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亲历：一个在科尔沁下乡的天津知青的故事

松涛

作者照 －. 女偷青者

　　我在生产队看青的几年当中，唯一抓住的小偷是一个女人。

村子的前方有我们村的一大块地，我们称作大长垄，因为这块地一根垄从北向南大概有一里地长，锄地的时候，从一头到另一头再返回，就要半天工，那年这块地种的是一大片玉米。 看青的工作，轻松自在，生产队交给你干这个工作，也说明对你的信任，你自己也要自觉地花费更多的时间，大家都收工了，你再回家。每天队长会交代重点要看护哪个地块。

眼看着村子前大长垄的玉米快成熟了，队长说，这两天多上大长垄转转。 一天，艳阳高照，我在知青小组吃完中午饭，背上火药枪，去大长垄巡视。 大长垄西面有一条土路，可以到达城里，平时很肃静，只有秋收或送公粮时路上才显得很繁忙。

我正在沿着土路向南巡视到尽头拐弯处，看到道边停着一辆自行车，走近一看是一辆白山牌二八男式自行车。四处没有人影，是不是到玉米地方便去了？还是有人偷玉米呢？我端起火药枪走向玉米地，果然看到有一个人在掰玉米，我立刻大喝一声：站住，快出来！这人一转身，一看原来是不认识的一个女人。 此人身穿一身旧蓝色工作服，手里拿着一条白色面袋，一脸惊恐地看着我。 你是哪个村的？偷了几回了？ 我城里的，就这一回。 拿着你东西，跟我上村部！ 别别，大兄弟，行行好，放了我吧，让我咋着都行，就是别让我单位知道了，我工作就没了，说完，扑通一下给我跪下了。

长这么大，我一个年轻小伙哪见过这阵势，平时见女人说话脸上都发烧，现在有点不知所措了。 经过询问得知，她是城里农机厂的工人，刚刚转正，家有老人和吃奶孩子， 那天礼拜天想偷掰点青玉米烀着吃。

最后的我还是同情心占了上风，我厉声说：看你是第一次，今天放了你，别再偷了，玉米留下，再让我抓到，绝不轻饶。听了我的话，她赶快把玉米倒在地上，抓起面口袋，三步并做两步，蹬上她那辆白山牌自行车，瞬间就没影了。 我脱下外衣，把缴获的七八穂玉米交给了生产队的保管员。

直到改革开放后，市场超市有卖青玉米的，才知道青玉米烀着吃，烤着吃都很好吃。

五好社员奖状 二. 关门打狗

　　转眼下乡一年了，生产队给知青盖的“知青房”还没有完工，我们五名男知青还住在生产队部原来的饲养员室内，其中我年龄最大。

我们生产队部的房子一共五间，东三间是三间一明的大屋子，有南炕和北炕，社员开会时就聚集在这里。西面一间就是饲养员室，中间是外屋，门朝南，门是中间带插销的木板门。

快过中秋节的前一天，听说生产队有一头牛的腿摔断了，于是生产队杀牛按人头分牛肉，通知下午收工到队部领自己家分的牛肉，正好过节大家也改善下伙食。 我们知青小组也分了十多斤牛肉，用一个土篮子挂在队部东大屋的梁坨上，大家晚饭后，天色已黑，准备睡觉了。 忽然，我听外屋门“咣当”一声，恍惚看到一个黑影从队部大门窜出，我忽然反应过来：不好，咱们的牛肉可能被狗叼走了，顿时大家睡意全无，到东屋一看，果然半个土篮子的牛肉，还剩一小块，也就一二斤了，大家都很懊悔，没有把牛肉放在妥靠的地方。

恰巧大家没睡之前生产队长来串门，听说丟牛肉的事情之后很气愤，说狗这种东西得便宜还会来，你们一会儿看再来给它堵屋里狠狠揍。 生产队长走后，大家怒气难平，按生产队长说的，吹灭了煤油灯 ，趴在窗户下看向生产队院子里的动静。

还别说，队长说的还真准，不一会儿，夜光下有两三只狗在院子里晃动，当我看到有一只狗咣当一声从虚掩的外屋门钻进了屋子，光着脚马上跳出窗户从外面关上了屋门，“抄家伙”，我说，回到屋内，我们五名知青拿着手电，铁锹，棍棒，扁担等奔向大东屋。

在一个角落里，一只黑狗茫然地看向手电筒的光亮 ，恐惧而无助，躺卧在地上丝毫没有反抗的意识，看来这只狗自己也知道偷别人东西是不对的，但想到明天我们已经因为它而吃不到盼望已久的牛肉，在我大喊一声“打”的口号之后，只听一阵噼里啪啦大家手里的家伙都冲这只狗招呼下去了。

在手电光的照射下，这只黑狗头上已经血肉模糊，一动不动，大家都以为这只狗已经被打死了，我拽住狗的尾巴 ，拖到院子里，看到有一个生产队喂牲畜的木槽，正好能扣住狗的尸体，就翻过来扣在狗身上。经过一天的劳动和打斗，大家也累了，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的早晨，发现大木槽被人翻过来了，听说这只狗的主人把狗领回家了，但这只狗并没有死，只是有一条腿断了。

那年的中秋节，我们只是喝了一顿牛肉汤。 直到今天，想起这件“关门打狗”经历，还是忘不掉那只黑狗在被困屋内时的恐惧而无助的眼睛。

下乡时五名男知青与带队赵驩老师、村干部合影

三. 半夜“借”树

　　我们是1969年6月份分到下乡插队的这个生产队，记得当时的玉米苗不到一尺高，经过简单的象征性的几天参加集体劳动之后，庄稼也该除草耪地了。

城里的供销社因为备货不足，各公社一下分配涌入大批知青需要大量劳动工具，我们生产队的队干部多次进城只买到了我们急需的锄头头和铁锹头，锄头把和铁锹把暂时无货。

几天的共同劳动，我们知青和社员已经打成一片，特别是年龄相仿的社员，更是无话不说。一天收完工，吃完晚饭，两个社员照例到我们知青住处串门，说：该耪地除草了，你们还没有锄头把和铁锹把，XX公社XX大队有树林，适合做锄把和铁锹把，但是只能半夜没人时候偷偷的“借”点了 ，你们几个准备好菜刀或者斧头，半夜我们过来招呼你们一起去，大家都同意了。

夜深人静，家家户户都熄灯睡觉了，那两个社员过来说：该行动了。我们五名男知青拿着家伙就跟着这两个社员出发了，我手里拿了一把菜刀，其他人是找社员借的菜刀或斧子。

只记得那天没有月亮，脚下没根磕头拌蒜一般走了几里地的路，终于看到前方一片黑树林，社员说：就这了，挑合适的砍，不要树头 ，砍够数量大家一起走。 顿时大家分头行动，小树林里响起叮叮咚咚的砍树声，我生平第一次干这种偷偷摸摸的事，感觉心脏都提到了嗓子眼，好在回家的路上没有砰到生人，有惊无险的完成了“借”树任务。

