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曲折的平反之路与特殊的葬礼

美心门

纪录片《刘少奇》第12集 历史是人民写的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本集主要内容：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关注下，中共中央终于为国家主席刘少奇平反。刘少奇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 刘少奇同志被彻底平反 骨灰被专机接回北京 邓小平在刘少奇同志 追悼大会上致悼词 王光美强忍泪水与子女们 把刘少奇的骨灰撒入大海 目录刘少奇冤案：曲折的平反之路 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特殊葬礼 刘少奇冤案：曲折的平反之路来源：搜狐网三中全会没有为刘少奇平反 王光美接过刘少奇的骨灰刘少奇冤案是党的历史上最大的冤案。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统计，因刘少奇冤案受株连被错判的案件多达22053件，涉及2.8万多人。刘案案情复杂，直接关系到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正确与否，关系到对“文革”的评价，关系到毛泽东的一系列论断和决策正确与否。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在大局未稳的情况下，刘少奇仍然作为反面人物，继续受到批判。 1977年8月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对刘少奇问题的提法仍然与九大、十大一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清楚地表明，刘少奇、林彪、王张江姚‘四人帮’这样的死不改悔的党内走资派，的确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我们党相继打倒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这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有力地证明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表人物总是要失败的，我们党不愧是久经考验的政治上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 三中全会没有为刘少奇平反 刘少奇冤案的平反并非一帆风顺。以思想解放著称的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2月的三中全会，会议讨论时也只是说到不存在另外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会议的底线。中央工作会议上各个分组提出了很多应当平反的冤假错案，但因为刘少奇案件太大，牵扯面太多，涉及许多重大政治问题，许多人认为提出这个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因此在会上极少有人提出为刘少奇平反。 于光远在《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一书中写道：在11月25日开(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大会前夕，各组提了许多重大案件要求中央处理，对许多尚未平反的冤假错案也要求解决。在中央常委听取各组召集人汇报时，邓小平说：“大家提的问题要解决。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杨尚昆、陶铸的问题要解决，但是提出的问题不能全部解决。”与会者心中有数。比如刘少奇根本没有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问题，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会上肯定历次路线斗争时就包括第九次路线斗争——对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而这种说法是写进了十一大政治报告中的。估计这个中央工作会议乃至会后举行的三中全会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此各组讨论时也只是说到不存在另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讲话中，都没有谈到刘少奇的问题。刘少奇冤案的平反，仍然任重道远。从秦城接回王光美1978年12月22日，中央组织部根据胡耀邦的指示做出决定，王光美被释放出狱。 据王光美回忆：“那时，我没有家可回。出狱那天，我被有关方面直接送到了厂桥的中办招待所。孩子们马上赶来厂桥见我。他们告诉我，这里是‘两个凡是’那几个人掌管的地盘，可住不得啊，应该住到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分管的地方，这样才安全。经过耀邦同志的过问，我便搬到翠明庄的中组部招待所去了。那时，我一身是病。耀邦同志十分关心，又送我到医院去治病。”