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笔记里的历史——《梵天庐丛录》讲述的“剥皮十二则”

月照长空

历史有正史与野史之分。由于所有的正史都是由胜利者授意书写的，而所有的野史也并非空穴来风，无稽之谈，所以，正史未必真，野史未必假，是由来已久的共识。但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时，我们曾经笃信的历史，便变得波诡云谲，扑朔迷离。这样，当你需要了解一段历史时，就需要加入自己的理解和认知了。

有一种文学体例，我称之为“文人笔记”。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文人笔记，非《世说新语》莫属。然后，《搜神记》、《贾氏谭录》、《涑水记闻》、《邵氏闻见录》、《南村辍耕录》、《茶余客话》、《草木子》、《清稗类钞》之类的文人笔记，纷至沓来，汗牛充栋。

文人笔记里所记述的历史，可归入野史。野史可以佐证正史，又可以反证正史，从而使历史的脉络，在逻辑上清晰明了起来。

许多野史，骇人听闻，颠覆人的认知，让许多正史论者，认为是伪史，因为人干不出这类残暴血腥无耻之事。

但这世上，没有不可能发生的事，只有你不愿意相信的事。

笔记中历来有“抄录”一品，或者是抄录自诸种书籍，或者取材于口耳相传，但都有作者自己的主旨在。《梵天庐丛录》就是这么一部笔记。作者柴小梵，名萼，又名紫芳，1893年生于浙江慈溪，1917年东渡日本，在慈溪籍华侨创办的中华学校执教。1924年回国后，在安徽省财政厅、广东筹饷处、黄埔军校等处任职。1930年起任河南省政府秘书。1936年病逝于北京，终年44岁。

在《梵天庐丛录》卷十七里，记有“剥皮十二则”，颇堪一读，读后发人深思。

一般人说：“我剥你皮！”多是怒极、恨极之语，至多虚张声势。这里的剥皮，却是真剥！

“吴主孙皓性残酷，曾剥人之面皮。后为晋所灭。贾充谓皓曰：‘何以剥人面皮？’曰：‘憎其颜之厚也。’”

孙皓是东吴曾被曹操赞誉有加的孙权的孙儿——“生子当如孙仲谋！”贾充是后来成为西晋皇后的那个丑、恶、色的贾南风的父亲。

孙皓为什么“剥人面皮？”“憎其颜之厚也”。“颜”，脸面，脸皮。“颜之厚”，就是脸上多肉。

只因为你脸上多肉，让我憎恨，在权力不受约束的时候，我就可以把你的“面皮”剥下来！可怕吗？在苍蝇的眼里，花香都是罪。

能够入孙皓“法眼”，能够让其憎恨的，想来也不是一般人。所以，制度对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而不论你是贩夫走卒，还是达官贵人。

在一个唯一个人、或唯少数人独尊的社会里，任何一个个体，都是微不足道的，都是随时可以放弃甚至杀掉的，都是潜在的受害者。

随后，柴小梵感叹道：“（孙）皓虽酷，然尚未至剥人全身之皮。元、明而降，此刑大行矣。”

人们时常人云亦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元取代宋，得的是哪一门子民心？

愚蠢不可怕，可怕的是愚蠢而不自知，还振振有词。

“元世祖籍阿合马家，有人皮一张。后诛阿合马之子阿散，亦剥其皮。剥皮之刑，始见于此。”

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大蒙古国第五位大汗，元朝开国皇帝。他是成吉思汗铁木真之孙，《射雕英雄传》里与郭靖结拜为兄弟的托雷的第四子。

“籍”，登记。在这一类的行文里，“籍”后面常省略一个字“没”。“籍没”，登记并没收（家产）。“籍没”，其实就是“抄家”。这在史书里是司空见惯的事。

元世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算是为被阿合马家剥皮的人，报了被剥皮之仇。但元世祖把剥皮作为一个国家的刑罚，可算是鼻祖。

