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g 的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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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strong>第一封家书</strong></h3></br><h3><strong>1949年,一张照片</strong></h3></br><h3>1949年4月24日,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以牺牲4万多名将士的代价,人民解放军终于攻克太原城,把山西省从阎锡山国民党的统治下解放了。</h3></br><h3>在这年5到6月间的一天,当战场的硝烟刚刚散去,太原市大二府巷一个小户人家来了一位解放军的干部,给这家带着几个孩子的中年女人送来了一张照片。</h3></br> <h3>这张照片,远看就是一张普通的老照片,仔细看,正面背面都有字。正面有五个字“光荣牺牲了”,背面写的是“冀绍禹同志是平遥城内人,是我由初中到高中五年的同学。于1941年1月22日敌扫荡武乡时被困受伤,据传来不及到医院或有言阵亡。1937年摄。”照片的正面背面斑斑驳驳,不知道是污渍还是血迹。<br></br></h3></br> <h3>这张照片,是我姥姥的丈夫,我母亲的父亲,我的姥爷。之前姥姥和家里的人谁都没有见过这张照片,尽管当时她们一眼就认出照片上的人是自己的亲人。<br></br></h3></br><h3>由于来人的匆忙和家人的震惊,经过简单的交谈,直到来人走了以后,一家人才从惊骇和悲痛中惊醒,竟然没有问问来的这军人姓字名谁,只记得说是同学同乡,部队刚刚打完太原,马上就要开拔,是通过地方上的战友打听到家里的人已经从平遥老家逃出来在太原了,辗转找到家里,就是为了把这张照片送回来,也把当年听到的消息报回来。</h3></br><h3>照片是姥爷和这位同学战友两个人在1937年相约参军入伍时在县城里照的,然后相互赠送留作纪念,还有一支钢笔是当年分别时赠送的礼物。</h3></br><h3>一个消息,一张照片,一支钢笔,这就是姥爷离开家里十二年后传来的第一次可靠的消息,也可以说是一封迟到的无字的家书。</h3></br><h3>而这张摄于1937年姥爷23岁时的照片,也是姥爷留下的唯一的一张单人照,就成为我们后辈逢年过节祭奠时的遗像。</h3></br><h3>直到多年以后我都长大了,还听到过大姨和母亲谈论那位解放军恩人有可能是姓范,或者是姓梁。</h3></br><h3>以我后来学到的太原城解放的历史来看,母亲她们那些回忆可能都是当时战争年代饥饿恐怖的记忆,饭和粮,那就是活下去的机会和希望,就是她们当时身体里记忆的唯一的词汇,是身体的本能把恩人的名姓和活下去的希望联系在了一起。</h3></br><h3>姥爷冀绍禹,山西平遥县城内站马道街人,生于1914年,毕业于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中共早期党员,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参加红军,1941年1月22日牺牲于山西武乡县砖壁村,生前是八路军129师386旅772团教育科干事(战友描述,没有准确信息)。</h3></br><h3>据姥姥回忆说,在太原上学的时候,学校抓共产党,就跑回老家在一间学校教书,后来学校里又抓人,就带上两个弟弟,两个小舅子,从家里推了一辆车子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解放后弟弟和小舅子四个人都当了部队的官回来了,唯独他一个人死在了战场上。</h3></br><h3>姥姥说着,又叹气说道,哪能不死呢,二战区里成天来查问,你男人回来了吗?我就说早死了,否则就会乱棍打死。唉!人就是没死也给咒死了。虽然嘴上这么说,可是在心里,姥姥始终坚信自己的丈夫不会死。</h3></br><h3>姥姥和姥爷同岁,自从17岁嫁过来,23岁时丈夫留下妻子和一个女儿一个还在肚子里的孩子走了,去打日本人了,他不能就这样不回来了。</h3></br><h3>一个二十几岁的女人,在家里的男人都不在的情况下,替丈夫打发了两个多病的老人,嫁了一个小姑子,把另一个养不活的小姑子送到自己的哥哥家里代养,拉扯大了一个比自己女儿还小的小叔子,还有丈夫留下的两个女儿。这日子是怎么过来的,他能不回来听听我吃的苦就走了?不能吧。</h3></br><h3>直到丈夫的同学战友把照片送到了家里,她才知道丈夫真的不会回来了。</h3></br><h3>来人走后,姥姥就病倒了,那曾经靠一口气、一个念想顶着的身体就垮了,当时姥姥的年龄不过35岁。她把头发盘了起来,一直到很多年以后,都是穿着黑色的衣服,把自己变成一个老太太,脸上再也没有了笑容,她用尽全力帮丈夫留给她的两个姑娘带孩子,一直到63岁时去世。</h3></br><h3>多少个夜晚,姥姥一个人总是不停的念叨,怎么就没有问问人家是谁呢?怎么就没有问问他走的时候说了什么呢?这个遗憾困住她几十年,消磨了岁月,消耗了身体,至死都没有释怀。</h3></br><h3>多年以后,我知道,这照片和钢笔不是家书,是当年的同学和战友对对方的祝福,是他们同学友谊和战友之情的纪念。</h3></br><h3>参加革命后,由于战争的残酷和无常,他们肯定是不在一个部队了。当隐约听到战友牺牲的消息,他把不幸记录在这张照片上,一直带在身边;当战场上的厮杀有了短暂的间歇,他想到了战友的家人,不知道费了多少的周折,不知道又有多大的缘分,竟然能在他战斗和解放的城市找到战友的家人,把战友牺牲这个不幸的消息带给她们。这是什么样的情感,什么样的责任,多么大的恩情!