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津水西庄

弘弘姥爷—杨林（3602787）

天津水西庄原址位于南运河西南侧、现在的芥园道与红旗路交口一带。约建于清雍正元年(1723)，因位于卫河(南运河)以西而得名。水西庄原是天津芦盐巨商查日乾与其子营建的园林别墅，兴盛于乾隆时期。该园当时水木清丽，风景幽雅，旧有枕溪廊、数帆台、藕香榭、览翠轩、花影庵、泊月舫、碧海浮螺亭等胜迹，是文人雅士吟诗酬唱的佳境。

水西庄被誉为清代三大私家园林之一，是天津文化史上的一个传奇，在天津园林史和文化史上占据了独特的地位。水西庄作为清代天津历史文化的高峰和儒雅文化的代表，是天津城市文明的标志，是在长期的历史岁月中长期浸润和积淀形成的，与城市的产生和发展相依相存。水西庄也是大运河天津段最重要的历史文化节点。在红学界，水西庄被众多学者考证为曹雪芹《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原型。不过，当年的水西庄今已不复存在。

此碑文系乾隆所题

水西庄原址现貌

芥园以西的水西庄

水西庄故里

水西庄清代绘画《秋庄夜雨读书图》

水西庄图景

水西庄砖雕

朱岷绘《秋庄夜雨读书图》

田雪峰绘《水西庄修楔图》

原水西庄的石狮子

现在，这对石狮子安放在芥园道水厂

水西庄遗址保护委员会，背景即为水西庄门牌楼

秋雪庵

水西庄边的南运河（卫河）

水西庄之《雪景寒林图》

水西庄及芥园

以下文献来自于《红桥区志》

水西庄是清代天津盐商查日乾与其子为仁、为义数度经营的私家园林，见于《畿辅通志》、《天津府志》、《天津县志》、《天津县新志》、《长芦盐法志》、《随园诗话》、《扬州画肪录》、《津门杂事诗》、《津门诗钞》、《津门保甲图说》等方志、诗话、随笔、诗集中。水西庄位于天津旧城迄西三里南运河右岸（今红桥区界内的芥园水厂及其周边一带），占地百余亩。清代雍正元年（1723）开始兴建，十一年已颇具规模，有揽翠轩、绣野、藕香榭等十一处主要景点，时文渊阁大学士陈元龙过访并为之作《水西庄记》。乾隆十二年（1747）查为仁增筑园中之小园——小水西。次年，清高宗弘历“驻晔”水西庄。乾隆二十二年（1757）查为义进行扩建，名介园。水西庄于“乾隆时献诸公”。乾隆三十五年天津水灾过后增建了河神庙（淀神祠）。清高宗弘历复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三十八年、四十一年三度“驻跸”水西庄，将介园更名为芥园。嘉庆年间（1796-1820）“园林胜迹尚依然”。道光初年水西庄开始魔败，垣壁残断，林塘荒芜，经天津道员金洙（文波）和原任天津道员、时任直隶按察使陆建瀛（立夫）分别于道光八年（1828）、道光二十二年（1842）进行修葺。陆氏藓之而新后，于园门额匾题“旧水西庄”四字，以“示不忘查氏所自出”。咸丰三年（1853）、同治十二年（1873）南运河芥园大堤决口，水西庄两度被水。之后，园基日蹙，台榭倾颓。同治年间起，芥园之地，有菜农种菜，花农花。光绪四年（1878）长芦盐运使如山（冠九）应河神庙寺僧深远的请求，重新门宇。光绪二十四年（1898）水西庄大部分园基被划拨建立了济安自来水公司芥园水厂。光绪庚子年（1900）后，水西庄其余部分园基被兵警马队所，草木尽被践踏，遗迹遗物几乎荡然殆尽。1916-1919年军阀曹锟窃移水西庄所有太湖石至河北自家花园内（今254医院）。1917年天津被水，灾民在水西庄内搭盖窝棚，水退不搬。之后，园基所余部分复被拨建工厂学校。至此，水西庄园林面目全非，沦弃为有文无景的历史名园，仅声韵犹存而已。

第一章水西庄的营建与修葺

第一节兴建

天津古园林以清代雍正、乾隆年间的水西庄最负盛名。它是清朝芦盐巨商查日乾与其子查为仁、查为义、查礼等营建的别墅名称。

水西庄于雍正元年（1723）始建，位于天津城西三里南运河南岸。最早记载，见于查为仁的一首五言诗《水西庄》，其诗序云：

“天津城西五里有地一区，广可百亩，三面环抱大河，距孔道半里许，其间榆槐桎柳之蔚郁。眼侍家大人过此，乐其水树之胜，因购为小园。垒石为山，疏土为池，斧白木以为屋，周遭缭以短复，因地布置，不加丹垩，有堂有亭，有楼有台，有桥有舟。其间姹花袅竹，延荣接姿，历春绵冬，

颇宜殇咏。营建即成，以在卫河之西也，名日水西庄。”

这段文字清楚地记录了水西庄的方位，始建面积，以及命名的由来。

另一记载为，清初大学士陈元龙写下的《水西庄记》。雍正十一年（1733）秋，陈元龙来津水西庄，拜访老友查日。陈元龙字广陵，浙江海宁人，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著名的学者、诗人。陈元龙在水西庄游览数日，写下了咏水西庄的诗文多篇，其中最著名《水西庄记》，文章如下：

“天行查君夙负异才，抱远识，少游京都，乐津门雄且沃，遂卜居者有年。暇日留连水会于心，乃选材伐石，辟地而构园焉。既成，亭台映发，池沼萦抱，竹木荫庇于檐阿，花卉缤阶砌。其高可以眺，其卑可以憩也。津门之胜，于是乎毕揽于几席矣，遂名其园日水西，属之”。

文中开头提的“天行查君”系指查日乾，字天行。

水西庄园林不知为何人所设计，但必然体现了园主人——查氏父子的造园思想和审美趣。今可依据乾隆二年朱岷所绘《秋庄夜雨读书图》、道光二十七年田雪峰所绘《水西庄修图》及有关历史资料，勾画水西庄园林格局。选址在“近村仍近郭”、“宜骑复宜船”、“面向卫)背枕郊野”的南运河右岸，可以说“相地合宜”。采取“斧白木以为屋”、“不加丹垩”的设计原则可以说“立意精当”。“桔橼卫水”、“凿井汲泉”，可以说“理水合理”。十余首写数帆台、平冈的:反映出设计上采取“因高借远”、“凭水借景”、“遐想借虚”的艺术手法，可以说“巧手因借”，以渠、池塘（“一犁春雨”)为襟带，连结诸景点，组合成水景区，可以说“分合得体”。以远近费植景观分隔、填充园中空间，更以诗、书、画、琴、棋诸文事与园林互相融合，具足士人园林之特证早在乾隆初年水西庄已被誉为“津门园亭之冠”，驰名大江南北。

水西庄的早期建筑，有揽翠轩、枕溪廊、数帆台、候月舫、绣野移、碧海浮螺亭、藕香榭、泊月舫、花影庵、一犁春雨、淡宜书屋、清机小、水琴山画堂、古春小茨、沾上校经房、竹间楼、香面楼、小賜谷（茧斋）、秋白斋、苔花馆、来蝶亭等。

水西庄选址在南运河南岸，这一地区的私家园林颇多，隔河与著名的佟家楼相望，佟家楼是诗人佟然的别墅，也是清初南北士人相聚的地方，查为仁与佟然私交甚密，多有诗词唱和，另外，水西庄旁尚有著名的浣花村，一代才女杜丽春留下了优美诗篇。这里的园林众多，文化气息浓郁，交通便利，乘船乘车皆可，南来北往的文人必经此地。由于与运河相邻，修建园林中难得解决的“活水”水源问题，亦可迎刃而解，水西庄桔棉南运河之水使水西庄中得以有水景区。

