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时代”——甘肃简牍博物馆观展记

小满梧桐🌿

　　假期到兰州，一半为甘肃省博，一半，自然是为开馆不久的甘肃简牍博物馆了。“简牍时代”为常设四个主题展厅之一，也是参观顺序中的第一展厅，位于博物馆的二楼。话说《尚书·多士》有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是有关简册的最早记录。从殷商到纸张代替简牍成为主要书写载体的晋代，在近两千年时间里，竹木简牍是最主要的书写载体之一，这段时期被称为“简牍时代”。20世纪以来，全国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简牍，其中甘肃境内出土了6万余枚。简牍的出土地点有汉塞烽燧、汉晋驿置以及秦汉至晋代的墓葬等各类遗址;简牍内容既有官私文书，也有艺文典籍。数万枚简牍真实记录了这一时代的历史面貌。

（一早的博物馆）

　　第一单元

何谓简牍。简牍是纸张发明前中国古人用于书写文字的载体。根据长宽尺寸，分为不同类别:长条形较窄的称简，长方形较宽的称牍，多棱形的叫觚，还有两行、楬、封检、削衣等。从材质来说，南方多竹质简牍，北方多木质简牍。

　　简牍形制。今天书店里摆放的图书，有厚有薄，有大有小。古代也一样，人们制做出长短、宽窄、厚薄不一的各种形制的简牍，以适应不同的书写功能。

（简册，汉，敦煌悬泉置遗址） （木牍，汉，甲渠候官遗址/地湾遗址） （封简，汉，甲渠候官遗址） （木楬，汉，甲渠候官遗址）

　　简牍制作。简牍的制做一般包括备料、 片解、刮削、杀青(或上胶液)、编联等程序。

（张宣致稚万书，汉，肩水金关遗址）

　　编联成册。汉字“册”在甲骨文中的形象是用绳将一枚一枚的简札编联起来。在古代人们用丝线或麻绳将简编联成册。按照简的长短，有二道编、三道编，以至四道以上的编联形式。

（汉画中关于简牍的书写）

　　笔书削刀。在战国至魏晋的墓葬和遗址中，往往有文具出土，包括毛笔、石砚、墨和书刀等。毛笔、石砚、墨是供应书写的，书刀则是用来修治简牍和刮削墨迹的。

（削刀，汉，敦煌祁家湾墓地，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削衣，汉，肩水金关遗址） （砚台/毛笔，汉，敦煌悬泉置遺址）

　　第二单元

简出甘肃。自1907年迄今，沿古丝绸之路，在今天水放马滩秦墓、武威汉晋墓、河西汉塞烽燧各类遗址中，先后出土了6万余枚秦汉、魏晋时期简牍，其中汉简数量占绝大部分。简牍学，以甘肃敦煌汉简的发现和研究为肇端，经几代中外学者的不懈努力，现已成为门显学。

　　1.敦煌汉简。敦煌汉简主要是20世纪初在敦煌汉塞烽燧遗址出土的汉简，总数近3000枚， 其中大部分属于官府簿籍文书。
相关人物：斯坦因，一生进行了四次中亚探险。第二、三次探险活动中在敦煌等地汉代烽隧遗址获得大量汉简，总数近3000枚，称之为“敦煌汉简"，现收藏于英国。

（《西域考古图记》，作者：奥雷尔·斯坦因） （《中亚考古报告》，作者：奥雷尔·斯坦因）

　　中华学者开创的简牍学。西北出土的汉晋简牍与安阳殷墟甲骨文、敦煌莫高窟遗书、明清内阁文书档案-起被称为20世纪的四大文献发现。这些文献的发现极大地改变了近现代中国传统学术的走向，影响至为深远。1914年罗振玉、王国维合著的《流沙坠简》收录了斯坦因所获汉简文书近600件，依据简文内容和性质分为小学术数方技书、屯戍丛残、简牍遗文三类。《流沙坠简》是简牍学的奠基之作。