“《草木子》记明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千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

“明祖”即朱元璋。中国历史上，打击贪赃，手段最辣、最血腥的，朱元璋称第二，无人敢称第一，但在他的任内，并没有杜绝贪赃，而明朝最终也灭亡于贪赃：“闯贼”兵起，清军入关，而国库无钱可用。钱去哪儿了？都被中饱私囊了。

对贪赃者施以严刑峻法，虽大快人心，但治末不治本：“不敢贪”只是末，“不能贪”才是本。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对资本有一段著名的论述：“资本家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被绞死的危险。”

武则天时代，朝臣朝不保夕。官员们私下议论：如果一天杀一个，这官不当也罢；如果隔一天杀一个，这官还是要当的。

“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贪官见赃，如苍蝇见血，悍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野史载景清欲行豫让之计，成祖搜得剑，命剥皮揎草，系长安门。明晨架过，系忽断，为犯驾状，乃命藏于库中。”

景清是建文帝朱允炆的旧臣，“成祖”是朱允炆的叔父朱棣。朱棣上位后，首创“瓜蔓抄”，灭了方孝儒十族。景清欲效春秋时期那个舍生忘死刺杀赵襄子、留下“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典故的豫让之计，刺杀朱棣，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被“剥皮揎草”。

纵观历史，明朝是历史的倒退，历任皇帝，多残暴，粗鄙，在汉朝就被废止的人殉，死灰复燃，又被朱元璋捡了回来，并成为制度。后被经土木堡之变、被瓦剌俘虏、后又被放回最终复辟、杀了于谦的明英宗朱祁镇废止。

“武宗时，总督宣大军务、都御史、兵部尚书刘宇，以附内官刘瑾故，得置位重要。然性险峻难测，偶逆其鳞，身命即危。膳夫王蕃煮鲥（shi）鱼不用蜜酒，刘径离座批其颊，且命家法。家法者，著‘红绣鞋’也。蕃足糜趾脱，不复能行，顾口犹出不逊语。宇怒曰：‘吾施轻法，汝乃强项耶？’即顾左右。左右悟，拥之入一深弄空屋内，褫（chi）蕃衣，先刺心死，继剥皮。时有某谒宇在堂，席未暖，左右献人皮一张。某讶之。宇曰：‘适膳夫犯上，吾略勾当之耳。’某咋骇久之。”

刘瑾是明武宗朱厚照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只手遮天，被时人称为“立皇帝”，而朱厚照则被称为“坐皇帝”。后被凌迟处死。

“红绣鞋”，即把铁鞋烧红。“著”，即穿上。这是刘宇的家法，且是“轻法”。把人杀掉，剥了皮，“吾略勾当之耳”，说得多么的轻描淡写，如同轻摇羽扇。

有很多人渴望活在明朝，大约都把自己想象成了可以花天酒地左拥右抱的西门庆。

读至“左右悟”，又不禁感叹：当狗腿子也不容易，不但要会察言观色，还要有超强的领悟力，还要心狠手辣！

刘宇被史书称为“阉党”。刘瑾伏诛后，刘宇只是因为站错了队，而削官致仕，后不知所终。

“明武宗时，磔（zhe）流贼赵璲（sui）等于市，剥为魁者六人皮。法司奏祖制所禁，不听。寻以皮制鞍镫，帝每骑乘之，以自诩雄武。”

“磔”，一种分裂肢体的酷刑。

史书中的朱厚照是一个荒淫无度、为所欲为、时常心血来潮的人。他的“豹房”堪与商纣王的“酒池肉林”媲美。

朱厚照骑着配以人皮制作的鞍镫的马，顾盼自雄的样子，宛然如画。

“正德间，苏州杨能仁弑父，焚尸灭迹。三审不吐供，解大理寺，供实。寺卿某奏能仁大恶异等，请准剥皮，以惕万民。诏可。抬至刑场，解缚，刽子手先以匕首破脊抵尻，两人各拉脊皮破处，肉随皮下，如揭糊纸。剥未半而人已死。剥下后，晾于大逵（kui）。初流血水，继干瘪，映日透光如明角，以枹（fu）击之，声橐（tuo）橐然。晾一旬收去。”

