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两位先生

黄山黄河

　　今天，在南昌中学的同学群中，读到了郑建华学长的两篇纪念老师的短文，读后颇为慨然。有读过建华兄文章的学长评点说，文章写得生动、形象、风趣、幽默。我以为，除此之外，应该还有揭示那个年月的荒诞、苦涩和辛酸。现将两篇短文合为《追忆两位先生》一文并转发如下。

追忆两位先生

郑建华

回忆过往，总觉得自己的文字驾驭能力，得益于中学期间三位语文老师的教诲，其中的刘文鑑和周耀光两位先生已经作古，时值清明，写上几句，以示纪念。

我的老师刘文鑑

1965年，我升初二了。来接我们这个班级的班主任，便是刘文鑑老师。

刘老师中等个子，皮肤黝黑，极瘦，头发稀疏但梳理得很整齐，脑门宽大且锃亮。他戴一副秀郎架眼镜，镜片极厚。他的右手多长了一个手指头，在大姆指外还长有个发育不完整的第六个指头。

刘老师是哪里人，我们始终不知道。他听得懂上海话，却不会讲，平时是用普通话与我们交谈的。但是他会说流利的四川话，据他自己说，他的学生时代是在抗战的大后方度过的，每每讲到此，总显得很自豪。

刘老师的烟瘾很大，从外表上可以看出被烟熏黄的牙齿和手指，同他讲话时总可以闻到浓浓的烟味。

刘老师多大年纪，也始终是一个迷。从他的行为举止看，似乎还很年轻，篮球场上也会去凑凑热闹，学校开运动会他会去参加赛跑，但从他的外形看，脸上皱纹已不少，牙齿也不全，似乎已经上了年纪。有一次他带了个学龄前的小男孩来学校，说是他的儿子，由此推断，他也就四十来岁。同学们背后都管他叫“刘老头”，他想必也知道，但也不计较什么。文革中有人贴他大字报，说是隐瞒年龄、隐瞒历史，但毕竟只是仅由外形推测而来的一家之言，最终也不了了之。

刘老师的特点是行事高调，他当班主任，事事要求争先，他也总认为他的语文课是上得很好的，还多次以“我走过的路”为题，向同学讲述他在大后方求学的经历，大有“老子抗战八年”的豪情。

刘老师对学生要求很严，会在课堂上大声训斥学生，甚至会大喝一声“出去”，把犯错的学生赶出课堂。由于他牙齿不全，讲“出去”两字时有漏风，发出的声音相当独特，我们会在背后学他。不过这种情景仅发生在课堂上，下课以后，他与同学相处得还是很友好的。

有一次，一名同学被他当堂训斥一顿，临了还加上一句“放学后到我办公室来一次”。那名同学紧张了好几节课，放学后惴惴不安地走进了他的办公室，他居然是让同学搬个椅子坐下，和风细雨地谈了几分钟就完事了。后来那个同学似乎终于悟出道理来了，说办公室人多，一旦顶牛，大家都下不来台，老师的面子自然比学生更重要，所以就这样糊过去了。

刘老师的前额宽大，又戴一副高度近视的眼镜，头型与蜻蜓有几分相似，我们还给他取了个绰号叫“蜻蜓头”。班里一位爱好美术的同学按他的外形画了一幅蜻蜓的卡通，夹在课本中，这在当年也算得上是大逆不道的举动了。不料上课时竟被他发现，他不动声色地把这张画收入囊中，那位同学紧张了好几天，结果却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后来那位同学成了专业的美术工作者。

刘老师还富于幻想，他渴望有一辆脚踏车，可当年脚踏车极贵，而且即使有钱也很难买到。刘老师感慨道，如果哪一天能生产出塑料的脚踏车就好了，既轻巧又便宜，我们都笑他异想天开。当今，确实有了塑料的脚踏车，不知刘老师最终骑上了没有。

刘老师当班主任的时间不长，一个学期不到，他便另有重任，被抽调去参加“四清”工作队，到农村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了。城市里的教师长时间去农村工作，天天住在农民家，算不上是好差使，况且当年的农村条件很艰苦，绝不是现在的农家乐。但能够参加工作队，是政治上受组织信任的标志，这在当年是尤其重要的事情，所以他还是欣然前往了，他与我们班的同学告别时，仍是以一种极为自豪的神情。

半年以后，文革开始，学校不上课了，刘老师的“四清”生涯也告一段落，他也被贴过几张大字报，但没有多少可上纲上线的内容，因而也没有带来太多的麻烦事。

我们毕业后，他还在当他的语文教师，但似乎不再那么高调，也不太引人注意了。

近日在中国文学网上，读到一篇回忆陈邦本先生的文章，陈邦本是中华职业社的重要成员，当年曾在四川办教育。文中讲到他的女婿叫刘文鑑，是四川人，当过教师，年龄也差不多，似乎与我的老师有几分相象，是同一个人，还是同名同姓的两个人，便不得而知了。

　　两位先生在这所中学任教多年，但没有发现他们的影像

耀光先生

1965年，我初中二年级时，教我们语文的班主任刘文鑑调走后，周耀光先生来接替语文教学，原来担任副班主任，教数学的沈老师当了班主任，耀光先生当了副班主任。

当时耀光先生四十多岁，中等个子，戴副近视眼镜，嘴唇有点偏厚，说起话来不紧不慢，上起课来中规中矩，语音标准，语调平缓，一丝不苟，但没有什么激情，也不引人入胜。他的板书标准而清晰，但算不上漂亮。与刘老师相反，耀光先生的为人极其低调，从不谈及自己的过去，更不会炫耀自己，甚至要刻意回避。