</h3></br><h3>当他把照片送到家时,距离照相的年代已经过去十二年,距离战友牺牲也有八年了,而且是在残酷的战争年代,谁又能知道自己活不活的下来。我们把照片叫做家书,这是一个同学战友用生命保存和送达的家书,路上走了十二年,没有地址,没有邮资,对战友的家人来说,虽是噩耗,价值何止万金!</h3></br><h3>这以后,姥姥把两个姑娘的名字改了,大姑娘叫冀英,二姑娘叫冀勇,为的是让她们记住英勇牺牲的父亲。</h3></br><h3><strong>第二封家书</strong></h3></br><h3><strong>1964年,父亲的遗骨(上)</strong></h3></br><h3>201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纪念日。《太原日报》开辟了《党员相簿》专栏,刊登了大姨和母亲回忆姥爷的文章《书生义勇赴国难》。</h3></br><h3>文章回忆和记述了姥爷27年革命和战斗的一生,我们全家的后代接受了一次真真切切的红色教育,也激起了全家对追寻先人和先烈足迹的极大兴趣。</h3></br><h3>2015年6月,大姨不顾85岁高龄,凭着记忆,撰写了1964年前往山西省武乡县砖壁村寻找迁移姥爷遗骨的6000多字的回忆文章。</h3></br><h3>第一次详细记述了如何找到姥爷生前的战友和部队,得到了姥爷遗骸埋葬的地点,一个弱女子如何历经千辛万苦,在交通不便,生活困苦的条件下,到当年依然偏僻的革命老区,抗日战争的战斗现场,找到自己父亲遗骨并带回老家安葬的过程。</h3></br><h3>故事跌宕起伏,情节曲折离奇,遗骨与战友叙述的姥爷受伤的部位完全吻合,遗骨牙齿的特征与姥姥的记忆描述的分毫不差。不能不说这是个不幸中的万幸,是姥姥、大姨、母亲一家人始终如一的寻找亲人,不屈的信念感化天地的结果,更是姥爷用生命身体对家人的一个交代,无异于一封用生命身体写就的家书。</h3></br><h3>以下记录的情节都是节选于大姨和母亲的回忆,可能有的过程有点模糊,但是每个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寻找亲人的不屈信念和历史的悲壮厚重。</h3></br><h3>大姨在回忆文章中说:</h3></br><h3><strong>我是1931年出生的,母亲生我的时候17岁,我对爹爹的记忆就是他用一种上面画有图案和文字的四方木块教我识字,还有就是家里保存的一张高高瘦瘦的爹爹牵着我的手的照片。<br></br></strong></h3></br> <h3>姥爷和大姨</h3></br><h3><strong>爹爹离开家的时候我才六岁,妹妹还没有出生,几乎没有什么记忆。再后来就是穿二战区制服的公人来家里询问,带我的母亲去街上开会训话,我们特别害怕。直到同街上对面大门里的一个女人被拖出去打死了,才知道因为她的男人是共产党。</strong><br></br></h3></br><h3><strong>后来亲戚们也不敢接济,我们娘几个实在呆不下去了,才在几个不认识的人的帮助下从平遥城里偷跑出来,逃到了太原,在一户老乡家的院子里住下,不敢出门,不和人来往,不久太原城打仗被围困了,到后来连红大米也吃不上了,一家人差点饿死。</strong></h3></br><h3><strong>后来解放了才知道,帮助我们娘们逃离平遥,在太原城里住下,接济我们生活的,是已经在太原地方上的地下党或者八路军部队里的三叔帮的忙,否则我们早就都饿死了,那个时候孤儿寡母的哪能活下来。</strong></h3></br><h3><strong>太原城解放以后,我们的三叔就找到了家里,那个恩人能找到我们,也是通过战友里的老乡关系找到三叔的。</strong></h3></br><h3><strong>1949年的冬天,在部队上参加打太原的二叔也找到了我们,在他准备随部队南下之前,还来家里住了几天。好像来送父亲照片的那位同学战友他听说过,但也不知道是哪个部队的,也不知道后来随部队去了哪里。</strong></h3></br> <h3>解放后姥姥,大姨,母亲,母亲的二叔,三叔。</h3></br><h3><strong>二叔还领着母亲和我去人民政府找到了一位父亲生前的战友,名字叫做王中青,后来是省里的高教厅长,“文革”前当了山西省的副省长,“文革”中被打倒了,“文革”后又恢复了职务。这是我们家的大恩人。至于二叔是怎么找到父亲的这个战友的,当时也没有细说。</strong><br></br></h3></br><h3><strong>通过父亲的战友王中青,家里人终于了解了一些父亲参加部队后的事情。</strong></h3></br><h3><strong>王中青老人介绍说,我是从晋东南的牺盟会决死纵队参加八路军129师的,当时老冀已经在部队上。老冀有文化,戴个眼镜,人很稳重,虽然我们年纪差不多,但大家都叫他老冀,知道他是平遥城里人,家里有妻子有孩子。那时候每天都是行军打仗忙着工作,就有一个信念就是一定要把日本鬼子打走。</strong></h3></br><h3><strong>我们两个是旅政治部一个科的,还在一个家里住过,老冀的死,真是太可惜了,不过那个时候条件太差,又行军打仗,病死打死是常有的事。这位战争年代过来的老人谈生死就像谈家常。</strong></h3></br><h3><strong>王中青老人给我们回忆了父亲受伤和牺牲的经过,他说,部队打完百团大战后,我们旅部进驻武乡县砖壁村休整,那是1941年年初,一月份的冬天特别冷,记得是快过年了,那天晚上部队刚刚做好饭准备吃,村子外边就打响了枪,日伪军上万人包围了砖壁村,和部队的哨兵开始了枪战,当时住在砖壁村的主要是机关,没有多少战斗部队,枪响以后我们从锅里挖了一缸子米就往东面的山上撤退,老冀眼神不好,又要进屋里拿他的文件背包,就慢了几分钟,跑出来后,敌人围上来打了一顿枪,老冀腿上中了枪跳到了一条沟里,就失散了。</strong></h3></br><h3><strong>等第二三天敌人退了,我们从山上下来,村里村外到处都是战友们的尸体,真是惨啊!