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婆

sgasun

文/垣垣

“女儿，以后姑婆死了，你会想姑婆吗？”“女儿”是姑婆对我的昵称。在湘西方言里，“女儿”其实只发一个音：nier，尾音是轻轻的柔柔的长长的儿化音。

“姑婆，什么叫死呀？”

“死呀，就是讲不得话，吃不得饭，走不得路，天天睡不醒。”

“臭虫和狗蚤咬了会不会醒呢？”湘西人把跳蚤叫狗蚤，因那时姑婆的床上有很多狗蚤和臭虫，我时常在睡梦中被咬醒。

“打针都打不醒，狗蚤、臭虫还咬得醒？!”小时候姑婆经常带我去医院打针，孩子对痛楚的最高感受不过打针了。

“那我大声、大声地喊你，你听不听得到呢？”

“哈女儿，人死了，装进棺材里，埋到山坡上，跟虫虫、蚂蚁做伴去了，哪个喊都听不到咯。”“哈”就是傻的意思。可姑婆每次说我“哈”的时候，我心里都甜丝丝的。

“我不准你死，你死了，哪个陪我睡觉呀！”

“女儿，人老了都要死的。等姑婆死了，你就长大了；长大了，就可以一个人睡觉了。”

“那你就等我长大了再死嘛。要不然，就等我老了和我一起死，好不好？”

“唉！等你老了，姑婆的骨头早都打鼓了……”

这是我四、五岁时与姑婆睡在床上的一段对话。

时隔四十多年了，姑婆早已离我而去，但她老人家弯腰驼背的身影，亲切慈祥的面容，还有这段老少之间关于死亡的对话，还时常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那时，每晚九点多钟，我就由姑婆牵着小手，离开全家人聚集的火坑房，摸黑穿过堂屋，绕过天井，经过橘红树、牡丹树，再下到花厅的走廊，约摸五、六分钟之后，才进到了姑婆的房间。

这时，姑婆才松开一直牵着我的那只手，从她的斜襟衣服口袋里摸出火柴盒。“呱哒哒，嚓！”姑婆抖晃了半天后，划燃了第一根火柴。

但还没等她摸摸索索走到摆放煤油灯的床头柜前，火柴就燃尽了。“呱哒哒，嚓！”黑暗中，姑婆又抖晃着划燃了第二根火柴，左手颤抖着拿掉煤油灯头上的玻璃罩子，右手将燃烧的火柴伸进煤油灯芯。

这时, 屋子里便有了昏黄的灯光。姑婆再将手里的玻璃罩子摇摇晃晃地罩在煤油灯头上，屋里一下子就亮起来了。

我睡眼朦胧地站在床前，看姑婆佝偻着身子整理棉被和长条谷糠枕头。然后，单等姑婆憋足一股劲，“哎嗨!”一声把我托举到床沿上，然后给我脱鞋，脱衣。等我钻进被窝了，姑婆再把煤油灯拧一拧，灯芯往里缩进去一些，灯光只剩下黄豆般大小了，这时屋里就很暗很暗了。

我问姑婆为什么不把灯吹熄了？姑婆说：“吹熄了，你晚上要起夜（上厕所的意思）就不见亮了，我手抖，半天点不燃煤油灯。”

其实和姑婆睡觉是很难睡踏实的，一是床上臭虫多，经常是刚刚睡着就被臭虫咬醒，然后就东抓西抠，有时候睡梦中都能捉到臭虫。二是害怕姑婆死，因此时常梦中醒来都要下意识的地摸摸旁边的姑婆，而且要把姑婆喊答应才敢继续睡。

遇上半夜三更下暴雨时，姑婆总是顾不得自己披一件外衣，摸黑穿过几间房屋，把熟睡的我抱到奶奶的床上，而她自己又冒雨回到自己的房间睡觉。第二天，我问姑婆为什么？姑婆说她房间有一面墙是危墙，她怕被大雨打湿后随时会倒塌。

