就。正当他全力以赴在学术上进行冲刺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他再次被迫离开讲台，一切公开的读书、写作也被迫停止。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启功内心出奇地平静。他想：“不让我公开读书写作，我就私下里治学。” 从此，为了能让启功专心在家撰写文章，章宝琛天天坐在门口给他望风。一见红卫兵来，她就立即咳嗽，启功马上把纸和笔藏起来。为防止红卫兵抄家，细心的章宝琛偷偷地把启功的藏书、字画和文稿用纸包了一层又一层，并捆放在一个缸里，在后院的墙角下挖了一个洞，深深地埋在土地的深处。 1975年，章宝琛积劳成疾一病不起，章宝琛感觉自己来日不多了。一日，在与启功耳语片刻后，启功大惊不已，立刻匆匆往家赶，一到后院就拿起铁锨，按照章宝琛所说的墙角处挖掘下去。在很深的土层终于挖到一个大缸，搬出来一看，一共有4个麻袋，麻袋内又在一层层的厚纸包裹下，一幅幅启功早年的书画作品、一本本文稿藏书，竟然全都保存完好，从1930年到1960年的启功作品，竟然无一遗漏。 捧着自己的心血之作，启功的心剧烈颤抖，真有一种劫后重逢的感觉。他完全没有料到，章宝琛这个文墨不通的弱女子竟敢冒如此大的风险来珍藏他的作品，这需要多大的勇气！一生得宝琛这一知己，足矣。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章宝琛对启功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找个人照顾你。”启功说：“老朽如斯，哪会有人再跟我？” 数月后，章宝琛还是撒手人寰，启功的悲痛难于言表。在妻子坟前，启功说：“你跟着我没过上一天好日子，我应该多受些苦才对得起你。”说着，启功双膝跪地，深深地给章宝琛磕了个头…… 妻子病逝后，启功长久地沉浸在无尽的哀思中，写下了催人泪下的《痛心篇二十首》，以极朴素的语言表达了他与老伴之间生死相依的深厚感情：“结婚四十年，从来无吵闹。白头老夫妻，相爱如年少。相依四十年，半贫半多病。虽然两个人，只有一条命……”（网络资料，十分感人！） 启功先生66岁生日时就为自己拟过一个墓志铭：“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日陋。身与名，一齐臭。”启功的这段话虽是戏言，却真的堪为盖棺之论。
1979年，北京师范大学党组织为启功平反，宣布“右派”系错划，为他加了一级工资，可启功把这个好处让给了更需要的人。 学校问他有什么意见时，启功喟然感叹：“改与不改，对我都无所谓了。当初知道我被划为‘右派’分子而特别为我揪心的两个人，一个是我恩师陈垣，另一个是我妻子。现在，这两个人都不在了……”说到此，启功不禁潸然泪下。 平反后，给启功做媒的人络绎不绝，更有人不经启功的同意，便直接领女方前来“会面”。这可吓坏了启功，他一再谢绝朋友们的美意，表示不愿再娶。 1995年，一位慕名而来的离异女画家登门拜访，看到启功单身生活，很是冷清，女画家坚决要求留下来，她的牺牲精神令启功感动，但启功还是婉言谢绝了。

　　启功轶事·不慕名利
上世纪90年代，启功有次来杭，气鼓鼓地说：“这次到杭州来，不写一个字。”原来，有一个民营企业家请启功先生题字，送了厚厚的一叠红包，起码有好几万块钱，红包下面附了一张名单，都是一些权贵的名字。

启功先生当即生气：“我给人写字，从来不会问人要钱的。”

　　真性情
某日，启功先生在北京一家店的牌匾上看到题字旁有自己的名字，再三回忆之下，他确定这字不是自己写的。他便走过去跟老板说：“我就是启功，这个字我没有写过。”老板说，这个题字是他花了3万块钱托朋友请启功先生写的。启老说：“这的确不是我写的。”老板说，那您既然来了，就帮我重新写一下吧。启功先生笑着说：“假就假到底好了。”

　　尊师
1987年4月，浙江省政协主席王家扬请启功先生为刚刚成立的树人大学题写校名。启功先生说：“浙江省有沙老(沙孟海)在，他是我的前辈，我不能提树人大学的校名，校名应该请沙老题。我只能题学校内的图书馆。”最后沙孟海老先生题写了树人大学的校名，启功先生题写了校内的查济民图书馆的馆名。