“逵”，连通各方面的道路。“枹”，同“桴”，鼓槌。

以往的“剥”，也许都是“死剥”，杨能仁却是被“活剥”，惨不忍睹。如果他当真“弑父”，又焚尸灭迹，在那个年代，也许罚当其罪。但我一直认为他极可能是被冤枉的，是屈打成招的结果。戏文里，官员断案时动辄“人是苦虫，不打不行。大胆刁民，不动大刑，谅你不招！来人啊……”杨能仁“三审不吐供”，已不知被动了多少次“大刑”！最后，交至大理寺，方才“供实”——这期间，不知又遭受了多少非人的折磨！行刑时，他已不能行走，是被抬至刑场的，亦可见一斑。

悲莫悲于死则死矣，却是被冤死的，那种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又百口莫辩，被万人唾弃的情形……真是死不瞑目啊！

想起了聂树斌们！

“梁储子次摅（shu）为锦衣百户，居家，与富人杨端争民田。端杀田主，次摅遂灭端家二百余人。端之叔已耄，匿井中，次日得之。次摅谓其主唆，命剥皮。而以人皮张诸通衢，人莫敢视。又《朝野异闻录》载：次摅最好以丝经束人臂股或阴茎，使急迫，而以针刺之，血缕高数尺，则大叫称快。一锦衣百户耳，乃淫威滔天。此可见当时刑罚不中，以及恶绅非法之刑之酷矣。”

杨端为争民田，杀田主，固然不是什么好人，但一个只是正六品的锦衣卫百户，却可以不经审判，直接“灭端家二百余人”，亦足以触目惊心！在这样的时代，人命岂止如草芥？尤其他的行为还不是偷偷摸摸的，而是大张旗鼓的。杨端八九十岁的叔父被他剥了皮，“张诸通衢”，唯恐天下不知，又足见他的行为在当时已是常态。

作为富人的杨端，胆敢杀人，按理也非泛泛之辈，他及其家人的命运尚且如此，蝼蚁一般的普通百姓呢？

梁储是明武宗的股肱之臣，刘瑾被杀后，他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身份入内阁参与军政大事，最后又加官少傅、太子太傅，入建极殿为大学士。

史书中的梁储还算是一个正臣，但他的儿子仅此一事，就擅自屠戮二百多人，未见他大义灭亲。后来，明武宗得知此事，命发次摅到边卫立功。后次摅冒功，升至广东都指挥佥事：这些事情的背后，难道没有梁储长袖善舞的影子吗？

“崇祯末，一术士为人言：熹庙时，尝游都下，有五人共饮于旅舍。一人大言忠贤之恶，不久当败。四人或默或骇，讽以慎言。此人言：‘忠贤虽横，必不能将我剥皮，吾何畏彼哉！’至夜半，方熟卧，忽有人排门，以火照其面，即擒去。旋捉四人并入，见所擒者手足俱钉门板上。有穿绯衣者出，盖即忠贤也，语四人曰：‘此人谓我不能剥其皮，今姑试之。’即命沥青浇其遍体，用椎敲之。未及，举体皆脱。其皮壳若蛇蜕然，依然一皮人也。四人骇甚，叩首请恩免。忠贤每人赏五金压惊，纵之出。”

隔墙有耳，少说为佳。

这里的“九千岁”，不殃及无辜，也算是“通情达理”。

“张献忠动剥人皮。剥人者从上至尻刻一缕，裂之，张于前，如鸟展翅，率逾日始绝。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行刑者曾谓人曰：‘吾先后凡剥六十余人皮，最好剥者，为枯瘠之夫，腠（cou）理间无脂无筋，随手皮去。最难剥者为肥腯（dun）之妇，非以小刀随剥随割，则皮肉相连，不能竟事，而双乳犹费智力也。’”