水西庄实际位于南运河南岸，为什么不叫“水南庄”呢？原来，查日乾有一好友高僧元弘，与清宗室吞珠（拙斋）交结甚密，吞珠也为一代名士，在北京东便门外河边建有别墅，名曰“水甫庄”，建园时间早于水西庄，元弘在“莲坡诗话”中曾写有诗篇：“水南庄上有髯公，与我同年话始终。留写楞严了了义，雁王共礼白云中”。吞珠的园林叫“水南庄”在先，自然查氏园林不能重名，改其中一字为“水西庄”。另外，水西二字的风水含义也好，选择水西，也为图个吉利。水西庄的命名，不仅意境优美，又突出了傍水的环境特色。这种命名的方法是很高明的。

第二节地位

水西庄在清代私家园林中，占有重要地位。

水西庄第一代主人查日花，远祖祖籍歙州（隋开皇九年置。治所在休宁，后移治敢县。宋宜和三年改歙州名徽州），后几经迁徙，其中一支迁至江西临川，第七十四代查秀于明万历末年复北迁至顺天宛平，是为临川查氏北迁之始祖。到了查日乾这一辈居宛平已是第五代了，堂号“下斯堂”，查日乾与海宁查慎行、休宁查士标互认同族，序齿兄弟。查日乾年甫三岁随母寄居姊婿。江苏仪征知县马章玉家。既长，奉母迁居天津，先是任天津关书办，年满后投天津芦盐巨商逐闲堂张霖家，充盐伙。后于张霖户下“领本行京师盐一万引，而张霖与查日乾以一万官引带卖私盐，约行十万引之盐，每年得余利一二十万不止”，从而攫得巨额垄断利润，遂成富室，这便是兴建水西庄的经济背景。查日乾业盐同时潜心究史，酷嗜《春秋左氏传》，晚年撰就《史腴》、《左氏蔗说》。康熙三十九年（1700）至四十年其族兄查嗣琛（查慎行胞弟）暂居于斯堂(东门里宅），查日乾招致赵执信、姜宸英、答茹芝、刘岩等擘腹飞，殆无虚日。可见查日乾具有“商”、“儒”的双重性格和双重身份。由于查日乾所具备的文化意识，才驱使他日后能够拿出部分个人拥有的货币财富投向水西庄的兴建。

查为仁是查日乾的长子，于康熙五十年（1711)辛卯科顺天乡试取第一名，复于次年壬辰科会试中式。时因庭臣间倾轧殃及查为仁，查为仁被诬陷为在辛卯科场作弊，论罪当死。先是下部狱，不久“长系请室”（获准脱械，监外板屋服刑），地点在三合县马坊镇北石渠村稗子沟（百草沟）。康熙五十九年（1720）三月“蒙恩矜释。出狱，旋归庐”，从此绝意仕进。不久，查日乾为查为仁兄弟营建“读书庄”—水西庄，庄内图书金石、鼎彝古物，罗列满架。查为仁遁身园林，读书其中。

查日乾父子情高度旷，虽身在湖海而爱养人才，款接名流，海内词客慕查氏父子之名纷纷来投。乾隆元年（1736)继康熙朝清廷再开博学鸿词科（丙辰词科），九月召试一百七十六人，乾隆二年七月又补试续到者二十六人。应试举子文人路经水西庄，一刺之投无不延揽。水西庄鼎盛时期在此前后。水西庄宾友众多，其中有的是权力阶层知识分子，如文渊阁大学士陈元龙、提督直隶学政钱陈群、长芦盐运使张璨、永定河道英廉、天津知州宋晶、遵化知州社甲；人文知识分子如杭世骏、厉鹗、吴廷华、汪沆、陈皋、赵昱、刘文煊、朱岷、万先泰、符曾、商盘、鲁之裕、金大中、胡捷、胡睿烈、周焯等人。宾主聚首或拈韵阄题，或同几挥毫，或相与鉴赏，或商植笺注，文事活动频繁，成果累累。

查为仁受其族伯查慎行诗教，其诗冲淡，善用白描手法，诗品高。查礼自幼受教于为仁，诗的悟性强，成熟甚早。水西庄宾主形成一个诗人的群体，查为仁、查礼主水西庄诗坛十余年。查为仁在百草沟、水西庄的诗作大部分收在其诗集《蔗塘未定稿》里；水西庄窦友酬唱大多收进查礼所辑《沽上题襟集》内。水西庄宾主诗作绝少纲常说教，绝少用典使事，更没有淫词移语和轻麻浮艳之作；写友人，写水西庄内外景物，情景相生相融，篇篇皆是个人性格和情感的写照，形成水西庄诗风。查为仁与水西庄宾友、浙西词派重要作家、辽史专家钱塘厉鹗同撰的（绝妙好词

笺》，“其疏通证明之功，亦有不可泯者矣”，被收人《四库全书》，至今仍有参考价值，这是水西宾主非同小可的业绩。查为义是查日乾的次子，以写兰闻名于世。查礼有“梅癖”之誉，爱梅，画梅，并有画梅理论三十四则收入他的《铜鼓书堂遗稿》中，“语语皆阅历之语，亦艺苑之碑到也”，至今仍被书画理论界所称道。查礼且嗜治印、藏印，有《铜鼓书堂印存》。水西庄宾友中的书画家、印人与查为义、查礼论艺，有不少佳作在水西庄完成。宾客中浙江仁和人吴廷华、浙钱塘人汪沆（厉鹗的学生）受天津府、县之聘纂辑《天津府志》、《天津县志》：汪沈更赋得有关产津史实、风物的诗篇百首，详加注释，辑成《津门杂事诗》，他们充分利用了水西庄的条件，得到

了查氏父子的支持。

水西庄宾主佳作约十几种，在水西庄刊刻，其上板书体，款式设计，典雅精美.

清代著名诗人袁枚所著《随园诗话》（卷三）称：“扬州有马秋玉之玲珑山馆，天津有查氏。毅之水西庄，杭州有赵氏公子之小山堂、吴氏尺凫之瓶花斋，名流宴咏，殆无虚曰。”这四座园林分别处于京杭大运河沿线的三个重要的河口港城市。“心穀”是查为仁的字。“赵氏公子”即着杭州著名诗人赵昱（二十字功千，五十字谷林）与其胞弟赵信（二十字辰垣，四十字意林），二人所建之小山堂以图书收藏享誉江南。赵昱与查氏兄弟相友善，诗简往还，相互馈赠。杭世骏、房鹗往来于小山堂、水西庄。“马秋玉”即指扬州淮盐巨商马曰瑄（字秋玉，号懈谷），其所建之小珑山馆以图书收藏富甲天下而闻名海内。杭世骏、厉鹗、陈皋往来于小玲珑山馆、水西庄传遍文学信息。李斗《扬州画舫录》称：“……先是论诗，有“南马北查’之誉。”“南马”即指马日璫，“北查”即指查为仁。从袁核上述的评论，可见水西庄在当时海内私家园林中所占的显著地位。

第三节扩建

水西庄自雍正元年始建时，占地百亩，于乾隆年间又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扩建。

第一次扩建在乾隆四年（1739），查为仁兄弟三人新辟园林“屋南小筑”，又称舍南小筑。其目的是供查日乾暮年娱息之用，园内景点为：午晴楼，送青轩，小丹梯，玉笠亭，萱苏径，月明获笛台，若槎读画廊，花香石、润之堂等。当新园建成时，查为仁弟兄及部分宾客有贺诗多首，查为仁诗曰：

“非关有意避嚣炎，

小屋无多在屋南。”

第二次是乾隆十二年（1747)，查为仁扩建“小水西”，这里更加追崇天然情趣，目的是供查为仁晚年栖息之用，这次扩建完工时，查为仁率子女、儿媳举行了一次庆贺落成诗会，女诗人留下了多首诗词。

查调凤（查为仁次女）诗曰：

“草草新成小水西，

疏篱茅屋称安栖”。

查容端（查为仁三女）诗曰：

“小圃新成复向西，

一家逸兴爱幽栖”。

严月瑶（查为仁之长儿媳）：

“结构初成野水西，

闲门风景可依栖”。

第三次扩建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查为义建介园，位于水西庄之东侧。介园之名原取一