(高建国：《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新华文摘》1998年第11期)造化弄人，1946年翠明庄是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驻地，是王光美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站。<h3> 1979年1月27日是农历大年三十，中组部派人接王光美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春节联欢。在刘源和万里的儿子万伯翱、万仲翔搀扶下，王光美走进人民大会堂。这是时隔多年以后，王光美第一次公开亮相。1月28日春节，《人民日报》报道了王光美出席春节联欢会的情况。3月，中央组织部经过审查，对王光美的所谓问题做出结论：“王光美同志政治历史清楚，没有问题。”随后，中共中央决定结束对王光美的审查。6月5日，在胡耀邦的安排下，王光美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被增补为政协委员。6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王光美与其兄王光英在政协会议上的照片。这是她在春节联欢晚会上露面之后，首次参加重要的政治活动，更加引起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关注。11月，王光美任中国社科院外事局局长。<h3>赞许《人民日报》造势</h3>王光美出狱后急于为屈死的丈夫刘少奇申诉平反。胡绩伟和《人民日报》编发了王光美在翠明庄写的申诉材料，经胡耀邦批转给中央领导。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经常向胡耀邦请教、联系工作，两人来往甚多。“二胡”为他人仗义执言，在老同志中间是出了名的，他们推动了一批老同志冤案的平反,例如陶铸和陆定一。在中央为刘少奇正式平反之前，《人民日报》在胡绩伟和秦川的组织下，影印出版了几千册延安时期党中央编印的《整风文献》。为了找到延安原版《整风文献》，秦川千辛万苦，最后在中宣部图书馆寻到1949年新华书店重印本。书中有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该文在“文革”中被批为“黑修养”，在全国家喻户晓。《人民日报》的这个举动得到胡耀邦的赞许支持。胡绩伟后来回忆:记得当我把报社重印的《整风文献》送给他时，我说：“我们买了一台影印的机器，为了试一试这个机器的效能，我特别选了《整风文献》，印出来的效果很好，比延安时期的老版本漂亮多了。”他看了看目录，把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翻了一翻。对于应该很快为少奇同志平反，我们都心照不宣，他高兴地说：“你真鬼!”这三个字对我是很大的鼓励。当时，有的权威人物批判我“胆大妄为”，我也满不在乎了。(胡绩伟《胡耀邦与人民日报》)<h3> </h3><h3>喜欢看稀缺史料影像和珍贵电影推荐可以长按二维码进群</h3><h3>领导复查组</h3>1979年2月5日，地质总局局长孙大光致信胡耀邦并党中央，建议重新审议刘少奇一案。孙大光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次会议上提出复查刘少奇冤案，因为有华国锋的态度在前，当时没有得到正面回应。现在胡耀邦已是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这封信经胡耀邦决定，正式转报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批阅。华国锋圈阅了孙大光来信，但并未表示有态度的意见。(《纵横》2006年第3期，张曙《陈云与刘少奇冤案的平反》)。在此期间，邓小平曾指示中央纪委研究处理刘少奇冤案。2月22日，中央纪委召开书记办公会议。据会议纪要记载：“中纪委办公会议决议：刘少奇问题，群众来信要求予以平反，小平同志要中央纪委研究。这两个人的问题(另一人指瞿秋白)如何研究，另定。”邓小平的指示没有得到落实。为什么会这样?胡耀邦在一个内部谈话说：“党中央明明白白知道，现在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应该做，可是现在不能做。刘少奇这个问题，如果匆匆忙忙地，今年上半年拿出个稿子来，也可以，但不好。现在全党是否意识到刘少奇这个问题过头了。我觉得是过头了，‘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小平同志，脑子里没有谱吗?有谱，可是，现在解决不了。一部分人的思想跟不上，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我们的步子迈得相当的快啊!我们自己的领导跟不上。历史局限性不仅是客观条件的限制，还包括主观的可能性。”2月23日，陈云在孙大光来信上做出批示：“中央常委各同志已传阅完毕，中央办公厅应正式通知中组部、中纪委合作查清刘少奇一案。”邓小平和陈云要求中组部复查刘少奇问题的批示，这一次终于在胡耀邦的组织领导下开始落实。3月27日，中央纪委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刘少奇的问题，经鹤寿同志与任重同志商量，按陈云同志的意见，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纪委共同处理。”王任重和王鹤寿二同志能够参与中纪委的工作，为刘少奇冤案平反昭雪出一把力，是与胡耀邦分不开的。胡耀邦曾为他两人的冤案复查，与中央专案组有过激烈冲突。1979年4月18日，刘少奇案件复查组正式成立。