那一仗鬼子仗着人多,夜里包围了砖壁村,也是因为我们机关和部队分开住的,让我们吃了亏,要在平时他们是不敢来的。</strong></h3></br><h3><strong>我们找到老冀的时候,人已经又冻又饿又受伤流血就快不行了,那时候缺医少药,等送到部队简陋的医院,人就牺牲了。我清楚的看见他是右腿膝盖底下中的枪,整条腿都黑了。</strong></h3></br><h3><strong>那次战斗死了不少人,左权将军是在那场战斗撤退后去辽县的路上遭遇敌人牺牲的,旅政治部的主任苏精诚也是牺牲在那晚上的村里,那场战斗影响很大,领导们和部队上特别重视,老乡们帮助我们把战友们都清洗干净,换上干净的衣服,每个人还用木板钉的棺材装好,都抬到村东面山上一座小庙的后面按排按列埋的。</strong></h3></br><h3><strong>因为我和老冀很熟,我全程参加了他下葬的过程,记得是第三排第三个坟头。这么多年了,还不知道在不在了。因为我知道你们家是平遥城里的,家里还有人,所以我始终也没有忘记,虽然不知道我能不能活下来,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你们,但是我始终记得老冀和埋他的地方。</strong></h3></br><h3>八十多岁的大姨在回忆时,边说边写边陷入深深的思绪中,仿佛像另一个人在向她细致的描述。</h3></br><h3>大姨说,恩人说这些事情不是一次说完的,但时间是在1950年—1951年之间,说的其他的部队上事情,更多的我也没有记住,但是武乡砖壁村东面山上小庙后面的墓园,第三排第三个坟头,这个地方我是记得死死的,以当时的条件是去不了的,但是我感觉我一定要去的,我要把爹爹接回来。</h3></br><h3><strong>第二封家书</strong></h3></br><h3><strong>1964年,父亲的遗骨(中)</strong></h3></br><h3>新中国成立了,人民开始了新的生活。大姨接着回忆说:</h3></br><h3><strong>在父亲生前战友的帮助下,党和政府追认父亲为“革命烈士”,并且组织上安排我们姐妹两个都进了学校学习。我小时候念过几年书,有点基础,但由于年纪大了,进了师范学校,毕业后当了小学校的人民教师。</strong></h3></br> <h3><strong>我妹妹从九一小学,到育英中学,上的都是烈军属子弟学校,后来考上太原市三中,1958年又考上了山西大学,一直读到大学毕业。</strong><br></br></h3></br><h3><strong>人民政府还给母亲安排了工作,在太原市烈军属工厂当工人,由于身体不好,母亲早早的吃劳保在家休息了,生活费一直到去世还有发放。父亲虽然没了,但是他用生命给我们的母亲和我们姐妹,以及天下所有穷苦人换来了新生活,我们感谢父亲,感谢那些帮助我们的恩人们,感谢党和新中国给我们的这一切。</strong></h3></br><h3>大姨在她的回忆录里,记录了很多新社会带给她的感受,记录了很多人对家里的帮助和关怀,没有一句抱怨的话,没有一句灰心丧气的话,表现出一个新中国的新女性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至今读来都让人乐观,涌动着那个时代特有的蓬勃朝气!</h3></br><h3>大姨接着回忆说:</h3></br><h3><strong>进入新社会,虽然也经历过这样那样的运动,但对普通人来说,工作每天都是很忙,家里的孩子越来越多,回了家就很累,不像当了干部的,顾不了那</strong><strong>么多</strong><strong>。</strong></h3></br><h3><strong>在这忙和累中,时间过的很快,转眼十几年就过去了,那是在1964年,我因为工作需要,又脱产学习一段时间,参加了一个高级教师的培训,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又脱产上了大专学历。</strong></h3></br><h3><strong>学习期满,又赶上要放假了。加上最小的孩子也两岁多了,就感觉到有了一点自己的时间。突然间,那个埋藏了多少年的念头冒了出来。我就和母亲商量说,我快放暑假了,这个假期我要去武乡砖壁村接我爹爹去。</strong></h3></br><h3><strong>母亲开始时不同意,觉得我一个女人家办不了这么大的事情。我打定主意后,就去民政局打听,还去打听了去武乡县的道路和路程。民政部门的回复很简单,可以拿上烈士证书到省民政厅开证明,到了县里面会安排配合。</strong></h3></br><h3><strong>打听道路时才知道,要先坐汽车到武乡县,到了县里面坐长途车去镇上,再想办法去砖壁村,估计要两天多时间。不管怎么难,我觉得既然有这个机会,再难我也要去这一趟。</strong></h3></br><h3>大姨接下来说的话,让我们既觉得离奇,又从心底里很佩服。大姨说:</h3></br><h3><strong>1964年的暑假,我开上民政厅的证明,倒了几次车到了武乡县里面,拿上证明见到了一位牛副县长,也是个老干部,见了面握着我的手告我说,放心吧,我们安排全力配合。我突然觉得好像看到了父亲,当时就哭的出了声。</strong></h3></br><h3><strong>在武乡住了一夜,第二天坐了个去镇上送货的车,摇摇晃晃的直到下午才到了蟠龙镇,当天再去村里来不及了,就住在了镇上。</strong></h3></br><h3><strong>第三天镇里派了个民政干事,陪我开了去村里的介绍信,从镇里出发,步行走了几十里路才到了砖壁村村里。民政干事向村里的书记介绍说,这是在咱村牺牲的烈士家属,来迁遗骨的,你们尽力帮助找到。</strong></h3></br><h3><strong>书记很深情地点着头,马上给我们派了饭,到一家农户家去吃住。