第二天，村里的木匠给我们除树皮，打磨光滑，按上锄头和铁锹头，我的那把锄头把顶部有一个龙头一样的凸起，比供销社买的锄把长些使用特别得心应手。

我很奇怪村里的几个村干部集体失声，没有一个提起那次“借”树的事，大概他们是党员干部怕走漏消息被处分吧。

这两个锄头把和铁锹把一直陪伴我到离开生产队的那一天。

下乡时五名男知青与带队赵驩老师、村干部合影

四. 两颗半牙

　　我们知青小组五名男知青下乡前都不太熟悉，虽然都是一个学校的，但不是一个年级或一个班级。其中知青小组老刘和我是高中一年级1968届高中毕业生，其他三人是初中一年级1968届毕业生。 老刘是干部子弟，性格高傲，但身材没有我高，细骨架，很有劲，肌肉结实，砟一看比较瘦小。

记得是下乡第二年的春天，生产队分配知青老刘、郑天玉等男知青和几个社员在生产队东屋割土豆芽子，土豆是块根繁殖的作物，春天发芽时割下嫩芽和周边的块根种到地里就可以长出一棵土豆。

和老刘一起割土豆芽子的社员单百强，是文革前随父亲因旧社会政治历史问题从沈阳遣送回乡的，早已经结婚生子，该社员性格轻浮，喜欢酗酒。

劳动中，单百强欺负我们知青小组一起劳动的知青郑天玉，老刘因打抱不平，和单百强互相动手，社员单百强被打掉两颗半门牙，而老刘的拳头也漏出了白骨，鲜血直流。

经过公社知青办和公社公安员出面调解，双方都负有一定责任，但单百强损失较大，调解结果由知青老刘负责给单百强镶牙的费用和误工费。

从此，再见到单百强时，他一张嘴说话还没听其声就先看到那两颗半金光闪闪的大金牙。

2010年左右，我再访第二故乡时，得知单百强父亲在八十年代落实政策已调回沈阳，而单百强仍然留在农村生活，但其平时经常酗酒家暴其老婆，后因酗酒过度已过世，而老刘先从生产队选调到市糖厂当工人，后考入四川大学，1985年又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留学。

蒙古族的勒勒车 五. 一粒枪砂

　　看青护粮，是一个良心活，除了队长平时没人监视你的行动，敢偷粮食的是少数人，主要是防止牲畜如牛、羊、猪等动物的啃食。 每天队长会告知去哪块地看青 ，对庄稼已经收下到地来不及拉到场院的地块要重点守护，有时晚上要在地里睡觉 ，一般巡逻到后半夜就自己用玉米秸等作物搭一个窝棚钻进去睡觉了。

生产队发的火药枪虽然也配备了足够的枪砂，但是队长也嘱咐我不要真把社员的猪打死，养个猪不容易，所以队里又发给我一袋子绿豆，当枪砂使用，这些小动作社员是不知道的。

一年的秋天又到了收获的季节，村子周围的玉米地的玉米全放倒了，一堆一堆的玉米堆在地里，很多社员为了抓秋膘，都把自己家猪放出来，这些猪见了玉米疯狂啃食，虽然我东跑西颠，四处撵猪，也没少放枪吓唬，但顾头不顾尾，气愤之余，我决定敲山震虎，在绿豆中掺入一粒真枪砂，在几米远的距离内对着一头大猪的后腿部放了一枪，只见这一枪射中了大猪的后腹部，流出了滴滴鲜血，这只猪嗷嗷嚎叫着跑回了村里。

根据这一枪打中的部位，并不致命，后来听说是村东头赵铁匠家的，大家听说他家猪中枪受伤的消息后，都不敢把猪放出来了，生怕我这个愣头青把谁家猪打死，而且附近生产队知青看青打死社员猪的信息屡见不鲜。

到了杀年猪的时节，每年社员杀猪，都要请我去抓猪，因为在村子里我个子高大，我的任务就是上前突然抓住猪后腿，把猪掀翻在地，其他社员一拥而上把猪绑起，以后就没有我的事了，在主人屋里休息，唠嗑喝茶，抽烟，等着吃杀猪菜了。

那年，赵铁匠家杀猪没有请我，听说杀猪时在那头猪肚子里找到了那粒枪砂。虽然和赵铁匠家人经常见面，但是基本不说话了。

作者20岁时的照片 1969年

六. 抽烟上瘾

　　刚刚下乡时，我们知青小组五名男知青没有会抽烟的，在城市里，我上学的学校，男青年抽烟会被同学们认为是不学好，是小地痞流氓的不好习惯。

下乡到生产队，和社员同劳动，互帮互助，社员们热情地教我们各种农活技能。中间休息时，社员们有在地上画个棋盘用石头子当棋子，一般都是小孩子玩的游戏，我们知青都不感兴趣。

这时热情的社员拿出自己的旱烟，教我们怎样用纸卷烟卷，说是抽烟解乏，干活就不觉得累了等等，这样我们五名知青陆陆续续都学会抽烟了，时间一长，就都染上了烟瘾，一闲下来，就总觉得缺点啥， 但是我们这些知青自己没有烟叶，一开始吃了饭就往社员家跑，名为串门，实际就是想过过烟瘾，有时候到城里买几盒纸烟，和社员们互换来抽。 那时候记得我们地区最经济的卷烟是九分钱的勤俭牌卷烟。

我的烟瘾直到五十多岁前，一到秋冬季节很容易就感冒，并且每次都发展成气管炎或肺炎，在医生的建议下，决心戒烟。大概经过五六个月，才彻底戒掉，也才感觉到，不抽烟的日子真好。 现在，我教育自己的孩子，抽烟百害而无一利，坚决不要接触烟草。

作者退休后的夜景自拍 七. 户外厕所

　　吃喝拉撒是自然界所有动物的日常，包括人类。

来到下乡所在地，第一年吃城镇商品粮，但白面没有大城市比例高，主要是玉米面，高粱米和小米，这些是当地主要粮食品种。每天的主食主要是贴大饼子，玉米面发酵后，加水合面，双手拍成手掌大小长形饼子，拍在锅边处，锅里是炖菜，大饼子全部拍好后，盖上锅盖，灶下烧火，焖个十几分钟饭菜就全好了。至于高粱米和小米饭，就要掌握好捞饭的火候，在做饭方面，我们几个知青很快就学会了，只要掌握好窍门，饭菜好吃也很香。

城市里烧煤，农村烧柴就地取材，主要就是玉米秸，高粱秸等等，做饭的同时，炕也烧热了，晚上睡热炕很舒服。

城市里，砖房，水泥地，自来水，有电灯照明，农村是土房子、土墙、土炕 、土灶、土地，为了防止夏季下雨屋子漏水，每年还要用麦秸搀土春秋抹两遍房顶和外墙，晚上照明要点煤油灯，煤油灯点时间长了，第二天早起鼻子里都是黑煤烟。