（《流沙坠简》，作者：罗振玉、王国维）

2.居延汉简。1930年至1931年，西北科学考查团瑞典成员贝格曼在汉代张掖郡居延遗址发掘了万余枚汉简，称之为“居延汉简”。最初发现是在1930年4月27日，贝格曼在博罗松治发现枚汉简。此后，在北到额济纳河流域，南到金塔毛目的广大地区，他进行了地毯式调查和大规模发掘。在长达11个月时里，他在居延地区南北250公里，东西40公里的范围内，踏查了410多处遗址，发现了3700多件文物和10000余枚汉简，给中国和世界学术界带来极大的欣喜。
相关人物：居延汉简自发现之日起就在学术界引起轰动，其后历经乱世，抗战炮火硝烟的洗礼，飘洋过海，最终落脚台湾。从某种意义上讲，居延汉简的命运，是与中华民族的自我奋斗与苦难密切相关。居延汉简之所以没有因为战火而遗失或者毁灭，是因为有一群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们以高度自觉的责任意识，殚精竭力的劳作与奉献，把居延汉简完好地留给我们。这些人有沈伸章、傅斯年、徐森玉、胡适等。他们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居延汉简，更是彰显其爱国赤诚的精神丰碑。

（徐森玉致叶景葵函影印件） （徐森玉致傅斯年函影印件） （《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十九条协议》）

　　3.居延新简。相对于20世纪出土的“居延汉简”而言。主要包括1972 ——1974年在甲渠候官遗址和甲渠塞第四隧两个地点出土的8000余枚汉简。甲渠候官遗址，又称破城子，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南24公里处，纳林、伊肯河之间的戈壁滩上。为汉代张掖郡居延都尉西部防线甲渠候官治所，遗址由障、坞、隧组成。

（汉简，甲渠候官遗址）

　　居延新简形制品类齐全，内容十分丰富，尤其是出土了较完整的册书70余册，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献价值。

　　4.金关汉简。1973年出士于甘肃金塔境内汉代肩水金关遗址，共10000余枚。肩水金关遗址位于甘肃省金塔县天仓北25公里额济纳河上游谷地北口的东岸，为汉代关城，是当时进出河西南北交通要道的咽喉，取名金关含有“固若金汤”之意。

　　5.马圈湾汉简。1979年出土于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共1217枚，为研究汉代敦煌长城烽燧防御体系，探索关防制度提供了重要材料。马圈湾遗址，是汉代敦煌郡境内东西烽隧线上的一处军事要塞。根据出土汉简，两汉时期当称“候官隧”，乃玉门候官的驻地。

（汉简，马圈湾烽燧遗址）

　　【草书里的军情——新莽五威将和军队在西域】在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意外地发现了一堆零乱不堪的文书简牍。经解读，知道这是新莽时期征伐西域叛乱诸国的军情文书档案。从史书记载我们只知道，那一次王莽的军队败得很惨。

汉简，出土地点:敦煌马圈湾遺址。这些文书是当年征伐西域时王骏幕府档案文书。出自不同的书佐，书写风格不同，有的以草书拟就。从这些草草而就的军事文书，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战事的紧张。

　　6.地湾汉简。地湾汉简出土于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东北约150公里的黑河东岸戈壁滩上的地湾故城，根据汉简的记载，在两千多年前，地湾遗址是张掖郡肩水都尉下属之肩水候官的驻地，一座西北边塞通往居延地区的军事要塞，北与汉代肩水金关紧邻。1986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地湾城进行发掘，出土汉简778枚。

【“羊头石六百”汉简】
　　此简名称为“楬”，木质，用于标记所存放器物的名称、数量、所有者等，推测其使用方式应是悬挂于器物或置架之上。此楬所记“羊头石六百”应属肩水候官所备置的守御器。

【羊头石】
　　体积如羊头大小，白色石质，置于障坞之上，用于投掷杀敌之用。

【考古日记】
　　吴礽骧、任步云两位先生，发掘日记一天不落，图文并举，严谨而生动有趣。如今30多年过去了，吴礽骧、任步云等先生虽已经作古，但他们的发掘和研究成果，为我们今天的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考古现场模型）

　　7.悬泉汉简。悬泉置遗址是“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世界遗产名录中的重要文化遗产。遗址位于今敦煌市以东64公里，瓜州县和敦煌市交界处瓜敦公路以南1.5公里处的山前地带。该遗址是汉晋时期的驿置机构，名悬泉置。1990—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发掘，共出土简牍35000余枚，其中有字汉简23000多枚。