介寒士之意，面积为数亩。据记载，乾隆二十二年，水西庄东侧有老椿树上，长有灵芝，传为奇谈，后来灵芝“大如轮，方圆约二尺许”。运河边长有如此大的灵芝，认为是样瑞之兆，“又去近圃之右，得地数亩，名曰介园”。后乾隆皇帝南巡，途中“驻晔”介园，适逢春夏之交，紫芥盛开，赐名为“芥园”。从此“芥园”名声大振，后人称“芥园”一般也包括水西庄，实际上介园只是水西庄扩建的一部分。芥园中主要景点为：夕阳亭，歇山楼，御碑亭，红板桥，琵琶池，河神庙，假山，山门这三次大规模的扩建，分别在水西庄之南，之西，之东。从雍正元年至乾隆二十三年，水西庄规模逐渐扩大，原来面积“占地百亩强”，扩建后总面积未有专门文献记载，但据今人考证，总面积应不小于150亩。

等。

经过三次大规模的扩建，水西庄成为大江南北闻名的一座私家园林。水西庄是何人设计无史可考，但查礼诗云：“村居幽趣许谁同？不是诗人即画工。”表明水西庄设计者的文化素养很高。水西庄的园林特点很多，仅就流传下来的《秋庄夜雨读书图》、《水西庄修楔图》以及大量文人墨客描述美景风情的优美诗篇，可以看出水西庄有几个显著特点。一是选址避乱而途通，园林面积庞大，水西庄选址于南运河畔，“近村仍近廓”，“面向卫水，背枕郊野”，水陆交通便利，便于接待来往宾客，是最佳选择，也便于设计，突出特色，私家园林能有一百余亩的面积是罕见的；二是浓厚的江南园林意境，水西庄的江南特色很突出，能有大面积的水面和珍贵的江南植物，在私家园林中是独具匠心的，水西庄随势置景，起伏错落，开闭相宜，步移景异，善于“借景”，水西庄中园林建筑有亭、廊、榭、轩、舫、牌楼、木桥等，景点命名很讲究意境优美，每个景点都可以从名字想象出其诗意，体味到造园者所要抒发的情感，游人听其名、观其景，触景生情；第三是园中有园的别墅式园林，总体园林内有独立小区，因功能或艺术的要求将整体划分若干局部，互相联系，从而求得完美统一，每个独立园区从命名、结构到植物栽培都各不相同，形成组组园林建筑群落，具有江南园林风格。

第四节修葺

水西庄在乾隆年间，四次成为乾隆帝“驻晔”之地，至嘉庆年间仍保持兴盛状态。道光年间已呈衰败倾向，曾有地方官员两次重修。第一次是道光八年（1828）地方官员金文波筹资二千金，重修水西庄，取得一定效果，这期间著名诗人梅成栋结诗社于其中，梅成栋有诗记道：

“林塘芜荒已多年，胜地重游息焕然。

小筑池亭因旧址，更裁竹树引寒泉。”

这次修整由于资金有限，对于巨大的园林，只能部分修复，不能恢复全貌。

道光二十二年又进行了第二次修整。这次是由直隶按察使陆建瀛（字立夫)倡议修粪芥园的，经过四年的努力，并园恢复了“古柳藏门，杂花侍石，饶具幽趣”的旧貌。道光二十七年，天津兵备道张起鹅，户部侍郎花沙纳，天津知府觉罗海瑛等十一人于芥园行修楔事，画家田雪峰所

四篇 历史名园水西作绘《水西庄修视图》（今存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基本上是对当时景物的描绘，这幅图由彭玉奖名家题跋后，由河神庙寺僧收藏。这期间芥园又吸引了一批诗人学者，诗人崔旭有诗写道，

“芥园高傍卫河旁，楼阁参差映绿杨。

曾是当年诗酒地，行人犹指水西庄。”

这以后，随着清王朝的衰落，水西庄也不可避免的走向荒废，至同治年间已到了楼阁倾

园基日蹙，甚至遗址莫辨的地步了。同治年间天津诗人华鼎元在《津门征迹诗》中写道，

“问柳寻花过水西，万竿烟雨绿凄凄。

雪泥鸿爪痕何在？行到河干路欲迷。”

便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水西庄在咸丰三年（1853）和同治十二年（1873）两次被水淹没，更加荒芜。光绪初年，盐育黄静山计划修复水西庄，已经开始筹款备料，但未及开工黄静山去世而无法进行。光绪四年，长芦盐运使如山应寺僧深远的请求，重修门宇。直到光绪十六年，芥园河神庙一带仍有部分景物光绪庚子之乱，芥园被兵警所占，草木多被践踏，遗迹遗物毁损殆尽，寺僧性成还俗。至此水首庄已经荡然无存。

民国期间，严修（字范孙）、严智怡父子等地方名人曾一度想修复水西庄，成立了“天津水西庄遗址保管委员会”，但由于战乱迭起，这一愿望终成泡影。一代名园，仅留“芥园”地名至今，

第二章水西庄的主要活动

第一节诗歌酬唱刊刻图书

一、诗歌酬唱活动

水西庄主人重义好客，博学多才，加上园中亭林之胜，金石图书之富，因此聚集着南北文人学士，迁客骚人，宴游觞咏，殆无虚日。留下了大量优美的诗篇，这其中包括宾主间的送往迎来的赠答酬唱，亭林景色的题咏，良辰美景的分咏，旅游途中（近至城内外园林，远至盘山）的景物吟咏。这些诗词，很多收集在宾主各自的诗文集中。

康熙五十五年（1716）九月，水西庄尚未建立，查为仁撰《赏菊诗》七律二首，其中名句为:

“黄菊窥篱作好秋，五年清梦隔悠悠。”

和者甚众，有诗人谈汝龙，汪沆，胡捷，余懋樯，刘文信等

二十六人，这些诗收人《蔗塘未定稿·外集·赏菊倡和诗》中。

乾隆十二年，水西庄扩建工程之一小水西落成，查为仁率子、女、儿媳等举行一次诗会庆

查调风（查为仁次女）二首：

“水西山庄落成，家严慈游赏，命赋敬步原的”。

查容端（查为仁三女）二首：“水西庄落成，敬步家大人原韵”。

查绮文（查为仁五女）二首：“水西庄落成，应堂上命题，敬步家大人原韵”严月瑶（查为仁之长儿媳）二首：“水西庄落成，应堂上命题，敬步原韵”女诗人的诗收人《谵宜书屋六咏诗册》中。

宋贞娘（查为仁之妾）二首：“奉主人命吟小水西庄，时乾隆丁卯长至月中浣之一日”。以上诗歌酬唱最有代表性的，反映在查礼所辑的《沽上题襟集》一书中。乾隆五年冬，查礼辑水西庄主宾查为仁、查礼、吴廷华、刘文煊、汪沆、陈皋、胡睿烈、万光泰等八人在津酬唱之作，每人各一卷，计八卷，诗六百七十六首，另附查为义、朱眠、厉鹗、余懋樯、周焯、赵贤、赵昱等诗人的诗作三十五首。这些诗作，赞美祖国山河的壮丽景色，同时也抒发他们怀才不遇的失意心情。（沽上题襟集》于乾隆六年四月付梓。

还应一提的是水西庄中女诗人的诗词唱和活动十分活跃，这是清朝初期文化的一个特点。查为仁之妻金至元，秉家传，赋诗填词水平很高，著有《芸书阁集》，由著名学者赵执信写序。水西庄中其它几位女诗人，如查为仁的二女儿查调凤，字鸣祥，号香初阁主人，著有《鸣祥诗钞》；查为仁之三女儿在容端,字淑正，著有《晓镜阁稿》查为仁之五女儿套绮文，字丽言，号芬余，有《丽言诗章》存世；查为仁之儿媳严月瑶，字阆娟，查善长之妻，长洲严文照之二女，著有《阅娟诗草》水西庄中女诗人尚有查为仁之妾宋贞娘、查为仁之侄女查蔚起等。这些女诗人在乾隆年间诗词活动十分活跃，现留存《兰国清韵》诗册（天津历史博物馆收藏)，高17.5厘米，宽9厘米，墨书，小楷，为查为仁诸女、儿媳等诗词作的手迹，是水西庄重要的文化遗物。经考证，《兰闺清韵》诗词创作于乾隆十二年，这一年夏季查调凤奉命从吴门返津省亲，参加了庆贺小水西落成的诗会，于秋季返归夫家，姐妹相聚惜别时唱和。《兰闺清韵》诗词五首，抒发了姐妹惜别伤感的情怀，凄怆悲凉，其中“长河一望征帆远，山径重寻归步迟”、