刚下乡到生产队，问社员，村子里的厕所在哪里？社员：什么？厕所？房后，随便，找没人地方就行了。

所以，在农村到处都是厕所，房后、墙下、小树丛、高坡下。 最不能容忍的是，小便还可以，但大便时，你一蹲下，社员家养的狗就闻味而来，有时不止一只，等你一起身，你的排泄物就被狗争抢着吃进了狗肚子，特别是冬天，排泄物还在冒热气。

所以狗改不了吃屎是千真万确的。 至今我绝对不会养狗，插队的经历，让我永远忘不了那饿狗争食的场景。

知青小组大吴在原知青点房前留影 2010年

八. 瓦匠师傅

　　从下乡第二年起，每年春暖花开，我都要参加本村村民盖房子的施工队，主要是村里的瓦匠肖九仓师傅指名要我做他的小工，他看中我个子高，有力气。

我们村每年都要新盖二至三栋新土房子，开会批准宅基地建房地点，建房户给施工队社员最高工分。

因为我不会技术活，所以我在施工队干的活都是最累的，剁大泥时，我在一人高的土堆脚穿高腰雨靴，拿大三齿子把泥土和水、麦秸搀匀；拖大坯时，和泥、端泥、磊墙时扔泥、扔大坯，一块二十斤左右的土坯我能扔到一丈高的房顶。

年底评五好社员时有两年还被社员评为五好社员。

给社员盖房期间，房东管三顿饭，都是平时不舍得吃的好吃的，什么粘糕饼子，猪肉炖酸菜等等。每天天一亮房东就打发自己家孩子招呼去东家吃饭，三顿饭好吃好喝。

直到我后来被大队派到公路部门的养路道班当代表工（相当于现在发工资但无编制的农民工）为止。 很怀念那段时光，吃的好喝的好，劳动中肖九仓师傅时不时讲一些小段子和笑话，非常接地气，缓解繁重劳动的气氛。

改革开放后，肖九仓师傅进城务工，在一次和工友建设工程完工后聚会喝酒过量，回家途中摔倒不幸过世，这是我后来听说的。

知青小组大吴带领全家回访第二故乡 2010年

九. 烧水灭虱

　　村子里来了知识青年，是百年不遇的新鲜事，全村社员不管老少，闲暇之余都喜欢到知青点串门，女社员找女知青，男社员找男知青。 时间长了，大家身上都被社员传染上了虱子。

虱子是一种嗜血昆虫，成虫四处乱窜，繁殖很快，内衣衬裤贴身处到处是虱子和虱卵，虱子卵不易脱落，小米粒大小白花花一片，干活时身体活动还好些，一到休息睡觉时就浑身奇痒，我们男知青睡觉时都不穿内衣，但还是摆脱不了虱子的困扰。

虱子是一种哺乳动物和人类共生的寄生虫，专食动物鲜血，猫、狗等小动物都可寄生，繁殖力强。

临近公社的一名女知青因为在内裤涂抹敌敌畏农药想杀灭虱子而中毒，抢救无效身亡的消息，瞬间传遍了附近各个知青小组，出殡时大家纷纷自发前往悼念。

为了消灭虱子，我们知青小组采用高温灭虱子的方法，每隔三五天，大家同时脱下内衣衬裤，烧一大锅开水煮沸几分钟，基本上达到了灭虱的目的。

草原牧场 十.妇女队长

　　在知青小组五名男知青当中，因为我个子高，身体也壮，每年的庄稼快收割时，生产队都派我当看青员，防止粮食遭到损失。

生产队发给看青员一支火药枪，配一皮葫芦的火药和铁砂。 那年我已下乡两三年了，生产队派我看守离村几里外的打瓜地。 看瓜地是比较辛苦的，要在瓜地24小时值守，用打瓜汁当煮饭水，咸菜、咸盐就当菜 ，睡觉就在生产队用高粱杆搭的窝棚里，下面铺一张牛皮做床 ，不管刮风下雨都要坚守岗位。

一天，阳光明媚，我正在瓜地巡视，忽然听到西边远处一群女人的说话声。 我们这个地区属于丘陵地区，地面高低不平，之所以种打瓜是因为不需要浇灌，全凭老天爷赏饭。我们的瓜地地势较高，西面是邻村的土地，种的是黄豆。

我走到西面瓜地的一个高坡，居高临下看到下面邻村一群妇女正在一人一拢收割黄豆，慢慢离我越来越近，大概能有二十来人。 我当时的打扮头戴一顶窄边黄色草帽，身穿蓝色夹克式工作服 ，带白边近视眼镜，脚穿长筒黑色雨靴，身背长筒火药枪，牛皮腰带挂火药和铁砂皮葫芦。现在想起来应当很像美国电影里西部牛仔的形象吧，二十多岁正当年。

这些妇女看到我站在高坡上忽然嘻嘻哈哈笑起来，也许已经猜出我是知青，七嘴八舌也听不清说的啥。 这时一个妇女大着嗓子喊：唉，小年轻，你下来，老娘赏你一根黄瓜俩香瓜。旁边一个妇女：这是我们妇女队长，老厉害了，你下来她保证能把你夹出脑浆来。 哈哈哈哈，这些妇女全都大笑了起来。我看这些妇女拿我取笑，也不客气，从肩上取下火药枪，掰开扳机，对着天空，砰的放一发空枪。

枪响后，这些妇女叽叽喳喳更热闹了:哟，拿个破烧火棍子吓唬谁呢，打死人你也得吃枪籽儿；一看你还是个真童子，你要死了白瞎了一个大姑娘；你还没尝过红枣大馒头的滋味呢，死了白瞎了；谁的馒头大，先给他尝尝呗；队长，你的大，亮给这小伙看看，馋死他。妇女队长：别说话了，快干活！ 随着这群妇女忙忙碌碌叽叽喳喳渐渐远去的背影，忽然觉得她们都很可爱的……

十一. 肝病遗传

　　我们知青小组插队到生产队大概也就一两个月的时间吧，听说生产队的刘会计生病了。 刘会计兄弟六个 ，他是老小。听社员们说，他有三个哥哥都是在四十岁之前得同一种病去世，那时候也不知医学名称，就知道脸色越来越黄，肝脏疼痛难忍，所以在农村老乡就把这种病起个名称叫“黄病”。

因为在当地无法医治，看医生吃中药都不见好，抱着最后的希望生产队决定让刘会计到大城市医院看一看。 因为我们都是天津知青，万一有困难可以寻求知青家属的帮助，生产队长记下我们知青家庭住址，和一名社员陪伴刘会计到天津治病。 到天津大医院确诊刘会计的病为肝癌晚期，当时没有治疗办法，所以在天津没呆几天就赶快回生产队了。那时刘会计已经走路困难，一路上全靠人背，时间不长，刘会计去世了。