据说耀光先生毕业于复旦大学，这在我们这所初级中学里算得上是高学历的了，他的工资有一百多元，比校长还要高一点，但耀光先生的生活很拮据，原因是靠他吃饭的人多，上有老母亲要赡养，还要供养一个未成年的妹妹，妻子无业，又生了六个女儿，一百多元工资十个人一分便落到贫困线以下了，我们戏说他家是一个男人养活九个女人。

正因为这个缘故，耀光先生只能是节衣缩食了，中午饭总是要走回家中去吃的，有事外出也从不乘车，全靠迈开两条腿步行。耀光先生不仅经济上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在政治上的压力也不小，他的妻子解放前在警察局工作过，解放后被清除出来，属于历史反革命，耀光先生还背了个反革命家属的沉重包袱。面对历次政治运动，他更是小心翼翼地做人，认认真真地教书，只是偶然也会说几句无关紧要的笑话，或者露一手自己的才艺。

有一次班级里开联欢会，邀请耀光先生来个节目，他答应了，那天他特意穿了一件毛料制服，带了个口琴来表演，他口琴吹得很好，应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还谱了许多曲子。一次语文课上，有个同学把袜子的量词“双”与手套的量词“副” 搞错了，耀光先生便调侃说“现在手脚不分，将来敌我不分事情就大了”。

班里有个同学姓汤，绰号叫汤团，有一次汤同学在语文课上拿了个乒乓球在玩，给耀光先生看到了，耀光先生故意逗他，说“你手里的东西我看到了，是白白的，圆圆的”，汤同学大叫“老师提绰号”，耀光先生不动声色，回过头问大家：“乒乓球是不是圆圆的，白白的”，引起教室里一阵哄笑。有的同学也会拿耀光先生开玩笑，下课后在教室外的走廊上，边走边喊“耀光耀光勿灵光”，耀光先生明明是听到的，也装作没听到一样，不加理会。

耀光先生的家我去过一次，那次是耀光先生病了，下课后几个学相约去探望他。他家在重庆南路一条叫太仓坊的新式里弄中，在当时居住条件还算是不错的，因为家里人多，也并不宽敞，但很整洁，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的模样。

文革开始后，耀光先生自然不会成为积极分子，不过也没有受到大的冲击。那时，被裹挟在那场大潮中的他，会用装聋作哑的办法来保护自己，试图以不卑不亢的态度，小心翼翼走好每一步，战战兢兢地度过那段艰难时光。

有一次，学校举办一个学习班，是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耀光先生也被通知去参加了，当时参加这个学习班的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文革中的积极分子，另一部分是被认为有这样那样问题，但还不属阶级敌人的人，如摘了帽的右派分子，杀关管人员的配偶，有剥削历史的人等，耀光先生显然是属于后一类人。那天我作为学生参与管理的代表，也在其中。虽然大家围着一张桌子坐下学习讨论，但彼此心中明白，谁是动力，谁是对象。

在主持学习班的教师说了开场白之后，耀光先生居然抢先发了言，内容全是从报纸上摘下的套话，并用运动积极分子的口吻说了不少大道理。一名调干生出身的教师是以积极分子的身份参加学习的，他反倒坐不住了，冲着耀光先生说，有的人来参加学习，把自己的身份也给忘记了。耀光先生尽管脸色很难看，但不作任何辩解，装作无事一样，因为他讲的都是报上摘来的，那些运动积极分子也拿他没有办法。

我毕业离校后，还与耀光先生相遇过两次，但都是在很尴尬的场合，仅是点了一下头，以示我们是嫡亲的师生。

一次是我回学校看望老师，看到耀光先生沮丧地坐在一间小房间里，旁边几个老师在劝他想开点，要对家庭负责，做了不负责任的事情，更讲不清了。他也看到了我，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算是招呼，我赶忙退了出来。后来其他人告诉我，耀光先生怕受到什么案件的牵连，跳了黄浦江，但他会游泳，一时沉不了，反被救了起来，送到学校里，后来让家属给领回去了。

　　两位先生在这栋教学楼教书育人长久，但没有留下他们和学子的任何合影

　　又过了几年，好像已是在文革结束以后了，我去母校，在校长室里与校长聊着，耀光先生气呼呼地跑进来，对校长说，学生这样不尊重我，这书我没法教了。耀光先生看到我在，依然是点点头，算是打个招呼，在这种场合，我也不好多说什么，也不好马上离开。校长劝慰了耀光先生几句，说是小孩不懂事，不值得与他们计较，听了这话，耀光先生的气似乎消了点，转身又回去工作了。

耀光先生走后，校长告诉我，耀光先生改教英语了，几个调皮的学生去问他，“黄浦江”怎么翻，再问他“跳”怎么翻，有意去揭他的伤疤。校长说，当然要批评学生，可耀光先生当年为什么要干这种傻事呢？话语中充满了婉惜。

1992年我调了单位，正好有一位同事也住在重庆南路太仓坊，便向她打听耀光先生，她正巧曾与耀光先生住同一幢楼，她告诉我，耀光先生已经故去了。据说耀光先生的晚年还是不错的，他退休后还常常帮居委会出黑板报，几个女儿读书都不错，有的还出了国，后来他的太太腿脚不太灵便，耀光先生照顾了几年，在他太太故去以后，耀光先生突然走了，可能是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总之没有什么痛苦。

写于2024年清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