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佳节话清明

潘作成

清明佳节话清明

潘作成

清明节，一个为人间带来盎然春意和勃勃生机的节日，古代又称踏青节、行清节、三月节、祭祖节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2008年被国家确定为法定假日。每年清明节到，人们都会慎终追远，缅怀祖先，按照古老的习俗，去为亲人扫墓，也会到野外踏青。近些年许多城乡百姓有了私家车，若驾车出游，即可把近处之踏青变为远方的旅游。于是，全家自驾出游，也成了许多家庭清明节内容的重要选项。

和其他传统节日一样，清明节的来源也非常富有传奇色彩。

　　在远古的春秋时期，中国西北部曾出现过一个非常强大的诸侯国——晋国（山西省至今称晋，即从这一古国名称而来）。其国力鼎盛时期，疆域竟囊括今山西全部、陕西东部与北部、河北中部与南部、河南西部和北部、山东西北部与内蒙一部的广大地区。被《左传》《国语》和《史记》等历史典籍，一致评价为春秋四强国之一。而历史上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就与这清明节的来历有关。晋文公重耳在尚未继位之时，曾以公子身份流亡多个诸侯国。一日，重耳在从人陪同之下，来到卫国境内，坐一树下小憩。因长时间未得进食，此时已是饥肠辘辘。自幼养尊处优的重耳，何曾吃过这等苦，可一时偏又找不到食物。正在不知如何是好之际，一名叫介子推的随员奉上了一盂肉汤。重耳大喜，转瞬食尽。食毕始问：“何从得肉？”介子推方告知：“乃臣之股肉也。”重耳闻言，不禁感动垂泪曰：“将何以报之！”然而，过了若干年之后，重耳继位为晋文公，成为晋国第22任国君，竟将当年介子推割股食君之事忘于脑后。当年追随重耳左右的群臣皆得封赏，独介子推一无所得。有人劝介子推向晋文公提起当年之事，介子推却狷介耿直，耻于自己去表功请赏，竟独自背着年迈的老母，上了附近的绵山，意欲在山上终老余生。晋文公得知此事后，深悔自己忘掉了功臣，立即亲自带人上山搜寻，却始终未能找到。于无可奈何之际，采纳近臣建议，开始放火烧山，以为介子推看到火起会主动走出来。然而直至数日后大火燃尽，介子推还是没有出来。此时的介子推，已然与其老母一起，相拥烧死于枯柳之下。为纪念这位世上少有的忠臣，晋文公遂将纵火焚山之三月五日定为“清明节”，规定当日全国不许生火做饭，谓之“禁火”，亦曰“禁烟”，并以清明前一日为“寒食节”。后来，这种做法便被延续下来，成为一种习俗。

　　当然，关于清明节的起源，也有传说系始于古代帝王将相的“墓祭”之礼，后来民间亦竞相仿效，于此日祭祖扫墓，踏青赏春。后经历代沿袭，遂成为一种固定的风俗。与此相联系的说法是，晋文公为纪念介子推所确定的只是“寒食节”，后因“寒食节”与“清明节”只差一天，后人便将其合而为一。