葬礼上刘会计的老婆哭天喊地的悲痛情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刘会计去世时只有三十六七岁，身后留下三个儿子，好在老大已经十六七岁 ，当时学习木匠。 刘会计老婆是非常善良的女人，他家就在生产队磨坊旁边，看到我们到磨坊磨米磨面，都主动过来帮忙，听说我们做酱，蒸年糕等也主动到知青小组手把手教我们知青各个需要注意的关键细节，不求回报。

2016年，我家搬家上楼，因为睡惯了硬床 ，感觉买的双人床的软床垫睡不习惯，想做两个木床垫。听说刘会计大儿子小刘木匠经常在城里干活，特意找他到我家做了两个木床板。

三天时间按他说的手工费我又多塞给他一百元。 完工后我和小刘木匠拍了几张合影留念。

其实，不止肝癌，其他如精神病、心脏病、聋哑等都有遗传性，我下乡照相时，有一个村子有好几个不同年龄的独眼龙男性，据说都是近亲结婚的后果。不过，刘木匠兄弟几个，还没有发现遗传肝病的情况。

与知青点社员合影 十二.冬季搂柴

　　同工同酬，这是上级为了防止歧视知青规定的政策，分配物资也是按户或人头为单位，知青和社员同等待遇。

在农村，一年四季的烧柴是除口粮之后的大问题，仅靠生产队分的苞米秸高粱秸根本不够烧，所以我们这个村子的社员每年的冬季都要赶车到十几里地以外的草原搂柴草，而这往往是其他公社牧区的地盘，所以就要“悄悄的，打枪的不要”，半夜行动，以防被抓。

行动之前，生产队开会，自愿组合，几家一辆牛车或马车，我们知青没经验，也没工具，谁也不愿和我们搭伙，生产队决定专门派给我们知青小组一辆牛车。

生产队给我们五名男知青做了五个搂柴草的耙子，没有硬钢丝，只好买了一些普通8号铁丝做耙齿，这种耙齿一吃劲就变直了，但聊胜于无。

半夜两三点钟，我们带上头天烙好的苞米面贴饼子，套上三头牛的牛车，我当车把式，因为我赶过牛车有经验。至于哪里的草场草茂密还是稀少，社员也为了自己利益互相不告知。

大概向着牧场方向走出十多里地，感觉差不多了，就停下车，把牛栓好，大家纷纷各自开始搂柴草，累了冷了，就烧一点柴草烤烤火，饿了就啃几口苞米面饼子，此时零下二十几度的低温，苞米面饼子早已冻的和石头一样硬，只能放嘴里依靠体温化开。

大家都齐心合力，闷头干活，在太阳升起之前，装车压实，我们满载一车柴草胜利而归。 当我们满载柴草的牛车进了村子，看到了社员们满是赞羡的眼神。

就这样一连三天，我们搂的柴草已经堆满了知青点

西面房山，一年的烧柴已经绰绰有余。临近春节越来越近，大家纷纷准备回家了。

据我所知，在当地，自己解决烧柴问题，不给生产队找麻烦的知青小组，我们是独此一家，听说过有的知青小组因为没有柴烧，拆了生产队的牲口棚子。

与知青点社员合影 十三. 分红探家

　　眼看年底了，我们生产队分红，每个工（10分）分值一元二毛六分，这个分值在当地绝对是高等级的存在。

半年多的辛勤劳动得到了回报。 快过年了，欣喜之余，该回家和家人团圆了，我父亲喜好喝酒，我想办法买了几瓶开鲁大曲 ，以及天津不容易买到的小米；知青小组男知青小吴，用口粮在生产队换了高粱米、小米、黄豆、黄粘米、绿豆等等，一袋一袋总共最少七八十斤，相当于他的体重了。

小吴是1968届初中生 ，插队时16岁，刚到生产队时体重不到80斤，估计到冬天也没增加多少。因为我们在天津家离的不太远，我们两人相约结伴回家。

他和我结伴，主要是他那些粮食一个人扛不上肩膀，需要我先拎起来放到他肩上 ，粮食放地上，他一猫腰就站不起来了。

所以一到上车，、进站台、车站倒车等等都要我先把他安置好，然后两人一起跑步上车。

一路到了天津，下了公交车，离他家还有两里多路，我看他满头冒汗也帮他扛了一阵子，说实话这些粮食重量真不轻，我算力量大的走那么长的路扛着也费劲。

到了小吴家，他妈妈一开门，看到小吴肩上的粮食和脸上满满的汗水，眼泪瞬间刷一下就流下来了。小吴后来当兵，在南京军区空军地勤，复员后分在当地粮食车队当修理工，后办理手续回了天津。

庆祝开鲁县建县百年大会会场

十四. 摔跤比赛

　　在农村集体劳动中的上午，下午都有中间休息时间，有时男劳力一帮，有时男女混合，如锄地、割地时。

人多就爱热闹，农村又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有时候就有人鼓动摔跤比赛，说是比赛其实也是一种赌博，赢者的活计就由大家代劳了。

有一次，有社员鼓动我和社员王海坤摔跤，当地话叫比试比试。王海坤是村里男劳力中最壮的，年龄比我大两岁，个子没我高，但粗实，俗话讲车轴汉子，本来我这人不爱出风头，但是王海坤主动挑衅，无奈我说，那就来吧。

我们这的摔跤，也叫拉腰带，就是一手拉住对方的裤腰带，一手搂住对方的脖颈，一般靠蛮力摔倒对方。 我们两人摆好架势，先转了几圈，我趁他不注意，猛地把他身体往前一拉右脚伸向他双腿之间往高处一挑猛一扭身，说时迟，那时快，咚的一下就把王海坤摔倒在地，我的整个身体重重的压到他的身上，此时响起周围社员的一片笑声和掌声。

那天下午，我昂首挺胸扛着锄头走了好几根垄，不用干活了。 此后村子里再也没有人说想和我比试摔跤了。 除了比试摔跤，还有比试吃瓜，比试吃肥肉，等等。我们村的基干民兵排长和别人比试吃香瓜赢了，在生产队菜园子当场过秤，众人作证吃了13斤香瓜，输者掏钱。

2010年回到第二故乡时，听说社员王海坤分田单干后在一次赶马车时，不慎从车上摔下，车轮压过其身体，不幸过世。

左一作者作为天津下乡知青代表在开鲁县建县百年纪念大会会场

十五. 知青专列

　　我们学校的全称是天津大学南开大学附属中学，这是一所小学到初中到高中的一贯制学校，因为高中部设立还不到三年，所以还没有向大学输送毕业生文革就开始了。 在毛主席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之后，作为1968届届毕业生，很多人就已经提前计划自己的毕业去向了。

当时的政策是，自寻出路，投亲靠友，学校分配。当时的毕业分配方向是1，建设兵团，发服装、开工资、半军事化，生活待遇有保障；2，投靠家在农村的亲属，互相能有个照应；3，学校分配，各地农村情况收入千差万别，听天由命。有很多同学消息灵通，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和内蒙古建设兵团，我当时的情况只能属于第三种，听天由命。

