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肩担道义 热血灌桃李——回忆我的父亲、邯郸老教育家张协瑞 张钿/文

张 钿

　　我的老父亲张协瑞（原邯山区人大副主任）1997年5月21日去世（享年89岁）。

父亲去世已有27年了。清明之时，我们更加怀念他老人家。

父亲1909年9月1日出生，原名张风祥，字协瑞。原邯郸县尚璧镇西孙庄人，是无党派民主人士。

如同他的名字一样，他是祥云瑞气，其呈现是吉祥的象征。而“协”字是共同合作，辅助，调和，和谐，协调。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张协瑞在书籍上签名，总是把协瑞签为“叶（读xié）瑞”，我查了新华字典，“叶”也读xié,是和洽的意思，如“叶韵”。现在，我明白了，字如其人。张协瑞虽然是无党派民主人士，但他一生拥护协助共产党工作。挺肩担道义，热血灌桃李。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致力于党的教育事业的一生。

七 师 熏 陶

张协瑞 自 幼 家贫，立志 读 书。1924年他考入邯郸二高（第二高级小学）。他刻苦学习，成绩优秀，高小毕业即考入大名七师。当时，七师是名校。名称是“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生来源于直隶省南部的乡村。按照当时直隶省规定，师范生是不收学费的，并且有生活补助，基本上不用自己花钱。这就给广大贫苦家庭的子女提供了读书的机会，于是纷纷争报，常常是报考几千人中只能录取40人——80人左右。被录取了，就看作最高兴的事。可见考取这样的学校实属不易。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大名师范，建立于1923年。当时的名称是“直隶省立第七师范”。这所学校的创始人是被称赞为教育家的谢台臣先生。早在1926年，学校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大革命时期，以谢台臣校长为首包括教务主任晁哲甫、训育主任王振华的学校领导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3月份，谢台臣从北京大学、北师大、燕京大学、辅仁大学聘请了一大批毕业生到“七师”任教。学校的教职员工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大名七师飘扬起革命红旗。“七师”实际上是一所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地下党校。“七师”还直接领导学校周边20多个县的共产党组织，是“直南革命的策源地”，广大青少年知识分子向往的“革命摇篮”。

1929年4月，张协瑞考入了“大名七师”第七班。这是 五年 制 的七班（1929年4月—1934年6月），全班41个同学。与张协瑞一同考入“七师”编入这个班的还有两个亲戚。一是邯郸县苏里村我的四姥爷刘连山；二是我的叔伯哥张铭。入学后，张协瑞发现同班的还有王从吾（解放后曾任中纪委副书记），李介夫（解放后曾任上海铁路局党委副书记）、田辛甫（解放后曾任河北省美协主席）、马宏图（曾任江西省民政厅长）等。王从吾入校以前已经是共产党员，积累了丰富的农村革命经验。有一部分学生入校以前已经是激进的新民主主义者，思想进步。无形之中，张协瑞已经融入了一个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群体，一个汇集了直南地区甚至更辽阔的区域内的优秀学子群体。

张协瑞与他们一样，了解广大劳动人民的苦难，有着最基层的生活经历。他们目睹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痛恨外国帝国主义和侵略，反对军阀统治，对变革中国有着强烈的愿望。这种情感一旦融入革命的洪流，思想印迹是深刻的，张协瑞一生拥护革命的思想烙印就是在“七师”打下的。

初春的“七师”是美丽的。站在新绿簇拥下的学校大门口，两侧城堡般起伏连接的墙，不乏有一些西方欧式的特点。学校分三部分，南部为校园，中部为校部，北部为操场。“七师”校门内有一条笔直宽阔的大道直通北部的操场，大路东侧南部为教室、图书馆、阅览室。高高的教学楼与柱廊式的学校图书馆相互呼应，给人一种浓郁的人文色彩感觉。

这是张协瑞经常的活动场所。他不仅在这里读课本上的知识，而且常在这里读课外书。“七师”党组织以扩大“读书会”的名义吸收更多学生参加革命活动，张协瑞积极参加。他阅读《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籍，阅读了李大钊、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的文章。后来，学校图书馆订购了一大批进步书刊，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张协瑞更是如饥似渴地阅读。

