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师傅宋俊平

Sun

　　

2022年秋天，儿子请我和老伴、孙子一起去云霄路上的“313羊庄”吃饭。当我们点好菜，坐在包间里等上菜的时候，一个中年小伙子走进我们的包间，看着我，憨憨地对着我笑，并且一口一个叔叔的叫我，问我认不认识他，我上上下下端详了一阵，啊！这不是大波吗？大波，是我的师傅宋俊平的儿子。

1983年，我从工厂团委调到厂办信访接待室。信访接待室那时候有3位工作人员，一位是女士薛秀真，一位是孙传熙师傅，一位是宋俊平师傅，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10岁左右的样子。信访工作是磨“嘴皮子”的活计，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因为我知道，我的嘴皮子一向不大灵光，类似有点像“棉裤腰”又厚又硬。当时心里面打定主意，跟着三位师傅，在实践中虚心学习吧。

其实，人的一生要有很多师傅提携才能慢慢成长。我16岁进厂以后，在车间学大钻床。师傅38岁，姓朱，干着一手好活儿，他是我踏入社会后第一个师傅。

后来，在柴油机车间，慢慢的结识了许多师傅，有一个叫李克清的车床师傅，30多岁，虽一直未婚，但非常乐观，有时候在食堂打了饭我们便一起吃一边聊，他经常说一些我当时并不能完全理解的话，可琢磨起来又好像有一些哲理。这是我思想启蒙的一个师傅。

另外一个干钳工的杜公学师傅和我关系也近。当时抓革命促生产嘛，根据车间“指导员”的要求写一些文章、大字报之类，我们就在工厂荷花湾的假山上，杜师傅口述我记录，一篇文章很快就写成了。这是我写作方面的一个师傅。

宋俊平则是我成为管理人员的师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是文革后期，信访接待室的工作千丝万缕，落实政策、甄别平反、生活福利、民事纠纷等问题连绵不绝，一个来访职工一个诉求，师傅们也没办法手把手地教，我只有在实践中体会，偷师学艺。还好，那个年代，不管党风还是政风都还在正道上，解决信访问题就是坚持“事实求是”，不管对谁，说真话不推诿。

宋师傅是复员军人，将近一米八的个头，身板总是挺得很直，说话大嗓门，答复问题直接了当不拐弯。虽不苟言笑，对待来访职工却能循循善诱、诚恳耐心，对于那些“吵吵八火”的来访者，宋师傅从不畏难，以他特有的气质，将“东风压倒西风”。

在“313羊庄”的包间里，我们说起了早年间的往事。三十多年前，大波上小学四年级，我儿子一年级，都在平安二路小学上学。中午吃饭的时候，过了马路就到了工厂门口，我们把孩子领进办公室，在办公室里一起吃午饭。大波总是带着笑容，憨憨的样子。有时候冬天天冷，鼻子下面一定有两条“火车道”，粘乎乎的“水火车”不停地出站进站。

我问他父亲还好吧，他说父亲这几年身体不太好，一直在家里，也不能出门了。我说代我向他问好，多多保重，有时间再相聚。

说宋师傅身体不好，我似乎不以为然，因为宋师傅在我心中，那就是一个阳光、健康的偶像，在聚会的饭桌上，酒量也豪迈，拿起“卡拉OK”的话筒，一首《我是一个兵》是他的保留曲目…。

“313羊庄”的服务员为我端来了一盘“羊杂拼盘”，告诉我这是“宋总”免费赠送的。我才知道，大波是这家饭店的老板。边吃着烤串，我又想起了宋师傅的一些往事。

当我慢慢地担起了信访接待工作的时候，宋师傅调走了，提拔为工厂的中层干部，担任了工厂爱卫会办公室主任。

在爱卫办主任的岗位上，宋师傅的才干得到了极大的发挥。虽管些公共卫生、扫大街之类的事务，宋师傅却把卫生管理工作做到了极致。他结合工厂全面质量管理、定置管理，把卫生达标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那些年，在宋师傅的不懈努力下，工厂的卫生面貌、车间定置管理工作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日常巡检、每周小检、一月一大检。车间的业务对口人员一听“老宋来了”，脑袋里的弦就绷得紧紧的…。

半个月之前，厂办的小兄弟于涌打给我电话，问我有没有宋俊平师傅的手机号码。他要去看望和采访宋师傅，留下工厂过去各个岗位上的一些历史瞬间。我就把在“313羊庄”遇到大波的故事告诉他，给他发了大波饭店的联系电话，让他找大波吧。

第二天，于涌给我发了一个微信，说大波找到了，大波告诉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宋师傅去年6月份去世了…。

宋师傅是我人生若干师傅中的一个，他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默默地把一生奉献给了车城。

宋师傅，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