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讼事文化之“状令文化”

八月雪

　　前言：明清时期徽州讼事“状令”文化内容丰富，其讼事的告状、传讯、审问、判决、结案等每一个环节都有固定程序，并形成文书，尤其是对于惩戒滥诉、虚假讼事方面不仅律例规定具体详尽而且状式上逐一细分，对于现代诉讼制度完善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说到徽州讼事文化中的“状令文化”，不得不说到明代的冯梦龙《警世通言》“宿香亭张浩遇莺莺”章节中描写的宋代那场为两情相悦爱情而打的一场官司。

　　宋代洛阳有一才子，名叫张浩，与邻家女孩李莺莺青梅竹马，相伴长大。数年后的一天，两人在宿香亭相见，莺莺觉得张郎气宇昂扬，儒雅有礼，而莺莺也出落得“新月笼眉，春桃拂脸，意态幽花未艳，肌肤嫩玉生光。”郎才玉女一见钟情，两人互赠信物，私定终身。

小说这样写道：张浩“遂取系腰紫罗绣带，谓女曰：‘取此以待定议。’女亦取拥项香罗，谓浩曰：‘请君作诗一篇，亲笔题于罗上，庶几他时可以取信。’浩心转喜，呼童取笔砚，指栏中未开牡丹为题，赋诗一绝于香罗之上，诗曰：沉香亭畔露凝枝，敛艳含娇未放时。自是名花待名手，风流学士独题诗。”

不久，两人又私自幽会，互诉衷肠，你欢我爱，情意绵绵。不料，天有不测风云。这年，莺莺父亲“守官河朔”，举家随迁。临行前，莺莺托人捎话给张浩：“愿君莫忘旧好。候回日，当议秦晋之礼！”

可是，两年过去了，张浩没能等回莺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于是，张家父母为承继香火开始给儿子张罗婚事。经媒人介绍定下一门亲事，女方为“累世仕宦、家业富盛”的孙家之女。张浩“素畏季父赋性刚暴，不敢抗拒，又不敢明言李氏之事，遂通媒妁，与孙氏议姻。”一家人正忙着筹备婚事，等待婚嫁迎娶时，莺莺之父任满方归。

莺莺姑娘突然到来，使得张浩旧情萌发，不无伤感。于是，他给心上人书信一封，告诉莺莺姑娘：“浩非负心，实被季父所逼，复与孙氏结亲，负心违愿，痛彻心髓！”。莺莺收到此信，告诉张浩：“我知其叔父所为，我必能自成其事。”

莺莺把自己同张浩私定终身的事情和盘托出，告诉父母说：“妾自幼岁慕西邻张浩才名，曾以此身私许偕老。今闻浩与孙氏结婚，弃妾此身，将归何地？然女行已失，不可复嫁他人，此愿若违，含笑自绝！”

父母一听，又气又惊，劝慰莺莺：“我止有一女，所恨未能选择佳婿。若早知，可以商议。今浩既已结婚，为之奈何！”莺莺回答：只要爹娘答应女儿嫁与张浩，女儿自有办法。莺莺之父答道“但愿亲成，一切不问。”

于是，莺莺“遂取纸作状，更服旧妆，径至河南府讼庭之下”。讼庭上，龙图阁待持陈公见一女子执状前来，忙停笔问道：“何事？”李莺莺敛身跪告曰：“妾诚诳妄，上渎高明，有状上呈。”陈公接过诉状，只见状纸上写道：

告状妾李氏：切闻语云：“女非媒不嫁”此虽至论，亦有未然，何也？昔文君心喜司马，贾午志慕韩寿，此二女皆有私奔之名，而不受无媒之谤。盖所归得人，青史标其令德，注在篇章，使后人断其所为，免委身于庸俗。妾于前岁慕西邻张浩才名，已私许之偕老。言约已定，誓不变更。今张浩忽背前约，使妾呼天叩地，无所告投！

切闻律设大法，礼顺人情。若非判府龙图明断，孤寡终身何恃！为此冒耻渎尊，幸望台慈，特赐予决！谨状。

　　诉状中李莺莺引经据典，在叙说了自己跟张浩青梅竹马、相知相爱经过后，阐述了私定终身道理。她说古人虽有“女非媒不嫁”礼制习俗，但当年卓文君与司马相如情真意切、贾午志与韩寿爱意绵绵，此二女都是背负私奔自定终身恶名，但不为无媒妁之言所责难，青史留名、懿德流芳，后人效仿她们就是免得委身庸俗断送幸福。

我与邻居张浩青梅竹马，相互爱慕，已私定终身并立下非嫁不娶、白头偕老的海誓山盟。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今日张浩却背弃前约使得小女走投无路，但“律设大法，礼顺人情”，故恳请府衙主持公道。