由于书少，读书的人多，不少书籍学生们等候传阅。张协瑞主动找到谢台臣校长反映这个情况，后来，学校成立了贩卖部，以卖学生生活用品为名义，实际贩卖这些进步书籍。在谢校长建议下，张协瑞担任了贩卖部部长。课堂之外，张协瑞积极参加学术部、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等活动，课内外结合，张协瑞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革命人生观逐步确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更加充满信心和希望。

张协瑞后来成为邯郸的教育家，与直接接受谢台臣教育思想影响有直接关系。谢台臣提出了“以作为学”的教育主张。所谓“以作为学”，就是凡称得成科学的理论，统统都是“作”的结晶，只有从“作”中总结出来的理论才能指导行动，理论与事业分家，教育与生活隔离，所谓理论家与学者，都成了无用的废人。谢台臣拟定教学大纲，明确提出对学生的训练标准是“科学的头脑，劳动的身手、艺术的情趣、改造的魄力”。谢台臣对当时政府规定的教科书和教材内容进行了大胆改革，内容以当时国内外进步作家的作品为主，如中国的李大钊、鲁迅、郭沫若、郁达夫、郑振铎，外国的高尔基、托尔斯泰、莫泊桑、果戈里、安德烈夫等人的作品都选印了许多。至于中国古典文学也选讲了一些文学价值较高的作品。如墨子、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的作品，还有《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编写了《中国历史讲义》、《中国经济地理》、《新教育学大纲》。手工课教学木工、缝织等技术，图画课教学生制图和对用具、房屋的测绘，生物课与园艺结合，生理学与医药结合。教材全新的改革，给张协瑞及学生们带来了很大益处，扭转了当时一般学校读死书的倾向，充实了自己的知识宝库，使之受益匪浅，且终生用之不竭。

学 潮 锻 炼

七师学校校长谢台臣等把学校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从此把国民党统治下的一个教育实体变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所地下培育革命干部的学校。

然而，正当革命形势日益蓬勃发展之际，七师学校和党组织却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和创伤。1929年下半年，直南党委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提出了一些“左”的斗争口号和方法，河北省委巡视员要求“七师”在“双十节”开展游行集会。谢台臣等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七师”应当发展组织，培养干部，尽量不暴露党组织和党员。1930年上半年，河北省委和直南特委派人来大名发动和组织暴动，但谢台臣等认为举行暴动的实际和条件尚未成熟，不宜马上组织暴动。

由于过早地暴露和频繁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密 切 注意。

1929年11月，国民党反动当局派了一个营的兵力将七师团团包围，并闯入学校大肆搜捕持续五天五夜之久。之后，不断地来校搜查逮捕师生。

河北省委和直南党委不但不吸取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反而认为谢台臣、晁哲甫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谢台臣被迫辞职。

1930年2月，省教育厅派反动督学张达夫来七师当校长，张达夫在校内对进步师生进行大肆摧残和镇压，激起了全校师生的无比愤慨。大名县委根据群众的意见，接受过去的斗争教训，通过合法和非法相结合的方法，领导七师党团员和师生先后三次展开“驱张挽谢”斗争。

张协瑞在这场斗争中站到了前列。由于张协瑞是贩卖部部长，他执笔以“七师”学生会名义向省教育厅写信，信中尽数谢台臣校长治学有方的功劳，诚恳要求谢台臣校长留任，同时坚决反对张达夫上任。由于学生的坚决斗争，省教育厅被迫调回张达夫，仍让谢台臣主抓工作。驱张斗争的第一回合取得了胜利。

省教育厅重新任用谢台臣其实是缓兵之计。谢主抓工作不久，他们又任命张达夫为大名七师校长。张达夫飞扬跋扈，到校后就大批辞退进步教职工，克扣工资，并随意殴打工人，他们的行为引起了广大师生的强烈不满。

张协瑞等学生会成员率领全体学生，将张达夫一伙全部扣押，强令他们立即离校。警察闻讯赶到学校，逮捕学生多人。张协瑞积极参与，学生公开串连，组织了到天津请愿的活动。学生们到处散发传单，群情激昂的演讲，迫使省教育厅不得不撤掉这个不学无术的张达夫，重任谢台臣为“七师”校长。