（汉简，悬泉置遗址） （汉简：悬泉的酒） （汉简：一张菜单）

　　8.放马滩秦简。1986年天水市北道区党川乡放马滩1号秦墓出土。竹简置于棺内墓主头部右上方，共460枚竹简，内容包括《志怪故事》、甲种《日书》、乙种《日书》等。

　　【最早的木板地图】

放马滩木板地图，战国，天水放马滩遗址。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木板地图，再现了两千多年前秦国邦县地区的自然风貌、交通状况与民俗风情，见证了秦人驾驭骏马，驰骋原野，一统中国地理版图的历史过往。

【日书—秦人的趋吉避凶手册】
　　放马滩秦简《日书》分甲乙两种,是继湖北睡虎地秦墓《日书》出土后又一次先秦术数文献的重大发现，是研究秦人的天地观念、思想信仰、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的珍贵资料。

（建除「甲本」，战国，天水放马滩遗址）

【建除「乙本」】
　　战国，天水放马滩遗址。“建除”十二神的名称是指建、除、盈、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建除”十二神在一年十二月中按顺序分别位于不同的十二地支。“建”神所在支日是个好日子。“建日，良日也。”这天人们可以举行祭祀、买奴隶、戴帽子、坐车等活动。而“破”神所在支日则不是个好日子，因为这一天诸事不宜。从汉简记载可知，“成”神掌农业收成，所以成日可以举行社祭。

　　9.武威三简。指先后在武威地区墓葬出土的汉简。一是武威《仪礼》简;二是武威医简;三是武威“王杖十简”和“王杖诏书令”册。

　　第三单元
自股商到魏晋，是中国长达千余年的“简牍时代”，简牍是书写的重要载体。简牍保存了这一时期的各类文书、典籍，记录了从国家制度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我们重现了一幅幅鲜活的历史画面，这是书写在简牍上的古代中国。

（汉简，肩水金关遗址） （汉简，居延甲渠侯官遗址。）

【封启】
　　汉，居延甲渠侯官遗址。该术器纵木构件为四棱方型，“V” 型和“山”型木件中间所凿皆为方孔，套在纵木上后并不能转动。有三道封槽的方形封检可嵌在纵木的槽中，可以拆下。该木器物上没有署任何文字。从此木器应该可以反复使用和从所附的三道槽封检可以初步断定，此物与封检有关根据其整体形制，可做一假设，即木器是用于简册一类的封检之用。具体使用方法为，三道槽之封检用于以三道麻绳围缠简册，打结于封检之上，然后填塞封泥，再在封泥上盖印。“v“型横木左右两边各有三道封槽，则用于纵向用麻绳围缠简册。“山”型横木当为手柄，用于提拿简册诸物。

【封启】
　　汉，敦煌悬泉置遗址。为适应不同文书形制的需要，以及文书发出机构的级别、保密要求的不同，汉代在封检形制上各有不同。从出土文物和汉简记载可知，当时边塞的封检形制区别明显，长短不一，名称各异这些都是为了满足文书功能的不同需要。

　　文书天下。汉代以文书治天下，西北汉简中绝大部分属于官府文书，主要有诏书、檄书、律令、簿籍、考课、符传等。这些文书种类繁多、形制各异，为汉王朝体制维系和管理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木楬】
　　来自悬泉置遗址的一批木楬。从这些木楬所题署可知当时悬泉置的管理制度。

　　簿籍为统计文书，犹如今天的各式账簿与名册。簿籍文书在汉简中占有很大比例，这主要是因为边塞管理事无巨细，需要制做各式各样，内容众多的花名册和财务收支出纳帐本。（看到这里，感觉古人和今天的人一样不容易，或者说，逼人发疯的所谓“全方位”绩效考核自古以来都存在吧。）这些薄籍有：卒名籍，是士卒的名单；马名籍，是驿站传马的登记；最有趣的是“吃鸡薄”，是悬泉置一名叫时的厨房负责人（啬夫）上报的关于悬泉置一年内的入鸡与吃鸡统计。