　　清明祭祖，在国家层面，最庄严隆重者莫过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轩辕黄帝乃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相传是他统一了华夏各部落，并发明了房屋、衣裳、车船、阵法、音乐、器具、井田等。黄帝陵建于今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城北的桥山，从战国时期的秦灵公三年（前422年），就开始了在此对轩辕黄帝的祭奠。而清明祭奠黄帝则起自汉朝，嗣后历代都有祭祀、修葺、保护桥山黄帝陵的典籍记载。到明、清时期，在桥山祭祀黄帝陵已经成为国家的一项政治制度。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于1912年1月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月即派员前往桥山祭祀黄帝陵。每年的祭祀活动，均以“颂扬黄帝功德，传承民族记忆，守护精神家园，构建和谐中华”为主题，活动包括击鼓鸣钟、敬献花篮、恭读祭文、乐舞告祭、拜谒祖陵等多项内容。1937年清明节，适值标志全国抗战开始之“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为营造国共两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良好氛围，中国共产党特派代表林祖涵（林伯渠）赶赴黄陵县桥山，与国民党代表一起共祭黄帝陵。中共领袖毛泽东主席，亲笔为这次祭祀撰写了《祭黄帝陵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每年的清明节，国家都在黄帝陵举行公祭黄帝活动，先后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专程出席。曾宪梓、霍震寰、范徐丽泰、何厚铧等港澳同胞，吴伯雄、连战、宋楚瑜、郁慕明、蒋孝严等台湾同胞，都曾率团到黄帝陵参加公祭黄帝典礼。此外，还有数以百万计的海内外华夏儿女和国际友人，前往黄帝陵谒陵祭祖、参观访问，并有众多海内外同胞为维修与保护黄帝陵捐资出力。1961年3月，黄帝陵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编为“古墓葬第一号”。2006年5月20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申报，经国务院审核批准，将清明节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清明一方面是祭祀的节日，同时也是24节气之一。它介于仲春与暮春之交，此时气候回暖，春光骀荡，万物复苏，草木萌发，既是春耕播种时节，亦是一年春景极佳之际。旧时《历书》上有云：“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丁，为清明。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盖时当气清景明，万物皆显。”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对于人们赏玩春景、欢度清明的盛况，唐代大诗人杜甫《清明》诗中有“著处繁花务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渡头翠柳艳明眉，争道朱蹄骄啮膝”之句。既描绘了码头上繁花似锦、翠柳依依的景象，又写出了长沙城车水马龙、千万人游春的宏大场景。比杜甫晚些的韩愈，在《梨花下赠刘师命》一诗中，也写下了“洛阳城外清明节，百花寥落梨花发”的诗句。意思是说，清明节时的洛阳城外，各种鲜花皆已零落，而梨花却正在开放。做过南唐宰相的冯延巳，在其所填词《踏鹊枝.六曲阑杆偎碧树》中，也描写了清明节的景象：“满眼游丝兼落絮，红杏开时，一霎清明雨。”意谓清明时节，红杏开满枝头，空中到处飘着游丝和飞絮，而一时间，天上又洒下了细雨。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在其词作《蝶恋花》中亦写道：“春事阑珊芳草歇。客里风光，又过清明节。”大意是，正值春天百花盛开、野草芳菲的季节，处处都有令人赏心悦目、欢情无限的景象。其实，比杜甫还早的诗人，如初唐的骆宾王等人，也都写过吟咏清明的诗作。至于后来的崔道融、白居易、晏殊，甚至比苏轼还要晚的诗人们，如北宋的秦观，南宋的陆游、辛弃疾等等，写过清明的人就更多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早在汉代，官员已有休假制度，称作“休沐”，当时是五天休假一天。到唐玄宗时，清明节扫墓被正式编入礼典，清明节的地位由此得到提升，并与寒食节连在一起，成为当时的“小长假”。随着朝代的更迭，清明休假制度多有变化，但这一天游春赏景的风俗却一直在延续。到了北宋，张择端创作出绢本彩色画卷《清明上河图》。这幅作品宽24.8厘米，长528.7厘米（一说528厘米），场面壮观，规模宏大，结构严谨缜密，笔法细致古雅。画作采用散点透视构图法，以长卷的形式，生动记录了北宋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的城市面貌，描绘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群众的生活状况，反映了北宋都城东京的繁华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后人直观地展示了古代清明时节的美景。从表现生活的角度看，绘画，显然比诗作更加直观，也更加生动、形象。在孟元老笔记体散记文《东京梦华录》中则这样写道：“京师清明日，四野如市，芳树园圃之间，罗列杯盘，互相酬劝，歌舞遍满，抵暮而归。”文章以生动、质朴的语言，记载了古人在清明之际，到野外踏青游玩，于欣赏美景之余，饮酒歌舞，至暮方归的情景。这样的描写，显然也比诗歌来得更加真切、生动，同时也更具史料价值。由上文可见，清明节于祭祀之外，演化出了许多娱乐功能。即一面扫墓祭祀，一面踏青游玩，将缅怀先祖与踏青赏春，巧妙地融合为一体。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进步，记录和描述清明节的诗文也多了起来。特别应该提到的是，著名的古典小说《红楼梦》，在把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全都描写一过的同时，同样没有忘记去写这个清明节。

