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沁河古渡

洎水蓝

沁河，这条横贯山西的大型江流，不仅滋养了无数生灵，还孕育了丰富的历史和传说。

沁河，作为黄河的一级支流，其源头位于山西省沁源县西北的太岳山东麓，它自北向南穿越安泽县、沁水县、阳城县和泽州县，最终在拴驴泉流入河南省济源市的紫柏滩，再经沁阳、博爱、温县，于武陟的南部汇入黄河，总长达到485公里，流域面积覆盖13532平方公里。在山西境内，它的长度达到360公里，流域面积为1.07万平方公里。

沁河，在晋城市内是第一大河，流经长度达160公里，其中沁水县占82公里，阳城县和泽州县共占78公里。在这段流域内，沁河或许以河心为界，或许在两县间蜿蜒穿越，其流域面积达到4606平方公里。古老的渡口全部归属于阳城县和沁水县。这些古渡，即旧时的渡口，地方志书中称之为“津渡”。

据现存最早的《阳城县志》康熙二十六年(1687 )版记载： "润城津(即刘善津),沁渡津（河头津)，王村津，各有官船一艘，冬春以桥。沁河渡水手十一名，每名工食银伍钱；刘善渡（即润城津)五名，每名工食银贰钱伍分；共银陆拾贰钱伍分”。

又据清《阳城县志》同治十三年(1874)版记载： "河头津，县东二十里；王村津，县东二十里；刘善津(即润城津),县东二十里；皆沁河官渡，津渡处。

津各置官船一只，夏秋水盛，以渡行者；冬春水落，则桥通往来。又城东二十六里有上佛津。又东四十里有阎家津(现延河),亦各置船一只，路非孔道，特居人所设，以行来者”

河头、刘善、王村三渡口，由县署设，为官渡，各置官船，船工银饷由县署发给。

在民国年间，沁渡里由河头、西坡、水泉沟、门楼底、贝坡、下河、马山庙社，伙造船只，船工10至20名。由庙、社和船工头郭家兴(已故)订立合同，内容是“保证安全，摆渡行人和牲畜、车辆等，如无故损坏和沉没船只者，由船工以家产低赔船价。只收骆驼，小车、抬轿船费，行人和牲畜车辆过桥不收费，收入由船工头经管，除上交社款外，当日均分给船工，县衙常设护桥护船保卫团5人，驻防河两岸，作冬春护桥，夏秋护船的工作。

刘善渡，是县境东北部通往县城的重要渡口之一。有官船一只，旧时曾流传着“三山两水一孔桥，一只小舟东西摇”的民谚。船工食银由县署发给，历来有“刘善船，小城(现润城镇)桥的说法。时间规定：每年搭桥为农历十月一日，拆桥为三月二十日，如拆、搭桥不按规定时间，桥木板被冲的损失由船工赔尝，在规定时间内，由庙、社负责，直至解放前仍沿用。

据清咸丰十一年(1861 )四月，刘善大王庙积善碑记载："盖自舟辑之利兴，凡熙熙而来，攘攘而往者，不至望洋而叹矣。刘善村下临沁河，旧有渡船，为行人之便；但更换时，常苦费用无出，今凤邑(指现晋城市)米山村秦聚锦堂好善乐施，慨捐兴船，户筹制钱壹佰仟文整，为换船补修之资，以奠，其德不可没，爰砌谱石，以传后世云“。

润城自古商业繁荣，货通全国各地，是各种货物的集散地，有着北方第一大河集的交易市场，刘善津承担着东西货物和行人流通的重要角色。可见这个渡口非同一般。

王村渡也为古官渡。据雍正十三年(1735)七月十五日，王村西山顶蒿峪东岭口庙碑载： "嵩峪岭为东西通衢，往来商贾络绎不绝” .民国年间有船两只。村东由卫福全负责，村西由曹进宝负责，每船有船工10余人，两船互换位置，摆渡行人。