（元康四年鸡出入簿，汉，敦煌悬泉置遗址） （马名籍，汉，敦煌悬泉置遗址）

【卒名籍】
这批汉简来自肩水金关遗址，材质均属竹质，记载的内容是田卒、戍卒名籍，来自于汝南郡、梁国、颖川郡、魏郡、平千国、东郡、赵国等郡国。
居延地区的治渠卒多来自河东郡，这与河西汉简中记载大量的田卒来自全国各郡不同。探其原因，河东郡为黄河流经之地，当地河流众多，当地官府长期治理水患，通沟渠，民众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故可由政府统一征发至河西居延地区从事治渠劳作。

【饮酒单】
　　在悬泉置的招待事务中,酒是必不可少的接待饮食。按照职位级别朝廷官员和使者,西域来的贵人、使者均可由悬泉置提供酒。悬泉置的酒的备置来源多样,或自购,或自酿,或从县上申请。

（汉简，敦煌悬泉置遗址）

　　律令类属法律文书,多以条款形式见存,含律、令、科、品、约、式、法律答问等。

（汉简，肩水金关遗址/甲渠候官遗址）

　　檄,官府用以征召、晓喻、声讨的文书,一般用于军情或紧急公文的传递。简牍所见檄有府檄、警檄、行罚檄等。

诏书，是由皇帝或者以皇帝名义制发的下行文书的统称,用于处理常规行政事务,涉及面广,用量大,故简牍中屡见。
【汉简】
敦煌悬泉置遗址。这是新莽时期下发的一份诏书。是关于《四时月令》的诏条,要求各地方官府和人们要遵循月令行事,不得违背时令。

　　符传。汉代关津皆设有管理机构及驻防人员,吏民出入关津皆须出示证件并通过检查,常用凭证有符、传、致、节等。

（汉简，肩水金关遗/敦煌马圈湾遗址/甲渠候官遗址）

　　契券类属契约合同,通常为一式多份(至少两份）,同式各份之间或以契刻,或以笔划线条为相合标志,以对合为信用。

（汉简，甲渠候官遗址/敦煌悬泉置遗址）

考课，是汉代官吏的考核方法,考课形式有县集簿、郡计簿和朝会课三种。边塞屯戍官吏的考课,具体内容包括各部吏卒的人员变动情况、财物管理保存情况、各级官吏出勤的劳日和职守情况等。

【汉简】
敦煌悬泉置遗址。建始元年二月乙未朔癸丑(公元前31年3月24日),敦煌郡督邮史光告知效谷县:之前巡行时,发现马厩的生产生活用具摆放不齐整,该归置到位的也未用袋子盛装齐整(或:有的方相车上的囊袋亦不见了),这是很不应该的。邮亭、坞墙和烽台的门户破败不堪使用。现将整改要求和规范程序转呈,收到文书即刻整治。务必庄重其事,器物摆放整齐划一,修缮造作确保达到“釭坚”“任用”要求。全部完成之后需上报整改情况,整改限期为三月十日。如果相关人员不按要求整改,督邮史光必亲自前往督办并考核问责。

简帛典籍。20世纪以来,在国内的烽燧、古井、墓龚等遗址出土了数量众多的古代典籍,几乎涵盖了《汉书·艺文志》中的所有门类,其时代从先秦战国以迄晋代。

“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还包括《论语》《孝经》、小学三种书。由于历史上种种原因,有些已失传,简牍古书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深入了解“六艺”相关典籍的文献。

（汉简，“礼"包括《周礼》《仪礼》《礼记》,是关于古代典章礼仪制度的著作,甲渠候官遗址）

【汉简】
　　肩水金关遗址。近世以来,屡有《诗》类文献出土,这些《诗》类文献与传世《诗经》相比较,最大的特点就是用字不同。专家们通过古文字学和古代汉语的深入研究,为我们揭示了《诗经》中的一些奥秘,或者纠正了千百年的误读。

【汉简】
　　肩水金关遗址。传说《春秋》为孔子所删定。“春秋三传”为《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在出土汉简中有关《春秋》的并不多,更多是类似《春秋》的一些文献。

【汉简】
　　肩水金关遗址。《论语》为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孔子卒后,由其门人相辑而论纂。

