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我和大队书记的故事

扬歌

🔹——🔹——🔹——🔹——🔹 🔺美术作品：知识青年在农村 　　大队书记叫刘俊杰，那时50多岁，我们小青年都叫他刘大爷。刘大爷个子高高的瘦瘦的，小脑袋，总是用条布带扎住裤脚，走起路来大步流星的，各式农活都十分精通。据说他是土改时入的党，是一个老资格了。 我们是1968年11月就近下乡落户在郊外二十五里地的哈达公社关门山大队。关门山大队辖关门山村和索家沟村两个自然村。关门山村有三个生产小队，索家沟村有两个，是第四、第五生产小队。刘大爷的家也在索家沟，属于第四生产队的，我们是五队的。那时的大队干部不脱产，再加上我们五队是一个老大难的穷队，所以，他时常来到我们五队“蹲点”，在田间地头和大家一起劳动，因此见面的时候比较多。 🔺作者于1969年春节留影 　　我刚下乡插队时才十六、七岁，身材廋小(当时还被当成是跟哥哥姐姐来玩的呢)，跟外人不太爱说话，更不懂得跟领导干部们打交道，就是面对面走过也不会点头打招呼什么的。所以，也没和刘大爷说过话。但彼此之间却有着深刻的印象，我在他的眼里是一个不听领导话的人，有些“抗上”。其实这些我都明白，这不仅是因为我见了他们不打招呼，是有两件事情对我们之间的关系影响很大。 1970年，秋收会战，“开镰”收割水稻。 “镰”是镰刀。 “开镰”是指开始收割庄稼，这在农村是一个喜庆丰收的日子，挺有仪式感的。尽管我们五队种植的水稻并不多，每块稻池的面积也不太大，但田埂地头插着红旗和标语牌，全队男女老少喜笑颜开一齐上阵，六七十人一字排开，景象颇为壮观。 🔺美术作品：丰收 　　大队书记刘俊杰打头“开趟子”，挥下了开镰的第一刀，而心急好胜的我和生产队青年队队长袁中海则成为给他“扶趟子”的左右手。刘大爷不愧是老把式，手法很快，干起活来也不亚于年轻人。我也是铆足了劲紧紧跟随，一片“唰唰”的刀声过后，一捆捆稻子便整整齐齐地躺在了地上。 开始，我们的距离也就在几步之间，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距离。可是，割过几条田埂之后，到了最后一块比较大的稻池里，我渐渐觉得有些吃力了，与刘大爷的距离逐渐拉得远了，就连右边扶趟子的袁中海也超出我一大截子。 割水稻每人拿八行，人往中间一站，一边四行，左右迈步伸镰，就能割到最外边的一行。而此时此刻，我却总觉得要往两边再多迈出一点，才能割到最外边的一行稻子。尽管有些别扭，但一心想和大队书记比个高低而不甘落后的我，还是憋着劲拼命地往前撵着，汗水流进了眼角也顾不得擦一下…… 终于到了地头，我分明感受到早已站在那里的刘书记那不削一顾的眼神，自己不免有些丧气，觉得这在平常是不会被落下这么多的呢。我感到很没面子，本想置把气，反而却适得其反了…… 两边不断有人陆续走上了地头。我站在田埂上望着两侧稻田里延展开的收割队伍若有所思……想起方才我割稻时那蹩脚的动作，猛然冒出一个想法：是不是多割了一行稻子？我假装若无其事地顺着我的脚印走回刚才我割过的那趟稻田。只见裸露的土地上一撮撮稻茬整齐的戳在那里，像是一个排兵布阵的大棋盘。 🔺收割后的稻田 　　已经干了两年农活的我也有些经验了，左右割过的茬口都是向中间的方向倾斜的，我数了数，果然我割了九行，比常规多了割一行。真的好窝火！这不是活计干多干少的事，这是农活的规矩，否则每捆稻子也会大小不一，何况，我原本是想和他比试比试呢…… 我垂头丧气的往回走着，鬼使神差一般往傍边刘大爷割过的稻茬看了看，这一看不打紧，竟然发现他只割了七行稻子。是他扔下了一行，让我割了，怪不得我赶不上他了。我简直是怒火中烧…… 我回到了地头，见一些人正围着刘大爷唠嗑，便走过去大声说：“刘书记，你少割一条垅。”话一出口，大家都吃惊地看着我。在农村干活少干一条垅是偷奸耍滑的事，让人瞧不起的。刘大爷顿时脸色大变，腾地一下站了起来，“你说谁少割一条垅？”“我就说你！”我得理不饶人，“你还大队书记呢。” 这一下可炸了锅了，社员们都怔怔地看着我俩吵了起来，附近正在休息的人听到吵声也都凑了过来。 看来得拿出杀手锏了，我跳下稻池，指着刘书记刚刚割过的稻茬说：“你看看这刀口，自己数数，你到底割了几行？”然后，又当着大家的面数数我割过的，“你再数数我割了几行！”刘大爷见状登时无声了，本来就黑的脸此刻都发青了。