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启超先生墓前

不是我是风

季羡林《在胡适墓前的回忆与反思》的第一句话是“我现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2024年清明节，我游览国家植物园，当我来到梁启超墓前时，就想起了季羡林的那篇文章的那句话，谨套用前半句作为标题，以表达对梁启超先生的从崇敬之意。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近代思想家、政治家和著名学者，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从康有为学习，力图维新。戊戌政变后，出亡日本。其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学贯中西，囊括古今，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一生著述等身，总约千万余字，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饮冰室合集》较称完备。

梁启超墓位于北京植物园内，这一安排背后的原因是因为70年代末，梁启超的后人无偿将梁启超墓园交给了北京植物园。植物园在接收后，对墓园进行了修缮和维护，并保持其对外开放的状态。

梁启超墓园的特点是四周环绕着矮石墙，园内种植了大量的松柏，营造出一种简单质朴而又和谐的庭院风格。每逢清明节等节日，常有市民前来凭吊祭拜，以表达对梁启超的纪念和敬意。

1929年的年初，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56岁。死后葬于北京，也就是今天的梁启超墓园。称其为“墓园”，因为这里并非仅是梁启超的墓地。除了梁启超，这里还有他的多位亲人都埋葬于此。

梁启超墓园的设计者并非别人，而是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院士。作为著名的建筑师，梁思成先后参与设计了多个国内知名建筑，享誉海内外。然而，梁启超墓园却是梁思成设计的为数不多的墓地之一。

戊戌变法后，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提出“开大图书馆”，认为这是强国措施的重要一环。1903年的流亡之旅，使他得以在美国近距离观察图书馆事业，从而开启了在北京兴办图书馆的半生功业。

2021年5月，我曾经到北海公园瞻仰过“快雪堂”，这是梁启超先生着手兴办的第一个图书馆是位于北海快雪堂和右翼宗学旧址的松坡图书馆。馆名松坡者，纪念蔡锷蔡松坡也。两人亦师亦友，图书馆成立的1923年，蔡锷已经逝世多年。梁启超对这位护国英雄念念不忘，多方奔走，最终在北海快雪堂和右翼宗学旧址实现了夙愿。设在北海快雪堂的是一馆，馆藏以中文书为主；设在右翼宗学旧址的是二馆，馆藏以外文书为主。

1923年11月4日，松坡图书馆在快雪堂成立后，有近两年时间并未对公众开放，直到1925年10月1日北海开放为公园，才随之开放。梁思成和林徽因还在这儿谈过恋爱。林徽因当年随父亲林长民从欧洲回国后，就住在北海陟山门外雪池胡同2号院，周日无人时，梁思成常约了林徽因去松坡图书馆闭门看书，而徐志摩则常常扮演“不速之客”，惹得梁思成只好“于门上张一纸条，大书：Lovers want to be alone。其事遂绝”。这段轶事是梁实秋八卦出来的。1924年，泰戈尔访华，吃过梁启超的接风宴后，便到这里与文化界人士小坐。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响点亮了四面风，轻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那轻，那娉婷，你是，鲜妍百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天真，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雪化后那片鹅黄，你像；新鲜初放芽的绿，你是；柔嫩喜悦，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白莲。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这首诗您还记得吗？年轻时的我读过，现在不读了，诗是年轻人的事，老了，写写回忆录吧？这首诗发表于1934年的《学文》上。

关于这首诗有两种说法：一是为悼念徐志摩而作，一是为儿子的出生而作，以表达心中对儿子的希望和儿子的出生带来的喜悦。

梁从诫先生在《倏忽人间四月天》中说：“父亲曾告诉我，《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是母亲在我出生后的喜悦中为我而作的，但母亲自己从未对我说起过这件事。”对于这首诗的创作意图，梁先生说得很客观。当前的学界对于林徽因女士此诗创作意图的理解基本趋于统一，即这首诗是一首情诗，是为已在天国的徐志摩而作。但结合林徽因对徐志摩的情感有关表述及她的情感历程，联系她当时的心境，仔细揣摩分析《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诗中的意象和情感，可以看出这样的动情之作如作为她为徐志摩写的情诗，在他去世之后几年才出现，是不太符合现实和情感逻辑的；林徽因是一个母亲，有着对孩子强烈的母爱，为孩子写一首这样轻快灵动的诗是绝对可能的。故而《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不是一首情诗，而是一首表达母爱的亲子之诗，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首对生命的赞歌。

作为梁启超家族墓园，其子梁思庄、梁思礼均葬于此，值得一提的是，他家的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与梁先生相关的江西省修水县的陈三立先生，也是一家三代五杰，而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四人分条立目出现在新编《辞海》中,一家三代五杰,翻遍《辞海》,仅陈氏一家享此殊荣，而陈氏家族的辉煌,因一代宗师陈寅恪而声名远播。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文人的爱好，陈寅恪先生的墓地也是在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内。我在2021年国庆节期间与好友一起，去修水陈寅恪故里瞻仰过，那里民风淳朴，风景优美，名人辈出，期间我们还去了黄庭坚纪念馆，更值得一提的是，一个小小的县城，修水博物馆却建得相当大气。

回到前面，一门三“院士”也好，一家三代五杰也好，我总在思考：为什么那时能出现这种情况？为官、为学都能做出好榜样！这可能是共通之处。

我说，国学，民国时的国学大师随便拿一个出来，今人顶级教授都无法比拟！曾经，大批青年学子不远千里冲破各种阻隔奔赴延安，国学大师季羡林不远万里从德国回来了，钱学森等一大批科学家历经艰险从美国回来了，最近在看《秘密列车》让我回顾了那段历史。

可是，我们的孙博士没有回来，他宁肯在某国做流浪汉，也不回来，以他为代表的一些留学生们也没有回来……

是教育出了问题？文化出了问题？

从季羡林先生的《胡适之先生墓前》，深深感受到“望九之年”的季老先生对故友的博大情怀。从文中我们看到季先生德国留学10年之后，在陈寅恪先生的推荐下，到北大任教后与胡适先生的交往过程。文章以重复三句“我现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作开头，分别讲述了两人相识、胡适的为人为学为官和对时光流逝的感慨，三位民国时期的大师都已作古，还有后来者吗？

当我站在梁启超先生墓前，他那篇《少年中国说》所发出的呼喊在我耳边响起：“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每每至此，总是感慨万千，心潮澎湃，我不知道，若先生在世，对他124年前写的这篇文章会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