【汉简】
　　敦煌马圈湾遗址。我国古代的“九九之术”,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在先秦时期广为流传。近世以来,先后在西北汉代敦煌、居延烽燧遗址以及湖南里耶古井遗址等出土了不少秦汉时期的九九表。这些简牍的发现,使我们得以一窥秦汉时期九九之术的真面目。

【汉简】
　　甲渠候官遗址，敦煌马圈湾遗址。秦始皇时,李斯作《苍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作为“书同文”的重要措施,也是学童的识字课本。至西汉初,这三篇合而为一,称为《苍颉篇》,共计3300字。这部书为韵文,四字一句,按韵部分章。目前居延、敦煌马圈湾等地出土的简牍,为我们了解《苍颉篇》提供了资料。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百家著作大量涌现。《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所录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家等,多数在简牍中能见到。

【汉简】
　　甲渠候官遗址，《晏子春秋》是一部记叙春秋时期齐国人晏婴言行的一部书。成书的时间大致在秦统一六国之后。《晏子春秋》成书之后其流传过程较为复杂。近世以来,在河西的边塞烽燧遗址上也发现有数枚《晏子春秋》残简佚文。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秦时期出现“兵家”学派,汉代将其分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家。在出土的简帛文献中,都有兵书。《地典》、《力牧》,皆属兵阴阳类书籍。

　　《相利善弊剑册》的内容为辨识宝剑的标准和方法。《汉书》中就有“相宝剑刀”的记载,可知在汉代,随着冶炼技术的发展,锻造、辨识宝刀剑的方法已较为成熟。

（汉简，敦煌马圈湾遗址）

　　诗赋包括战国的辞赋和汉代的歌诗。河西边塞所出数量稀少,且大多属于残简断章,但吉光片羽,仍不失其应有的光彩。

【汉简】
　　敦煌马圈湾遗址。韩朋的故事经汉魏至唐宋以来一直在河西地区流传,在敦煌石窟中就发现有写本《韩朋赋》。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发现的“韩朋”简,对于我们认识汉代敦煌地区的文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汉书·艺文志》将医药文献归入“方技”中,并分为“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家。在汉代人们总结出了很多医方,官府将具有实际治疗效果的医方进行统一整理。再以诏令的形式颁发至全国的郡县,用以指导人们问医治病。

（汉简，敦煌马圈湾遗址。）

　　数术是西汉及以前古人用于沟通天人之际,以趋吉避凶为目的一种专门技术。甘肃发现天文、著龟、形法等汉简资料。

（汉简，敦煌马圈湾遗址。）

　　日书是古代用以选择时日趋吉避凶的数术书籍,操这种选择时日技术的人被称作“日者”。根据《墨子》一书的记载,日者至少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活跃于民间。至西汉时期,从事择日之术的日者流派众多。

【放马滩秦简】
战国，天水放马滩遗址。十二支占盗，是根据十二生肖来锁定小偷,将其抓捕归案。根据十二生肖,基本可以确定如下信息:小偷高矮胖瘦等体貌特征,是家贼还是流窜犯,从哪里来的,往哪里逃跑了,藏到哪里去了,究竟能不能抓回来,什么时候抓捕最合适,这些抓捕线索在放马滩秦简上“地支占盗”手册上都有详细说明。另一支简上则讲述一个名叫“丹”的人死而复生,并言说祭祀宜忌诸事项。
【汉简】
肩水金关遗址。在汉代,太岁之神在地上,与天上的岁星(木星)相向而行,亦称“太阴”。后来人们认为在动土、建房时要避开太岁方位,否则就会冲撞太岁,很不吉利。

　　第四单元
甘肃简牍百年大事纪。西北地区地处祖国边疆,是秦皇汉武建立过文治武功的地方,又是丝绸之路和中西交通的重要通道。一个世纪以来在甘肃、新疆发现的大量汉代简牍真实而生动地记载了这一历史的全貌,是研究西北史、秦汉史以及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并深刻地影响了一个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

　　《墨子·兼爱》载:“子墨子曰: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贲,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先秦至两汉是中华文化形成的重要时代,简牍是这一时期的书写材料和文字载体。千余年间,竹木简牍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泽被中华民族后世子孙。第一展厅对简牍的概述到此告一段落，更精彩的还在其后的展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