学校的赵驩等三位老师到家动员，我明确表示服从分配，当时明确下乡地点为内蒙古哲里木盟开鲁县。 听说有哲里木盟开鲁县宣讲团到学校做报告，介绍开鲁县情况，因为我不经常去学校，所以没有听讲。

我二哥得知我下乡的消息，从新疆建设兵团探亲并给我送行。我二哥是1964年高考未被录取自愿到新疆支边，那时候高考分数保密，不公布。 我二哥用他攒下的工资为我购买了当时流行的白的确良衬衣，凭下乡证明购买的木箱，还送我一套当时流行的军装军帽 ，毛主席纪念章等，因为我爱好摄影，家里的一台120照相机被红卫兵抄家，又在委托店给我买了一台相似的照相机，花费四十多元。 相当当时一名熟练工人一个多月的工资。我在家排行最小，我的大哥，姐姐都买了一些农村劳动需要的物品，当时，我的父亲还在牛棚被革委会隔离审查。

在学校领到了知青专列的火车票，1969年6月的一天，天津东站人山人海，我的哥哥姐姐和同学朋友们给我送行，当车站的大喇叭的女广播员广播：“为下乡知青送行的亲属们，列车马上要开动啦，请离开车厢一米以外，以免发生危险”时，随着蒸汽列车突，突的启动声，整个车站人群几乎同时哇的爆发出一片哭声，惊天动地，受感染的我一边向亲友挥手，一边嚎啕大哭，泪水很快模糊了双眼。直到在座位上进入梦乡。

说来也怪，在以后的下乡插队和工作中不管遇到什么苦难，我再也没有哭过。 知青专列一节车厢一百多人，十多节车厢 ，站点不停，由天津直达通辽。

作者在开鲁县建县百年庆祝大会会场

十六. 磨房和驴

　　出了通辽站，已经拂晓时分，我们按顺序坐上了解放牌大卡车，下面放行李，上面坐人。一路顺风就到了目的地开鲁县。 我们被安排在开鲁县党校落脚，在大通炕上住了一晚，第二天生产队派了两辆大马车接我们进村。

毛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的指示早已传遍大江南北，村里的社员纷纷走到室外远远的看着我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百年不遇的新鲜事，进了生产队大院，队干部热情的帮我们卸下行李，问寒问暖。五名男知青安排在生产队部西屋，两名女知青安排在社员家。

开鲁县大批接收知青直到我们这批已经是第三批了，有关知青的新闻社员们也早已耳闻。 听说知青都喜欢骑驴，有一个社员牵过来一头毛驴，走到我们男知青面前：你们谁骑，这头毛驴老实，随便骑。

离开家乡的我几天的忧愁早已经烟消云散，高兴的拿过缰绳就骑到了驴背上，连说：驾，驾，这头驴马上小跑起来，但不是按照我的指令转弯或者停止，而是径直出了生产队院子，向着村子中间的一间土房跑去，我勒紧缰绳连说吁！吁！毛驴也不听，这间土房只有一个窗户一个门框，没有门，外面看屋子里黑洞洞的 ，这头毛驴也不管它背上还有人，出溜一下一头就钻进了屋子，那时的我在驴背上眼看脑袋就要撞上门框，也出溜一下从驴背上坐到了地上，引来围观的社员们哈哈大笑，

队长赶快跑过来把我从地上扶起，连声说摔坏没有， 摔坏没有，我连说没事，没事。原来这间屋子是生产队的磨坊，毛驴以为又该干活了呢。 这间磨坊是生产队全村共用的加工粮食场所，在没有电的农村，所有粮食包括粉碎、磨面、碾皮等等全靠毛驴拉石头磨盘来完成。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新生活。

知青点大吴与社员合影 2010

十七. 市场卖菜

　　我们生产队有菜园子，社员吃不了多余的就要出售一些。

开鲁城中心地带有一条胡同，是开鲁县的蔬菜市场，有一间小屋子为市场管理所，连所长共两名管理员，所长是建国前老干部，因为长了一脸络腮胡 大家背后都叫他刘大胡子。

生产队卖菜派我收钱，随带两名社员。每天天不亮到菜地摘菜，有西红柿茄子，豆角，香瓜等等。

到了市场，我嗓门大，三个人我是主力，高声叫卖，心想反正没人认识我。社员告诉我不能缺斤短两，否则别人撅你秤杆子。

每天从上午卖到午后，一般中午菜还没有卖完的话就开始大减价，记得西红柿卖过一毛钱十斤。回队后，三人共同把卖菜收入写在纸条上，签字后钱款连纸条交给会计，一般也就十块二十块的。

到了中午社员伸手找我要钱，说买盒烟，连买饭，一般是糖三角，烟就是九分一盒的勤俭牌，社员说以前大家卖菜都这样。

自从刘会计病逝以后，现金和会计就由社员王树海一人管理，据说王树海曾是大学生，三年困难时期因为吃不饱饭就不念书回生产队了。每次我和王树海亲自交接现金和钱款手续。

刘大胡子看到我们卖菜时，知道我是知青，从来没有为难过我们，态度也很和气。

多年后听说市场管理所刘大胡子，监守自盗，谎称钱箱子晚上市场管理所无人看管被賊偷了，后破案发现是其自己所为，判刑蹲监狱了，大家都说他要不出事就能当上后来的工商局局长了。

十八. 偶遇校长

　　我们的学校是两个大学办的一个中学，前身是天津大学南开大学联合员工子弟小学，学校学生都是两个大学校园内教职员工子女 。

我清楚地记得，我刚上小学一年级的一次语文课，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步仲渠老师教大家学写自己的名字，步老师用石笔在我的小黑板上写下我的姓“傅”字，我照着步老师的笔画一笔一笔写下了“傅”字 ，步老师和蔼的说：你很聪明。步老师那慈母般的声音终生刻印在我脑海中。

我印象中最深的老师还有小学王文颖老师，中学田凯老师，洪万青老师，贾振琪老师，赵驩老师。

汪义贞老师是我们上小学时的校长，因为我家住天大一村，汪校长住天大二村，我上学时二村是必经之路，经常碰到汪校长步行上班 ，每次见到汪校长我都打招呼：汪校长好！汪校长总是满脸微笑着回复：好。等我上中学以后，再见到汪校长，我就称呼“汪老师好”了。

因为五十年代后期，天津市划归河北省，并定为河北省省会，因此学校又接收了二百多名省委机关干部职工的子女，在我校住宿管理 ，增加了初中部，后又增加了高中部，校名也随之改为天津大学南开大学附属中学。

1966年6月的一天，一切随之改变，上午还在正常上课，下午上课铃声一响，一个个老师就被从教学楼请出，来到学校操场，头上戴上事先写好的高帽，胸前挂上事先写好的胸牌，名字被打X，前面是各种罪名。