清明既是由宫廷中传出的重要节日，受其影响的自然首先是朝中的达官显贵。而贾府作为“钟鸣鼎食之家”“诗礼簪缨之族”，这一天的首要事务，自然是祭祀祖先。《红楼梦》第五十八回“杏子阴假凤泣虚凰，茜纱窗真情揆痴理”中的情节，便发生在清明节下。书中先是写道：“可巧这日乃是清明之日，贾琏已备下年例祭祀，带领贾环、贾琮、贾兰三人去往铁槛寺祭柩烧纸。宁府贾蓉也同族中几人各办祭祀前往。因宝玉未大愈，故不曾去得。”这里所讲的是，每到清明节下，荣、宁二府都照例要举行祭祀仪式，但因贾府现居京城，而祖茔远在南边的金陵，自然不能南下扫墓。于是，只好郑重采办了祭品，去暂寄宗族灵柩的铁槛寺祭拜。就在同一回书中，还写了贾府唱戏的优伶藕官，偷偷烧纸钱祭奠亡友菂官，被府中一婆子撞见，竟要带藕官去见当家的主子，幸得宝玉从旁解围方罢。

　　关于清明节这天的天气景致，书中描写同样很生动。当日宝玉因病留守家中，未随众人去铁槛寺祭拜，袭人怕他贪睡积食，劝其外出逛逛。宝玉扶杖出门，见园中果然春光明媚。他欲去看望黛玉，便沿沁芳桥一带堤上慢慢走来，“只见柳垂金线，桃吐丹霞，山石之后，一株大杏树，花已全落，叶稠阴翠，上面已结了豆子大小的许多小杏。”满目桃花红艳，绿柳枝繁叶茂，可惜杏树已然“绿叶成阴子满枝”，直叫那多愁善感的宝玉不觉心生懊恼，原只病了这几日，竟辜负了园中大好的杏花。

　　对于清明时节的农事活动，《红楼梦》中也有描写。清明时节天气回暖，正是一年耕作开始之时。大观园虽非农田，然同样亦有稼穑之事。第五十六回书“敏探春兴利除宿弊，时宝钗小惠全大体”中交代，已将园圃之事分派专人管理，故到清明时节，园中料理事务的众婆子便“各司各业，皆在忙时，也有修竹的，也有植树的，也有栽花的，也有种豆的，池中又有驾娘们行着船夹泥种藕。”这里触目所及，到处可见一派生机勃勃的春日栽种景象。

至于清明时节的游艺活动，《红楼梦》亦自然不能不写。但一则黛玉、宝钗等皆为大家闺秀，轻易不好出门游玩；二则贾府自家就有偌大的园子，又何需再去外面玩耍。第七十回“林黛玉重建桃花社，史湘云偶填柳絮词”，写的便是大观园清明时节的游艺活动。书中虽未明言适值清明，但“仲春天气”“暮春之际”的时间段，正是清明时节。众人的一句“万物逢春，皆主生盛”，加上黛玉的一首《桃花行》，拉开了桃花社开场的序幕。七言古诗《桃花行》才思空灵，佳句频出，“若将人泪比桃花，泪自长流花自媚”，“泪眼观花泪易干，泪干春尽花憔悴”，“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栊空月痕”，引得众人纷纷赞叹，个个诗兴大发。而宝玉竟一看内容，即知是黛玉之作，竟忍不住滚下泪来。史湘云一首《如梦令》，“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别去”，竟鼓动得黛玉兴起，立马起社填词。黛玉的《唐多令》：“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薛宝琴的《西江月》：“江南江北一般同，偏是离人恨重。”薛宝钗的《临江仙》：“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这许多佳句，均极符合几人各自性格经历，颇耐品味咀嚼，充分展示了钗黛等人的才华。

　　在《红楼梦》所写的游艺活动中，除了室内的赋诗填词，还有一项重要的室外活动，就是放风筝。清明正当春季，风比较大，亦且春和景明，冷暖适宜，是放风筝最理想的季节。对于这项活动，作者是紧接着填词之后写的。时钗黛等人正在屋内品评宝钗的《临江仙》词，“只听窗外竹子上一声响，恰似窗屉子倒了一般”，帘外丫鬟嚷道：“一个大蝴蝶风筝挂在竹稍上了！”由此引出了宝玉、宝钗、黛玉等众人，大家纷纷命丫鬟们拿出风筝来放。这些风筝有美人风筝，有大螃蟹风筝，有一连七个大雁的，有大红蝙蝠，还有凤凰，更有什么“送饭的”，总之是形态各异，大小不等，真个是琳琅满目，异彩纷呈。写至放风筝的高潮处，空中竟有三个风筝绞在一起，真的是十分热闹。