因无具体管理制度，收费是船工头制定。根据水势大小，水涨时每人每次可收100文制钱，水落时30、20文制钱不等。

解放后，船工互助造船，谁渡船谁收费。因无管理机构制度，1975年7月超载沉船，淹死7人。后来由个体户摆渡行者。船费一般以二角、三角不等，但也要随行就市。王村渡原也备有桥木所(房), 1943年被冲。桥木所是用来放置搭桥木料，渡船用具和船工栖息的场所。

上伏渡，和望川渡为民渡。望川和屯城两岸百姓为了往来方便，自发的搭桥，摆渡，他们把修桥摆渡视为善举。明万历三十三年(1554) 《重修义桥碑记》中，详

细记述了修建义桥的遗风。碑文内清晰的记录了修桥和拆桥的时间。“九月内搭盖、越岁四月内拆毁”。

又据清雍正七年《重修桥木所记》载：“从来建功者无竖碣以记诗其事也，桥木之始，无从稽考。康熙丙寅(1686)河水肆虐，汹涌弥漫，桥为之漂刮无存，其年首事诸长者，整理如宿，理桥之馀，遂置此房(四间) ,为堆积之所，年来风雨摧残，几至崩圯，于是募资而为重修计,吾昂人乐善，不日告竣，谨列序其由，刻于输财效力者之日，实所以劝善者云尔。大清雍正七年( 1729 )在屠维尔正月吉立”。

古代沁河洎水段渡船往来密集频繁，是通途两岸的重要交通工具。也是战略要地。

1938年2月，日军入侵阳城时，政府下令，拆桥毁船，解散船工，以沁河为屏障，抵御敌军。给入侵者渡船过桥设置障碍。日军汽车在河头村西的马鞍桥(地名)受阻后，当晚退回牛王坡，天亮在河头村强拆老百姓的拆门板、床板，试图搭桥强渡沁河。2月28日，东北军53军军长万福麟派其弟万福全，率一个师的兵力到沁渡小河口阻击日军，命令守桥官兵抢拆木桥，守卫木桥的官兵，将桥拆毁至最后一孔时，被日军的炮火打死打伤30余人，沁河守桥军，南岸我军增强火力，在机枪的压制下，守桥官兵将汽油浇到桥上，点火烧毁木桥，阻止了日军的强攻，有力地打击了入侵者嚣张气焰。

时隔四个月，7月2日晚，日军又开着50多辆汽车，在重炮掩护下，用汽艇在夜间偷渡沁河。八路军出其不意，在上佛、王村、望川等渡口，受到抗日民众的热烈欢迎和支持，顺利渡河，从侧翼痛击敌人，取得了町店战斗的辉煌胜利。

1940年4月20日，日军盘踞县城后，日伪阳城县维持会强迫船工10余人补修破船一只，以摆渡军人和车辆物资武器装备等，由两面村长茹俊才接待，当时也为抗日军民和地方百姓摆渡。

上佛渡口和望川渡口也都是沁河重要的渡口。上佛渡口在明清时期和民国年间都非常繁忙，甚至可以与官办的王村津渡相媲美。据老船工回忆，朱德总司令在1940年曾由此渡过沁河到达阳城。

1945年4月14日阳城全境解放，太岳行署接管沁河渡口

工作，派出老张、老郑(名字已失记)等5人管理渡口工作，

并组织船工备料造船，以摆渡支前的抗战军队、民工，车辆及军用物资，亦兼渡往来行人，由郭九锁，卢四丙领头，有船工16名，行署拨米顶款补助，作为维修船只及开支船工工资之用，民间渡河收费归船工所有，按行署规定:渡船费每人每次为一角、五分、三分不等。当刘邓大军挺进中原时，为了军队和战备物资反一切军需顺利渡河，还专门抽调河头村长张长友带领11名船工，到黄河渡口渡船支前。