我清楚地记得，一名年轻漂亮的女老师被一名低年级学生，用一瓶500毫升蓝墨水从脖颈倒下，女老师雪白的的确良衬衣胸前背后瞬间被蓝墨水污染，而这位女老师丝毫不敢反抗。这些老师共几十人被排成一排在天大南大校园游街，在羞辱和打倒的口号声中游街好几个小时。这一刻，我感觉中国几千年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瞬间被打破了。

以后，这些老师又被剃光头 开大会批斗，至今没有听说组织者向这次行动的受害者道歉。 在下乡插队后，春节回家，我又偶遇汪校长。

这次是七里台通往天大二村、四村的路上，因为我父亲以托派，历史反革命名义被抄家批斗后，从一村被赶到了四村，居住面积也从五六十平米变成十几平米，这里二村也是我回家必经之路。 我仍然恭敬的打招呼：汪老师好，汪校长看向我，似曾相识：哦，我们都还活着。从汪校长的脸上，再也看不到过去那慈祥的微笑，而只有一脸木然的无奈。

开鲁镇街道夜景 十九. 命陨异乡

　　在天南大附中下乡插队到开鲁县的70余名知青中，我的同学金启娟以生命的代价永远留在了开鲁。 我和金启娟同学是高中同班同学 ，印象中金启娟在女生当中，体型微胖，但总是以笑脸待人。

金启娟是在1969年5月份，我校第一批赴开鲁下乡知青，分配在明仁公社丰收大队。 经现在在澳大利亚移民，和金启娟在同一知青小组的孟刚校友确认，那是在1973年的春天，丰收大队的共青团组织大队共青团员和适龄青年参加义务劳动，因丰收大队小学校的学校围墙年久失修，需推倒重建，在义务劳动当中学校一人高的土墙突然倒塌，因躲闪不及，砸中正在劳动中的金启娟身上，致其骨骼碎裂，当场身亡 ，现场惨不忍睹。

事故发生后，县革委会非常重视，与公社，大队在当地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对金启娟家属进行了安抚。 毛主席说 ，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金启娟的死重于泰山 ，为了小学校的建设，她把青春，鲜血和生命永远的献给了开鲁她的第二故乡，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每年的春天，清明节，开鲁县明仁公社丰收小学的老师们，都要带领学生，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一课，到金启娟同学坟前，举行哀悼仪式，给学生们宣讲当年知识青年的事迹。

2009年，天南大附中下乡明仁公社五家大队插队的女知青，在重返第二故乡时，到金启娟坟前和金启娟生前所在地与村干部按当地习俗悼念金启娟同学。

五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祖国建设日新月异，人民生活蒸蒸日上 ，开鲁知青史有你娟写下光辉的一页，金启娟同学，安息吧！

原天南大对中下乡明仁公社五家大队女知青悼念同学知青金启娟

左起前排：董素生

后排：魏玲 马 梅 张晓松 齐力 周占占 郭树俊 曹泽芬

二十. 梦断政审

　　自白卷先生张铁生事件之后，1975年，天津市决定在开鲁县定向招收天津籍下乡知青，免试入天津高校，中专学习。 此次在开鲁县计划招生117名，其中备用名额10名。

开鲁县在我下乡第二年就陆续在知青中选拔人才，包括教师，干部，工人，有本地也有外地，实行自愿报名，知青小组推荐，贫下中农把关，上级政审的方式，因为我年龄最大，被推荐多次，均最终落榜，后来才明白是因为我父亲的历史问题。

那是解放前我父亲上中学时，学校盛行各种社团，我父亲追求进步，也加入了学校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曾经刻钢板，发传单。解放后，其个别组织成员被认定为托派。 解放后，肃反运动中我父亲以参与托派活动的反革命罪名被逮捕判刑，但几个月后上级发文防止肃反扩大化。发现我父亲的案件属于错抓错判于是又改判教育释放，并补发了被捕期间停发的工资并恢复原职。

在文革中又因此被批斗抄家。 毕竟我父亲有这样一段历史，我深知反革命罪的严重性，它在所有刑事犯罪当中是最严重的罪行，我在生活工作中感觉低人一等，谨小慎微，不敢犯错，本来对这次天津招生没抱希望，但是包括公社干部都说出身不能选择，但道路可以选择，重在政治表现，因此我又抱着一丝希望报名了。

但是现实又被打脸，这次招生，因政审未通过落选。三合三队的贾来发，替补了我的名额，被天津大学录取。 多年后，我在我的个人档案中，看到了我那份政审外调材料。

政审外调材料 二十一. 最后选调

　　在生产队知青小组经过多次选调，我好几次均名落孙山，情绪也受到影响。正好开鲁县公路建设如火如荼，在公路沿线新建养路道班，需抽调农民代表工，即户口，粮食关系不变，由国家按天补助每天七毛，粮票半斤，生产队记工分，一般有家业的青年不愿去。生产队长找到我，问我愿意去吗？我正好想换个环境，当即就答应了。

到开鲁县公路段报到后，知道我高中文化，任命我为道班班长。其实就是带头干活，传达上级指示精神，领取工具材料，到月底代领粮票和补助，给员工分发钱粮、派工等工作。 从1973年一晃就到了1976年，三合四队五名男知青陆陆续续选调当兵、调回原籍等等都走光了，最后就剩下我一个人。

知青小组两名女知青也因父母落实政策回天津了。年底我接到大队通知：县里这批选调，大集体指标，生产队不想再承担知青的口粮工分了，希望你能报名。 那年被我一粒枪砂打进猪肚子的赵铁匠儿子当上了生产队长。 三合大队三队也只剩下一名男知青。

就这样，经过体检，等待，接到通知，我到县开鲁运输社报到，三队的天津知青崔东升到县棉织厂报到。

我将近八年的下乡插队身份终于结束了，转换成了城镇非农业户口，吃商品粮了。政审体检合格。报到后，我被分配到开鲁县运输社装卸队当装卸工。最后的我终于选调了。

固定工调配证 工种审批表 二十二. 涅槃重生

　　我选调的单位原名开鲁县运输合作社，是五六年公私合营时由个体运输户集体化组建，七七年单位名称改为开鲁县货运公司。

因为当时的骡马流行一种传染病“马的四号病”，防疫部门发现即将感染传染病的马匹枪毙深埋，运输社大部分的马匹都被枪毙了，使开鲁县的运输能力减弱，为使运输合作社正常运转，国家提供贷款购进货运汽车，由畜力运输转为机械运输。因此需要招录装卸工等工种。

同时选调的装卸工有四名天津知青，和四名本地知青。 经过六个月的熟练期，我们被派往开鲁货运公司通辽办事处，睡觉时一个大通炕，十来名装卸工，吃饭就是在国营饭店用高价买的黑面馒头，糖三角，简单的炖菜，大师傅就是不适合重体力工作的老员工。

每天的劳动之后浑身都感觉精疲力尽，装卸煤、石灰、水泥等各种建筑材料和生产生活资料，没有星期天，单位号召八小时內拼命干，八小时外做贡献，在通辽办事处的这段时间是我一生最难忘的最艰苦时期。