明末杀人百万、窃据四川“大西国王”、当时人称“强盗”、我们称“农民起义军首领”的张献忠，曾留下一座《七杀碑》，碑文是：“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张献忠剥皮，喜欢活剥，剥后，“逾日始绝”。若被剥之人当时死了，行刑之人也得死。所以，剥皮是一项技术活，它关系着自身性命。

张献忠屠川，曾被一些革命卫士认为是假的，是“封建文人”对“革命起义军”的污蔑。这是见仁见智的事，张献忠到底是佛祖，还是屠夫，自己去想吧。

“清和珅既败，于查抄家产时，在徽式屋内得人皮一张。中饱实草，外髹（xiu）以漆，衣朝服全套，挂蜜蜡珠一串，手持金一锭。庆桂问其家人是何像。家人跪禀曰：‘相爷生时，少爷外出游猎，为人欺，归诉于爷。刘总管家全请于即日捕是人来剥皮，不然，爷之威福扫地尽矣。爷颔之。擒是人至，缚挞（ta）数千，然后剥其皮。爷以人皮乃稀世之珍，命保存之。刘全乃干之为腊，实以草。初藏皮张库内，夜为鼠啮（nie），其声驳驳。群以人皮为祟，禀诸爷，爷畏鬼，命髹之，朝衣冠供于室。爷每入朝，必先诣人皮像前一揖。拈香毕，喃喃自语。声息殊微，初不辨何语，想系默求消弃前怨耳。’庆桂即据以密奏。上闻之大怒。然未见人皮像作何状，命密畀（bi）入。一见骇然，举以付内侍曰：‘趣焚之，毋使此不详物留人间也。’”

和珅与总管家刘全可谓珠联璧合的一对主仆。刘全建议——娓娓道来，和珅“颔之”——点头应允。神情具现。

闻之大怒的“上”，乃登基伊始即将和珅拿下的嘉庆帝爱新觉罗·颙琰（yongyan）。

史学家称清朝有庸君，而无昏君。我屡屡想清朝那些皇帝的所作所为，再比较一下明朝，还真是如此。

最后一则，语焉不详，且无新奇之处，略去不表。

柴小梵博闻强记，可惜没有讲述西藏的阿姐鼓和人皮唐卡。那种惨绝人寰，想想都不寒而栗：喇嘛们为了通过人皮鼓连接天地，早日成神，而特意制作阿姐鼓。为了确保被制作阿姐鼓的女孩心灵纯洁，她们出生不久，就被刺穿耳膜，割掉舌头，以让她们尽量少地感知尘世的一切。待她们长到一定的年纪，喇嘛便把她们从农奴家接到寺庙里，用特殊的药材给她们沐浴，从而使皮肤更加光滑细腻。十六岁前，时机一到，便开始制鼓：首先用烟土堵住女孩的嘴，以免她们哇哇乱叫；然后让她们保持跪姿，一则显得“虔诚”，二则便于把水银从她们被割开的头顶上的口子倒进去……在水银的作用下，女孩的皮便像脱衣一般，与肉体分离。制作人皮唐卡，与此类似。

许多人在痛骂西方人的残忍时，喜欢拿欧洲殖民者刚进入美洲大陆时与印第安人互割头皮说事。但他们的杰作，比起我大中华如何？

何为文明？何为文化？这些年一直被人讨论着。一些人是真不明白，一些人是在故意混淆视听。

西方有一句老生常谈的话：“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不要认为那些剥皮的事离我们十分遥远，想想如今恐怖分子肆虐的中东吧。当人们普遍放弃做人的权利时，文明不能照耀的角落，就一定有幽灵在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