进了这户农家,女人不做饭也不走,我问她什么事情,她才说,同志,不怕你笑话,你能不能先把伙食费给我,我去买点盐咱回来做饭,那时吃一天饭三角二分钱,一斤粮票,她拿了八分钱买回一斤盐,做了煮菜糠面汤饭,真是清汤寡水。估计那剩下的盐就是她做这一天饭的所得。</strong></h3></br><h3><strong>吃过饭,书记安排配合我去挖遗骨的几个农民哥也拿着工具到了。在往村东头土地庙走的路上,农民哥告我说,前些年已经来过一些迁遗骨的家属了,还有湖南四川那么远的,他们挖遗骨也不是一次了。</strong></h3></br><h3><strong>到了地方一看,我就有点迷糊了,一大片墓堆,有的还有坟,有的是个土坑,当年立的木牌都朽没有了,虽然看出有人管理,但毕竟二十多年过去了,怎么数几排几列呀。</strong></h3></br><h3><strong>带头的农民哥有些岁数了,问了我三排第三个,来回看了几眼四周就叫人一起开始挖了。挖出第一个一看牙齿,我说不是我的父亲,埋住了,又看了看继续挖。我按照恩人说的腿部中弹的特征和母亲说的牙齿的特征,接连又挖了两个都不是我的父亲。</strong></h3></br><h3><strong>这时候天已经晚了,我急的又哭了起来,这时候队长听说没挖到也来到了墓地,他说你别着急,今天先这吧,累了一天,休息好了明天再找,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父亲。</strong></h3></br><h3><strong>回到村里,看见许多老乡坐在自家台阶上,我来村里寻找父亲遗骨的事也在村里传开了。这里是革命老区,虽然很苦很穷,但老百姓的觉悟很高。</strong></h3></br><h3><strong>抗战时期武乡县是八路军总部的所在地,能看中这个地方,除了村子西北南三面临沟,东面是山,易守难攻之外,还有更重要的是群众基础好,很多人家都有子弟参加八路军。</strong></h3></br><h3><strong>看到我们过来,有人就和我打招呼,有个上点年纪的婆姨还走过来问我说,你一个人来找你爹?没有相随个男人?你是哪里人呀?家里还有什么人,我回答了,但心不在焉的。她又说了一句话,反而提醒了我,她说,明天给你爹烧点纸吧,他们都睡着哩。</strong></h3></br><h3><strong>在我们的老家,凡是清明节中元节上坟时,都要给先人烧纸,我怎么就把这事给忘了。虽然受了这么多年的教育,现在的我们不信迷信,但是我也实在想不出其他的办法能够尽快找到父亲,那就试试吧。</strong></h3></br><h3><strong>第二封家书</strong></h3></br><h3><strong>1964年,父亲的遗骨(下)</strong></h3></br><h3><strong>当天晚上我也不想吃饭,胡乱吃了几口就躺到床上胡思乱想,一会儿哭,一会儿回忆一些久远的事,天快亮了,我也迷迷糊糊睡着了。</strong></h3></br><h3><strong>第四天早饭后,我就到村里的供销社买了几张糊窗户的白纸,买了只有一种的动物饼干,又和几个农民哥去了地里。一到地里看到昨天挖开又埋住的新土包,我就放声大哭起来并念叨着,爹爹啊,你孩儿千乡百里来找你了,你等了这么多年了,咱们回平遥去吧,你就让我找到你吧!</strong></h3></br><h3><strong>哭了一会儿,烧上纸,在那个条件下,也没有个盘子碟子的,我就直接把饼干纸包撕开,摊在地上。队长看见我烧纸,怕人家说搞封建迷信,赶紧走开了。接着我们又挖开了第四个,结果还不是。</strong></h3></br><h3><strong>这时有人说,女同志你是不是记错了,我说这个数字我说梦话也说不错。他们停下又开始讨论了,有的说这小路原来没有这么宽,而且第一个也和后面的对不齐,我们只是往里挖,是不是把最边上那个挖开看看。</strong></h3></br><h3><strong>他们挖了快两天了,也不怕多挖一个就会累着,接着就开始挖最边上那个,其实就是我昨天今天一直蹲在的那个快平了的土堆。挖了不到一米,就看到了原来的棺木已经朽塌了,捡起头骨一看,我就感觉到是我的父亲,因为我一点都不害怕,赶紧看牙齿特征,和母亲说的一样,继续挖大些,露出更多的骨头,找到腿骨时,果然长骨头上没有关节头,有个人说,这就是吧!</strong></h3></br><h3><strong>我看见那根骨头,就像看见了我的父亲,于是放声大哭起来,把这一路上的委屈,不容易,和思念落地之情全部宣泄了出来。</strong></h3></br><h3><strong>大家七手八脚帮忙捡骨头,边捡还边说,仔细点把大大小小都捡上,有这么孝顺的闺女,一定要让她爹全全合合的回老家去,大家用我带来的一个大单子把骨头都包上,把挖开的坑填上,我自己背着自己的父亲跟农民哥们回到了村里。</strong></h3></br><h3><strong>村里靠南有个戏台,我们走回村里时,书记已经等在那里,他说村子里在外面去世的人和村外的人去世了是不进村子的,你父亲是为了保卫我们牺牲的,这要走了,今天就让他在村里的戏台上歇一夜,于是让人把骨头包袱接过去放在戏台上,找了一个油灯,让我去供销社买了一点煤油点上。</strong></h3></br><h3><strong>我这两天内心的焦急全部变成了感谢,用我带的钱又买了一缸子散白酒和两个粗碗,倒了一碗敬给了我的父亲,另倒了一碗递给书记和旁边帮忙的人,也没有吃的,就那么传递着一人喝了一口,就算是我的感谢了。晚上,书记又安排了个人一宿守灵,让我回去农家好好睡一觉明天回去。</strong></h3></br><h3><strong>第五天早上吃过饭我到戏台去,看见桌前摆了个小花圈,是村里人自己做的。两个干部陪着我,一会儿学校的老师领着一支学生乐队来了,干部说,在咱村牺牲的每一位烈士家属来搬迁,我们都给予尽力协助,并做简单的送行仪式。</strong></h3></br><h3><strong>村支书讲:经过几天的寻找,终于找到了冀绍禹烈士的遗骨,今天要送回原籍安葬,开始启程!