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追忆岳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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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已近，望着窗外细雨蒙蒙。不由自主陷入沉思。思绪未了，总觉得心事重重。猛然想起，自己父母都曾写文追忆，唯岳父母只字未提，今天，写就一篇小文，追思岳父那前35年的艰辛岁月。

　　我岳父，1924年1月25日出生于浙江绍兴马鞍丁家堰乌台们，一个家境殷实、祖辈经商的大户人家。后因瘟疫，双亲相继去世而家道中落。万般无奈中，12岁的他，将家中细软整理后装入十几个皮箱，放在阁楼里。辍学，带上年仅4岁的妹妹，远赴上海，投靠亲戚。

到达上海后，将妹妹安置在表舅家。随即进入亲戚开办的仅有几十个工人的丝绸厂打工。（解放后，岳父骑着马，在警卫员的护卫下，迎娶了丝绸厂老板的娇小姐，得瑟了一辈子，也因此受牵连，原地踏步了一辈子。另外，返乡时，上阁楼遍寻那十几个大皮箱。不出所料，早已了无踪迹。而那一进三院的祖宅，也被伪保长以一千大洋给私卖了。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一九四二年。国际国内的形势极为复杂。用当时的时髦话说，就是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国际上：日本鬼子打遍东南亚，其海军在海上同美军不相上下；当时的苏联面对希特勒的闪电战，也处于防御阶段。在国内：河南发生大饥荒；日本侵略者对占领区实行三光政策；前线进攻到了湖南长沙，常德一线。

就是在这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岳父在工友，中共地下党员安排下，离开上海，前往苏中民主抗日根据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岳父的日记详细记录了当初参加革命的艰难历程 。以下为原文：

“从上海到苏中，一路地下交通，颠沛、风雨，经历日军扫荡，反扫荡斗争。其间困苦，难以想像。故记之；

1942年6月17日；

按照安排，一行五人(二男三女)于上海外滩13号码头，登上轮艇过长江，达北岸青龙港，宿青龙巷旅店。

1942年6月18日.；

清早出发，歩行80里，傍晚到迏仓场镇。联系人送至南通东区行署民运部。

1942年6月19日

因日冦大扫荡，安排新同志一律分散“埋伏”。我同早来一个月的女同志，安排于余东区大安乡，一户老夫妇家。

1942年6月23日；

区委委员告；因日伪军下乡扫荡，盘查日紧，你们人生地䟽，非常危险。故立即将我俩转移进了区公所。并于区公所敌工部门工作。”

自此，岳父算是正式参加了革命。因有些文化知识打底，先跟做敌军工作的同志，帮着写情报什么的。后还参加二五减租，建民主政权等工作。鉴于形势日益紧张，日伪军的清乡越逼越近。根据领导的安排暂时撤出清剿地区，被安排到了代号“江海大队”的新四军某部，正式入伍，成为了一名新四军战士。到了后方根据地，被编入抗曰军政大学第九分校特务排学习。毕业后，安排在了新四军第一师师部直属山炮连。

岳父虽看似高大，但体质弱，手无缚鸡之力。炮弹、炮架什么的，基本上是你看着它，它也看着你。只好转岗从事情报工作。先是在新四军第一师师部参谋处侦察科沈灶情报联络站工作。后又到了东台情报站。工作一段时间后，被任命为东台站长。根据岳父的回忆录记载，这期间可用两个字形容，那就是“孤独”。有时一、二个月都见不到同志们的身影。有时外出侦察日军飞机场，炮兵阵地什么的。就像现在电视剧的情节一样。戴礼帽，穿长袍马褂。用脚步丈量距离等。这样的情况大概持续了有近三年的时间。

　　1945年1月7日，先后任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部参二科见习参谋；东台警卫团参谋处见习参谋；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司令部参二股见习侦察参谋等。12月7日提拔任侦察参谋。9月10日调七纵31旅司令部参二股仍任侦察参谋。

1947年10月17日在苏北新安镇的战斗中，与司令员许家屯一起，到前线观察敌情时，因曝露目标，一发炮弹过来，与许家屯一起身负重伤，警卫班十几人全部牺牲。出院后定为二等伤残（岳父去世，火化后仍捡出四块弹片）。

　　1948年3月26日伤愈归队，仍回原部任职。终因伤残行动困难，部队转战山东时。留在旅、纵队后勤部从事行政管理工作。

淮海战役结束，第十一纵队整编为29军，他因伤残转业地方工作。

1949年2月到苏北泰州专员公暑公安局任侦察科长。

1950年6月调到上海华东军政委员会华东公安部政保处任侦察队长。

本文根据岳父日记《艰辛的35年》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