　 龙图阁待制陈公看罢诉状传唤张浩到庭，问到：“你与李氏既已约婚，安可再娶孙氏？”张浩说：“与孙氏的婚事为叔父所逼，实非本心。”陈公又问莺莺：“尔意如何？”莺莺说：“张浩才名，实为佳婿。使妾得之，当克勤妇道。”府尹说：“天生才子佳人，不当使之孤零。我今曲与汝等成之。”于是判张浩与李莺莺履行原来的婚约。

判词中这样写道：“花下相逢，已有终身之约；中道而止，欲乖偕老之心。在人情深有所伤，论律文亦有所禁。宜从先约，可绝后婚。”有情人几经周折，终成眷属。张浩、李莺莺“二人再拜谢府尹，归而成亲。夫妇恩爱，偕老百年”。

小说以诗赞叹：“当年崔氏赖张生，今日张生仗李莺。同是风流千古话，西厢不及宿香亭。”李莺莺义无反顾地诉讼官司终于赢得爱情佳话为世人传颂。

小说中，人们不难看出，李莺莺之所以赢得这场爱情官司，与河南府“龙图阁待制陈公”被诉状中一番慷慨陈词的内容所打动密不可分。

　　明清时期古徽州的讼事文书中，这种诉状讼词屡见不鲜。明代徽州讼事中的状式多称之为“告状”，后期出现“禀状”说法，到了清代又多称之为“禀状（禀词）”。而明清时期被告的状式却多被称之为“诉状（诉词）”。一些诉讼案件格状上还押有“新词”、“诉词”、“续词”等红色或黑色戳记。

　　明代早期徽州讼事文书中“状令”格式较为简单，为方形白纸状式。内容包括“告状（诉状）”、“批”两部分。准状后还有“立案”内容。

明成化五年祁门县庶民谢玉清为村民程付云将“本家邻界庄背坞杉树尽数强砍”而“状投里老”，但“程付云等倚恃蛮强，欺阚住远，不与明理，力要趁水撑放前去”，于是，具状告于祁门县县衙。

谢玉清“告状”正文共3行包括三方面内容。首先，写明姓名、年龄与住址、身份；其次写明告状事由，详述案情发生经过，知县准其所告，用朱笔在“告状”上批示“行勘”；再次就是“立案”。“立案”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知县同意“立案”；二是发“帖”给里老，委托里老调查案情、制止不法行为、传讯原告、被告及证人到堂接受讯问等。

　　到了明代中后期，徽州讼事状式开始出现“硃语”，简要说明告状的理由。

万历九年祁门县十五都村民汪仁状告同村汪于祜等人违反“分山条例”陈告于官，告状中写明告状缘由与案件性质是“违文陷害”。

到了明后期，徽州讼事诉状中出现“状式条例”格式和内容，明确了告状条件。

徽州讼事文书《隆庆六年休宁县叶贤诉状》附录了9条有关状式规定： 一格写二字者，不准。有粘单者，不准。牵连远年无干事情者，不准。无重大事情而告妇女者，不准。事已问结而又告者，不准。被告、干证人多者，诬告越诉者，不准。隐下壮丁，故令老幼、残疾、妇 女名抱告者，不准。拦路越告者，不准。

上述“条例”中不难发现既有程序规则又有实体处理内容，尤其是对禁止诬告滥诉作了“事已问结而又告者，不准”“诬告越诉者，不准”的明确规定。对于牵告、诬告、喊告等情况也均不予准状。这种由休宁民间对状令规制对于恶意滥诉累诉起到了抑制作用。

　　从隆庆、万历年间徽州状式条例看，不仅出现上述格列的状式，而且内容也有了变化。

状式基本要求有六个方面：一是写明被告具体的都图里；二是老幼残疾者不准作原告；三是状词有格列，不准写到格列之外；四是状词述及旧事要明确年月日；五是一状不准告两事，被告不准超过两人，证人不准超过8人；六是要写明做状者的名字及所在都图；七是告状者必须有小状，小状内必须添写现年里长、总甲，便于县衙委派调查、勘验和调处。