在胡耀邦领导下，由曾负责复查“六十一人案”和从1978年11月即开始调查起草刘少奇案报告的中组部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担任组长。复查小组由8人组成，他们分别来自中央组织部、中央纪委、对外经济贸易部、中央党校和军队系统。当时刘少奇案有420多卷档案，再加上王光美等人的一些案卷，总共570卷档案。复查组在4月至5月中旬集中看材料，5月至6月搞调查，7月至8月做补充调查，写复查报告。他们查了约半年，本以为那么大的帽子、那么多的帽子,证据应该很硬，不好推翻，结果发现所谓的“证据”全都是子虚乌有，基本上都是伪证、逼供的产物，还有诸如修正主义路线等罪名，更是莫须有。11月，复查组向中央正式做出《关于刘少奇案件的复查情况报告》。胡耀邦几次与中央组织部和中纪委的干部进行研究，精心指导，强调要把这个报告写得缜密确凿，经得起历史检验。胡耀邦审阅了调查报告，认为这个调查报告对所谓刘少奇1925年在长沙“被捕叛变”问题、所谓1927年在武汉和庐山进行“内奸活动”问题、所谓1929年在沈阳“被捕叛变”问题、所谓“其他反革命罪行”问题、所谓“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的调查核实，都是详尽确切的，证明完全是蓄意陷害，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决议是错误的。(《胡耀邦传》(征求意见稿)第二卷)<h3>华国锋转向</h3><h3>后人在记述这段历史时，往往讲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为刘少奇冤案平反昭雪，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邓小平、胡耀邦、陈云、邓颖超等人做了很多说服工作。坚持“两个凡是”的一些领导人明确反对给刘少奇平反，他们认为平反了刘少奇，那毛泽东怎么摆?“文化大革命”怎么评价?党的基本路线和继续革命理论怎么看? </h3>为了克服最后的阻力，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人做了各种准备工作。1979年冬季的一天，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集体听取了复查小组的汇报。(宋晓明主编：《追寻1978——中国改革开放纪元访谈录》)华国锋、邓小平、汪东兴、胡耀邦、徐向前等人出席了会议。邓小平、胡耀邦、徐向前先后发言，肯定了复查工作。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与华国锋、汪东兴进行了面对面的交锋。邓小平等人对不理解和抵制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阻挠为刘少奇平反的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会上华国锋明确表态，同意为刘少奇平反，对十一届五中全会将要决定的其他重要事项也表示赞同。华国锋的转向，为解决问题提供了最为有利的条件。(李万青、叶健君编著：《邓小平大决策》)包括专案组组长汪东兴在内也说(刘少奇案)是冤案。12月，邓小平、陈云、邓颖超、胡耀邦等审阅复查报告表示同意。邓小平并提议，可考虑将这一报告作为中央对刘少奇案件的平反决定。与此同时，胡耀邦主持起草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准则》特别强调：“建国以来的冤案、假案、错案，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哪一个领导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一切不实之词必须推倒。”这条规定即是胡耀邦提出的著名的平反冤假错案的“两个不管”原则。1980年2月23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胡耀邦在全会上被选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胡耀邦成为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全会在对刘少奇案的复查进行讨论时，有的同志提出，如果要为刘少奇平反，就要公开承认党和毛泽东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可能会引起社会思想的混乱。胡耀邦指出：我们党是一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严肃认真、光明磊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我们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要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就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必须贯彻在党的全部实际活动中。为刘少奇平反，以及为一系列冤假错案一一平反，正是为了使党和人民永远记取这个沉痛的教训，使这类错误永远不致重演。