“千里梦魂惆怅路，几程风雨奈何天，片帆西望碧云边”、

“一带湖光明镜里，万家树色夕阳中，君在吴山第几峰”。

都是语新意巧、零珠碎金的秀句，耐人寻味，具有一定的美学价值。

总之，乾嘉以降，水西庄常是诗人讴歌的对象，水西庄诗会之风雅对津门影响久远。

二、刊刻图书

水西庄主人十分重视刊刻图书工作，庄中设有“沽上校书房”。

查氏于乾隆四年（1739）刊刻了汪沆撰《津门杂事诗》；乾隆五年（1740）刻了查礼编《查氏一门烈女编》；乾隆六年（1741）精刻了查礼辑《沽上题襟集》8卷6册；乾隆八年（1743）精刻了查为仁撰《蔗塘未定稿》；乾隆十二年（1747）精刻了查礼撰《芯题上方二仙纪游集》；乾隆十三年（1748)精刻了周焯《卜砚山房诗后集》；乾隆十五年（1750）刊刻了周密撰、查为仁与厉鹗同笺的《绝妙好词笺》；乾隆四十二年（1777)精刻了查为仁撰《昨非斋草》；乾隆五十七年（1792）刊刻了查礼著《铜鼓书堂遗稿》32卷4册。在当时的天津，水西庄的刻版，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数一数二的。其行款作10行20字，四周单边,楷书上版，精美绝伦。

查礼有诗记道：“故纸钻研作蠢鱼，一生难尽古人书。不争亥豕由来误，窃恐朱黄此去时藉家獭充腹筍，未堪谋食代極锄。卯全曾有然藜说，可似扬雄傍石渠”。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绝妙好词笺》的撰写出版。乾隆十三年（1748）秋，清代学者厉以有依次候补县令，赴京道经津门，查为仁留之水西庄，二人“篝灯茗碗，商榷笺注，搜罗考订，前心力”。于十四年（1749）夏定稿成书，即将印刷之际，查为仁患病数日，即殁，而厉鹗由于在水庄撰书而耽误了赴京，以至做官不成，返回故里。此书对南宋周密所辑之《绝妙好词)中的门家词人及其词作，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二人“采攘诸书，以为之笺，各详其里居出处，或因词而证其本事，或因人而附载其佚闻，以及诸家评论之语与名篇秀句，不见于此集者，咸附录之”部《绝妙好词笺》学术价值颇高，因而被收录于《四库全书》，受到普遍的赞美。这是非同小可业绩。至今，仍是读宋词，编宋词者必备书目。

第二节纂辑天津地方志

天津的志书，首创于明朝正德年间的《天津三卫志》。清代康熙初年，又修了《天津卫志）时的“卫”是军事建制。到雍正三年（1725），改卫为州，此后又改为县，并设天津府，列入地方政建制。天津以行政区划为记述范围的最早志书，是乾隆二年至四年（1737-1739）所餐修《天津府志》与《天津县志》。这两部志书虽然对卫志有所依傍，但是从综合性的地方志的意处说又是新创。比如《天津县志》就较《天津卫志》增加了学校、盐法、海防（附海道，海运）、河菜（漕运，营田）四目，为天津地方史志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主持纂修这两部志书的，是水西庄宾客吴廷华和汪沆。

吴廷华，字东壁，浙江仁和人。汪沆，字西题，浙江钱塘人。乾隆元年，他们为应试博学消间科，先后北上赴京，之后便寓居于天津水西庄查氏家中。他们二人是受天津知府程风文、知县奎扬之聘来津，而程风文、朱奎扬之所以聘请二位学者，其目的就是请这两位“嗜古天下少学者主持纂修《天津府志》和《天津县志》。

天津府、县两志，从乾隆二年开始纂修，至四年完成。两志基本上是同时进行的，其中能登四年夏，吴廷华因应征人都，最后由汪沆杀青而成。修成的《天津府志》40卷25目，《天津县基24卷20目，两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体例周全，文笔精炼。称得上是天津志书中的杰作。两部志书撰成以后，汪沆又将搜集来而未能入志的资料，加以整理，写成竹枝词百首，各《津门杂事诗》。专记天津历史掌故，风物人情，每首诗都附有详细注解，保存了大量天津的遗事，其中如天津之得名，天后宫的始建年代，都有独到的见解，至今颇具价值。《津门条事#以诗歌形式，流传广泛，影响较大，所以，同时人郑江曾评曰：“《津门杂事诗》百首，稽核精论#而国典，细而虫鱼花卉，有关掌故者，悉具于篇，俾后世考古之士，凡附典轶事，他书提掷量及，胥于是戈获焉，网罗放失之功，斯已勤矣。”吴廷华称：“此实新邑文献之权舆，“陈宏谋则日，“即以补那、邑两志之所未备焉可也。“可见汪之《津门杂事诗》百首，堪称为诗体之方后来依其体例之作，便有蒋诗的《洁河杂咏》，樊彬的《津门小令》，崔旭的《津门百咏），华兼2》

《津门征迹诗》，可见其影响深远。

吴廷华、汪沆二位江南学者，能在短时间纂修成如此高质量的志书，是与水西庄查氏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水西庄的幽雅园林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著书环境，而查氏“数万卷”藏书，更为他们提供了大量宝贵的文献史料。所以后人评价水西庄的贡献时，这两部志书的编纂成功，也成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第三节

金石图籍的收藏

水西庄中广蓄金石彝鼎，文物图书。据记载：“藏书累至数万卷。”有时为收藏珍贵书籍，不得不典衣节食，如乾隆七年（1742）秋，有书贾携故家书籍十至，欲购无资，查礼妻李钦说：“三冬尚远，衫褥犹可典，异书一去不复得，煮质金与之？”结果典衣得钱，将这批珍贵书籍购下。水西庄中收藏有大量著名书画家作品，其中明朝陈洪绶绘的《莲鹭图》、清朝黄鼎的《万里长江图》等，当时名家朱眠的《秋庄夜雨读书图》、顾方来为查为仁画《双凤图》等，此外还有一批书法珍品；查家也出现一批书画家，留下不少作品。《慕园老人携孙采菊图》是一幅长卷，为数位名画家合作而成，慕园老人是查日乾。此图高0.5米、长1.5米由著名画家蒋缨画人物及松树，朱岷画菊花，画雁来红者恽浚源，画泉石者陈元复。画上有查日乾后人查善和、查淳、查诚等各家题咏。

水西庄中收藏有大量文物。查礼收藏秦汉铜印多至600多枚，其子查淳又继续收集300多枚，合计为“千印之富”。周焯赠给查礼一方古砚“卜卦砚”，查礼于广西得到三国时期马援的铜鼓，并以命名诗文集，即“铜鼓书堂遗稿”。

第四节

歌舞戏剧

水西庄主人风流倜傥，家中蓄有歌伎，建有专门的戏厅，宾客中又有精于音律者，因此每逢良辰佳节，宾客往来，多有演出活动。水西庄中的歌舞戏剧活动水平很高，演出节目新颖，影响颇大，对天津地区的戏剧歌舞文化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雍正十三年（1735）秋，著名学者商盘（号苍雨）去京师路经水西庄，查为仁举行歌舞活动进行招待。商盘有七绝四首，记其盛况：