前面有人抬着花圈,接着是小学生的乐队,两个干部帮我抬着父亲的遗骨,就这样走出了村口,向镇上走去。</strong></h3></br><h3><strong>我们来到镇上民政所,将找遗骨的复杂艰难过程向镇里的领导汇报了,村里的干部交了差就返回去了。我把包袱放在民政所,赶紧到镇上的邮电局给母亲拍电报,告知母亲:父亲遗骨已找到,速回平遥。</strong></h3></br><h3><strong>回来后,镇上的人告诉我今天下午没有去县里的车了,当天晚上我住在镇上。</strong></h3></br><h3><strong>第六天早上七点,买上票我抱着大包袱挤上车,又摇晃了大半天到了县里,县政府的人接待了我,问我怎么去了好几天才回来,我给他们说了整个过程,他们也觉得不容易,同时告我说,今天没有车了,只能明天坐车去太谷县,从太谷坐火车回平遥,安排我当天住在招待所。</strong></h3></br><h3><strong>回来这一路上我都是紧紧地抱着我的父亲,生怕遗失了,走到哪里都不离身。住招待所也是放在床底下不敢让人知道,怕惹麻烦。那时候住宿都是男女分开,几个人一间,每次我都要悄悄的和父亲说,和姑娘对付一下,回去就好了。</strong></h3></br><h3><strong>几十年过去了,我有时就想,从来没有和父亲一起出过门,这是唯一的一次,而且是这么一种方式,我却一点也没有感到什么害怕。</strong></h3></br><h3><strong>第七天早饭后,坐上车我顺利到了太谷,记得下了车是中午,下午四点才有去平遥的火车,还需要等三个小时。我抱着包袱到一个卖水的小桌子旁边,二分钱买了一碗水,正喝着,就听到浓重的平遥口音也要买水喝。</strong></h3></br><h3><strong>那是个司机,他的大车就停在一边。我就用平遥口音问他说,师傅,你是去平遥的吗?他回答说是,又问我你也是去平遥?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问他能不能把我捎上,要不我还要等几个小时。</strong></h3></br><h3><strong>他看我一个人又是女的,像个老师干部,就说,今天副驾正好没来,你要愿意就坐上吧,东西放到后面马槽上,我说东西不重我抱着吧,他看我觉得奇怪,但也没再说啥。很快的,一个多小时,我们就到了平遥。</strong></h3></br><h3><strong>师傅一直把我送到门外的大街上,回到家里,我们娘儿们几个又抱着包袱大哭一场,我又把一路上的事情和母亲她们说了一遍。说到这个司机师傅,也没有要我的钱,也没有请人家来家喝个水,抽支烟。甚至连单位名字也没有问问。那时候的人就那么单纯,谁都是很相信别人,能帮人就帮人,根本没有要什么回报的事情。</strong></h3></br><h3><strong>后来我们到平遥县民政局去办理了烈士手续,记得当时还拨了款给打了棺材,由于县里没有烈士陵园,政府帮助我们把父亲埋到了家里的墓地里。离家27年的父亲终于在50岁冥寿的时候回到故土,入土为安了。</strong></h3></br><h3><strong>回想起这件事已经又过去五十多年了,我深深体会到,几十年来党和政府始终没有忘记烈士们的贡献,特别是对我迁移父亲遗骨这件事,中间有那么多人无私的给予帮助,从寻找,运回,到安葬,全部负责到底,我们一家人内心充满了感激。</strong></h3></br><h3>复述了一遍大姨的回忆录后,我还要补上几句话。</h3></br><h3>2021年,在前所未有的新冠疫情期间,我有机会在几个朋友的陪伴下,开车去了一趟武乡砖壁村。因为这个念想放在我心里太久了。</h3></br><h3>我们开车走着宽敞的高速公路,从县里去砖壁村的专门旅游公路也修好了,车子很快到了村里,一位老八路的后代是讲解员,我拿着大姨写的稿子,他领着我们一步一步的重走当年的路径。</h3></br><h3>由于武乡县打仗多,牺牲的烈士也多,县里已经修了好几个烈士陵园,砖壁村没有迁走的烈士墓都移到了烈士陵园。那个曾经的戏台也重修了,立了新碑,现在是祭奠本村烈士的地方。</h3></br><h3>我还去村南的深沟边上祭奠了姥爷,据恩人的记忆,那儿可能就是姥爷中枪的地方。现在的村子修的很漂亮,是红色旅游的必到景点,村西村北的沟已经填平了,现在的主题是发展,老乡们再也不用怕什么人再来侵略他们了。中国人受人欺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h3></br><h3>在那片曾经被包括姥爷在内的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土地上,我跪下来给先辈们磕了三个头。姥爷的尸骨就是无字的家书,那家书上您们说的话,我会永远记得!</h3></br><h3>注:大姨冀英已经于2015年去世,享年85岁。仅以此篇纪念逝去的亲人。</h3></br><h3><strong>第三封家书</strong></h3></br><h3><strong>民国23年,《国师月刊》第五卷</strong></h3></br><h3><strong>冀绍禹《我的自传》</strong></h3></br><h3>2017年4月的一天,我在网上浏览,自从大姨和母亲写了关于姥爷的回忆文章后,我就特别留意网上的信息。</h3></br><h3>那天我键入姥爷的名字后,网上搜到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民国时期山西知识青年婚姻的缔结》,是刊登在《山西档案》杂志上的一篇论文。</h3></br><h3>文章的内容是民国时期山西青年婚恋的调查研究。我把网页放大,仔细阅读了一遍,终于发现了文章里提到的那个名字:冀绍禹。