　　游戏人生
吴祖光之子吴欢曾为他抱不平，说：“启先生，现在满大街都是你的字，但都是别人仿你的赝品。你不生气吗？”启功却说：“这没什么，要给人家留口饭吃，而且有的比我写得还好。”

　　家族背景
启功为清朝皇室后裔，属正蓝旗，为雍正帝九世孙，远祖是雍正帝第五子、和恭亲王弘昼，曾祖父溥良为光绪六年（1880年）庚辰科进士，祖父毓隆为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恩科进士，父亲恒同封奉恩将军。清朝皇室虽姓爱新觉罗氏，但启功明确表示不再以“爱新觉罗”或“金”为姓氏，而以“启”为姓。

　　生平经历·少年时代
启功生于1912年7月，中国告别帝制，步入共和的那一年，所以他出生就是中华民国的公民，而非大清帝国的子民，从没享受过一天的荣华富贵。

　　启功后来也不愿再姓爱新觉罗，自称姓“启”名“功”，因为在他看来，“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何必还抱着它津津乐道呢？”

启功成名后，有人给他写信，信封上写“爱新觉罗·启功收”，或者干脆称他为“金启功”，启功对这些来信都是置之不理，后来实在不耐烦了，就在信封上批“查无此人，请退回”。 父亲早逝，启功家里的开支全凭祖父的俸禄。在他十岁时，祖父也撒手人寰，让这个家庭彻底没了经济来源。伸出援手的是祖父生前任四川学政时的两个学生，他们以“孀媳弱女，同抚孤孙”的名义，为启功一家三口（包括启功的母亲和姑姑）募集了2000元善款，才解了燃眉之急。

　　拜齐白石为师
启功2岁进入小学读书，插班在四年级，两年后升入汇文中学。因为在小学六年级时已经包含了中学一年级的课程，所以启功入学后直接跳级到初二。

高中时，因为英语成绩实在太差，无法通过期末补考，所以就中途辍学了。

但是在中学期间，他曾先后追随数位名师学画，在学校外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学业。

启功最早拜画家贾羲民为师，学习书画鉴赏。启功每月月初的三天会随老师去故宫看画展，每看一件作品，贾羲民就为启功讲解相关鉴赏与鉴定方面的知识。后来在贾老师的介绍下，启功又转投名画家吴镜汀门下，学习“内行画”。 溥心畲和齐白石则是对启功影响更大的两位老师。溥心畲也出身清朝宗室，算起来是启功曾祖辈的人物。启功最初想向这位长辈学画时，溥心畲总是问他有没有作诗。没办法，启功只能硬着头皮学写诗，在名师指导下，不久也就掌握了作诗的方法。 至于绘画，启功常常会自己画上一个扇面，然后在旁边题一首诗，溥心畲如果看了诗不错，也就会高兴地给启功的画指点一二。 启功的一位远房叔祖曾给齐白石做过一口上好的寿材，就此与齐白石相识。后来这位叔祖就将启功推荐给了齐白石。齐白石对启功的才华十分欣赏，有时启功几天没有过去，他就禁不住念叨：“那个小孩儿怎么老没来？”在齐白石门下，启功的绘画技艺有了长足的进步。

　　工作经历
结婚时启功21岁，因为只是中学肄业，找工作十分困难。当初为启功一家募捐的两个人找到了启功曾祖溥良的门生、曾任教育总长的傅增湘。傅增湘很欣赏启功的书画才华，就把他推荐给了时为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启功在辅仁大学附中获得了教一年级国文的工作。但是好景不长，分管附中的教育学院院长发现启功连中学文凭都没有，就把他给辞退了。

陈垣知道这件事后，又把启功召回辅仁，让他在美术系当了一名助教，他相信师从贾羲民、溥心畲、齐白石的启功，既有绘画知识，又有绘画能力，完全能胜任这个工作。只是没想到，分管美术系的还是之前那位院长，于是启功再次失去了工作。 时间很快就到了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只会写诗作画的启功没有一技谋生，一家人陷入困顿。 启功的八叔祖当时正在日本人控制下的北平市政府当一个小职员，就给他在秘书厅谋了个助理员的位置。从1938年的三月到八月间，启功其实是做了很短一段时间的“伪职”。帮助启功脱离这段痛苦经历的还是陈垣校长，启功第三次执教辅仁。 1949年后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