“记得东华甲夜长，九枝绛蜡赋欢场。

谁知碎雨零烟后，又听朝来翠袖凉。

重帘消息隔倾城，相见翻疑面目生。

不用掩羞裁月魄，当年著眼已分明。”

“锦屏银烛夜阑时，细细风情脉脉知。

结习犹烦大迦叶，丽情都付小杨枝。

司空相见何曾惯，学士休言不合宜。

禅榻茶烟惆怅在，顿教双鬓忽成丝。”

“妙高台上好风光，值得东坡醉一场。

解唱几时明月有？元郎本是旧袁郎。

水西秋景未凋残，送客留情坐夜阑。

恼乱好花红著眼，不教攀折只教看。”

乾隆二年（1737）元宵节，水西庄演出洪昇《长生殿》，吴廷华有《于斯堂踏灯词》七绝十记其盛况。现录取二首为：

“大庚花开冷不胜，松风亭子及时登。

放香最好黄昏后，编袂仙子看试灯。”

“怪他鲍老太郎当，三五优童聚广场。

舞罢霓裳妃子笑，虹桥原有李三郎。”

乾隆十四年（1749），厉鹗离津，为送别好友，水西庄在东堂演剧，厉鹗和汪沆各有《东堂剧》七绝四首记其事。其中厉鹗的四首诗为：

“秋河雨后湿模糊，小部征歌集饮徒。

此是武宗弦索调，江南倦客得知无。”

“韦氏阑前许和子，岐王宅里李龟年。

为君留客殷勤甚，停却明朝放溜船。”

“闲房新聘紫云娘，丝竹铮认置两牀。

块垒年来销已尽，白头犹入少年场。”

“吴云燕月两匆匆，别意方新酒正中。

一曲当筵如一世，莫辞听到六么终。”

汪沆的四首诗为：

“衣冠优孟醉模糊，从古神仙属酒徒。

竿木逢场聊作戏，童心还忆昔年无。”

“浣香乐句染香笛，不听清歌近十年。

今夕东堂竟丝竹，为渠悟怅罢能船。”

“屏湾记曲有贞娘，合制筝沐共笛牀。

我亦中年感哀乐，何妨陶写百千场。”

“生憎催别苦匆匆，聚散无端一霎中，

久识人生同爨演，销魂不待管弦终。”

第五节

园艺花卉培育

水西庄中的园艺水平很高，引进多种外国及南方的花卉果木，在当时很引人注目。

一、移来洋菊

水西庄有洋菊数十本，查为仁诗介绍：“有客番舶来，赠我数本菊。云从醍壑来，奇葩种所独。”据记载，洋菊原产墨西哥，由日本转口进入我国。洋菊中名品有“鹅翎”，“鹤氅”等，皆花大于盘，较之天津本地产的菊花如娃娃面，白牡丹等，更加色彩浓艳。乾隆二年（1737）闰重九，查为仁、查礼集宾客十余人于秋白斋，谍赏洋菊，分韵赋诗。汪沆《津门杂事诗》中咏洋菊诗日：

“洋菊风前万蕊攒，鹅翎鹤氅大于盘。

登高若续花糕宴，不摘东篱白牡丹。”

蒋诗《沽河杂咏》中写道：

“醍壑移来种未难，澹宜洋菊满园看。

孤清标格娃娃面，何憾繁华白牡丹。”

水西庄中除移洋菊外，本地菊花种植更盛，品种繁多，多次举行赏菊盛会，留下众多诗篇。其中有一奇罕品种名“黄金印”，是黄色而形状呈方形，仿佛一颗金印，这是水西庄中特殊培育而成的名品菊花，当时很受欢迎，不少亲友试图引种“黄金印”，但都未成功，此花一旦移至外面，第二年即松且圆，不成黄金印形。与“黄金印”同样有名的另一名品为“芙蓉城”，亦为方形粉红色菊花，是水西庄独有的。可惜的是，这些名品花卉随着水西庄的没落而失传。

二、引种红菱

红菱是江南待产，查氏建水西庄后，引种水西庄中，经特殊培育，使色红味香的江南红菱在

水西庄生长，这在北方是难得的。查为仁有《采菱曲》七绝二首，其二云：

“自从遗种寄芳函，溪上年年碧影涵。

漫说直沽风物异，有人曾唤小江南。”

诗中表明这种江南果品引种在水西庄“藕香榭”水中，菱藕同在，增加了这一景点的乾隆四年（1739）夏，著名学者葛正笏，张凤孙来津，查礼曾以50枚水西庄红菱饷咨些江南学者诗兴大发，泛起思乡之情。葛正笏诗云；

“红菱正美喜分甘，采采新从碧玉潭。

莫讶乡心又撩乱，果然风味是江南。”

“藉香亭外晚风过，暑退凉生试薄罗。

秋月明空秋水碧，倚阑还听采菱歌。”

这种珍贵的江南红菱，在水西庄引种成功，十分难得，以至写人《天津府志》中，是水西特的果品。水西庄这种培育红菱的技术后来传到“芥园庙”主持和尚手中，民国期间尚有红津门出现，等到最后一代和尚去世，红菱在津门销声匿迹。

三、竹林、芭蕉、梧桐等南方植物。

水西庄中江南植物很多，这些植物在北方生长是困难的。竹、梅、芭蕉、梧桐、桂花等便北国园林水西庄中难得的植物，被诗人写人诗篇。汪沆赋诗咏之。其一：

“惹烟笼月影檀栾，绣野前竹万竿。

寄语锦绷来岁脱，莫忘烧笋斗春盘。”

诗后自注：津门少竹，水西庄绣野前后，栽竹数亩，蓊郁深翠，不减江南。

其二：

“青竹几丛夸庚信，芳兰夹径似罗含。

城中不少连云第，可有清闲似屋南？”

诗后自注：指查为仁新建屋南小筑。

水西庄中的园林培育技术，是很高明的，有些是独特的，直到清末民初一直有所流传.滑河畔花农众多，技术精湛，在天津园林花卉界广有影响，到新中国建国初期，民间组织水西连花老会仍有活动，有百余人参加，到50年代中期因故停止，但这一地区的花卉、盆景制作一定的水平，祖传花农杜海峰以“水西点翠”为题制作的盆景多次获奖。

第六节

乾隆驻跸

天津近接北京，南北运河是通往江南的水路，水西庄地处南运河畔，距天津城仅三里，是乾隆帝东巡或南巡途中一个理想“驻跸”之处。自乾隆十三年（1748）起，乾隆帝共到天津十次，其中有四次“驻”水西庄，分别是乾隆十三年、三十六年、三十八年、四十一年，并多次召见赏赐长芦盐商。

第一次“驻跸”水西庄

乾隆十三年二月初，乾隆帝带着皇后（孝贤）乘龙船由北京顺运河南下，天津水西庄是一个“驻脚”场所。据《天津县新志》记载，乾隆帝在津“恩恤长芦盐商，诏免次年钱粮十分之三，赏赉军民七十、八十以上者”。为迎接这次“天子巡幸”，水西庄主人自乾隆十二年开始做了准备，据查礼《铜鼓书堂遗稿》记载：“天子将幸东鲁，天津为凤相必经之地，于是津之人谓翠华临幸，不可无驻处，相度地势，惟水西庄为宜，而吾妻权厝犹在庄北，爱有迁厝之举。”这段记载表明在乾隆十二年水西庄为迎帝后“巡幸”，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包括迁移查礼之妻李钦的停枢。

第二次“驻跸”水西庄

乾隆三十六年（1771）二月，乾隆帝东巡临幸天津。据《天津县新志》记载，在芥园主持论证了一项水利工程。“相度芥园运河形势，停止总督杨廷璋请建减水坝之议。”另外，乾隆帝“恩恤长芦盐商，赏责珍物，诏免本年钱粮十分之三，酶免积道，赏赉军民年七十、八十以上者”。