1931年3月，谢台臣又回到“七师”，尽管他失掉了党的关系，但仍积极为党工作，学校党团组织又进一步活跃起来。“自治会”、“社联”、“读书会”、“反帝大同盟”等革命群众组织也都活动起来。

但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党内有些“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对学校的做法仍然看做是右倾机会主义，进行公开反对。谢台臣本着“不能和党闹对立”的原则，再次辞去“七师”校长之职。这时，省教育厅委任国民党蓝衣社分子郭鸣鹤为“七师”校长。郭鸣鹤到任后，用高压手段治校，禁止学生开会，拆查学生信件，遭到了学生们强烈反对。1932年腊月，学生会号召学生离校罢课。张协瑞及学生们纷纷响应号召，天不明就打好行李，天一亮就全部离校。但是，之后学校党组织几次发动的反郭高潮均告失败，同时七师党组织几乎被摧残殆尽。

在艰苦的环境中，张协瑞对学潮失败的原因始终心存疑惑。直到四十年代，听到了毛主席在枣园会见七师代表晁哲甫同志的消息，毛主席让他汇报大名七师的情况以及李立三、王明路线对大名七师的发展造成的危害，表扬晁哲甫敢于和“左”的路线作斗争，肯定七师受处理的同志身处逆境忠于党的事业是难能可贵的。消息传来，张协瑞明白了学潮失败的原因，庆幸自己在七师这个革命大熔炉里得到了锻炼。

实 践 教 育

三十年代的邯郸，已不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鼎盛时期。汉代之后逐渐衰败成为一个小县城。而且是个教育落后、师资匮乏的地方。

已经在七师“充电”后的张协瑞立志改变这种状况。1934年，他于大名七师毕业后迫不期待地与乡绅裴趾南联系，建议开办邯郸乡村简易师范。

说干就干，裴趾南任校长，校舍呢？有了。校址选在邯郸文庙鼓楼大成殿明伦堂。 学校 只招了一个班，50名学生坐在宽敞的大成殿明伦堂里聆听张协瑞讲国学。《游子吟》（孟郊）、《草》（白居易）、《相思》（王维）、《春晓》（孟浩然）、《静夜思》（李白）、《江雪》（柳宗元）、《回乡偶书》（贺知章）这些诗意境优美，咏吟谐和，学员们跟着张协瑞吟诵，这些千年绝唱回响在古老的文庙鼓楼。

人们远远地听到了这朗朗的读书声，知道这是一个培养师资的地方。却不知，这个学校太小了。50名学生，两名教师，一名会计，一名文书。两名教师即父亲张协瑞和谢真味。初生牛犊不怕虎。当时他二人都很年轻，但办校积极性很高。他们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后这些师资会遍布邯郸县，靠他们可以改变邯郸县教育落后的状态。学校虽小，但他们按正规学校来办，他们组织了学生会、伙食部、会计组、图书部等，注意培养学生爱校的能力，发挥他们爱校的积极性。学生会负责抓卫生工作，学校划分卫生区，每天早饭后是学生打扫卫生区和宿舍的时间。文庙鼓楼、大成殿、明伦堂洁净而优雅，师生们学习生活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伙食部负责采购和保管食用一切。会计组负责账目，每天公布所花钱数及个人的盈亏情况。小小的学校，经费少，图书还不多，但也由图书部管理的井井有条。每天的课外生活丰富多彩。如篮球、足球、网球等。阳历年还搞娱乐活动和演戏，搞书画和手工展览。这个学校1937年春季又招了第二个班。社会各界好评，学生踊跃报考，人们深知大名七师毕业的老师任教，教学质量出自大名七师！

张协瑞讲授的历史教材，就是谢台臣编写的新教材《中国历史讲义》和《中国通史》这些教材，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给历史赋予了新的内容，使人耳目一新。

投 身 革 命

1937年10月11日，日军飞机轰炸邯郸，接着又占领邯郸。邯郸古城已是疮痍满目。

我父亲张协瑞从乡村师范返回乡村，那时，学校办不下去了，书籍行李已丢光。

英勇不屈的邯郸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愤然拿起武器与侵略者展 开 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浴血抗争。