(《胡耀邦传》(征求意见稿)第二卷) <h3> <h3>1980年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做出《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决定“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图为与会代表举手通过这一决议，站立者为华国锋</h3><h3>经过讨论，全会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决定：(一)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决议和相应的文件，恢复刘少奇的名誉;(二)适时举行追悼会;(三)对因刘少奇受株连的人和事，进行复查，凡属冤假错案一律予以平反。</h3>2月29日晚，王光美和全家人坐在电视机前，当五中全会公报和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向全国播出时，王光美全家百感交集。<h3>指挥舆论战</h3>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的决定刚刚传达下去，一部分人中思想相当混乱。有人反对平反，认为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有人认为平反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公开为刘少奇平反，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做好冤案昭雪的宣传工作。1980年3月12日，胡耀邦出席中宣部部长交接会。这是他最后一次以中宣部部长的身份作讲话。他特别嘱咐宣传系统在刘少奇平反昭雪宣传上要注意的问题。据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社长、高级记者、少将刘回年同志在其回忆录《重大事件亲历》一书中回忆：胡耀邦同志早就给新华社打过招呼，要求抓紧准备好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报道。中央要求写一组推翻强加在刘少奇同志头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的重头文章，在刘少奇追悼大会前发出。总社决定由我牵头，和几位政治记者一起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在中央组织部翻阅了所有重新调查取证的材料，抓紧时间，写出了《工人阶级一位勇敢的战士——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五年》、《在反帝斗争中建立功勋——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七年》、《满洲省委的卓越领导者——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九年》三篇长篇通讯。这三篇稿子送审后，于3月12日、16日、21日先后播发，全国各大报纸在显著位置刊用，《人民日报》还在每篇稿件前加了很长的按语。这些按语，据说是胡耀邦同志亲自加的。<h3> 1980年3月1日, 王光美（前右）和子女们（左起刘亭亭、刘爱琴、刘平平、刘源）喜读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公报宣布为刘少奇平反昭雪3月23日，在接见出席中国科协“二大”的全体代表之前，胡耀邦在休息大厅里问华国锋：关于少奇同志那三篇文章怎么样?华国锋连说三个“好”，胡耀邦便说：“林彪、‘四人帮’控制舆论大权，批了少奇同志整整十多年，发表了数百万、上千万篇文章，我们只用三篇文章就把他们的彻底推倒了。”(章百家主编，孙大力本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图画读本》第八册：改革篇 (中册))<h3>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后，军区装甲兵图书馆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重新摆上书架，供干部战士学习3月，刘少奇重要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由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中共中央并决定编辑出版《刘少奇文选》。5月21日，《刘少奇同志纪念展览》在中国革命博物馆正式开放。胡德平时任博物馆负责人。根据五中全会精神，《人民日报》要写一篇为刘少奇平反的社论，这是一篇难做的文章。社论要涉及毛泽东，涉及他在刘少奇冤案问题上的错误，同时还要维护毛泽东的形象。《人民日报》以评论部主任范荣康为主的写作班子，前后花了70天，修改11次，最初送审稿标题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论为刘少奇平反的重要意义》。1980年4月3日，代表中央主管宣传的胡乔木找《人民日报》负责评论工作的同志谈话，将社论原题目改为《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论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重大意义》，就社论主题思想，文章框架谈了他的意见。第二节最后一段有重要删改。这段开始的原文是：其次，要不要公开平反，下这个决心也很不简单。刘少奇同志的案件，牵涉到文化大革命的全局。牵涉到毛泽东同志本人。虽然把刘少奇定成叛徒、内奸、工贼，并加以迫害致死是出于林彪、“四人帮”一伙之手，但是说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头子”，却直接是毛泽东同志的责任。