这次“驻晔”水西庄，乾隆帝对于前一年刚发生的水灾，除了赈托灾民以外，还提出了要有“长策”，即以工代赈的政策。清高宗弘历芥园题诗如下：

“昨岁夏霖行，章武灾实甚。不惟害禾稼，室庐败堪凜。异涨已屯城，吾民那安枕。赈抚救一时，长策固应审。方伯计疏消，其议不可寝。具图志工处，先事预防念。历览期合宜，详勘尚勤恁。代利以工，忧民善体朕。芥园阅减水坝工作。

乾隆辛卯仲春上瀚御笔”

第三次“驻跸”水西庄

乾隆三十八年（1773）三月，乾隆帝巡幸天津，又一次“驻跸”水西庄，主要目的仍是“阅夜》工”，对运河的水利工程十分关切。这次“驻跸”，“阅驻防兵，召试迎銮士子，赐顾堃等4人，举)杜兆基、内阁中书张虎拜等14人缎匹，谕缓征长芦盐商滞征银两，诏免本年钱粮十分之三，

免积迪，赏责军民年七十、八十以上者，减军流以下罪”。

这次清高宗弘历芥园题诗，仍是以防治水灾为内容全诗如下，

“积潦南洼莫若何，斯图减水候经过。汤扬止沸诚谓是，釜底抽薪竟得他。幸即前秋道异涨，更逢去岁获嘉禾。诸凡惟待一人示，不暇给哉愧实多。

芥园作。癸已暮春之月中擀御笔。”

第四次“驻跸水”西庄

乾隆四十一年（1776)二月，乾隆帝又一次东巡来到天津，“驻晔”水西庄。《天津县新志膜“召试迎銮士子，赐邱桂山等5人、内阁中书万年等3人、举人周光裕等20人缎匹，恩值长声望商，赐九老会诗及珍物，诏免本年钱粮十分之三，阔免积欠地粮仓谷，广人学额5名，赏责军具年七十，八十以上者，减军流以下罪。”

这次来津“驻跸”水西庄，距第二次仅五年，这几年水灾未发生，收成见好，乾隆帝对自己主持的水利工程十分满意，原来总督杨廷璋准备在芥园修一个减水坝，乾隆帝经过认真考察，与有关人员研究，认为离城池太近，否定了此方案，而将减水坝筑在离城较远的地方。这次芥园冒诗，写的仍是这件事。此次清高宗弘历芥园题诗为：

“芥园减坝近城池，揖盗开门应戒为。兴济迄南原可度，津瀛迩岁幸收宜。民生攸系资公议，河务非娴祛已私。朴宇数间仍备憩，志宁兹在谓多兹。

芥园作，丙申仲春之月下擀御笔。”

乾隆帝四次“驻跸”水西庄，留下御笔诗三首，后立御制诗碑于河神庙并建御碑亭，其御制诗分别刻于碑的碑阳、碑阴、碑左侧，第四首诗题为“策马过天津府城作”，也是乾隆四十一年所写，刻于碑的右侧此御碑于民国初期被毁，今仅存拓片。

总而言之，水西庄是清代历史上著名的私家园林，是私人的文物图书收藏所，是清代知识分子表现自我价值的基本载体，是天津文人的活动中心，是天津、江浙等地诗人、学者、书画家进行文化沟通、交流的主要场所。水西庄种种文化事项，可概言之为“水西庄文化现象”。水西庄文化现象属于雅文化类型，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天津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历史发展状况，也反映了清代前期天津盐商在地方文化事业上所起的历史作用。

附：乾隆皇帝十次来津年代（据《天津县新志》）

1.乾隆十三年二月

2.乾隆二十七年正月3.乾隆三十二年三月4.乾隆三十五年三月5.乾隆三十六年二月6.乾隆三十八年三月7.乾隆四十一年二月8.乾隆五十三年二月9.乾隆五十五年四月10.乾隆五十九年三月

第三章：

水西庄研究简况

第一节目

民国时期

1932年12月15日，在天津中山公园内举行“天津水西庄遗址保管委员会”成立大会，发起者多是天津文化界名士，如严智怡、李琴湘等,还有水西庄查氏的后代参加。“天津水西庄遗址保管委员会”经过向当时的天津市政府立案，进行了以下儿项工作。

一、故址调查

1933年组织水西庄故址调查，11月，由当时的天津市财政局绘制成《天津芥园水西庄故址

试论水西庄的文化现象

郭凤岐

“出郭嬉春花事繁，康园过后又怀园。二分修竹三分水，毕竟终推揽翠轩。”（汪沆《津门杂事诗》）不论是天津城外东南隅的康园，还是城东五里的怀园，都是清初名噪一时的著名园林。但是，在大学者汪沆的眼里，它们毕竟不及水西庄诸胜之一的揽翠轩，毕竟不及曾经蜚声南北，名冠津园的水西庄。

这不是汪西题个人的偏见，而是人们的共识，是历史的真实。正如乾隆年间天津诗人康尧衢在《沽上竹枝》中所写的：“琵琶池上起龙台，曲曲水廊近水开。每到紫藤花发处，游人都问芥国来。”（《续天津县志》卷十九）

水西庄是查日乾、查为仁父子始建于清雍正元年（1723）的刻意杰作。位于城西三、五里，“地周百亩，水木清华，为津门园亭之冠，中有揽翠轩、枕溪廊、数帆台、藕香榭、花影庵、碧海浮螺亭、泊月舫、绣野、一犁春雨诸胜。”（《天津县志》）陈元龙《水西庄记》记载了查氏建园背景：“天行查君，夙负异才，抱远识，少游京都，乐津门之雄且沃，遂卜居者有年。暇日，留连水次，有会于心，乃选材伐石,辟地而构园焉。既成，亭台映发，池沼萦抱，竹木荫芘于檐阿，花卉缤纷于阶砌，其高可以眺，其卑可以憩也。津门之胜，于是乎毕揽于几矣，遂名其园日水西。”此后查氏还不断对水西庄整修和扩建。查日乾之次子查为义并在水西庄右侧又辟一园。清高宗出巡，分别于乾隆十三年、三十六年、三十八年、四十一年，慕名四次留住水西庄，并即兴赋诗。一次春夏之交，紫芥盛开，“龙心大悦”，挥笔赐名“芥园”，使水西庄名声大振。乾隆三十五年（1770)，在“芥园”东侧修建了河神庙，园盛之余又添庙热之况。

同治年间，园基日颓，加之庙僧任意开畦种菜，引泉植竹，加速了园林的荒芜。无怪乎诗人感叹：“问柳寻花过水西，万竿烟雨绿凄凄。雪泥鸿爪痕何在？行到河干路欲迷。”（华鼎元《津门征迹诗》）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水西庄被军警所占，园内名胜被践踏殆尽。1912年，济安自来水公司在此占地营厂。随后聚丰釉店、贫民小学、北洋火柴公司，也相继踏进。至此水西庄面目全非。当年河神庙的那对珍品石狮子，也被移至现今建设路自来水公司，去守卫新楼大门了。水西庄从兴建到衰败，历时150多年。它不单是桃妖柳娜，水曲廊回的一般私人别墅、而是集园林之大成，达文化之高峰的文化大观园。它是天津一个文化辉煌时期的代表，它充分标志着天津文人文化的历史光芒。正如周汝昌先生七十九岁半为水西庄写的一首诗中所赞美的：“谁识水西人物美，风流文采映津门。”

关于水西庄文化的特征，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文人的高文化特征。

解。

在谈论天津文化的地位时，有一种论调，认为天津无文化，甚至是“文化沙漠”；还有一种理论，认为天津只有“市民文化”，没有知识分子文化。通过编修第一代社会主义新方志，我们研津的历史文化，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全方位的搜集、挖掘和整理，对水西庄等文化现象，进行了开拓性的、突破性的研究。事实充分证明，说天津是“文化沙漠”的，实际上自己才是“文化漠”；认为天津没有知识分子文化的，至少对天津的全部文化历史，对水西庄的文化历史不甚了应该承认，同“京派”的官文化本位，“海派”的商文化异质相比，天津文化确有相形见给之处。但是，天津文化也有自己的优点和特点。这个优点和特点，不只是表现在平民文化上，而目表现在文人文化上。何况，“京派”或“海派”文化，还有其另外的一面，比如“京派”文化脱离普通人的绅士气和“海派”文化商业化的竞卖气等。如果说，“京派”文化带有“官的帮闲”，“海派”文化带有“商的帮忙”特点的话；那么，是否可以说，天津文化带有“民的帮助”的特征。也就是说，天津文化具有文人文化与平民文化相结合的本体特征。当然，这个结合有时是同时并重，有时是交错扩展。而水西庄文化，就是天津知识分子文化大放奇光异彩的时期。主要表现在：