1937年7月，共产党员抗日县长马功岺广招人才，我父亲应招抗日县政府教育科任督学。

那时，一个邯郸县三个县政府，即国民党、日伪、共产党三个县政府，“七师”的教育影响，张协瑞毅然选择抗日县政府是必然的。

三权并立，共产党所能掌握的学校寥寥无几，我父亲在抗日县政府主要从事的工作就成了抗日宣传和文字秘书工作。那时，在邯郸县东北部农村到处张贴抗日政府的公告就是张协瑞起草，马功岺审签的：

公告，日本侵略者霸占我家园，杀害我父老乡亲，欺凌我兄弟姐妹，烧毁我房屋，掠夺我财务，其罪行罄竹难书；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团结起来，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物出物，为民族，为自由拿起枪杆子，与日寇决战到底！

县长马功岺的红色大印，赫然醒目地盖在上面，如春天的惊雷，震荡着邯郸大地，深深地刺痛了日本宪兵队机关长坂田德治郎的心脏。

七月底的一天凌晨，敌人出动五百多名日伪军，从四面八方呈包抄之势，将县政府的驻地东扶仁村，围了个水泄不通。接近村边的时候，日军先用重炮轰炸，一个个冲天的巨浪腾空而起，被击中的土坯房屋，顷刻间化作断壁和焦土。然后，鬼子趁机缩小包围圈，蜂拥着向村内进发。因无岗哨和防范措施，人们在慌乱中突围。我的老家离县政府所在地只有八九里路。我父亲冲出重围以后回到本村。马功岺带领部分人员冲出重围转移到永年县西大慈村。尔后，县政府转入地下，在邯郸肥乡交界处秘密办公。

吃一堑，长一智。马功岺为了掌握敌情动态，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一方面在城里敌人内部安插了眼线，另一方面找到我家，指示我父亲不要归队，留在本村做内应工作。于是，我的家就成了秘密的抗日联络点。马功岺经常在我家歇脚，召开会议，商讨抗日对策。后来，我家又成了常直同志（解放后为邯郸地区行署专员）所率领的区游击队的秘密活动据点。日军占领邯郸以后，急于恢复秩序。伪教育科命令所有高小一律开课。那时，父亲遵照组织的指示应李晓岚之邀赴黄粱梦五高任教。学校开学之后，课程学制一如既往。只添了一部分公民课（实施奴化教育），由于父亲和教师的抵制，课未上过。

1940年，我父亲调入邯郸一高。那时争取、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发动和组织他们投入抗日斗争，成了抗日县政府的主要任务。

据郝良真编撰的《邯郸简史》记载：“为了争取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发动和组织他们投入抗日斗争，邯郸县抗日县长马功岺多次到东西孙庄，并在第五高等小学校教师张协瑞的帮助下，召开了抗日群众大会，同师生们共同商讨抗日问题。”

那几天，马功岺县长就住在西孙庄我家，与我父亲研究抗日斗争。在父亲张协瑞的全力帮助下，马功岺县长召开抗日群众大会。他慷慨激情的演讲，动员全县师生和群众投身抗日。父亲张协瑞还帮助县政府印制了一批抗日课本，秘密送往城乡各学校，宣传和发动学生起来抗日，唤醒民众共同抗日。

后来，抗日县政府通过我父亲联络学生，在青年学生中组织抗日群众团体——“星火社”。

“星火社”于1941年4月在一高秘密成立。他们在我父亲和其他教师的掩护下，开展抗日宣传，团结同学，发展社员，占领学校的体育部、俱乐部等场所，进行反奴化教育；收集敌后情报，互解和争取伪军人员反正。争取进步人士，团结进步师生开展抗日斗争。到1942年，“星火社”社员发展成70余人，遍布各个学校，并由教育界扩大到工厂、商店，甚至扩展到日伪组织内部。1943年，由于叛徒出卖，“星火社”遭到严重破坏。 邯郸解放时，仅有的40余名社员全部参加了邯郸军管会的工作。