我得理不饶人继续说道：“你还老党员呢，干活扔垅，让我们跟你学耍滑啊……”说道这里，只见刘大爷强压着火，气哼哼地拾起镰刀头也不回地甩步走了。 打那以后，我和刘俊杰书记再也没有见过面。 🔺2018年6月，我回到了久别的关门山，当年秋收会战的这片稻田又变成了旱田。 　　下乡快两年了，青年点一直没有建成。开始是把我们分散安排在社员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因种种原因后来都陆陆续续的出来了，或自己或结伴找社员家借住立伙，也有人干脆回家待着去了。出不出工也没人问，全靠自己“接受再教育”的态度和觉悟。至于我，从社员家出来之后，和几个同学住过场院的打更房、饲养所的仓库。还和一个同学每天步行往返五十余里地跑通勤参加秋收劳动……寒冬腊月没有烧柴取暖做饭，冻的受不了了，也只好跑回家猫冬了。同学们因此也多次去大队闹腾，弄的关系很僵，说我们五队知青“不好整”。 　　1970年入冬，青年点终于建成了。下乡两年了，我们这些同学还是头一次聚在了一起，十四、五个男同学，住了两间房子，南北对面通炕，好不热闹。也不知是谁从大队部的仓库里弄出来了一把东洋刀、铁球焊的哑铃，再加上几个搞把、镰刀和麻绳，中间放了个大木头桌子，墙上挂的地上摆的，把个屋子里布置的跟“威虎厅”似的。 我们青年点建在村外的西大岭下，扼守公路边，由于都是一些毛头小子，好玩好闹也爱生是非，闲着没事或坐在后窗台上或路边，看到附近工厂的一些青年工人穿着漂亮的工作服，成帮结伙地骑着自行车从岭上飞驰而下，有着一种莫名的滋味。再加上他们中有的人还特意冲着我们“显摆”，更刺激到我们的心里，常常因为“你瞅啥！”“瞅你咋地！”而没少结出“梁子”来，经常被反映到大队、公社，一来二去的，就把我们称为“西大岭下一群狼”，从而成为公社要着手解决的重点问题。 🔺公路翻过西大岭，就是我们的青年点。 　　1971年春节过后，在公社的组织下，派“三结合(革委会领导、五七战士、贫下中农代表)”工作组到我们青年点办学习班。集体开会，个别谈话，好一个重视。而我却不按组织的意图去做，无论是找谈话还是开大会，几天下来，不发言、不检举、不揭发，最后被领导在大会上点了名，可我竟然借着机会给领导们提起了意见，被他们说成“检讨是假，对领导不满是真”。会后还主动给被大队专政队隔离审查的同学送饭。后来，他们认为我通风报信而勒令我停止送饭。其实，我并没有通什么风报什么信，有民兵在那儿看着呢，只是跟同学说该是自己的错就承认，不是的也别揽，不要义气用事。所以，刘书记和大队领导们对我的印象都很不好。 🔺1971年4月，青年点部分同学留影。 　　1971年秋，有抽调知青回城的名额分配下来了，我和青年点同学吴振海、付素珍被五队贫下中农推选报送大队。事后知道，我被大队退了回来，刘书记要求重新再选一名同学。但是，生产队班子及贫下中农代表研究决定，仍然把我报送上去。那些日子，我不知结果会如何，照常参加秋收，没有耽误一天工，在一次割高粱时，镰刀不慎将自己的右脚脖子割掉了一块皮，露出了青白色骨头，至今伤疤犹在。 金秋十月，我告别了生活、劳动了三年的索家沟。临走的那天早上，生产队派马车送我们，大队书记刘俊杰也来了，在上西大岭的坡路上，他叫住了我，我们俩跟在马车的后面并排走着。他平静地对我说：“杨小，你挺能干的，贫下中农对你的印象很好。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临走了，我还是得跟你说几句实在话，你啊，性子不好啊，太抗上，以后进了工厂，尽管工人阶级觉悟比我们农民高，但是，我大半辈子经验，你这样子是总会吃亏的啊……” 我一边走着，一边默默的听着......下乡三年来我们从没有离得这样近，没有说过这么多的话......真诚的话语感动着我，也使我心生愧疚…… 当我们在西大岭上分别时，我抬头看了他一眼，不觉心头一热……这一刻，我觉得刘大爷和许多淳朴善良的老农民一样，都是令人尊敬的老人。 入厂工作后，我的性格脾气一点都没有改变，为此也吃了不少苦头。但是，刘书记在西大岭上送别时的那一段话，至今仍然没有忘记。 🔺俯瞰关门山索家沟村(远处左侧是前山，右侧是西大岭) 🔺2018年，知青下乡五十周年之际，同学们重回关门山。 🔺五十年后，作者又站在了关门山这片辛勤耕耘过的土地上。 ——谢谢欣赏—— 2024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