　　崇祯年间刊印的《璞山蒋公政训》中还出现“板状”格状样式：

状式如争田者告状人某人，年若干岁，系某都里长某人下籍，状告为某事。某年某月某日凭中某人用价若干买到某里户口口口收户，今被占种，具状上告。

年 月 日 告状人某人

告状日期立定，晓谕遵守。状式不许过三行，若牵扯远年及不干己事情混告者，痛治。越诉上司，隐情告扰，追问如律，枷号示众。

　　告状日期立定，晓谕遵守。状式不许过三行，若牵扯远年及不干己事情混告者，痛治。越诉上司，隐情告扰，追问如律，枷号示众。

　　《璞山蒋公政训》中对滥诉、虚假诉讼“越诉上司，隐情告扰”等作出“痛治”和“追问如律，枷号示众”惩戒规定。为限制虚假讼事和诬告，该政训中要求状式文字不超过三行，并要求日常所犯案件各立硃语，制成状板。告状人拿白纸换印板状一张。

由此可知，明代徽州诉状存在白状、板（格）状等各种形式。

　　清初顺治、康熙年间的徽州讼事状式基本保持了明代状式形制，为竖式白纸状。到了雍正年间，开始出现格状。在《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卷一一张《雍正三年十一月祁门李大生为逼命图赖、号救汤火事报状》格状中，状式开头“状人”二字为版刻，前面根据情况填入“报”、“告”、“诉”、投”、“禀”等，接着为告状人姓名。“为······事”为版刻，中间双行叠写硃语“逼命图赖、号求汤火”，点明状式的内容和案情性质。接着陈述告状事由，并列举被告、干证的姓名。文书（议约）作为书证，也被列入“干证”。皇帝年号以及与告状人的年龄、住所、身份等有关的“岁”、“县”、“都”、“图”等均为版刻文字。

状式中部有“代书戳记”字样。状式左半部是状式条例，前6条则是《大清律》中与投匿文书、教唆词讼、诬告、越诉等有关的律例条文，为警示告知内容。强调告状要依律而行，否则要受到惩戒，后12条则是有关状式具体规定，如告人命案必须写明伤痕与凶器，告盗窃案必须有地邻（见证），粘连有被盗物品清单，妇女老幼残疾者以及生监要有人抱告，告田土负债的案件必须附有契约，状式要有代书戳记，告状人要有人担保（保职），等等，相比明代状式条例规定更为细致更为具体。

　　到了乾隆年间，徽州讼事文书中诉讼状式开始发生较大变化。

以《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卷一中《乾隆三十九年八月祁门县王璐禀状》为例。该状式中的“原批”更为具体，包括了告状时间、事由及官员的批语，并对原告、被告进行区分，同时押有“代书戳记”字印。状式中部为格状，右侧格眼有12行，第一行填写告状人姓名、年龄、住所以及抱告情况等。后11行中要填写乡约、保长、甲长、左右邻、做状、歇家的姓名、住址等。格状左侧为界行，共8行，填写被告、干证的姓名、住所等，格状左侧的方框的空白处则是官员写批语之处。

状式最左侧印有“状式条例”，共计12条。与雍正状式条例内容条目基本相同，但规定更为详尽。如有关田土诉讼，雍正状式条例规定：“田土地邻、钱价无中无保并不粘连契券者，不准。乾隆状式条例又加上“无的实年月时期者，不准”。这些明确规定有助于更好规范告状诉讼行为。

　　据此，不难发现清代徽州讼事文书诉状状式包括三个方面内容：告状（诉状、禀状等）、官员批语以及状式条例。与明代状式不同的是官员准状后，状式中并无“立案”字样，而是单独“立案”文书。县衙根据告状人禀状，“立案”派遣差役，将有关人犯拘提到案、接受审问。“立案”文书由差役呈写，知县修改，光绪年间诉讼卷宗中还有称为“票稿”文书。“票稿”与“立案”具有相同性质。官员准状后要传讯当事人所拟写的文书。根据“票稿”，差役人等可以协同图保等。持“信票”传讯当事人，“票稿”上押有戳记，填写有发房、送稿、判行等时间。

由此，可以发现清代徽州讼事文书诉状状式包括三个方面内容：告状（诉状、禀状等）、官员批语以及状式条例。与明代状式不同的是官员准状后，状式中并无“立案”字样，而是单独“立案”文书。县衙根据告状人禀状，“立案”派遣差役，将有关人犯拘提到案、接受审问。“立案”文书由差役呈写，知县修改，光绪年间诉讼卷宗中还有称为“票稿”文书。“票稿”与“立案”具有相同性质。官员准状后要传讯当事人所拟写的文书。根据“票稿”，差役人等可以协同图保等。持“信票”传讯当事人，“票稿”上押有戳记，填写有发房、送稿、判行等时间。

　　综上，明清时期徽州讼事“状令”文化内容丰富，讼事的告状、传讯、审问、判决、结案等每一个环节都有固定程序，并形成文书，尤其是对于惩戒滥诉、虚假讼事方面不仅律例规定具体详尽而且状式上逐一细分，对于当今诉讼制度完善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