1949年12月，太岳行署迁太原后，将渡口管理工作移交给阳城县政府，归第二区区公所管理。1955年5月，县政府派交通干事王炳虎(潞城人)到渡口负责整顿，当时有船两只，船工18名，由李仁(中共党员)任工头。船宽3米，长12米，一次

摆渡40余人，并摆渡轿车和载货汽卡车。制度是:不淮超载,保证安全，按时摆渡，以收入的30%积累公积金作打船用，收费管理由船工照旧例执行。政府并规定渡口不纳税，1956年3月副县长苗士英派刘仁泉(望川人，已故)

到渡口负责，成立渡口委员会。船工工资每月25元，1958年

下半年，刘仁泉调县交通科,渡口改为集体单位。1964年，国家拨款140万元，首建两孔跨径各50米的石拱桥。1967年元月，沁河王家庄大桥建成通车，从此，结束了人工摆渡的历史。船工人员，归属县运输公司，成为集体所有制工人。润城津也在1981年刘善大桥竣工后，彻底停止了摆渡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这个渡口一度中断，直到90年代初才最终废止。

据清光绪年间的《沁水县志》记载，郑庄、窦庄、刘庄、武安、韩王、王必等地在夏季设有渡船，冬季则搭建浮桥。1953年沁水县的一份《关于渡口行船调查报告》指出，县内有大小渡口共14处，包括郑庄、嘉峰、刘庄、殷庄（又称潘庄）、郭必、窦庄、下韩王、上韩王、中乡、南大、郎必、石室、王必、大将等，共有木船15只，船工52人。

郑村渡口最初由民间自发设立，邻近的村庄居民在过河时并不需要即时付费，而是在夏收和秋收时节，渡口人员会进村上门收取粮食，各家自愿交纳，数量不等。对于外地过河的人，则根据水情来定价。然而，在1954年后，沁水县人民政府制定了新的收费规定，并对革命军人及其家属、残废军人、贫困军烈属提供免费服务。1956年后，渡口归县交通科管理，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和投资。但到了1961年，随着郑庄石拱大桥的建成，这个古老的渡口便逐渐废止了。

其次是潘庄渡口，也被称为殷庄渡口，它曾是通往晋城和阳城的重要交通枢纽。在上世纪50年代初，这个渡口还只有两只木船，但后来随着交通量的增加，县交通部门进行了接管并进行了大规模的改进和投资。然而，在1976年，这个渡口发生了一起重大的交通事故，导致15人不幸遇难。两年后，随着潘庄大桥的建成通车，这个渡口也最终废止了。

众多古老的渡口见证了岁月的沧桑和历史的变迁。

这些古渡，既是交通的要道，也是文化的载体。它们穿梭在两岸间，连接着两岸的生活与往来。

官办津渡，管理规范，承担着重要的交通任务。而民办津渡则更多地体现了民间的智慧和自发组织的力量。这些渡口在夏秋季节水盛时以木船摆渡，冬春枯水时则搭建木便桥，灵活应对河流的变化。

在这些渡口中，河头渡口、刘善渡口、潘庄渡口和郑村渡口等因地理位置重要或历史悠久而脱颖而出。它们曾是商贸往来的必经之路，也是文人墨客留下诗篇的地方。明代王微的诗中赞美道：“沁水河边古渡头，往来不断送行舟。”正是对沁河古渡的繁荣写照。沁渡扁舟也是阳城古八景之一，沁河古渡是沟通中原和陕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中枢，也是沁河流域富饶繁荣的见证。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交通的发展，这些古渡逐渐失去了往日的繁华。

尽管如此，沁河古渡依然承载着珍贵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价值。它们见证了沁河流域的发展变化，也记录了两岸民众的生活点滴。在今天，虽然许多渡口已经废止，但那些古老的船只、木桥和船工们的身影，仍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成为沁河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通过追溯沁河古渡的历史和传说，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沁河流域的交通发展历程，还能感受到那份厚重的历史底蕴和人文情怀。这些古渡，既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文化的传承者，值得我们去探寻和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