文章介绍说是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的学生,在学校里写的自传中提到了自己的婚姻,作者认为有统计学的意义,于是就在这篇论文中引用了上述材料。</h3></br><h3>我当时就激动的涨红了脸,“冀绍禹,国民师范”,有那么巧吗?我又快速的浏览到文章的结尾,看到参考文献目录如下:</h3></br><h3>[9]民国二十三年《国师月刊》第36号第5卷第8、9合刊(民国二十三年11月30日出版)所载学生自传。</h3></br><h3>作者在文章里还写到:<br></br></h3></br><h3><strong>笔者在山西省图书馆找到了非常珍贵的民国二十三年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学生的个人自传和民国二十五年太原部分中学校的校刊。其中提到婚姻自主权的17位学生,武绍雍,师范二年级生,来自霍县贫民,张明德,师范三年级生,其父为省立第一师范的教务长,初中三年级生李唐、宗瑞昌,师范一年级生卫怀珠,师范二年级生梁学信、张岳、王炳麟、冀绍禹、杨建荣、张引江、胡赋行,师范三年级生刘路明、韩景富和年级不详的梁效宽。[9]”</strong></h3></br><h3>原谅我在此大段的粘贴作者的原文,我实在是太激动了。感谢作者引述了历史的资料,才让我能有如此离奇的机会,得到在纸质时代完全不可能得到的自己先人近百年前的信息!</h3></br><h3>我把这些名字粘贴在这里,在网络时代,谁说不会有上面这些名字的后人通过搜索,又从这里找到了他们先人的线索呢。感谢作者无私的写出所引资料的来源和存放地点,让我能有亲手抚摸记录先人历史的那些文字和纸张。</h3></br><h3>我曾经想联系文章的作者当面向她表达感谢,转念又想,可能不打扰才是最大的尊重吧。虽然没有去联系这位作者,但是我内心把她看做是为姥爷传递这封家书的恩人。</h3></br><h3>我不知道在1934年就读山西省立国民师范的学生有多少人?就读的学生中写了自传的有多少人?写了自传又被刊登在了《国师月刊》上的有多少人?民国二十三年《国师月刊》第36号第五卷印了多少册?九十年后的今天这本校刊存世还有多少本?在当今的十几亿人群里,和那几个名字有联系的人又有几位?有联系的人中看到这篇论文的又有几人?几乎可以问十万个为什么?但我敢说,问到最后,就是我一个人!</h3></br><h3>在搜到这篇论文后没有几天,我和我爱人一起去了作者所说的山西省图书馆新馆,找到了装修古色古香的晚清民国资料馆,看到一排排巨大的樟木柜子。</h3></br><h3>两位馆员查看了我们递上的身份证和要查阅的资料名单期号,转身去打开一个大柜门,柜门是全木封闭式的,我赶忙凑过去,一股扑鼻的樟木香味立刻冲了过来,我看见里面摆放资料的半截柜子里只有不多几本。馆员小心翼翼地带着手套捧出发黄的十六开大小的那本《国师月刊》。</h3></br><h3>当书摆放在我面前时,我轻轻翻动,找到了印有姥爷自传的那一页时,当时我就哭了,不是嚎啕,只是无声的泪流,我爱人赶紧把书推远点,怕把泪水滴到上面。我看不清楚上面的文字,泪水把眼睛搞的模模糊糊的,感觉那页面就像一张脸看着我,似乎要说话,但是又没说话。</h3></br><h3>我们看了一会儿,两个馆员在她们的桌子前面静静地坐着,经意不经意的看我们一下。我爱人悄悄说拍个照片吧,回去慢慢看。我快速拿出手机拍下了照片,把书轻轻合上,双手拿起来掂了掂,分量很轻,我又打开印着姥爷自传的页,再看了看,视觉还是不清楚,感觉还是一张脸看着我,我把书又合上,再托起来,又觉得很重。还书时,我们请馆员为桌上的书、我和我爱人拍了合影留念。</h3></br> <h3>国师月刊登载的冀绍禹烈士求学时写的自传</h3></br><h3>原刊物现在在省图的民国史料馆</h3></br><h3>这份自传大约有3000多字。在这份自传里,姥爷写了三方面的内容。<br></br></h3></br><h3>一是他的求学经历,包括他的家庭,父亲,启蒙的先生,读书和考学的经过等等。</h3></br><h3>让我们看到了,他的父亲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家道中落后,由请先生家学,到走出家门考入新式小学中学的经过。</h3></br><h3>二是他的家庭、父亲、婚姻。</h3></br><h3>平遥县站马道街冀家是个大家族,自从元朝就在平遥县做官,明清时已是远近闻名的巨商。姥爷是家里的长子,他自己有五个兄弟,两个妹妹。在姥爷的叔伯兄弟排行里他排第五,所以我小的时候,听老家的人喊我姥姥叫五嫂。</h3></br><h3>姥爷小的时候曾过继给无子的本家伯父,继承了平遥城内大街上很大的一串院子和商铺买卖。听大姨说,父亲走了以后,就是商号的掌柜每年给家里送利钱,才让一家老小生活下去。</h3></br><h3>姥爷的父亲人称五掌柜,据说给城里的大票号当过武汉商号的掌柜,后来平遥票号行业衰落了,他把家里的财产包括媳妇的陪嫁赔了东家的本钱才赎了身,晚年就回家读书教子,不问世事了。</h3></br><h3>在叙述婚姻的部分,姥爷提到了自己过十二周岁生日时,父亲和来参加宴请的一位太太,给他和我的姥姥定了亲。也就是这一段,引起了后世一位研究民国时期青年婚恋的学者的注意,才把这份史料勾陈出来,让我们得以知道。</h3></br><h3>当</h3></br><h3>然,以他当时省立师范学校的学生角度看,他对这种父母之命的婚姻,态度上是不赞成的,可他哪里知道,他娶的这个大家闺秀,不仅有当时一般人家女子没有的文化,更有一般男人都没有的坚韧和担当。</h3></br><h3>姥姥嫁过来后,特别是姥爷走了以后,几乎是23岁守寡,以柔弱之躯担起了这个家庭的全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姥姥是我们整个大家庭的家长和人望,得到所有亲戚们的认可和尊重!</h3></br><h3>三是在自传里姥爷隐隐的反映了自己的思想,写出了对社会,对人生,对眼前的学校学习生活表现出一种忧伤和彷徨。