　　前面我们谈到了许多写清明节的诗文。其实，聊清明节，绝对不能漏掉的，就是唐代诗人杜牧那首著名的《清明》诗。这首诗的特别之处，就是将清明节与祭祖和酒文化联系在了一起。一千多年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似乎为清明节定下了一个千古不变的基调。从清明以祭奠祖先为主这一点来说，这个调子定得当然很好，只是并未将祭祖与踏青赏春等游玩方面的内容结合起来。不过，近些年来，一些人已经将关注重点放在了诗的后面两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为什么要特别关注这后两句呢？在当今社会，原因不难理解。不知起自何时，全国各地已不知冒出了多少个杏花村和“杏花村酒”。其中最有名的两家：一是山西省汾阳的“杏花村酒”，一是安徽池州的“杏花村酒”。

　　我们先来说山西汾阳的“杏花村酒”。山西汾阳“杏花村酒”，即驰名海内外的汾酒。1 500年前南北朝时期，汾酒即作为御酒受到北齐武成帝的极力推崇。《北齐书》中记载，武成帝高湛从晋阳写给河南康舒王的信中说：“吾饮汾清二杯。劝汝于邺酌两杯。”宋《北山酒经》记载：“唐时汾州产干酿酒。”《酒名记》中亦有“宋代汾州甘露堂最有名”的记述，说的都是汾酒。我国的白酒，包括汾酒等名优白酒在内，皆由黄酒演变发展而来。明清以后，北方白酒发展很快，遂逐步代替了黄酒的生产。此时杏花村汾酒即已是蒸馏酒，并以其清澈透明、纯正爽口等特点蜚声于世。1982年，由国家文物局、山西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学联合组成晋中考古队，在汾酒集团所在的杏花村镇东堡村以东，出土了大量从仰韶文化中期（约6 000年前）到商周之际（约3 000年前），历史跨度长达3 000多年的生活器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中国最早的酿酒发酵容器——小口尖底瓮。证明了早在6 000年前，汾州杏花村人就已经掌握了制酒技术，并开始了酿酒活动。山西汾州杏花村遗址，是中国迄今所发现最早的谷物酿酒遗存之一，乃中国为发酵酒文化起源地的有力实证。作为这次考古活动的一项重要成果，是1998年由著名考古学家黄景略参与，由另外两名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王克林分别任主编和副主编的《晋中考古》一书出版。该书写道：“以汾酒闻名于世的杏花村，分为东堡和西堡，位于汾河西岸的吕梁山下，西南距汾阳县城15公里。1982年3、4月间，晋中考古队对杏花村的古代遗址进行了调查及试掘，认识到这处遗址绵延时代古久、内涵丰富。”这本书的问世，无疑对山西为杜牧所写“杏花村酒”原产地之说，是非常有力的支持。

汾酒自1916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一等优胜金质奖后，很快驰名于海内外。解放后，国营杏花村汾酒厂正式成立，汾酒更是声名远播。自1953年以来，连续被评入全国“八大名酒”和“十八大名酒”之列，在满足国内人民需求的同时，还远销世界五大洲的40多个国家和地区。

　　我们再来说安徽池州的“杏花村酒”。据说，诗人杜牧当年曾在此地任职，忙完公务常去附近的杜坞山游览，途中需经过一个以杏花为名的村庄。当时该村有“黄公酒垆”，所酿“黄公酒”颇有名气。清明时节，细雨连绵，路上之人无心踏青，他们神情凄迷，如失了魂魄一般，一个个匆匆赶路。杜牧见此，遂触发灵感，写出了著名的绝句《清明》，同时，也写出了一个闻名千古的“杏花村”。

　　这两家酒厂，都声称自己所在的地方，才是当年杜牧诗中所写的“杏花村”。从目前双方各自所出示的证据看，说山西“杏花村”是杜牧所描写的对象，明显更加可信。而且杜牧是陕西人，在南方为官时间不长，在池州任职仅短短四年。说杜牧诗中的“杏花村”是在山西汾阳，似乎更具说服力。尤其是史籍中对汾酒的记载清晰明确，加之山西酿酒容器的出土，都为杜牧所写“杏花村”在山西增添了有力的佐证。

当然，作为局外人，我们自然没有必要去参与他们之间的争论。不管这两家哪一家（哪怕还有第三家）最终在争论中胜出或败北，都不会影响我大中华酒文化，尤其是清明节文化的发扬光大。

（本文今晨在黑龙江网络平台“陈年往事的记忆”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