1、芸萃的知识精英，数量之多是空前的。前后不下百人。2、官员学士，层次之高是空的的，从最高皇帝，到达官贵人如进士、授编修的赵执信，进士、官翰林的吴廷华，进士、官编修的姜痕英，官南安知府的陈奕禧等；还有文人名士如汪沆、朱岷、梅成栋等。3、饮酒赋诗，规模盛况是空前的。如梅成栋就曾起梅花诗社，集合诸多名士比诗唱和；查为仁辑编的《拟乐府补题》一书（名《蔗塘外集》），高凌雯称其“倡酬者为仁与厉鹗、陆培等几十人”。樊彬在《津门小令》中，对这种唱合进行过描写：“津门好，名士有园亭。篆水楼前秋月白，数帆台畔晚烟青，唱合聚良朋。”崔旭的《津门百咏》，也曾对这个“诗酒地”作了叹咏：“芥园高傍卫河旁，楼阁参差映绿杨，曾是当年诗酒地，行人犹指水西庄。”如此聚唱之况，超越了《红楼梦》中的诗社，也不亚于西方的文艺沙龙。4、聚会唱咏，场次之多是空前的。百多年间，举办了一千多场。“百年那得千场会，一饮真当三日休，桃李无言成过眼，水云有约话从头。”（钱陈群《夏日游水西园次海昌师相原韵》）5、作为文化名园，留下的诗文之多是空前的。不论是水西庄的主人，还是客居水西庄的墨客，几乎都有吟咏水西庄的诗或与水西庄有关的著作。6、诗文水平之高，也是空前的。尽管水西庄是美景佳园，但产生在这里的诗文，却不是故作风雅，无病呻吟之作。乾隆皇帝的四首御制诗，设有咏花弄月之词，而表达了治理水患之思；其他人的诗文，在内容和艺术上也都有很高的造诣。其中许多著作多次刊印，传世不衰。如查为仁、厉鹗笺的《绝妙好词笺》7卷，就被收人《四库全书·集部·词曲类》。

（二）交融的深文化特征。

查家于水西庄，历时一百多年，有五氏之多。第一代查日乾，第二代查为仁、查为义、查为机等，第三代查善和、查善长、查淳等，第四代查诚、查彬等，第五代查讷谨等。可以说是名门大族，也是名噪一时的书香门第。各代子弟都是博学之士，注重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查日乾“于史事尤精”，著有《左传隧说》4卷、《史肤》4卷等；查彬对经史也有很深的研究，著有《易经集说》、（经

天津是“辅重地”、京都门户，“京派”文化对天津文化、对水西庄文化有较大影响。特别是·查日乾原本就是顺天宛平（今属北京）人。查氏子弟中，有的曾在京师为官。如查为礼，在外戎马控惚，积劳成疾，最后卒于京师；查为义之子查善长，历官刑部员外郎、礼部郎中等：查为礼之子查淳，曾官大理寺少卿；查为义之孙、查善长之子查彬，也曾由放外任到为京官，卒于京城。因此，“京派”文化的古典之风，注人了查氏水西庄的诗文之作。如查为礼的《天津城南冰泛歌》，就有古乐府遗风；查氏庄园落成后，家长严命子女“敬步原韵”，连查为仁的次女查调风，三女查容端、五女查绮文等都赋了诗，其作品既显出了“京派”文化的大家闺秀，又讲究格律对仗，富有唐诗遗韵。试举查调凤诗为例：“草草新成小水西，疏篱茅屋称安西；无多山水供人赏，有点烟云著树低；曲院诗篇吟满壁，半园花竹抱长堤；老年但得怡情地，随处皆堪自品题。”

查氏子弟经营水西庄，又不囿困水西庄。官职所使，生活所致，令其或足涉大江南北，或目视中原边陲。各地的风情文化，对他们默化吸引，从而添加了水西庄人诗文创作的多种风采，如查日乾少年丧父，随母亲寄居江南姐家，长大以后，才迁至天津，江南风光，在其少小的心灵上打下烙印。查为义八岁能文，才华过人，后投笔西陲，因功先后授安徽太平府通判、淮南仪所通判、淮北分司运判，外任8年；查为礼先后授任户部陕西主事、广西庆远府理苗同知、太平府知府、四川宁远知府、川北道、四川按察使、布政使、湖南巡抚等；查淳官授湖北按察使；查诚之子查讷谨，官至陕西督粮道；查彬也历任安徽风台令、河南淇县、安阳、信阳牧令等。他们走南闯北，大开眼界，采察民情，东西南中文化特色，对他们有较深影响。如查彬所著（采芳随笔）、《湘芗漫录》，洋溢着浓郁的异乡文化风情。

最能体现水西庄文化交融的，是四方文人墨客，路经或客居水西园时，相互间的倡诗为文，切磕学问。尤其是江南诸才子，在水西庄大展才华，影响甚大。比如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汪沅，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吴廷华、蒋诗，浙江慈溪人姜宸英，江苏武进人朱岷等，博览群书，知识广奥，客居水西庄多年，赋诗谈文，著书立说，把江南的诗风文气，带到了燕赵的文化庄园。汪沆被南北论诗者奉为楷模，他在天津写成的《津门杂事诗》百首，特色鲜明，格律工整，既有江南竹枝词的清新雅韵，又有天津风俗诗的乡情气息。蒋诗的《沽河杂咏》，是游津门，谈轶事，所得的百首地情诗。纪晓岚在为此作的一篇序中称说：“芒情四溢”，“风流婉约”。以江南之诗韵，咏绘律邑“颇有江南风景”。江南文化的引人，连水西庄的一草一木，皆见清奇；楼台亭榭，务求尽美；堆山造池，玲珑精巧，仿似江南特色。因此清代袁将运河北端的津邑水西庄，与运河南端的杨州马秋玉的玲珑山馆，杭州赵公千的小山堂相提并美，赢得了“南马北查”的誉称。

传统文化与开放文化的结合，江南文化与燕北文化的交流，高雅文化与平民文化的融汇。构成了水西庄文化以文人文化为主体，采纳众长，丰富高深的特征。

（三）综合的大文化特征。

周汝昌先生说：“水西庄的事，关系着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文化创作等等众多方面的大事-最后才是园林艺术的“小节’。”这就是说，水西庄决不单纯的是园林别墅，它的兴衰起伏。人物的衣食住行，浓缩着天津这一方宝地综合文化背景的重要内容。第一，看其“小节”的园林文化。其庭院布局，建筑设计，亭台兴建，花草点缀，水榭精工，舟桥摆置，无不浸透着浓厚的文化内容。诸如“揽萃轩”之典雅，“藕香榭”之清幽，“花影庵”之庄重，“绣野簪”之别致，“泊月肪”之飘逸，“数帆台”之高雅，足可给人以文化陶醉。第二，看它的诗文化，水西庄不仅“有园亭池