1979年，货运公司需要一名有文化的汽车配件保管员，把我从装卸队召回，从此我的工作有如涅槃重生，由于我苦心钻研业务，担任保管员的第一年就被评选为先进工作者。

先进工作者奖状 二十三. 代父申诉

　　我从装卸工转换为汽车配件保管员之后，另外三名天津知青张立诚，单亲家庭，其母因右派落实政策回津，赵晋鹏，后转换为汽车修理工，于九十年代初回津，赵会峰，后转换为更夫，于九十年代末回津。

我在父亲1975年过世后，我曾以母亲一人在津生活无人照顾，打算按当时特困照顾母亲的理由调回天津，相关部门均无意见，但户口所在辖区派出所所长以“反属不照顾”为由拒绝签字盖章，我母亲于1978年因脑溢血过世。

在党中央平反历史上一切冤假错案的政策公布后，我决心代父申诉。 当时政策是哪里造成的冤假错案就由哪里纠正。 我父亲当时在天津大学正常上班时被按反革命罪逮捕判刑的，于是我就向天津大学申诉，最后结论是维持1956年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教育释放的结论意见。这个结论我当然不能接受，只好又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诉。

1982年六月三十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终于发来通知：宣告我父亲无罪。

仅此告慰我父亲和母亲在天之灵：

别了，反革命罪。

天津大学的回复 1979年

天津高级人民法院宣告父亲无罪的通知 1982年

二十四. 业余爱好

　　小时候，看到照相时，人在镜头前面一站，咔嚓一下过两天就能洗出和真人一样的照片感觉很神奇。

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因为家里的书架上有一本《摄影术》的书，详细介绍了摄影发明的历史，原理，配方等等，我父亲抽匣还有一台柯达120相机，理论加实践，使我对摄影的痴迷欲罢不能。

天津的百货大楼，劝业场，照相器材柜台都有小包装的印像纸，和配好的洗印药品出售，我用家里给我的零用钱购买回家实践，很快就掌握了洗印照片的要点，给同学，家人洗出的照片和照相馆没有区别。

上高中一年级时，因为需要办理学生证，班长在学校门厅的黑板写下：有需要洗照片的同学，请把底片送到九年一班傅祖良处，每张收费一分。 当时照相馆加印一吋照片收费五分或六分，所以我报的价格是很便宜的。不久我就收到很多底片，不仅九年级，其他年级也有。有的同学拿来二吋三吋等大尺寸底片，我也只收一分，那时也不懂成本核算，但总的来说，只赚不赔。

每到星期六的晚上，就是我洗照片时间，礼拜一就把洗好的照片给同学送到手上了。 文革开始后也没闲着，因为不上课，玩摄影几乎成了我的主业。

这是我下乡插队前洗印的照片，右下角有“天津1969傅祖良印”标识。

左起：孙世如 李明雁 陈阜山

拍摄于1968年10月

二十五. 主任钱包

　　那是在养路段我当道班班长时期，养路段一把手主任兼支部书记姓张， 因为两个门牙有点向外突出，背后大家都叫他张大牙 。 养路段一把手权力很大，俗称一只笔，所有单据他一签字就能报销，大家都很尊重他，那时的干部还算清廉，但免不了请吃请喝。

有一年春节前 ，我打算第二天回津过年，来到养路段，正好赶上有人请张大牙主任喝酒，大家都很熟悉，正是饭时，我也参加了。 时间是下午下班后，地点在单位小食堂，人多就摆了两个炕桌，参加人主要是几位单位司机，几位管理县内几条公路线路的线长。大多都是单位活跃人物，一共八九个人。由新雇佣的外号小蘑菇姓王的大师傅从里到外服务。

东北喝酒讲究气氛，请主任喝酒就要把张大牙主任陪好，气氛上来后，大家都脱掉外衣，堆到身后炕头炕梢。猜拳行令，喝的昏天黑地，好不热闹。因为不胜酒量和我的代表工身份，明天还要赶车，中间我就提前离席，找地方睡觉去了，什么时候酒席结束的也不知道。

第二天很早就醒了，听说主任昨天喝完酒发现钱包丢了，下午刚刚开的工资，还没回家，总共七十多元连钱包放在外衣内兜里不见了，闻知大家顿时酒醒一半，纷纷寻找猜测钱包被谁偷走了。 大家在主任办公室连劝带安慰陪伴张大牙主任喝茶，连想计策，一夜未眠，如果找不回来钱包就由当天参加喝酒的所有人大家一起平摊费用，让张主任好好过个年。

嫌疑人之一就是新雇佣的临时工做饭师傅小蘑菇，大家还没吃完饭他就先回家了，临回家前和大家说明天早上他来收拾碗筷。大家派了两个人到他家窗户底下听声，也没听出个结果，最后商量决定使用“诈”的办法。

第二天一早，小蘑菇一进单位大门，伙食长从传达室出来说：王师傅，你昨天把主任钱包藏哪去啦，也不告诉一声，主任一看钱包没了挺着急，刚开的工资还等着过年呢，大伙都说看见你给拿走了，准是跟张主任闹着玩呢。小蘑菇一听故作镇定：我寻思主任净吃大伙了，也该让主任请大伙一顿了。你把钱包藏哪啦？在我家呢？快回家取去！派个人到他家取回钱包，一清点没有差错。

张大牙主任也没难为小蘑菇，给他多开了一个月工资，把他辞退了。 这个小蘑菇家离张大牙主任家不远，还是张大牙主任推荐他做单位食堂大师傅的，主要想解决下面道班人员到城里办事的吃饭问题。

事后和我关系不错的线长告诉我，一开始张大牙主任的怀疑对象我是最大嫌疑人，因为我第二天要回天津，还提前退席，知青偷鸡摸狗的闲话也不少。

幸亏真正的小偷最后找到了。

通辽市“科尔沁知青之恋”雕塑揭幕现场

二十六. 现金出纳

　　还是在养路段道班期间，作为道班班长，难免就要采购道班用的生产生活用品， 需要到养路段先借款，再凭单据领导签字报销。

养路段的现金出纳是一个长瓜子脸，个头不超过一米六本地人评价没有三块豆腐高，体重满打满算也不超一百斤的男现金出纳员，三十多岁年纪，平常大家都叫他老李会计。

因为我经常采购道班生产生活用品，需要借现金打借条，购买完物品再找领导签字报销抽回借条。有两次这个老李会计说，一会儿我找着借条就给你撕了，放心吧。

但是过了一两个月，在领取补助款时，借条又出现了，我说，我记得这个钱还完了已经，这时老李会计满脸堆笑：你记错了，借条没抽呢，只好硬着头皮认账了。 以后就记住了，不见兔子不撒鹰。

听说这个老李会计平常在家一天三顿酒，和老婆经常坐炕上好几个菜推杯换盏，对酒当歌，一上班满嘴酒气，在单位见着你就趴着你耳朵神神秘秘的说一些不着调的话。什么：……今天天气不错哈。让人哭笑不得。