姑婆虽是旧时代女性，出身书香门第，但她生性耿直、叛逆，从小不肯缠足，不愿学针线活，说话粗喉咙大嗓门，却好读书，专看《三国》、《西游记》，读过卫校，会接生。

因此，太奶奶干脆把她当男孩子对待。我的叔叔、姑姑们从小就管她叫“四满”，“满”在湘西方言里指代叔叔，所以四满就是四叔的意思。

姑婆长大后，太奶奶因担心把她嫁出去会有失大户人家的体面，就一直未给她找婆家。太奶奶去世前又把她托付给了温柔贤惠的我奶奶，就是姑婆的二嫂。这样，姑婆的后半生就是与我奶奶度过的。

我到奶奶家时，才一岁零两个月。父母亲带着刚出生的弟弟在乡下工作。我奶奶，一个斗字不识的小脚老太太，每天要操持十几口人的家务。因此，我这个远离父母的孩子的饮食起居，就基本上由姑婆负责了。

姑婆虽然没有做过母亲，但凭着母爱的天性和她善良的本性，她老人家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

小时候，我体弱多病。每回去医院看病打针几乎都是由姑婆带去。头几年，姑婆还背得动我，慢慢地，趴在姑婆背上我都能感觉到姑婆老了，每走一步都气喘吁吁，我便强行从姑婆背上滑下来，坚持自己走。

护士给我打针时，姑婆总要千叮咛、万嘱咐，叫人家挑选一根最细的针头。当护士举针朝我扎下去时，姑婆就赶紧别过脸去抹眼泪，看得护士“啧啧”称怪：“老人家，孙女打针都不哭，你哭什么呀？”

在我无数个感冒发烧拉肚子的日子里，姑婆都是日夜守护在我床前，给我喂药，用她那双干枯的老手不时地搭在我的额头估摸体温，即使睡着了，我也能感觉到姑婆的存在，心里永远都是那样的踏实和温暖。

记得有一次我得了腮腺炎，腮帮子红肿的非常厉害，当地人把这病叫长猴儿包。姑婆每天帮我换药，还时不时地逗我乐：“ 猴儿包，猴儿包，这边打，那边消。”

姑婆是个极其简单乐观耿直的人，她的心里藏不住半句话。早些年，她分到一些家产、田地，她就逐步变卖换成钱来过活，隔三差五地邀上族里的亲戚或好邻居，领着我下馆子吃馄饨、臊子面、光头面，花垣县最著名的面馆“茶厅”和“三点”都被她经常光顾。那时候的食材非常安全，都是有机蔬菜和没喂饲料的猪肉，面汤都是老火熬的猪骨头汤，就是光头面放点姜葱蒜洒点胡椒粉都奇香无比，再加一勺肉臊子，简直就是锦上添花，舌尖上的花垣！姑婆经常带着我从辕门口的茶厅吃到浮桥的馄饨店。

闲暇的时候，姑婆就戴着一副老花镜坐在堂屋的太师椅上看《三国》或《西游记》，一只手捧书，另一只手一行一行地点着字，还要念出声来，非常专注。看书看累了，她就停下来吧嗒吧嗒地抽一支烟，看我们办家家、玩游戏。

有时候，我们调皮惹得姑婆生气了，但我只要趴在姑婆的肩头摇一摇，撒一撒娇，姑婆非但不生气了，还“嘿、嘿、嘿”地不停傻笑，并嘴里不断地秃噜：“你看，这个女儿才讨嫌啰，你爸爸转来我要告你的。”

姑婆的牙齿基本上都掉光了，所以一笑起来就像个婴儿似的，单纯又可爱。

姑婆早年的积蓄到晚年基本上都花光了，后来也不知道家族里面的哪位长辈每月给她一些钱，她就交给奶奶做伙食费，有时候她跟我奶奶为一些鸡毛蒜皮小事拌嘴生气了，尽管已经吃了十天半月的，她又要求我奶奶如数退钱，奶奶不跟她劳神，就依了她。姑婆一转身，奶奶就说，明天她就要来找我的。果不然，第二天，姑婆就像个没事的人一样，拿着那十几块钱来找奶奶了。其实什么事情姑婆都根本没有去细想的，完全随性。

夏天，大人都是帮我们在天井（露天的院子）洗澡，一个大木盆里放上半盘温水。姑婆一边帮我搓汗泥，一边心疼地叨叨：“这个女儿又黑又瘦，还要在日头底下晒，都要晒成乌雷公了。”

