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那个春天

野人山

那是一个被阴云笼罩的年代，往事如烟，有些片段却像刻在石头上的印记，任凭时光冲刷，依然清晰如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一天，天空阴沉，乌云密布，我含着眼泪，依依不舍告别了前来送行的老师和同学，跟随父母离开了我的出生地——广州，全家下放到广东博罗的“五七干校”，从此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下放前夕的全家合影照（前右为笔者） 1970年的春天，战备疏散的命令突至。干校要从博罗迁往粤北连县龙坪山区，规定“不准带家属”。军令如山，没有商量的余地。我们家在广州举目无亲，像浮萍一样找不到挂靠的地方，父亲不得已把我们三兄弟都送回江西老家。母亲则随大部队直接奔赴连县龙坪干校。 记得父亲离开家乡赶返干校的那天，春寒料峭，细雨霏霏。我流着眼泪，死死攥着父亲的手，眼泪混着雨水往下淌，哀求道：“爸爸把我带走吧！我要爸爸！我想妈妈！……”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凄风冷雨童年中。那年，我十三岁。 …… <h5 style="text-align:center;">当年芦溪中学旧貌换了新颜，完全找不到昔日的痕迹</h5> 由于老家附近没有学校，我只有到离老家十几里外的芦溪中学寄宿读书。当时芦溪还是一个小镇，今已升级为县，但在当时，只有几条街，房屋低矮陈旧。学校的宿舍是简陋的平房，几十号人挤在大通铺上。冬天只在床板上铺一层稻草，再垫一张草席。 记得当年大伯就像《闪闪的红星》电影里的江西老表那种穿着打扮，头缠围巾，脚穿草鞋，挑着我们的行李，从老家芭蕉冲送我们兄弟到芦溪中学，走了两个多小时泥泞坎坷的山路。沿途尽是红彤彤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可我只觉得脚下的路漫长而沉重，更对面临的人生感到忐忑。 <h1 style="text-align:center;">芦溪还留有当年的印迹（老桥、老街）</h1> 阳春三月，乌鸦枝头闹。俗话说：“乌鸦叫，不吉利”，没想到一语成谶。开学的第一天，我就与同班的一个同学打架。 那个同学仗着自己个头高大，一再欺负我这个“外乡人”，嘲笑我不会说江西话，对我动手动脚挑衅。我忍无可忍与他打了起来。面对个头比我高一大截的他，刚开始我明显处于下风，接连挨了他好几拳，又被他摔倒在地。我强忍着不哭，看准机会使劲拽他的头发，又狠狠地咬住他的手臂。我的这两个阴招把他给弄哭了，谁哭谁认怂，我侥幸反败险胜。 当年学校后门的小溪和老桥 几天后，可能是接触了什么过敏原，我的脸突然浮肿，嘴巴歪斜，照镜子都不认识自己了。我吓得直哭，哭喊着远在干校的父母…… 在那个动乱、荒诞的年代，父亲只因为建国前在旧海关任职，曾做过美国人的翻译，而被怀疑为“特务”；只因为给本单位编写过书，而被诬为“垄断业务”；只因为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而被谗为“黑秀才”......我也因此成了“黑五类”子弟，从而遭受歧视，饱尝冷眼和讥笑。 那时候，我常常躲在暗地里伤心地哭泣，想念远方的父母，憧憬着与父母团聚的一天。那一年，我的心里没有春天，感受不到春天的明媚和温暖。 <h1>　　欣慰的是，雨过天晴，冬去春来，春风终究吹散了阴霾。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早已化为历史的尘埃。如今神州大地，已是万紫千红，莺歌燕舞，春意盎然，换了人间。</h1> 光阴荏苒，转眼我已步入人生的“第二春”。经历过严冬的人，最懂得春天的温暖与珍贵，令人倍加珍惜眼前的大好明媚春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