</h3></br><h3>当时姥爷已经是中共地下组织的成员了,他们上的是阎锡山治下的高等学校,很多话不便明说。但是对一个热血青年来说,九一八事变的国耻,军阀混战的国家,民不聊生的社会,都是他们心里的忧和恨,所以他的笔触是灰暗的,前途是渺茫的,但他又是不屈的,向往的。</h3></br><h3>他自传的最后一句话,<strong>“唉!过去的一切,也不必追念,现在的我,只有拿出大无畏的精神来,向改造社会的光明路上走去就是了”。</strong></h3></br><h3>读到这里,我又泪目了。结果是,他说到做到,他没有流连眼前看似平静的生活,终于以大无畏的精神,冲上去,用自己的身体做了火把,照亮了改造社会的光明之路。</h3></br><h3>姥爷从相隔几重的时空,以一封大书告诉了后人,他的来龙去脉,他要走和已经走的路。</h3></br><h3><strong>第四封家书</strong></h3></br><h3><strong>2019年</strong></h3></br><h3><strong>《抗战前平遥中学校友录》</strong></h3></br><h3>我喜欢读书,也经常买书,有时候为了找一些已经绝版的书,经常会光顾“孔夫子旧书网”。因为以前在一个叫“梦乡网”上搜到过《抗战前平遥中学校友录》这么一个信息,我就留意着有关的平台或网站有没有这份材料。</h3></br><h3>这个信息吸引我的地方是“抗战前”、“平遥中学”这两个关键词。因为从我收集到的资料中我了解到,我的姥爷曾经就读于“平遥中学”,而且是抗战前。我想知道,这个材料里面会不会有姥爷的信息。</h3></br><h3>近几十年来,接受各种教育的人越来越多了,由校友、学校、老师编写的各种校友录简直多如牛毛。但是,以“抗战前”为时限的校友录可能绝无仅有。</h3></br><h3>因为时间久远,时过境迁,记忆漫漶,人事摧折,编写难度极大。所以一旦编成,极其珍贵,所编之人,必是高寿,所录之人,必是著名,所读学府,必有传承。</h3></br><h3>2019年7月的一天,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搜索资料,突然一个信息弹了出来,售《抗战前平遥中学校友录》一册,刚刚上书。我当时紧张的心差点跳出来。因为专门有人搜集这个专题的资料,秒秒钟就可能被那些行家收入囊中。</h3></br><h3>我看都没看价格,立即点击下单付款,订单生成的那一刻,我紧张的手心都出汗了。在和卖家电话沟通时,我故作平静的嘱咐包好点,防水湿,要寄邮政挂号。没过多久,投递员送到单位,我签字收件,一颗心算是落到了肚子里。</h3></br> <h3>这是一册自印版铅印横订的资料,淡黄色封面,简洁朴素,纸质很厚,一共32页,前面有当年老师的题词,有汇集说明,落款是北京的部分同学,编写于1987年4月等记录。</h3></br><h3>汇集说明中写道,平遥中学从她的前身——励志中学1928年11月改建为平遥中学后,到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教职员约60人、学生共约500余人,计13个班。我手数了一遍本册所录人名,共计教师60名,学生427名,备注为牺牲的27名,被敌杀害的14名。资料的末尾还有三页手写表格《北京同学通讯录》,记录编写复印于2000年春节。</h3></br><h3>这本资料的品相很好,只是没有此册所有者的信息,有点遗憾,但当时我并没有想那么多,拿到手,赶紧就一目十行的翻看。有了,有了,当翻到第12页时,一行字显得那么亲切熟悉:</h3></br><h3><strong>中五班(1930-1933)</strong></h3></br><h3><strong>冀绍禹  平遥城内人  </strong></h3></br><h3><strong>原129师772团政治处技术书记  1940年百团大战牺牲。</strong></h3></br> <h3>没错,就是我的姥爷!历史有可能迟到,但从不会缺席。人生走过,必有印迹。</h3></br><h3>当我继续往后看,数学生的人数时,又在17页看到一行亲切熟悉的字迹:<br></br></h3></br><h3><strong>中八班(1933-1936)</strong></h3></br><h3><strong>冀绍凯  平遥城内人</strong></h3></br><h3><strong>原八机部副部长  现航天工业部顾问</strong></h3></br> <h3>这不就是大姨和母亲的二叔吗。</h3></br><h3>解放后,亲人们都建立了联系,近况都知道,但是在《抗战前平遥中学校友录》中看到兄弟俩的信息,还是让我既激动又惊奇的。<br></br></h3></br><h3>从前面的资料中能够看出,抗战前的平遥中学是一个革命的摇篮,在她的老师里面,就有很多的中共党员和革命者,学生中据不完全统计,有接近10%是牺牲或被敌人杀害,至于后来当了部长和各级领导干部的就更多了。</h3></br><h3>近代中国革命风起云涌,大浪淘沙,无数仁人志士弃笔从戎,奔赴国难,一册抗战前平遥中学的老师学生录,就是一部民族抗战史的缩影,就是一部平遥县城史、革命史的缩影。</h3></br><h3>名册里还记录了很多有名字但无内容的普通人,记录了有投敌被人民处决的,还有从事各行各业的手艺人和买卖人,也有当了高级干部和各级领导的人。</h3></br><h3>虽然我的姥爷英年早逝,但他能够以“革命烈士”的称号记录在这么一册民间自编的资料里(当然,中华英烈网上也有冀绍禹烈士的信息),我无比激动,更是无比自豪!姥爷的丰碑,是他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耸立的,永远立在故土大地上,永远立在我们后人心中!</h3></br><h3>2024年,将是姥爷诞辰110周年。他23岁离家参加八路军,直到牺牲,也没有给家里寄来过一封家书。