记得姑婆带我去别人家串门时，总爱带上一大把葵花籽，我与别的孩子玩耍时，姑婆就坐在旁边一边与人聊天，一边帮我剥葵花籽，等剥了一手掌心的葵花仁后，姑婆就把我叫唤过来：“慢慢吃，慢慢吃，没嚼烂，不好消化。”

姑婆爱唱歌，尽管曲不成调，声音发颤，跑调跑到了外国，有时候甚至是念歌，但她还是每天声情并茂地歌唱：“东方（那个）红，太阳（那个）升，中国出了（那个）毛泽东……”我几乎是听着姑婆改版的这首《东方红》长大的。后来,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姑婆不再唱《东方红》了，改唱了另一首不知是她自编的，还是从上辈人流传下来的摇篮曲：

妹妹疲倦了，眼睛小

眼睛小，要睡觉

姑婆坐在摇篮边边，把摇篮摇

噢，我的好宝宝，快快睡觉觉

今天睡得好，明天起得早

吃一块馒头，吃一块蛋糕。

我已不记得姑婆的这首摇篮曲为我哼唱了多少年，但姑婆哼唱时那苍老发颤的声音和她那充满母爱的神情却永远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上学了，姑婆不再唱给我听了，但我放学回家时又能听见她唱给她怀抱里的梅表妹或慧表妹听。

姑婆性子急，就连街坊邻居都知道。姑婆煮给自己吃的面条从来都没有煮熟过。面条刚下锅，都还硬芯，她就准备捞起来了；米饭刚焖了几分钟，她就要揭锅盖了。

姑婆活到七十来岁都从没喝过开水，即使寒冷的冬天也不例外，因为她觉得开水变凉的过程太漫长了。渴了，就拿起木瓢瓜从水缸里舀一大瓢冷水，“咕嘟、咕嘟”几下子就喝光了。但她给我喝水时，却总是以极大的耐心用两只茶杯交替着把开水从这个杯子倒到那个杯子，几个来回，开水就变成温水了。

计划经济时代，城镇居民每人每月只有半斤猪肉供应。姑婆每次买回她的那半斤猪肉后，就把肉炖成一锅，然后走到孩子堆里去轻轻地碰我的手，一看姑婆那神情，就知道是叫我到她房间去吃肉的。姑婆总说，别的孩子都有父母疼，可怜我离父母那么远。

在无数次地接受姑婆点点滴滴的关爱之后，我也学会了回报。渐长后，每当我从外面得到哪怕是一粒水果糖，我也要咬下一半，用糖纸包好，带回家给姑婆吃，姑婆吃着我喂到她嘴里的半块水果糖，笑得合不拢嘴，直夸我：“女儿，在行！都晓得心痛人了。”

姑婆老了，但她还清晰地记得家里每个人的生日，可就是叫孩子名字的时候老是叫错，甚至有时候要叫两三次才能叫准一个孩子的名字：“石红——那个，邹垣——那个，刘建——那个……”

反正，我们三个字的名字姑婆能一下子叫出来的几乎没有了。

以前洗衣服都是姑婆下到河里去洗。后来姑婆老了，不能下河了，我就把她的衣服背到河里去洗。我一边洗着姑婆的衣服，一边想象着我小时候姑婆下河帮我洗尿布洗衣服的情景，觉得心里既有一丝安慰又有一丝凄凉。安慰的是，我长大了，可以报答姑婆了；凄凉的是，姑婆日渐老去，不知道还有多少日子啊！

1980年7月，我刚刚参加工作当了老师，发了半个月工资，十四块钱，给姑婆买了一斤鸡蛋糕，姑婆开心得不得了：“我享到女儿的福了！我享到女儿的福了！”

可是，两个月以后，我再也看不见姑婆那无比熟悉的身影，再也听不见姑婆叫“女儿，女儿”那无比亲切的声音了……

若干年后，我幸福地做了母亲，不经意间我也为我的孩子哼唱起姑婆的那首摇篮曲，只是把歌词里的“姑婆坐在摇篮边”换成了“妈妈坐在摇篮边”。

这时，姑婆的身影就又浮现在我的眼前，只是，总是在泪眼婆娑里……

姑婆的“女儿” 于2015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