大家知道，毛泽东同志曾经把刘少奇同志视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曾经针对刘少奇同志写过《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央在考虑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时，不能不考虑它的后果。发表时，将在“牵涉到文化大革命的全局”后一大段重要的句子都删掉了。删去这些段落和句子，《人民日报》的同志和很多读者认为，社论的说服力、真实性和分量被大大削弱了。社论最后经胡乔木审改后报送胡耀邦。1980年5月16日，在 “五一六通知”通过14周年之际，《人民日报》为刘少奇平反发表社论，公开承认这是“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是“我们党所犯的一项严重错误”。 反思刘少奇冤案 中央正式决定为刘少奇平反之后，胡耀邦在多个场合明确提出为刘少奇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并就召开的时间、规格等问题，和华国锋、邓小平等人多次进行沟通。在党内和社会上思想并不一致的情况下，及时举行追悼会政治意义重大。 在1980年4月初召开的一次常委会上，胡耀邦又一次提出了为刘少奇隆重召开追悼大会的问题。具体时间倒好商量，但按什么规格来办，却产生了不同意见。邓小平干脆地说道：“一切按国家元首逝世后的待遇搞，地点选在人民大会堂。我们既然为刘少奇同志平反，就要拿出真正的大气势来嘛!”在开追悼大会前，要将刘少奇同志的骨灰从河南迎回北京。为此，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专门研究并批准了中央组织部报送的《关于刘少奇同志骨灰从郑州迎回北京的请示报告》，知会治丧委员会办公室办理。治丧委员会决定由王首道、刘澜涛等人陪同王光美及子女前往郑州迎回骨灰。 王光美在护送刘少奇骨灰回京的专机上1980年5月14日，刘少奇骨灰被迎回北京。笔者当时年轻，在北京西郊机场自发参加了骨灰迎接仪式，并拍有照片。5月17日下午，刘少奇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参加了追悼会。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词，正式宣布：“党中央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根据确凿的证据，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彻底推倒了强加在刘少奇同志身上的种种罪名，郑重地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5月16日是“文革”开始的日子，“文革”最大的“成果”之一是打倒了刘少奇。刘少奇追悼大会选在5月17日举行，具有强烈地否定“文革”的政治意义。胡耀邦辞职后，1988年底曾到湖南长沙疗养。在这里，他对刘少奇冤案的形成以及党内民主进行了更为深刻的思考。他在与湖南省教委主任朱尚同谈话时说道：“我也讲过违心的话。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少奇同志是‘内奸’的材料，知道是不可靠的，但勉强举了手。会议公报虽然说是‘一致通过’，但是就有那么一位老大姐没有举手，这就是陈少敏同志。真是难能可贵。为什么那么多人不得不举手，这当然是由于长期缺乏民主，容不得不同意见，加上‘四人帮’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高压手段，使党内普遍形成一种奴化思想意识的结果。我们党由于没有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有相当一段时期，不能充分尊重不同意见，不能保护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我过去讲过，也是从马列著作看来的，在奴隶社会中，大多数人是‘奴隶’，极少数是‘奴隶主’，也一定有少数‘奴才’。任何时代这种奴化思想都是有的，程度不同而已。”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当时正在香港的王光英通过港媒先于内地得到胡耀邦去世的消息，立即电告王光美。王光美是第一批到胡家吊唁的人。当王光美在一家花店选购花篮时，店主听说花篮是献给胡耀邦的，执意不肯收钱，说：“这花篮也代表了我们店里人的心意!”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特殊葬礼傅学正 1980年5月13日，河南开封，王光美（右）从河南省省长刘杰（左）手中接过覆盖着党旗的刘少奇骨灰盒，不能自已，她把脸长时间地贴在骨灰盒上，像在聆听历史的心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抓紧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197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经调查证明，林彪、江青一伙炮制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是用伪证写成的，是全党最大的冤案。