1944年，我父亲根据“星火社”的要求和县政府的指示，调入怀幼学校（慈善机构办的学校，现邯郸市南关小学位置），该校是共产党与敌伪势力争夺的重点。校长池昆安为国民党员，和敌伪上层人物联系较多。他治校频贪，常克扣配给师生的物品，如盐、烟、粮等。与池昆安斗争的突破口就从此事开始。我父亲气愤地质问他：“为何克扣老师物品？”池昆安说：“那不是配给老师的，是配给学生的”。我父亲又问：“为啥我在城隍庙那什么都有，在这没有？”池昆安连哄带骗说：“我有啥就给你啥，你别再声张，行不？”我父亲严正拒绝说：“不行，要有都有，只给我自己我不要。”池昆安无奈，该给老师和学生的，只好如数发给。邯郸解放后，池昆安被捕。军管会立即让我父亲负责怀幼学校的工作。

不久，平汉战役打响。为了备战，机关团体全部撤出。此时，“星火社”负责人刘永锡已是邯郸军管会负责人。他找到我父亲，指示让他留在市里保护怀幼学校，并给他交待了联系方法和密码。战役已在城外激烈进行，机关团体已经撤出，工商业停业，学校粮食告罄，全校师生马上就要断炊。他找到游县长反映情况，游县长慨然批给学校4000斤粮食。因为没有交通工具，又是平汉战役激战之时，我父亲和其他教师一起冒着枪林弹雨，雇佣车辆到南辛庄拉粮。激战的枪炮“轰隆隆”、“啪啦啦”的响着，到西南庄装车时已无人过称，实际上是随便装。拉到学校，车主与学校按车分粮，各得一半，这才解决了师生吃饭问题。城外战争激烈进行，城内百姓大都逃走。此时，我父亲把全校师生组织起来，日夜巡逻。学校未遭破坏，未丢一砖一瓦，完好地保存下来。

平汉战役过后，我父亲完璧归赵，把学校交给县政府。后来，教育科宋科长找我父亲谈话，让他担任怀幼学校校长，他婉言谢绝。他总是那样，危难时为党担当，胜利时不要名利。

呕 心 沥 血

1945年，邯郸解放后，我父亲张协瑞更加专注地投身于党的事业。

邯郸中学是我党在抗战胜利后，在解放区城市中建立的第一所中学。市政府把怀幼学校的两个班和简易师范的两个班合并成立邯郸中学，校址选定在原日军伤兵医院旧址，即后来的四中校址。与此同时，邯郸县中也在苏曹成立。

因我父亲教学认真，成绩突出，社会威望极高，遂至邯郸中学任教。那时的邯郸中学成了为解放战争培养人才的学校，许多同学成为我党的“南下”干部。

据邯郸市第一中学（邯郸市市立中学校）大事记记载，1950年9月，邯郸中学的师范部和中学部分设，在师范部的基础上上成立河北省立邯郸师范，校长是武宗圣，教导主任俞平。

邯郸中学招中10、11、12、13班，迁丛台西（后一中校址），校长是靖濡之，教导主任张协瑞。

1954年，我父亲张协瑞奉命与王文彦一起筹建邯郸二中，王文彦任校长，张协瑞任教导主任。

据邯郸市大事记（1945——1985年）记载，1956年，一中本部和分部分校，分部叫四中，四中由张协瑞组建并任校长。

我父亲张协瑞的教育思想受陶知行和谢台臣的影响较大。“以作为学，以学为教”，他认为，学和作分不开，以作上学，从学上干，方能学好。因此，他很注重学生的实践活动，经常带领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并且身先士卒，处处带头。他特别注重培养学生干部，在他任校长期间，学生干部都能独立工作，独立带领全班参加各种活动。他身为校长，但从来不脱离教学，他经常任课，从任课中得到新鲜经验，然后指导教学。张协瑞是无党派民主人士，后调来了党员校长。他虽是学校副校长，但学校最重的工作总是他担任。他长期处于这种地位仍然辛勤工作毫无怨言。

1958年以后，开始深翻土地，大炼钢铁。我父亲以身作则，带领学生干在第一线，他始终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

困难时期，张协瑞由抓教学改为抓生活。他带领学生捡白菜叶、树枝、玉米杆，储藏起来以备过冬。春天组织学生开荒种地，为度荒做了许多工作。1960年，最困难 的时期，他又带领学生到岳城水库参加建库劳动。那时，水库工地粮食和蔬菜只供应民工，不供应干部和学生。师生到了工地，吃饭立即成了问题，他一方面让人从邯郸买粮送到工地，一方面亲赴安阳采购蔬菜。因他无粮票，住在那里，顿顿就吃茄子。但不管自己怎样艰苦，也要想方搞好学生生活。困难时期一过，就是”四清“、”社教“，学校主要领导频频更替。不贪、不沾、不要名、不要利，只知辛苦工作的他，始终担任副校长。