馆之胜”，而且有热烈的诗酒唱和，并有大量的潜心诗作，从而形成了繁荣的文化创作，真文化娱乐的有机结合。在诗作中，凝集着诗人的真情实感；在诗乐中，给人以愉快的艺术第三，看它的馆藏文化。水西庄有“数万卷”藏书，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全。包括经史、方理、卤盐、诗文、书画、金石、文物、花鸟、鱼虫等。称得上当时天津最大的图书馆之一。第谓它的教育文化。作为诗书世家，水西庄查氏不但以会友形式切磋学问，而且帮助开办书院隆十六年（1751）九月，查为义捐城内鼓楼南废宅，供长芦盐运使卢见曾创立“问津书院”二月建成。院内建“学海堂”为讲堂，另建学舍64间。光绪二十六年（1900)被毁，“学海堂”客居水西庄的学者曾在“问津书院”讲学。第五，看它的出版文化。水西庄查氏父子、兄弟书立说甚丰，又创建了潦宜书屋刻版，查氏于乾隆四年（1739）刊刻了汪沆撰《津门杂事诗隆五年（1740）刻了查礼编《查氏一门烈女编》；乾隆六年（1741）精刻了查礼辑《沽上题襟卷6册；乾隆八年（1743）精刻了查为仁撰《蔗塘未定稿》；乾隆十二年（1747)精刻了查礼指题上方二仙纪游集》；乾隆十三年（1748）精刻了周焯《卜砚山房诗后集》；乾隆十五年（17刻了周密撰查为仁与厉鹗同笺的《绝妙好词笺》；乾隆四十二年（1777）刊刻了查礼撰《咸熙乾隆四十三年（1778)精刻了查为仁撰《昨非斋草》；乾隆五十七年（1792）刊刻了查礼著（铜堂遗稿》32卷4册。在当时的天津，水西庄的刻版文化，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一数二的。第六，特别是地方志文化，更是水西庄光彩夺目的文化篇章。首先是水西庄主客人，编修天津地方志书。吴廷华和汪沆在客居水西庄时，受聘于乾隆二年(1737)至（1739）主修了《天津府志》和《天津县志》。这是天津有地方行政建制后的最早志书。在此之天津卫有三部志书：明正德年间的《天津三卫志》，万历二十年（1592)的重修《天津三卫志)康熙十四年（1675）的《天津卫志》。这三部志书，现存的只有《天津卫志》。虽然这也是一部精志，《天津府志》和《天津县志》在许多方面对它有所依傍和借鉴；但是，四十卷的《天津府志)二十四卷的《天津县志》，在内容上、资料上、体例上、文笔上，比起《天津卫志》来，都有新的破、创新和发展，同此前和此后的天津志书相比，都称得上是佳志之作。吴廷华、汪沈所以能短时间纂修出高质量的志书，除了程凤文、朱奎扬等地方官重视，二人学识才华条件外，查氏予的大力协助，水西庄提供的幽雅环境、丰美的饮食、大量史料，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是参与史志编修或进行撰著。姜宸英曾参与修《明史》；查氏一门，男女老幼，既长于诗文，又谓研经史，并有不少史志著作。再者，才华横溢的水西庄人，具有地方志的综合知识。查为义精书画，所作兰竹，为人所重；查善和虽布衣脱粟，但才学博广，善自韬晦，重振其家业，喜陶石体；朱岷工隶书，善为画，指写钟馗，意态如生，并精于赏鉴，金石图轴，还是收藏家；陈奕禧长楷书释文，依靠旧拓本，临摹补充了断烂不全的孙过庭书谱真迹。这些才子学者，即使是赋诗1文，也烙着地方志百科全书之印记。最有代表性的是汪沆的《津门杂事诗》，这部百首竹枝词，号《天津县志》同时刊行，每首还有详细的注释。所涉及的内容极其广泛，大至对天津事物的考证对典章制度的描述；小至对花草虫鱼的稽核，对天津掌故的走访。可以说是以优美的文学形式写成的地方志书，是诗词艺术的崭新发展，是《天津府志》、《天津县志》的重要补充。

水西庄文化现象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多种原因促成的。

其一，是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天津为京师门户，九河入海之处。当时设立府治、“列于三辅，拱卫神京”，“襟带辇毂”，“号为天汉”。津沽又为漕运孔道，运河北端的重城天渡，南来北往。

舟车络绎。水西庄又傍近运河，皇帝下江南为必经之路，住留方便；官吏文人北上南下，“可以停

桡过访，一揽斯园之胜”，因此“鼓角管弦之声不绝于耳”。

其二，是繁荣昌盛的经济基础。水西庄兴建时，正当清初盛世，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放海禁，南方各地的商船放舟北上，船队经大洁口到天津北大关停泊。“闽粤潮帮”和江浙船队运津的货物品种很多，并有随船洋货。许多商品又从天津转销到京城和北方各地。天津成了商品的集散地和转销中心，汪洋弥漫，百货骈填，“万商辐之盛，亘古未有”。雍正元年，朝廷在天津建设仓度，在北仓建仓房48座、720间，可储粮40万石。乾隆四年，海船贩粮来津者达数万艘；二十五年并准回空漕船携带北方特产，并且60石以内免税，进一步促进了南北贸易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必然会促进文化的昌盛。当时天津的繁荣景象，犹如南方的文化名城。正如崔旭《津门百咏》中第一首诗所描写的：“天津城在海西头，沽水滔滔入海流；沽上人家千万户，繁华风景小扬州。”查日乾初来天津时家贫，后来以行盐致富。此时，长芦盐业发展势头甚旺，年产量约6亿斤。因此查家的经济实力非常雄厚，有条件在水西庄进行文化建设，开展文化活动。

其三，是大力提倡的文化教育。在康乾盛世，由于大力倡导，天津的文化教育也得到迅速发展。出现了一批大商人，尤其是大盐商，大建楼台园林，大量收藏文物古籍，广交文人学者，以提高社会地位，跻身名流之列，水西庄及水西庄文化就是其中之佼佼者。特别是，清代的科举制度发展到了最完备、最严密的阶段，“立法之周，得人之盛，运轶前代”。乾隆一朝，天津府中试举行254人，进士31人，明通榜10人，中通榜2人。也就是说，在60年间天津城区所出的举人、进士，大大超过了明代200多年的举人和进士数（举人26人，其中进士11人）。科举制度的发展，江南举子进京会试、殿试者人数剧增。他们路过天津，或在此“打尖”，或受皇帝召见，不能晚间人京，必须在天津过夜，其中不少人客居在水西庄园。清代还特设了博学鸿词、孝廉方正、孝友端方、翻译、经学、召试等特科，以选拔优秀人才。康熙十八年（1679）召试“博学鸿词”，皇帝亲自览卷，钦择50人，分别授予翰林官等职；乾隆年间继续举行此科，元年（1736）九月即召试176人。不少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进京应试此科，也寓居天津或水西庄内。汪沆就是在乾隆十二年（1747）举“博学鸿词”，未被录取，游天津，客寓水西庄的。

其四，是根深叶茂的文化素质。水西庄查氏习称北查，与浙江海宁查良庸先生祖辈的南查，都是清时的显赫族门。水西庄几代人，男子通达经史，大都为官；女子知书达礼，擅长诗词。据红桥区修志同仁的考证，水西庄是曹雪芹《红楼梦》原型之一。可见当时水西庄文化根基之深，文化素养之高，文化繁华之茂，这是孕育文人文化的深厚土壤。当然他们也深受封建文化的影响，查氏五妇四女伟烈事，造成七死二幸，在当时就广为流传，有人还为此写了《查氏九烈辩》的诗；查礼也编了《查氏一门烈女编》的传记，并且于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年间多次刊行，有的印本今天仍存。

水西庄第一代主人查日乾高情旷度，乐善好施。雍正三年（1725）夏秋，天津遇大水，民房漂没，查日乾积极参与贩济，使许多人得以保全性命；又请盐使奏准修筑环城堤岸，安定人心；当时预防火灾的同善会，因实力不足，火灾频发而不足为救，查氏也给以资助。查日乾重情仗义，喜交好客。“使闻风者罔不爱慕，且有园亭池馆之胜”，“凡四方士大夫以及文人名士，偶有经过。周旋倾倒”；查氏养素怡神，宴会宾朋，其客人不愿离去。因而“良辰美景，诗酒留连，歌咏太平，使为韵事”，被誉为“座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的孔北海。查日乾的子孙，多有乐文喜客之家风。从而造就了一代名园高朋满座，诗文鼎沸的文化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