以他的求学经历,可以有多种选择,可以继承家业去经商,可以以己所学继续当个教师,也可以去乡下守着自己的妻儿耕读传家。</h3></br><h3>但是他都没有,他毅然地选择了放下笔,离开温暖的家,去拿起了枪。我们相信,他是为着天下更多的妻子儿女们能过上团圆的日子去奋斗的,他直面了牺牲,他有更大的理想和更坚定的信仰!</h3></br><h3>姥爷的身体已经被日寇杀害了,但我相信他老人家有在天之灵。虽然,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家里没有收到过他的家书。但是,在1949年,当革命胜利的时候,他的战友送来了他唯一的一张单人照片,英姿勃发,儒雅平静,让他自己永生在青春之年<strong>(有像)</strong>。</h3></br><h3>在1964年,当他50岁生辰的时候,当年幼小的女儿,在当年战友的指引下,历尽艰辛,亲手捧回遗落他乡23年的遗骨,归葬故土,(姥姥去世后,我们又为两位老人进行了合葬,虽未能同生一堂,也是了了死后同穴之愿)<strong>(有体)</strong>。</h3></br><h3>在2017年,在他离开妻儿家乡奔赴国难80年后的一天,隔着数重时空又通过她人之手送来了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他20岁时亲笔写下的《我的自传》,记录了自己的身世,求学,人生寻路的思想历程<strong>(有源)</strong>。</h3></br><h3>在2019年,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也是姥爷牺牲的噩耗传来70年之际,又通过网络空间,让我们找到了《抗战前平遥中学校友录》,他少年时期求学路的足迹,曲折地告诉后人,他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怎样能够抛下家庭妻儿,义无反顾的去投笔从戎、慷慨赴难的<strong>(有义)</strong>。</h3></br><h3>姥爷自己真是活出了人生的大时代,大境界,大时空,大气概,而且有像,有体,有源,有义。跨越九十载时空,通过四封无字的家书(指不是自己亲笔书写的意思),一张像,一具骨,一自传,一名录,把自己给家人,给时代做了一个彻底的交代,也是一个彻底的安慰。</h3></br><h3>我的母亲是遗腹子,生下来就没有见过父亲,对我们孙子后辈来说,姥爷就是一个故事,一个传说,但从此以后,姥爷他永生了!</h3></br><h3><strong>补记</strong></h3></br><h3>由于篇幅有限,几位恩人的事迹,大姨和母亲的二叔三叔(都已过世)的事迹本篇没有提及,待以后再述,但亲人们对家人的关心照顾我们后人永远铭记。</h3></br><h3>平遥冀家巨贾大儒,一门英烈,故事还很多,以后我们还会继续寻访,把历史记录下来。关于姥爷所在部队及职务,几处记载均有不同,这与战争年代有关,也与我们走访调查资料不足有关,如有恩人指正,不胜感激。</h3></br><h3>2020年,国家成立退伍军人事务局,关于现役退役伤残烈士的信息管理更加重视、全面、规范。在更换烈士证书的信息采集时,我们专门到太原市杏花岭区退伍军人事务局查询信息,从档案馆调阅了到了原始的文件。</h3></br><h3><strong>《山西省人民政府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strong></h3></br><h3><strong>查冀绍禹同志在革命战争中光荣牺牲,其光荣事迹当永为世人所钦敬,其家属亦当备受社会上之口口,除依[华北区革命军人牺牲褒恤条例]发给恤金外,并发给此证以资纪念。</strong></h3></br><h3><strong>主席  赖若愚</strong></h3></br><h3><strong>副主席  裴丽生</strong></h3></br><h3><strong>一九五O年九月十六日</strong></h3></br><h3><strong>山西省人民政府红色大方印</strong></h3></br> <h3><strong>副页记载:</strong><br></br></h3></br><h3><strong>冀绍禹  男  28岁(虚岁)</strong></h3></br><h3><strong>所在部队及职务:129师386旅政治部科员</strong></h3></br><h3><strong>籍贯:山西平遥县城内人</strong></h3></br><h3><strong>入伍年月:1937年</strong></h3></br><h3><strong>牺牲日期:1940年12月</strong></h3></br><h3><strong>牺牲地点:武乡县</strong></h3></br><h3><strong>口口情形:部队安葬</strong></h3></br><h3><strong>安葬地点:武乡县砖壁村</strong></h3></br><h3><strong>家属负责人:郝玉花(姥姥)</strong></h3></br><h3><strong>填发时间及填发人:市政府民政局   韩志修</strong></h3></br><h3><strong>太原市人民政府民政局章</strong></h3></br><h3>该证明字迹已经模糊,纸张很薄,几乎吹弹可破,保存在档案柜里,有塑料袋包着,我们请求复印一份留存,得到许可。</h3></br> <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5-FeS5u1AoaviG-7rnbC5A" >查看原文</a> 原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著作权归作者所有