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中央向全党发出了为刘少奇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成立了治丧委员会。由中央组织部牵头组成了治丧办公室，我代表中央军委办公厅参加了这个治丧班子的工作。中央组织部的领导同志向治丧办传达了党中央为刘少奇平反决定的精神和党中央批准的追悼大会的具体方案。方案中安排了三次大的活动：一是去河南迎回刘少奇的骨灰；二是在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举行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三是根据刘少奇生前遗愿，将他的骨灰撒人大海。根据组织安排，我主要参加了第三项活动。从河南迎回骨灰 在“文化大革命”那个不正常的时期，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根据林彪、江青一伙编造的假证据，作出了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并永远开除刘少奇的党籍。1969年10月，林彪发出“一号命令”，全军进入一级战备，准备打仗。“四人帮”趁此又对重病中的刘少奇进行迫害。1969年10月17日晚上，刘少奇被抬上飞机，从北京秘密押解到河南省开封市北土街10号交给当地驻军监护。此时刘少奇身边无一亲人，重病得不到有效的治疗，于1969年11月12日晨含冤逝世。刘少奇逝世后，他的专案组从北京赶到开封，向驻军交代要保密，把刘少奇化名“刘卫黄”，以平民无业的身份，在开封火化场火化、存放，骨灰盒是用最低等级的三合板做的，编号123。驻军偷偷地拍下了刘少奇逝世时的现场，好不容易留下了一张刘少奇逝世时安卧在病床上的一幅照片。打倒“四人帮”之后，河南省委关照此事并妥善保存了骨灰。 <h3>1980年5月13日，党中央派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王首道陪同王光美同志和子女，乘专机去河南省郑州市迎取刘少奇的骨灰。王光美和子女一行人从郑州专程前往开封市北土街10号刘少奇逝世处和开封市火化场骨灰保存处哀悼刘少奇。</h3><h3> <h3>5月14日上午9时，河南省党、政、军各界代表1500多人，在省人民会堂隆重举行刘少奇同志骨灰迎送仪式，全体与会人员悲痛地向刘少奇遗像默哀、行三鞠躬礼后，河南省委书记、省长刘杰同志讲话，对刘少奇领导中共中央中原局在河南的革命活动进行了追忆，对“四人帮”进行了声讨，对刘少奇在河南不幸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和怀念。然后他敬重地将刘少奇的骨灰盒转交给了王光美。王光美代表全家感谢河南人民对刘少奇的支持与爱护。会后有几万名郑州市民、工人、农民、干部、学生以及解放军的指战员聚集在人民会堂、金水大道通往郑州机场的道路两旁，向刘少奇的灵车鞠躬哀悼，眼含热泪目送灵车远去。</h3><h3> 运送骨灰的专机于当日上午11时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中央领导同志、治丧办工作人员以及北京各界代表迎接刘少奇骨灰回京，并陪同王光美将骨灰护送到人民大会堂安放。万人大礼堂追悼大会 1980年5月15日，刘少奇同志治丧委员会发出公告：为深切悼念已故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定于1980年5月17日在北京举行追悼大会。同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中央和国家机关、我国驻外使馆和其他驻外机构，北京和各省市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机关、部队、企业事业、学校等单位下半旗致哀，停止娱乐活动一天。 在万人大礼堂举行追悼会，这是人民大会堂1959年建成21年之后第一次，万人规模也是第一次。大礼堂巨大的舞台上银黄色帷幕垂下，巨大的横幅为：“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中央树立着数米高巨大的刘少奇遗像，两侧摆放着青松翠柏。遗像下方高台上放着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的骨灰盒。骨灰盒下放着王光美和子女献的花圈。高台两侧站着持枪的礼兵。舞台上放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党中央和国家机关送的花圈。大礼堂内沿墙一周放满了各界送的花圈。 1980年5月17日，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代表一万多人出席了追悼大会。在哀乐声中，1万多人低头默哀、行三鞠躬礼后，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悼词中说：“历史对新中国的每个创建者和领导者都是公正的，不会忘记任何人的功绩。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一样，刘少奇同志将永远活在我国各族人民的心中。”追悼会在隆重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陈云、宋庆龄到王光美同志及子女面前握手哀悼并慰问，邓小平对王光美说：“是喜事，是胜利!” 骨灰撒入大海 1956年4月，刘少奇郑重地嘱咐王光美：“自己去世后遗体火化，不保留骨灰。