父亲张协瑞要求自己和家属非常严格。他反复叮嘱我们，写信不许用公家一张信纸。那时我们兄弟姐妹六个人上学，计算用的本子都是父亲的废弃的政协提案，翻过来用反面订成本子。我家住在胜利街二中家属院。这是他主办给教职工盖的自建公助房屋：大的三间，其它分别为两间、一间半或一间。我家人口多本来住三间，由于增加了教师不够分配，他主动退出三间的房，搬进两间的房，候又有教师调入，他又从两间搬到一间半。一共十几平方的房子，住的是我父母和5个上学的孩子。因房间狭小，门口需要盖做饭的小厨房，学校有废半头砖，但父亲一块也不让用。那时，不沾公家一点便宜是他的实际行动。

暮 年 出 山

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四中是有组织、有领导的批斗“走资派”。四中既够“走资派”条件又没有实权的就只有党外校长张协瑞一个人，他就理所当然的被当做“走资派”抛了出去。

揭露他的罪行有三：一说他是国民党，就是反映他曾参加过一次国民党县党部的集训会；二说他包庇右派；三说他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此事当时没说清，现在也说不清。就是这几条借口，使他挨斗近两年，各班批，各年级批，后来又有各组织批，大小会被批近百次。期间多次被打，伤了两根“肋条”。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父亲张协瑞的学生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齐保祥，向有关人员作了要求，他才停止了劳动改造。

他的学生曹英民任市教育局局长时，几经周折研究，又恢复了他的副校长职务。

他的学生岳岐峰任邯郸市委书记时批示，给他所谓的“参加国民党”的历史问题作了否定。

后来，市委书记宁全福批示在研究巷老干部楼为他安排了房子。

基于我父亲虽是无党派民主人士，但一生拥护共产党，协助共产党工作，党和政府给了他荣誉和信任。

从1950年到“文革”前，他一直是邯郸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邯郸市政协第一、二、三届常委，还是人委第一、二、三届委员。

1981年他已72岁高龄，又被选为邯山区人大代表，继而又被选为邯山区人大副主任。

1983年我父亲张协瑞离休了。离休后他仍积极地为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直到病逝前几年，还常为文史资料工作者口述一些邯郸党史和人文历史资料。

他为了表示对党的忠诚，教育我们子女都加入了组织，成为共产党员。

1987年，原邯郸中学69名毕业生为感谢当年老教导处主任和班主任的培育之恩，聚会去看望我父亲，特赠送我父亲一首诗，并由著名书法家，父亲的老部下李守诚先生书写成幅：

尊师重教树新风，

感激之情满心胸。

三尺讲台洒汗水，

七寸竹管伴油灯。

老师辛劳多教诲，

学生勤奋苦用功。

园丁栽培结硕果，

满门桃李春相迎。

——丁卯孟秋李守诚书张协瑞老师留念。

学生六十九人（签名）他的这些学生，都在工作上作出了不菲的成绩，成为各自领域的佼佼者。他们中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长贾学谦、中国教育协会办公室主任蔡云发、黑龙江省委书记岳岐峰、邯郸大学校长宋玉杰、邯山区委书记齐保祥、市委副秘书长靖臻、市教育局长曹英民、市人事局长贺磊、市供销社主任王德俊等。

1997年5月21日，我的老父亲因患脑梗塞病逝，享年89岁。火化前，上千名白发苍苍的老学生和有关人员来到第一医院为他送行，上百辆汽车从中华大街北端排列到南端，丛台路全路堵塞，老学生们纷纷来为老校长送葬。

挺肩担道义，热血灌桃李。此时，我父亲张协瑞虽然已驾鹤西去，但他的在天之灵欣慰地看到了桃李满天下，看到了有的学生甚至千里迢迢赶来送葬。

一位在市委工作的干部对我们家人说，在我上学最艰苦的时候，是老校长帮助才有了我的今天，生前我要给他当儿子，他不让，现在请允许我像你们家人一样，带着黑纱为他老人家送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