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回忆而不能不回忆的岁月

余成龙

　　不能回忆而不能不回忆的岁月——在下放东至50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各位兄弟姐妹们，上午好！

我是张溪区五丰公社土桥大队二队的胡范铸，聚会筹备组要我代表本届知青发个言，我没有资格做什么代表，只能借此机会谈一下个人的心情。

五十年前，1974年 3月25日，是一个极其平常的日子，但对于我们在座的各位，却是极其特殊。有的日期真是令人纠结，努力想记住它，却常常会记错，努力想忘记它，它却不时变得如此清晰。 3月25日，就是这样一个日子。近年来，我常常想起它，却有时却会疑惑是否2月25日。之所以会发生错乱，大概就是因为这一天对于我们的生命来说，真有不可承载之重：这不是我们自主选择的日子，我们想逃避，终于无处可逃；我们要记住，又仿佛不知如何去记忆。难忘五十年前的今天，此时此刻，我们正在与家人们一一告别，正在与大上海一一告别，正在与我们的少男少女时代告别。那天，微雨，十六铺。江岸上，人山人海；东方红401号轮上——是的，我也曾一度把它记成了东方红1号，几乎所有人都发疯一样拥在面向码头的一侧，船身明显倾斜，广播里一遍遍呼叫，“危险，船身倾斜，危险，请回各自舱位”，但没有人因此而挪动一步，都在如此贪婪地盯着岸上，盯着外滩，盯着上海，希望能够看上最后的一眼。当启航的汽笛突然拉响——我甚至忘记那是几点开航，只记得岸上、船上，女生、男生，瞬间全部放声大哭。哭声在浦江两岸回荡，甚至压过了汽笛。从此，我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插兄”。后来才知道还是“末代插兄”。

“插兄”的名字曾经是如此不堪，应该说，无论是我们，还是我们的父母，在那天，都以为，我们将永远也无法回到我们的青葱岁月，将永远也无法回到大上海的怀抱，将永远也无法回到父母的户口本上。谁料想，五十年后的今天，居然还能在此济济一堂。“插兄”的名字又像一种文化资本，从最繁华的都市到最底层的山村，从最绝望的最后一批“外农插队”到集体返城，整整一个群体经历如此大跨度的喜怒哀乐，也许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曾经沧海难为水”，“曾当知青谁怕谁”。对此，我们是应该庆祝还是感伤？

有人说“青春无悔”，不，在我看来，并非所谓“青春无悔”，因为那样的青春不是我们的自主选择，怎么谈得上“无悔”。在一些人眼中，我个人应该算是相当幸运的：3月28号长江客轮破天荒地停靠了东至县香口的军用码头，大卡车颠簸几个小时到张溪区政府，渡船过河，步行八里山路，当夜到了生产队。