后来我选调以后，听说老李会计因为贪污被举报判刑。再后来看到他和他老婆扫大街了，可能是刑满释放了。不知道每天两口子是不是还推杯换盏呢。

看来，还是人间正道是沧桑呀！

通辽市“科心沁知青之恋”主题雕塑

二十七. 煤气中毒

　　我在开鲁县货运公司担任汽车配件保管员后，1981年经媒人介绍，和当地一名护士结婚，单位分配给我小三间土坯住房，产权是县房管所。此三间土坯住房1987年在国家的居者有其屋政策下，我以970元价格购买成为私产。

我家西侧连山两间房，也是土坯住房，为私房，被货运公司购买下来，一开始是作为货运公司单身宿舍，后分配给了刚刚结婚无房住且分配到货运公司工作的中专毕业生小李会计。

小李会计比我小七八岁，是从农村考入中专毕业分配到货运公司的， 县城和农村不同，取暖做饭都是烧煤为主。小李会计这两间房，为了节约空间没建灶台，而是在炕的一头安了一个铁皮炉子，插进炕洞里，这样在做饭的同时，炕也烧热了。虽然看起来热量充分利用，但造成一个问题：容易中煤气。

一天，我爱人上夜班，我儿子已经三岁多，我和孩子在西屋睡觉，半夜忽然听到西墙咚咚的有敲击声，因为夜深人静，听的很清楚。 那时是冬季，我赶快穿衣服，来到西屋小李会计家，看到小李会计有气无力的用一个木头凳子敲击我家西墙，在向我报警求助。

他看到我进屋，赶忙勉强拉着我的手，说一句：大哥呀!身子就不由自主的瘫下去了。

我一看这状况肯定是煤气中毒了，连忙打开窗户并打开门通风，把小李会计扶上炕，再把炉子里余火倒到院子里，到单位叫了几个人把小李会计两口子送到医院，那时小李会计的爱人已经昏迷不醒。因送医及时，两人都没有留下后遗症。

小李会计改革开放后，因货运公司被合并，调到县政府任职，很长时间没有再见到他，非常善良和气的一个人。

通辽市“科尔沁知青之恋”主题雕塑

二十八.第二职业

　　自从组建了家庭，随着孩子的出生，家庭各种生活花费和单身相比时更多了，仅靠工资收入捉襟见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允许在职职工在业余时间合法开展第二职业以增加收入，因为学生时期的摄影基础，自然而然的为群众照相服务就成为我的第二职业。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开鲁县彩色照相成为群众消费热门，买一台照相机，下班后在群众聚集的路灯下为群众拍夜景，照片洗出后送到消费者手中满意再收费，礼拜天骑自行车在周边农村为群众照彩照，为学校学生照集体照，聚少成多，每月利润超过了工资收入，大大改善了家庭经济状况。

1992年，开鲁县货运公司和开鲁县运输公司合并，成立开鲁县运输总公司， 开办第三产业照相馆，任命我担任照相馆经理，每年向总公司上缴承包费，连续几年都完成了任务。

荣誉证书 二十九. 下岗创业

　　在开鲁县货运公司，因为原来单位分配的土坯住房已经被我购买成为私有住房，但该房系土坯结构，年久失修，需要维修或重建，仅靠夫妻两人的工资收入，或承包单位照相馆想要改变生活质量几乎看不到希望，因此决定下岗创业。

首先要有自己的营业场所—营业用房 ，我在1994年下岗，1995年在自己的住房前宅基地范围之内盖上了砖瓦结构的营业用房，挂上了“交通照相馆”的牌子。正式开始了靠照相服务的创业生涯。

至2004年，我把自住的土坯房翻建成砖瓦结构的居住用房。

至2013年我在儿子所在工作城市，购买了一套下沉式庭院一楼半地下结构的住宅楼房。

此期间，我的两个儿子双双考上985重点大学顺利毕业并安家立业。

2016年举家搬迁，装修入住。这些成果大都是通过我所拍摄的由一张张照片点点滴滴的利润汇聚而成的。

我为自己的成就感到骄傲。

作者的营业执照 作者开设的照相馆原址 三十. 我的故事

因为喜欢刷头条，看到一些关于知青的话题，所以有了想把自己亲身经历的知青记忆片段发在今日头条，以便让那些没有经过那段历史的人们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这是我写知青话题文章的首要原因。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每个经历过的人都有不同的体会，有的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有的是不堪回首的噩梦 ，我想这些人应当都占少数，大多数人还是像我这样，是一段普通的人生的经历，有苦难，也有欢乐，我们响应了国家的号召，毅然加入了上山下乡队伍的大军，即使当时看不到前面的路在何方。

知识青年，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名字，它的影响力当时几乎涉及到全国的每个家庭，而一千七百万知青，就是一千七百万个故事，我的“知青亲历”只是其中的一个故事。

摄影，本来是我偶然喜欢上的业余爱好，没想到最后成了我以此谋生的手段，实在是最初想象不到的事情，也许这就是命里注定吧。

感恩我的父母，你们给予我健康的生命，并给我创造了美好的业余爱好的家庭氛围；

感恩我的夫人，我所取得的成就虽然很微小，但也有你的一半；

感恩我的哥哥姐姐，你们给予我的关爱使我受益终身；

感恩原天津大学南开大学附属中学的小学和中学的老师们，你们给予了我知识，以及善良，上进，和诚信的品德；

感恩我的朋友和关心我的同学们，你们给予我信心和勇气；

感恩我的第二故乡开鲁以及勤劳和善的开鲁人民，容纳我并给予我安家创业成长的空间。

谢谢大家！

天津下乡知青 傅祖良于通辽

2024年4月10结稿

在开鲁县安家的天津知青与退休的县长罗彬同志的合影 2008

2008年11月 作者近照 附录 拍摄于1986年 拍摄于2015年 拍摄于2019年 与老乡情同手足

在校期间，为校友洗的部分照片

照片右下角均有“天津1969傅祖良印”标识

前排左起：安 禹 马新民

中排左起：李荣良 白利卫 廖放礼

后排左起：张宝源 孙世如 马士奎

前排左起：杨西木 崔树平 韩 森

后排左起：曾 宁 宋光德 田 文

前排左起：于沄沪 崔树平 韩森 杨西木 顾树华

后排左起：田文 曾 宁 宋光德 石昌 丁松传 白利卫

与校友合影 左起：翟同生 傅祖良

左起：傅祖良 木匠刘师傅 孟刚

左起：傅祖良 毛用邦 李有国 周占占

在通辽再相聚

前排：孙桂云 王树民 孙晓梅 高义鸥，徐秀英 李有国 毛用邦

后排：傅祖良 褚 毅 薛天纬 贾晓坡 姬凤奎

2023

注：

照片由校友提供，如有侵权，请和发布者联系删除。

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