　　1957年，在校长陈垣主持下，评议新增教授人选，启功在会上全票当选为教授。不过启功很快就被划为“右派”，降级为副教授。

当时被打成右派的大都是曾给党提过意见，而启功从来没有过这方面的言论。结果有人在他给画家徐燕荪的赞语“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中罗织了一条“罪状”，说启功“不满当时的大好形势，意欲脱离党的领导、大搞个人崇拜”。 启功被戴上“右派帽子”后，曾劝慰老伴章宝琛说：“咱们也谈不上冤枉，咱们是封建余孽。你想，资产阶级都要革咱们的命，更不用说要革资产阶级命的无产阶级了。现在革命要抓一部分右派，不抓咱们抓谁？咱们能成‘左派’吗？既然不是‘左派’，可不就是‘右派’吗？” 因为确实没有什么严重的言论，当了两年右派后，启功就被“摘帽”了，在北师大讲一些作品选，或者编编教材，比较平静地过了八九年。

　　文革时期
“文革”一来，启功夫妇两个人的生活就又被打乱了。当时北师大中文系的红卫兵小将们跑到启功家里，质问他：“有什么‘封资修’？”启功回答说：“没有‘资’，也没有‘修’，只有‘封’。”红卫兵喝道：“那好，就给你封了吧！”红卫兵们说着就给启功的东西贴上了封条。

后来一位卖力批判启功的人，曾在“文革”后登门道歉。谁知启功心下早已释然，对来人说：“那个时候好比在演戏，让你唱诸葛亮，让我唱马谡，戏唱完了就过去了。” “文革”中大字报的出现，让启功的书法技能有了用武之地，他平时就在北师大负责抄大字报。那时就是一枝秃笔，几张彩纸或报纸，边抄边聊，反而能挥洒自如，以至启功回忆说，那段时间是他“书法水平长进最快的时期”。 “文革”结束后，一遇上有人问他写的什么体时，启功就随口回答是“大字报体”。启功在拍卖品市场上还见到过他当年抄写的毛主席诗词。 启功转运是在1971年6月，那天有人通知他，军代表有请。启功不敢怠慢，赶紧到办公室去找军代表，但他扑了个空。办公室的其他人告诉启功：“听说是什么‘二十四师’，要调你去，就是想通知你这件事，至于具体情况你明天找那位同志再详谈吧。”

　　启功一听当时就傻眼了，心想自己同军队从来没有什么联系，实在不知道找自己做什么。而且那时老伴已经得了黄疸性肝炎，甚至动用了激素，平时必须有人陪住，如果到了军队，谁来照顾老伴呢？

一夜无眠，启功第二天就急急去找那位军代表，得到的答复是：“上级领导准备调你到《中华书局》编辑部去工作，这可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体现了党一向重视文化工作，也体现了党对你的信任……”如此才真相大白，原来不是“二十四师”，而是“二十四史”，启功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之所以要找启功做这个工作，就是因为他是满族贵族，对清朝典章了然于胸，当然是校注《清史稿》的理想人选。他的贡献主要有二，一个是厘清了清朝入关前的制度，一个是校正了书中复杂的人名。

　　平反之后
1979年，北师大正式为启功平反，同时给他加了一级工资。启功对前来通知的人说：“改与不改，对我都无所谓了。”来人问原因，启功回答“当初知道我被划为‘右派分子’特别为我揪心的两个人，一个是我师陈垣，一个是我老伴，现在，这两个人都不在了。”启功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老伴只曾与他共患难，却没有机会分享自己后来的好生活。

启功对名利看得很淡。1982年，启功被聘为北师大古典文献专业硕士生导师，两年后又被聘为博士生导师，是中国高校最早的一批博导，但他对此从来不放在心上：“我不知道什么‘博导’，只知道‘果导’（一种药的名字）。”他说：“老朽垂垂老矣，一拨就倒，一驳就倒，我不是‘博导’，是‘拨倒’，不拨自倒矣。”

　　艺术成就
启功能获得世人的尊敬，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有真才实学。很多人都知道，黄侃当年曾发下宏愿，五十岁前不著述。与之相同，启功出版第一部学术著作《古代字体论稿》时已经51岁，请老校长题写书名时，陈垣不由感叹：“全谢山只50岁，戴东原只54岁……”意思是全祖望只活了50岁，戴震寿仅54岁，而启功在这个年纪时却才有这么一本薄薄两万字的小册子。所幸的是启功长寿，“文革”后又有《诗文声律论稿》、《论书绝句一百首》等著作问世。

网络资料汇编

扬州静力编辑制作

20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