　　30号一早就上水利工地，一个月后意外地成了池州地区的“五四先进青年”，随后选为公社中学数学代课老师，三个月后就成为大队中心小学校长，两年后成为县武装部政工科编外的“干事（儿）”。1977年一恢复高考，直接从安徽考回了华东师范大学。大学本科时就开始写书，给本科生也就是我的同学们上课，一毕业就留校，直到现在，手里还带着10位博士生和一位博士后。我一直自认是上海语言学界的“首席农民工”，上海高校学术期刊界的“首席农民工”，因为即使是成为所谓二级教授、上海市语文学会会长、上海高校学术期刊研究会理事长，我依然记得自己的“第一身份”其实就是一个“插兄”。只是，很少有人想到，本来我也可能直接由中学进大学的，因为当年的我是学校700多同学中五个团干部之一，每一门功课几乎都是100分；也很少有人看到，因为在农村拼垮了，一进大学我就病倒了，大学一半时间住在学校肝炎病房，曾经两次病危抢救，眼底还反复出血，差点全瞎，直到今天，我的眼底黄斑部色素变性，看到的世界是残缺的。更多的兄弟姐妹，更是经历了该读书时被迫下乡；好不容易返城，却是无业无房；总算有了工作，又很快下岗；自己全力打拼，还是无法还儿女一个理想；即使退休，养老金也赶不上趟，有的甚至至今还与孩子挤在五十年前的那间住房。固然，插队促进了中国的城乡互动，但那可以说是“蚌病成珠”“牛病得黄”；插队也造就了某些人才，那更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如果能够重来，我们绝不愿意以这样的方式上山下乡。有人说“岁月如歌”，不，在我看来，岁月不是歌，只是深一脚浅一脚的脚印：忘不了我们二队知青组三位，吃饭，我们同一箩米，同一个锅，始终没有分开，曾经一起挨饿，第一个月断粮了，唯一的食物是南瓜，一连三天，吃得以后十多年看到南瓜就反胃；庆生，我一个人先到二十岁，三个人一起摆酒，过成了“三爷六十大寿”；炸鱼，我们一起制造炸药包，一次，还出了事故，把七队的小万给炸倒了；养猪，我们养了一头“来来”，六个月就长到198斤，年底卖了，每人分了25块钱和一张船票，余下来大摆宴席，众兄弟一醉方休，而那猪居然翻越公社食品站的围墙，连夜逃了回来；偷鸡，我们从来不干，却并不反对小顾小项带鸡过来，那晚，六人七只老母鸡，没有葱姜料酒，那鸡汤却是迄今再也没有过的美味；招工，我们彼此谦让，结果反而害了小徐，上调齿轮厂，在东至一下多待了十几年。

如果说知青是国家经济危机的受害者，那么，我们这一届“末代外农知青”，同时还是各自家庭的献祭羔羊。因为家中哥哥姐姐进了上海工矿，我们于是被迫成为“外农三档”。尽管对于家人来说也不是他们的希望，但对于我们而言，其中的委屈，只能自己品尝；其中的善良，可能侄儿侄女至今一个也都未曾细想。只是，我们担得起，也放得下。之前，历史上没有“插兄”，未来，相信也不会再有“插兄”，“插兄”只属于我们。生命是复杂的，东至给我们的生命经验是深刻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我们是插兄，我们是东至插兄，我们的身上伤痕累累，我们心中却始终保留着一块最柔软的地方：对东至，老乡的孩子在上海受了欺负，我们帮助免费找律师；老乡的孩子读研究生，我们帮他找学校——先后十几位东至孩子因此进了全国各所大学，以至于有人打趣说是不是小芳的伢；对社会，汶川大地震中，我们通过内部渠道向中央建议设立全国哀悼日，看到了共和国的旗帜第一次为普通老百姓下降；疫情中，我们通过公众号呼吁殉职的医护人员不是工伤而是烈士，看到了李文亮获得应有的哀荣。我们关注弱者的命运，我们关注社会的发展，因为我们深刻记得自己当年被无端改变命运时的无奈，记得那在身体和情感双重意义的“水土不服”中努力挣扎的痛苦，记得听说我们之后再无新知青下放消息后的迷茫；我们也记得大队支书那“不好吃懒做，在这里怎么会是贫农”令人耳目一新的断论，记得生产队长家热气腾腾的饭桶，记得隔壁富农女儿默默帮助我们洗过的衣裳；当然，我们更记得彼此的兄弟一场。致青春。青春是过去，但也可以是未来。剥夺他人的选择是一种罪恶，争取自己的选择却是应当大写的权利。当年，我们曾经不得不听任岁月的安排；未来，我们却应该创造属于自己的青春。东至属于大诗人陶渊明的故地，五柳公祠就在东流镇上，陶公当年曾经感慨：“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今天我们要说，“鬓边纵已白，青春仍常在”。全亚洲最年长的男性是我们华东师大老书记施平，今年已经113岁，由此而论，我们完全可能开始规划我们自己的第二个五十年。愿我们的插兄，今后能多一点快乐；愿我们的国家，今后能少一点折腾；愿世上每一个人，今后都能真正拥有自由选择与自主创造的机会。与往事干杯，向未来前进，向113岁，乃至120岁进发，再过五十年，我们还能重相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