把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根据他生前的遗愿，经党中央批准：1980年5月19日上午8点，在西郊机场举行了简短的送骨灰仪式。王光美含悲站在飞机舷梯上，刘源手捧刘少奇的骨灰盒，高高举过头顶向前来送行的中央首长、首都各界群众代表致谢和告别。专机8点半飞向山东省青岛市。 在这之前的5月15日，治丧办公室就指派中组部老干部局两位同志，带领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胡振英和我，共4人去青岛打前站，协商落实撒骨灰的具体事宜。我们4人于当日下午到了济南市，找山东省委的王秘书长进行商量。王秘书长请示了山东省委的首长，对我们说：具体事情在济南商量不了，因为具体落实的单位是青岛市委、青岛市政府和驻青岛的海军，最好一同去青岛市与市委、市政府和海军共同商量为好。于是，我们跟随王秘书长乘夜车前往青岛，5月16日晨到达。5月16日上午王秘书长与市委、市政府和海军进行了联系；下午青岛和海军的领导同志与我们见了面，共同研究落实撒骨灰的方案。 治丧办事先制定好的撒骨灰的方案是：从北京起飞到青岛送灵的专机于5月19日上午8点半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10点整到达青岛机场。在机场停机坪举行简短的仪式后，乘车进城去海军码头。机场离海军码头的路程大约有30多公里，需走30分钟时间。到海军码头立即登舰起航。青岛市委、市政府则提出：从机场至海军码头沿途路两旁组织20万群众队伍肃立致哀，迎送刘少奇的骨灰；全城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解放军机关、部队一律下半旗致哀；起航时青岛港内所有大小船舶一律鸣长汽笛致哀。海军方面提出：骨灰登舰队旗舰，即101驱逐舰；4艘护卫舰和空中4架战机护航；起航时鸣放21响礼炮，500名海军官兵在码头列队迎送。 我们离京时治丧办负责人交代：周总理和其他一些领导人撒骨灰都是少数的工作人员和家属子女为主，机关协助，悄悄地撒，不惊动群众。这次批准公开撒，但规模也不要太大。因此，我们觉得山东和海军提出的方案有些大，比如沿途动员群众太多，几乎整个青岛市全天非停工停产不可。登上了最大的驱逐舰还要4艘护卫舰、4架战机护航吗?不鸣21响礼炮，只放哀乐行不行?青岛市委、市政府和海军都不同意我们的意见。他们说：河南郑州市举行了迎送骨灰的大会，郑州几万市民在道路两旁为少奇同志送行。这次活动是国家元首级别的丧事，为什么不可以多动员一些群众，让他们参加一下国家大事的活动呢?接受教育嘛!舰队旗舰出航，必须有护卫舰、战机护航，这是常规。他们要我们这些北京来的同志解放思想。他们还说：已经安排好发通知了，如果撤销群众参加，会引起群众不理解。他们已经知道了，你撤销，他们还照样来。无组织的群众上街多了，现场秩序和安全都不好控制。我们向治丧办报告了情况，说明利弊，结果中央同意了山东和海军的安排。5月17日、18日两天我们四人跟随青岛市委和海军的同志到现场察看，并共同商量现场指挥的分工问题，最后决定从机场到海军码头的安全、群众队伍的组织指挥、迎灵车队的秩序与行进、鸣汽笛等由青岛市委指定专人负责；从骨灰登舰、起航、编队行进、旗舰布置到预定海域撒骨灰的实施，由海军舰队首长负责。 5月19日晨，我们早早起床，吃过早餐，8点就到了青岛机场。通过机场与北京西郊机场沟通联系，8点半稍过北京方面就来了消息，说送灵的专机在8点半准时起飞了。我们心中踏实了，一切照计划安排进行。10点整专机在青岛机场落地。刘源抱着骨灰盒，其他子女手抬遗像、花圈和王光美等人依次走下飞机。他们站定后，山东省委、青岛市委、市政府和海军的负责人走上前去，面对遗像、骨灰盒肃立默哀、行三鞠躬礼，然后以飞机为背景照相留念。照相毕，按乘车计划：第一辆车为前导车，第二辆车扎黑纱，为灵车，往后依次是王光美和子女、亲属的车，北京送灵的首长、山东省委、青岛市委、市政府负责人和海军负责人的车，大约共有50余辆车组成车队，浩浩荡荡慢行前进。从机场大门口到海军码头的道路两旁站满了胸佩白花的群众，肃穆站立迎接刘少奇骨灰的到来。有几个十字路口群众高声喊着：“向国家主席刘少奇致哀!”“向王光美同志致敬!”“我们要见见王光美同志!”此时王光美眼含热泪，摇下了车窗玻璃，探身车外，向群众致谢。有群众要跑过来与王光美握手表示哀悼。此情此景沿途有好几次，充分表达了山东人民对刘少奇的敬仰和怀念。500多名海军官兵在码头列队哀悼和迎接刘少奇骨灰登舰。在海军首长的引领下，我们按时登上了101驱逐舰。驱逐舰的指挥塔上悬挂大幅黑底白字的横幅，上写：“沉痛悼念少奇同志!”所有上舰的人都在胸前佩带白花。11点101舰准时起航，此时放哀乐、鸣放礼炮21响，青岛港内大小船舶汽笛长鸣，震耳欲聋，表示对刘少奇的哀悼。 　　出了海军码头，4艘护卫舰跟上了101驱逐舰，左右舷各2艘，成梅花型编队护航前行。出了青岛港湾，天空中传来轰鸣的战机声音，我们抬头看见4架银色战斗机低空飞来，到10l舰的上空盘旋几周表示哀悼，然后护航前进。大约在12点101舰到达了预定撒骨灰的海域，即我国领海线12海里以外的公海上。一位海军军官报告了10l舰所处的经度、纬度。经请示王光美同意，放哀乐，全体登舰人员肃立默哀，开始撒骨灰。记者们见势包围了王光美和她的子女们，争着抢镜头。此时王光美万分悲痛，这是与亲人生死离别呀!只见她泣不成声，手捧掺着花瓣的骨灰撒向大海，子女们也照此你一把、我一把悲痛地把亲人的骨灰撒向大海，现场极其悲痛。约在12点半撒骨灰结束。海军首长下令返航，圆满地完成了撒刘少奇骨灰的任务。摘自《百年潮》2006.5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CCT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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